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识”，大概是治学的过程中两个同等重要的要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大概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相对而言，“学”可能侧重指功力，“识”或“思”可能侧重指识力或见识。近年来我参与了一些杂志的组稿工作，感触很深的是如何衡量一篇文章的价值？专门编杂志的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在使用两个标准，一是看是否有功力（占有材料的多少）；再一个就是看是否有见识、思想、洞察力，见解是否深刻，是否能使人明白一些事理。在许多情况下，功力和见识同时达到炉火纯青、高度互动程度的文章，比较少见。多数文章，要么偏于功力，要么以见解取胜。人们的治学可能也是这样。功力与见识同时臻于极境的，绝对是大师，而对大多数人而言，必有一偏。于是矛盾产生了，“门户”出现了。功力与见识在治学过程中哪个更重要？换句话说，学术研究当中功力与见识哪一点处在更活跃、更主动、更积极的位置上？从治学发生的程序上来讲，应该说，“功力”也就是读书搜集材料积累知识处在治学的初始环节上或基础地位上，因为没有“学”，根本就不会有“识”，“识”以“学”为前提。但是，承认这一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识”是次要的、被动的、消极的，乃至可有可无的。实际上，两者在治学的整个过程中互为前提、平等互动，因此既不可偏举，更不可偏废。
一、功力
何谓功力？我们认为，相当多的情况下，功力可能就是你在读书上所下功夫的多少深浅。这当然需要长时间的日积月累。古圣先贤对此看得十分的清楚，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箴言性规劝。所谓“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荀子?劝学篇》），“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大略》），“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礼记?学记》），等等，看重的其实都是一个学问的积累问题，一个在某一领域某一方向用功多少的问题。以季羡林先生的糖史研究为例，从1981年写《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开始，到《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到《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再到后来的《糖史》，季老十余年里一直关注着“糖”的问题。谈及《糖史》的写作他总结说：“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资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年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的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资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季羡林：《季羡林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形象和“准确”一点而言，“功力”在这里正就是季老大热天里枯坐观书的“挥汗如雨”！有谓“青灯黄卷坐对千古”，我认为这正是通常人们所谓“功力”一词最起码的一层意旨。
功力所含的方面应很广，首先的一点指的是人们从事学问的最最基本但往往又是极其重要的基础素养的问题。一如前面提到的“操缦”之于“安弦”，“操缦，非乐之正也，然不学乎此，则于手指不便习，而不能以安于琴瑟之弦矣”；“博依”之于“安诗”，“博依，非诗之正也，然不学乎此，则于节奏不娴熟，而不能以安于诗矣”（〔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63页。）：这些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从事正业的基本素养的问题，一个是否具有置身正学的基本素质，是否具有那些最最起码却又极其重要的功力的问题。张之洞说的更为透彻和明白：“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这些“入”字所标志着的递进关系的前者对于后者来说很明显也是一个基本素养的问题，是一个你是否有资格、有条件在后一个领域做出成就的必备功力的问题。
再进一层，就学者所关注的领域范围内来看，功力问题还侧重指对专业基本典籍的熟悉程度。所有成功的学者一定要精读本方向的基本典籍，在这方面，前辈学者留下了非常多的论述。颇为读书种子陈寅恪所推重的黄庭坚早就告诫人们“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六事箴言?三一》），带有经典性质的书是必读书。一些基本典籍必须要看，不看肯定不行，内行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欠缺。读经典书，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章黄学派讲究读“八部书”，读说文尔雅广韵等，其余基本不看，走向极端的甚至认为“八部书外是废物”。著有《北周六典》的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入门弟子，他也认为治学就像打仗一样，得有自己的基本队伍。打仗要靠父子兵，经典著作是部队中的核心队伍，治学也是一样。几本经典性质的书必须读烂，它才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东西。王仲荦先生的基本队伍是《资治通鉴》，他读得烂熟。山东大学的张维华先生，研究中西交通史，他的基本队伍是《史记》、《汉书》和《明史》。童书业先生说：我一生治学，有赖于五岁启蒙，八岁读书，一部《左传》读得烂熟。童先生的基本队伍自然是《左传》。前辈的经验值得珍惜。我们的精力非常有限，20世纪学术的大变化又是分科治学，专业性越来越强，根本不可能把有限精力分散到多个领域。所以，唯一的可能是把本方向的书读熟读烂。
