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豪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人。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汪榮祖，1988，《康章合論》，台北：聯經出版，頁11。
這是魯迅對於「章瘋子」的一段有趣回憶。引這段文章的意思不在借古諷今，而是歷史就像一面鏡子，不斷印証人類的進步其實相當緩慢，而且歷史經常重演。
章太炎，有人稱為國學大師，有時也叫前清遺老，不過，「章瘋子」才是他最知名的綽號；由於經常引經據典品評時事，在冷嘲熱諷之間又不帶髒字，儘管那些「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恨在心裡口難開，但章太炎「一人敵一國」的罵人風格，倒是廣為流傳。
章太炎被戴上「章瘋子」的帽子，與孫中山有關。在一次因「偽民報」事件與孫中山發生嚴重爭執後，黃興寫信給孫中山：
－「弟與精衛等商量，亦不必與之（章太炎）計較，將來只在《民報》上登一彼為神經病之人，瘋人囈語，自可不信。」
用台灣現在流行的話講，就是「汙名化」：如果無法反駁，乾脆進行人格抹殺，當一個人被「汙名化」後，其言行自然不可相信。不過，章太炎反倒承認自己確有「神經病」，他在上海《蘇報》案出獄後東渡日本，在一場留學生為他舉辦的歡迎會上說：
－「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現面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就好了。」
不過，儘管「富貴利祿」確實治癒了不少染有「神經病」的民國人物，但對章太炎始終無效；既然無法治癒，最後乾脆把他戴上「章瘋子」的帽子，以消除他的影響力。
不過，「章瘋子」的汙名，仍然掩蓋不了章太炎日久彌新的精湛學思。尤其是，章太炎希望藉由「革命的道德」，去除中國人普遍流於怯懦、浮華、猥賤與詐偽的習俗，可謂一針見血地直指近現代以來中國問題的核心。
誠如汪榮祖在《康章合論》一書中所形容的，章太炎「言論的效用是積極而進取的」，尤其他強調「個體為真，團體為幻」，並非虛無的個人主義，而是「以個人的自由，挑戰群體的壓迫」；無以名之，就是「一人敵一國」的知識份子情懷。
縱觀章太炎的一生，具體而微地體現了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在面對國家瀕臨破敗存亡之際，個人心志的轉折與浮沉。初時，章太炎以「一代學人」之姿呼應康有為的維新運動，後來則轉而以熱切的革命情懷投身革命洪流，到了民國成立，眼見時局混亂、人心詐偽，他選擇回到傳統，最後因「一人敵一國」被戴上了「章瘋子」的帽子。
章太炎當然不是瘋子，他是一面鏡子。
在中國綿長的數千年歷史中，國家與社會一直處在治亂循環的情境中，不同時代的知識份子曾不斷地提出各種經世濟民或救國治世之道，尤其是自進入近世以來，對於中國如何因應傳統與現代的變遷，可謂百家爭鳴，但也眾說紛紜、讓人四顧茫然；然而，不管是過去的君主專制或當代的共產與民主政體，除了少數能得到權力者青睞而一展抱負的知識菁英外，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多半以狗吠火車、寂寞以終。
高慕軻(Michael Gasster)曾在其《中國知識份子與辛亥革命》一書中，傳神地形容了章太炎所具有「一人敵一國」的圖像：「猶如一幅荒謬的壁畫，顯示一個與自己以及整個世界相衝突的人。」
非此即彼，難道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無以超脫的歷史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