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让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追根溯源，探寻山西人性格形成的轨迹吧。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
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与笔者同样是江南人氏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第39卷中，对山西险要的山川地理形势有精彩的描述。他说山西东有太行山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之襟带，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为门户。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
山西境内确实关隘棋布，岭渡星罗，进可攻，退可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东南广阔平原，山西成为由北部边疆地区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故历史上凡是在开封、洛阳、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视山西为其政权的天然屏障，无一例外派重兵驻守。故此，有利时走出大山，外向谋求发展，不利时退守雄关险隘，以求自保，进退有据，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
春秋时，晋国以山西为基地向四周扩展而成霸业，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而建立大唐，北齐高欢、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从太原起家而建立起割据的小朝廷。
宋初，太祖赵匡胤及其弟太宗赵光义数次御驾亲征，几经周折，才扫平了后汉地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国家统一。到了现代，阎锡山在向外发展、争夺北洋政府领导权受挫后，退守山西。以“窄轨”和“村本政治”为标志，以军权为基础，以自办工厂和矿山为依托，独树一帜，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自成体系，思想上自我封闭，成为当时的“国中之国”，在民国军阀中地位最牢，维持地方统治时间最长。
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两重性的思维定势
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逐步形成了山西人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这种两重性的思维定势。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而且也表现在山西商人的心态上。
山西人历来就有经商的天才，其外向开拓精神是外省人难于望其项背的。诚如乔志强先生在其主编的《山西通史》一书绪论中所言：“山西自古有经商和贸易的传统。从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到了汉代山西已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自唐宋迄至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大都有山西商人进行，明代晋商成为与安徽的徽商相匹敌的最大的两个商帮，至清又大盛。清朝盐的贩卖几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揽，而当时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占全国税收的一半。”乔先生还提到，“山西的票号自清中叶之后执中国金融之牛耳。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道光初诞生在山西晋中，自那以后，山西票号终于‘汇通天下’”。
中国历来为人们所注目的是宦海仕途，而清代山西的民情风尚却是重商轻官。”这就是说，山西商人豁达开放的心态影响乃至重塑了山西人的社会心态，可见其改造社会力量之巨，也说明了山西人是何等的大气，其思想认识具有超前性，已有了商业社会的萌芽。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在颇为恶劣的社会环境里，晋商能在经济和金融两个领域执中国之牛耳，保持事业辉煌近五百年，可见其胆识、魄力、战略头脑等外向开拓精神是何等值得称道。与此同时，晋商又把内务，用现代商业术语来说就是内部的经营管理处理得井然有序，职责分明，可见他们性格中还有细致精明的一面，充分显示了山西人性格的两重性。
浓得化不开的恋乡情绪
从社会心理学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晋商内心深处仍受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社会心态的局限，当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羁绊，那就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尽管他们闯荡天下，流寓四方，甚至把经商的触角延伸到国外，“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他们终究还是把外边当做过路的驿站，恋乡情绪浓得化不开，“根”必须留在故乡，经营的总部仍设在平遥、太谷、祁县、榆次诸县不起眼的街道上，宅院则建在原籍的土地上。
于是就有了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神秘而令人产生访幽探微兴趣的大院形成了中国北方民居首屈一指的“大院文化”。随便到哪座大院走走，一定重檐叠院，气势宏大，颇有“一入侯门深如海”的感觉，比较起来北京胡同里死板的四合院显得过于浅显，江南灵秀的园林则显得过于局促，它也有异于笔者曾观光过的欧洲中世纪城堡，大院的建筑布局则更为深沉。但以山西商人为主修建的大院毕竟是封闭型的，它悄无声息地暴露了山西商人心灵深处内敛自守的隐秘!总之，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历史上的山西人奋起抗争，几多盛衰荣辱，几番跌宕起伏，在这片黄土地上演出了无数或威武雄壮或慷慨悲歌的悲喜剧。(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