再放大一点来看，在整个学术原野的比照下，“功力”的另一层含义便是治学的“老营盘”和“根据地”的问题。治学必须要有自己擅长的“专属性”的领域和阵地，这既是功力内涵的重要一维，同时也是评价学者有无功力的一个量度。治学须得像梁山伯的好汉，扎硬寨，打死仗，牢牢站在某个山头上。有无自己专属的领域，这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把你与某个领域联系起来，把某个领域与你的名字联系起来，别人一提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研究哪个领域的，或者一涉及这个领域就绕不过你的名字，这就说明作为学者，他们已经是成功了。有的人研究一辈子学问，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可有可无；或者别人在研究某个领域时不提你不影响对这个领域的概括，这都意味着你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当然也有例外。前段时间我们对赵俪生先生有个8天的学术采访，感受比较深。学术界有人讥讽赵先生在治学方面换的领域太多。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确，赵俪生先生研究领域是比较多，从农民战争史到中国土地制度史再到文化史，跨度很大。但我和赵先生一见面，我就发现赵俪生先生是属于才华横溢型的，他的天才使他的研究领域可以不受限制。谁能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领域，谁能限制黑格尔的研究领域？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材质不那么出色，那就必须死守住一块地，在一块地上精耕细作，方能有所收获，古人早就提醒过我们“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强调“〔为〕学必有所专”（《文史通义?博约上》），这是章学诚。比他早一个世纪的阎若璩也说“有志之士，务在尽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学以尽其才，固自有可传之道，与可以比儗之人，而无取乎过高之学”（张穆撰，邓瑞点校：《阎若璩年谱》，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4页。）。做学问不是串门，甚至也不能串门。在属于你的“老营盘”里，对所在领域的材料必须尽力去看，甚至要竭泽而渔，防止遗漏。这才能站住脚。所有材料读过了，再对研究的范围进行压缩，“损之又损”，从而找到自己治学的突破口，突破口打开之后，再逐步扩大战果，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这样，你的专属领域就形成了，所谓“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文史通义?博约中》）。
此言功力。
二、见识
再一个是见识。昔贤有言“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文史通义?妇学》），说的就是见识对于作学问的重要。我对目前大学教育的看法是“有学无识”。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确提供了足够多的知识，给了足够的“金子”，但大多没有给“点金术”。大学给了我们很多知识、材料和见闻，还应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见识、洞察力、概括力，这才能应对生活的挑战，这是点金术。亚圣早就说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滕文公下》），深造之以得道，这里讲的可以安居深资藉以左右逢源的“道”，说到底就是一个洞彻玄缈的见识问题。就像写学术文章一样，某条材料用完后，可能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但你由之获得的见解，具有时间上的持久性、空间上的普遍性，这就是说，让你明白了一个事理。现在有很多文章不能使我们明白事理，通篇只是堆砌材料，用表面上的博学掩饰思想的贫弱。我在给博士生上课时经常举蚕与桑叶的例子，历史学家好比是蚕，蚕吃了桑叶，吐出蚕丝，然后用丝来编织出锦绣文章，而不是把桑叶大量堆积在文章当中。这才是最高境界的文章。直接把桑叶一片片摆出，将未经消化的桑叶穿起来，还认为这是有功力，我不敢苟同。尽管洋洋洒洒，但没有什么意义。丝来自桑叶，但绝对不等于桑叶，就像美酒酿自五谷，但绝对不等于五谷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用你的见解来支撑一篇文章，只有这样的文章读后才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才能一扫桑叶的凌乱和五谷的驳杂，才能在二者的基础上变换出丝缎的光泽与美酒的醇香来，怡人心目、润人肺脾，让人回味悠久，让人印象深刻。怎么处理见解与材料的关系？强调见解，绝不是不要或轻视材料。美国一些史学家在处理见解与材料的关系上的方法很得我心。