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就是大院，可一旦成为文化的载体，他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神秘老人，孩子从他身上寻找慈祥，学者从他身上寻找历史，诗人从他身上寻找灵感，商人从他身上寻找智慧。英国人有句俗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我们可不可以说“说不尽的大院文化”呢？
张艺谋看到的和余秋雨想到的
在晋商大院中，出名最早的是乔家大院。有人说，乔家大院是因为《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出的名。确实，1991年张艺谋携巩俐等，在乔家大院一住便是好几个月，拍出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一名噪中外的获奖影片，乔家大院也开始名扬天下。1987年是乔家大院开放的第一个年头，接待游客3万余人；从1991年开始，乔家大院的游客猛增。从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中，乔家大院平均每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
不错，乔家大院沾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但在张导眼里，乔家大院绝对是一口资源丰富的文化“老井”。试想，张导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惟独进了乔家大院他停住了脚步。吸引他的不只是那深宅大院，也不只是那古朴的建筑和精细的雕刻，而是弥漫在大院上空浓重的封建庄园文化气息，这种文化气息从深暗的走廊、华丽的房檐、宽厚的门洞、高跷屋脊渗透出来，挥之不去，用之不竭。这不正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所追求的意境吗？他是在用百年豪宅演绎大红的灯笼，也是在用大红灯笼照亮这百年的豪门。由此看来，与其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唱红了乔家大院，莫若说乔家大院成就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继乔家大院之后，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庄园相继露脸，唱响了晋中晋商大院文化，并以其自身的魅力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学者。
与张艺谋不同，著名学者余秋雨走进晋商大院的时候，感情是复杂的，思想是跳跃的。他在《抱愧山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然而，依旧是华丽的房檐，宽厚的门洞，余秋雨在感叹晋商辉煌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思考山西衰落的沧桑经历。余秋雨关注更多的是今天的山西人，今天这些大院脚下的人们。他写道：“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远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这里，余秋雨先生的感觉是极为准确的。乔家大院墙外的人们，或者是其他大院墙外的人们，他们除了看到前辈的辉煌之外，更多的是“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写晋商的文章海了，但是有哪一篇能超过《抱愧山西》呢？余秋雨先生只不过来山西转了一圈，就写出了如此令人称绝的文章。也许是他不在“此山中”的缘故，也许是他站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追古抚今，一感三叹的风格和气度折服了读者。在余秋雨的笔下，晋商那些古宅大院就是一首首诗歌，就是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就是一幕幕戏剧。
晋人眼中的晋商文化
省社科院院长、著名摄影家张成德先生从1996年就开始组织一些摄影爱好者拍摄晋中大院。他主编的《晋商城宅》曾获国家图书奖。他对大院很了解，也很有感情。他对记者说：“山西票号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商业、贸易、经济的发展。晋中在最辉煌的时候曾有‘金太谷、银祁县、铜平遥’的说法，这几个县的银庄票号可以说掌握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此外，他还认为大院是这些商人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产物。大院的主人觉得钱是流动的，是不稳定的，要想真正造福子孙就必须买地建院。那么，是不是正是这种观念，没有把山西带向近现代的辉煌呢？
山西大学文学院王春林教授认为，“大院文化是晋商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从大院中可以了解到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辉煌，感觉到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晋商文化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讲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悄然改写。学而优则仕变为学而优则商，表达了晋商文化的精神。而大院文化正是晋商文化精神的外在标志。因此，大院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活化石’。”王教授的话题太大，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悄然改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晋商之后的山西人呢？
著名女作家蒋韵的见解颇为独到，她在给记者发来的Email上说：“目前的‘大院热’，是建立在‘旅游热’的基础之上，对它的诠释，往往是旅游化的诠释，甚至，庸俗化地穿凿附会，不够严谨和严肃。建筑是研究一个时代文化生活最好的标本，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无可更改的真实性。‘大院’是山西的瑰宝，我觉得，在强调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更要真正的爱护它，认真地研究它，解释它，尊重它。对历史，也要像对自然一样，有敬畏之心。”
生活在大院墙角下的普通百姓
晋商文化给世人一个重新认识山西的窗口，对于生活在大院周围的人们来说，晋商文化足以让他们引以自豪。晋商大院周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谈及晋商的传奇故事，几乎人人都能说一串串。他们知道乔家白手起家，一点一点积累的艰难，他们知道常家“两头在外，借鸡下蛋”的智慧，他们知道王家抓住机遇，迅速发迹的辉煌，他们知道日升昌票号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可是他们却只愿意在大院周围守着前人的辉煌做些小生意。记者采访了一位在乔家大院附近摆小摊的中年人，他也姓乔。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出去时。他说：“我也曾经出去做过生意，也稍挣了点钱，可是时间长了年纪大了就想回家了。在这里做生意投资少，风险小，又可以守着老婆和孩子，现在真的是不大愿意出门了。”据了解，乔家堡现在出去赚钱的农民相当少，大部分都抱有老乔这样的心理。一项解放初期的调查数据说，那时候60%的祁县人都是在外的买卖人。
乔家民俗博物馆助理馆长刘立本说：“大院给当地人带来最直接的就是经济效益。乔家大院2002年的门票收入是930万元，如果2003年没有非典影响的话，突破1200万元是没有问题的。大院成了当地人的‘金饭碗’，直接解决就业人员200多人，乔家大院周围做生意发旅游财的也不下百户。”乔家堡农民贾万智告诉记者，在大院没有开发以前，村里的街都是土街泥路，现在水泥路整整齐齐的。因为乔家大院旅游收入颇丰，村里还给农民实行了减免农业税、免费用自来水等优惠政策，乔家堡农民实实在在是享受到了。(作者：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