研究义和团的柯文有本《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他在正文中基本上都是见解，他引用许多当年的报道，还有其他大量的材料，都放在脚注中，而用从材料中提炼的见解编织书稿。我看到我们学生的论文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大量靠堆砌材料来膨胀篇幅，看不见作者自己的分析。看完一篇文章，只能感受到前人在哪里，而感受不到作者在哪里，我认为这是现在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这种只重堆砌材料的现象，在我看来是创造力、洞察力与思维穿透力衰竭或缺乏的一个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学复兴”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太偏重材料，缺乏洞察力的文章。赵俪生先生曾在1981年的《文史哲》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篇文章在20年后依然很有价值。那么，历史研究的洞察力来自于什么？如何培养洞察力？如何提高抽象力、概括力呢？途径有不少，答案并不存在唯一性问题。首先，不排除天分的问题。王守仁对于自己的学问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传习录卷中?答聂文蔚（一）》），就是说存在一个天分的问题。赵俪生先生评价某某史学家，说某人很不错，但没有才气，就不愿与之打交道。在做学问时要选择与自己材质相近的专业，你的材质偏于哪个方面，就说明在那方面有天分。假设你愿钻牛角尖，愿两耳不闻窗外事，愿消耗精力在学问上，那很好。这就是做学问最重要的所谓的“量才适性”。才分的差异一般说来我们无法选择、突破。那么见识除了天才的感悟和觉解能力之外还来自那些方面呢？我认为概括来看，它主要的还来自于如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史中求出史识”。因着对相应历史资料的熟稔或相关历史知识的丰厚积淀，而在认识和分析历史现象或历史问题时能够形成他人难以达到的洞见，从对历史的了解中收获对特出的卓识，是见解来源的重要一端。一如许冠三的总结，对中古历史和史料极其熟悉的陈寅恪先生所谓“北朝的胡、汉之分，主要在文化不在种族；南朝的胜流、次门和寒族之别，根本在文化不在籍贯”，所称“唐代安史之乱和日后藩镇割据的基因，虽在种族与文化，但文化是关键”，所信“无论南北，魏晋以后历朝兴衰的关键，实在胡武汉文两集团的分合，合则兴，分则衰”等等，皆是其“颇为自诩的治史通识”的明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80-281页。），而这恰就是我们这里所指的“从史中求出史识”的典型性表现。与寅恪并称史界二陈的援庵先生说的好：“〔人〕只有得到了宽广的专业知识，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全面解决问题。”（陈垣著，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408页。）说起来，这倒可以用作对寅恪从史中求出史识这一点很好的注脚与说明。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历史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程度、深度。我们看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不知比职业或学院派历史学家要超越多少倍。他们的洞察力甚至是一般历史学家一辈子都学不来的。马克思主义能进入西方思想的主流，不是偶然的。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社会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能指望他能认识清楚2000多年前的先秦社会呢？对现实政治的关注、现实生活可以磨练你对历史的洞察力。说这些，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当，一定要保持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不要对生活麻木不仁。如果外界的变动引不起你内心的一点波澜，那表明你已经未老先衰。保持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不影响你对学问的热爱。这是训练洞察力的绝佳机会。首先要当历史的创造者，才能当好历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人性的复杂，你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对人性观察的广度、深度，影响你对历史判断的广度、深度。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历史研究得以进行的假定。没有这个假定，我们就没法研究先秦史、美国史。没有比对人性的观察、比对现实的观察更能训练洞察力的了。我们要始终对现实生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参与者的身份。陈寅恪先生晚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写出《柳如是别传》，但他对人性的见解不可谓不犀利。实际上他对现实是高度关注的，余英时等人就在他的诗词背后发现了许多东西。
训练洞察力当然还要读一些哲学书尤其是哲学史方面的书。这些东西对训练概括力、判断力极有好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能一上来看不大懂，但耐着性子、硬着头皮也要读下去。像《哲学史讲演录》、《小逻辑》，都要看，对我们有莫大好处。马克思的书要好好看，说马克思过时了，那是鬼话。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异常的精彩。法国雾月政变发生时，马克思当时就准确地预言了事变的发展进程，后来的历史学家只修订了一些细节。马克思的洞察力有多强！理论的力量有多大！
强调洞察力的训练对回避思想的近十几年来的学术界尤其重要。应当说，目前的中国思想界、理论界是不令人乐观的。我们中华民族在抽象力上、在逻辑力上本来是偏弱的，《论语》几万言，基本上是个语录体，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一上来就在构造体系。我们和西方在上古就有差异，一直持续到现在。在20世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思想创造力一度受到了压抑，这也是我们目前思想资源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力量，用社会学的通则来解读中国材料，获得新见解，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西方的学术成为我们目前主要的思想来源。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借来的话语。但中国有中国的历史经验，这难以用西方的话语来描述。我们理应在限制西方话语霸权上作些努力。但我们也切不可自我封闭，只要有可能，就要汲取和使用最新的理论资源，这对我们有好处。
强调洞察力，强调“见识”，在计算机已经成为大家检索材料的基本手段的今天还有其特殊意义。在此我想谈两点，一点是当电脑成为我们基本的检索手段的时候，更凸显了一个人见识高低对治学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可以有电脑，都可以拥有同样的“材料”，在这个时候，你的高低你的成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抽象力，取决于你的思考能力。以往功力本身就是学问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假如电脑能部分地使材料的搜集不成问题的话，那只能说明思想的作用和以往相比已经处在了治学的更活跃、更积极、更重要的位置。有一利必有一弊。假如电脑因此代替了读书的话，在我看来，对学术的伤害那也是难以估量的。我在学生中发现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不读原作，不读原典，仅靠读二手材料来提出问题，然后靠在网上敲击关键词来搜集材料。谈及《日知录》的撰写，顾炎武曾言：“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甚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李永祐、郭成韬译注：《顾炎武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50－251页。）两相对照，可以说那种依靠网罗二手资料进行所谓学术创作的行止，同亭林所谓不入深山采铜，而是转取“废铜”以铸新币的做法是十分相似的。一篇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的原创性，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前人未曾提出来的问题，在于它把前人未曾解决了的问题向前推进了多少，为问题的解决挖掘了多少阔开视野的新材料，提供了何种曲径通幽的新思路。而仅仅依靠网络，显然无法实现这一点。毕竟网络是技术而不是学术！
是为见识。
三、功力与见识的互动
当然，学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尽管在具体的治学过程中人们可能在功力和见识两者间有所倚重，或长于累积，或善于冥悟，但归根到底功力和见识不存在必然的对立性，一般而言在学术创作过程中两者从来都是并存而又互动着的，不过是有的时候见识占的比重大些，有些情况下功力的比重大些罢了。清人陆桴亭有句话，讲“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可思”（《思辨录辑要?卷三》），虽然当时的语境是在强调“思”与“悟”的问题，但在我们看来其对于力学同思悟间关系的揭示似乎更值得我们珍视，因为它恰恰点出了治学过程中功力与见识两者间微妙的相互关系。
分开来看，事实上，见识也有个积累问题，所谓“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近思录?致知》），“虽其资质有过人者，而学问之力亦不可诬也”（《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读书无论资性高低，但能勤学好问，凡事思个所以然，自有义理贯通之日”（《围炉夜话?一八》），所谓“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极，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则圣人矣”（《孟子字义疏证?理》），说得就是个见识的积累问题：一般的见识，有关同一领域的见识，积累得多了也就有了系统（实际上见解也有其层面性，这当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再展开进行讨论），也就有了见解上的营盘和根据地，按戴震的说法，甚至有可能成为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的“圣人”。章学诚讲“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文史通义?原道下》），他分析阳明的心学体系说“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不遗功力矣”（文史通义?博约下），说的也是我们这里强调的问题。
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很多时候见识的得出，甚或是见识本身的正确表达都离不开功力的支撑。对此以考证名世的罗尔纲先生曾有过这样的分析，称“要了解史料的内容，许多地方都须要诠释，不加诠释往往看不出内容，而要进行诠释，就必须考据”（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7页。），在史学研究中浸润多年的学人应该明白，这绝不是出于推重考证的需要而进行的标榜性论说，实是经年研史的证道之言。其实，如果我们敢于承认生活经验之类也是功力概念外延中的应有一脉的话，那么“功力”实在可以说是“见识”赖以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了无“功力”支撑的所谓“见识”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见解的发生总是要以这样那样的先在的“功力”为条件与前提，即便有的时候可能仅仅是某些耳闻和观感，但说起来，这种“耳闻”与“观感”往往正是学人治学过程中“功力”累积的起始。
另一方面，人们还必须承认功力自身很难作到单独呈现。现实的学术中，论学也好，作文也罢，抑或是读书进学、教学授受，事实上，我们认为，所谓“功力”，也就是如上我们讲到的种种，绝大多数情况下，甚或说所有情况下都是以某种见解，某种观点，抑或是某种理论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不妨更为大胆一些，那就是在我们看来，见解是功力不可规避的存世方式。虽然乍看之下如此立论似显偏激，但我想同道中人细思之下大约还是会同意这样的论说，毕竟，说起来这也只是常识。
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即使是在看似仅仅是功力一己的问题领域内，它也总是需要见解的支持，即便这种见解是一般的不能再一般的见解。王阳明说得好，“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点化”一词强调的是别人的见解对个体进学的助力作用，“解化”二字则说的是自家体悟的重要性，强调只有自己在思想上打通才能够真正做到将纷繁的种种看清理顺。宋儒强调“然学之道，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非明则动无所之”（近思录?为学），尽管大家都承认对于治学而言，功力处在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地位上，程明道说“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近思录?为学》），但问题的真实情况在于，即便仅仅从培植根基的角度来看也不可忽略甚或说无从忽略见识的指导作用，否则的话便会看不清用功的方向，有可能南辕而北辙，至少是偏离了正向，由此而致事倍功半甚至事毕了无功。
总之，治学过程中，功力与见识犹船舵之于橹桨，前者导引着航船的方向，后者则提供着基本的动力支撑，当然划奖也有个前后左右的见解性技巧问题，掌舵也有个操作的熟练与否问题，对于整个航行而言，两者不可或缺也不可偏废，没有掌控方向的船舵只是拼命的划桨，或者没有船桨而只是无聊的把转船舵，基本上而言，都没有达到彼岸的可能。由此也就要求我们，在治学过程中既要有愚公移山、竭泽而渔的积累功夫，勤勉读书，积极认真的搜罗相关文献资料，还要注意在研习中适时地掩卷而思、即书入悟，去认真思考材料背后的种种道理、文献之间的内在逻辑等等，期待在神解精识的穿引下收获敦厚华美的大块文章，争取让长期的功力积累与难得的精识卓见在文章中，获至相得益彰地圆融呈现。
这就是我关于治学的功力与见识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不见得合适，还请同行师友批评指正。
来源：《文史知识》2007年第6期
人物简介
王学典教授，山东滕州人，1956年1月生，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并兼任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洋大学客座教授等职。
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现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并主编有《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一书，编选有翦伯赞文集《历史理念》、黎澍文集《历史文化》等。其中，《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界赢得较高声誉，而《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则被普遍认为是近5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为海内外同行所瞩目。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发论文70余篇，
近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3 项：山东文献集成、古史辨与古籍整理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科研经费总额10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