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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与书：越文化模式试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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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03-22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试探


内容提要：越人身上,特别是在越地名士身上,表现出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这样意义上存在的地域文化，它理应是以文化模式的方式存在。“剑与书”是对源远流长的越文化模式的尝试性概括：它既是一种历时态的描述，显示越文化阶段性特征；也是一种共时态的概括，揭示越文化几千年演变而形成的本质性底蕴。
关键词：剑与书 ； 越文化 ； 文化模式
作者：陈越，1943年9月生，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浙江鲁迅研究会会长。

 
　　地域文化的研究年来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它确是一门很有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尽管漫长的历史已逐渐模糊了当初曾经是精确的地理学意义，只剩下了大致的地理范围，但这种模糊的地域概念已转化为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于人们的意识深处，人们无法忽视或轻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

　　越文化是值得人们特别关注的一种地域文化。它具有别的一些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越文化历史久远，源头至少可上溯至七千年前之河姆渡文化，较“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说法，还早二千年。二是它虽历史久远而地域文化界分恒定，其中心地绍兴这一越国古都，历2000余年而城址不变，举世罕见；三是历史久远而永葆文化活力，六朝、唐、宋、明、清、民国，越地一向经济繁荣，时至今日，浙江经济之发达，更为世人瞩目。四是越文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历朝历代名士辈出，毛泽东因此称越文化的核心地绍兴为“名士乡”：“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倒氤氲入诗囊。”在越人身上，特别是在越地名士身上，确常表现出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鲁迅当年曾说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鲁迅所云之“硬气”，正是越文化中颇引人注目的一种表征，诚如他在《〈越铎〉出世辞》中所赞誉的那样：“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句践坚确慷慨之志”。[1]

　　当我们考察越文化的整体现实性及其演进机制，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意义上存在着的地域文化、它理应是以文化模式的方式存在。文化模式是特定的民族或特定的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方式。文化模式以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这种影响力持久和稳定，它往往能跨越时代，跨越政治经济体制而左右人的行为。它是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诚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所指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的结合在一起的行为，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2] 我以为，源远流长的越文化，事实上存在一种文化模式，根据它的内在精神和对个体的规范力，可以把它描述为“剑·书”文化。“剑·书”文化，既是一种历时态的描述，显示越文化阶段性特征；也是一种共时态的概括，揭示越文化几千年演变而形成的本质性底蕴。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在1991年初写的《古越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鲁迅〈铸剑〉新解》一文中提到：“剑文化是古越文化的一大特色，堪与东晋衣冠南渡后的书文化并列为于越文化的千古二绝。假若要谈论鲁迅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是不可忽略古越文化这种剑书交替互补的奇观的。”[3]

　　春秋战争频繁，其中吴、越间相互攻伐数十年，这促使越国铸剑工艺迅猛发展，越国宝剑因此闻名于世。《越绝书》载：“昔者，越王句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越王剑有铭文的很多，除越王句践自作用剑外，还有越王者旨於赐剑、越王旨姑剑、越王朱句剑，这三人分别是句践的儿子、孙子、曾孙。自铸铭文的宝剑为镇国之宝，代表一朝君主、一个国家，是越国文化的重要标志，《汉书·地理志》有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把人的行为和观念归因于地理环境和统治者二种主要因素，是很有道理的，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在我看来实际上即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因之，《汉书·地理志》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越绝书》则说：“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剑”，正是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尚勇”的象征，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我认为，关于“剑文化”的内涵，还有一些可深入思考之处：

　　其一，武术界有云，“一寸短，一寸险”。与当时其他种类的冷兵器相比，剑更适用于近身格斗。鉴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特点，越国在军事改革中完全以步兵取代了车战，这使博杀特别惨烈，尤非“锐兵任死”者不可。越军有敢死队，甚至以“自刭”震慑对方而取胜，例如发生在公元前496年著名的吴越携李（今嘉兴）之战，越军的“锐兵任死”令人惊心动魄。由此可见，越人之“尚武”，较之他人，更显其刚烈之特征，也因之使越人特别难以忍受屈辱，报仇雪耻成了越地一个令人注目的文化特征，即《国语·越语上》中所说：“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值得注意的是越人的“尚勇”，非一般的好勇斗狠，其复仇或为父母、或为君，故明末王思任在民族危亡之际，慷慨宣称：“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显示的是一种重大义，重气节的地域文化精神，这正可解释为什么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期，越地多重气节而视死如归慷慨赴难之士。

　　其二，武术界又云，“剑走轻灵”。使剑不靠蛮力，靠敏捷机灵。这正好避江南人体形之短，扬身手灵活之长。《吴越春秋》记载：有越女，生长于会稽山南野林中，精于剑术。勾践使使聘之，道遇袁公试剑，袁公不敌，变白猿而去。勾践问以剑道，越女答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幽而深……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剑道，其实造就了越人的文化性格：幽而深——内实精神，安仪似好妇，夺之似惧虎。越人性格多如此。这种刚柔相济，正是“剑”的品性：柔可绕指，其锋则可削铁。勾践战败，亦曾“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但终于忍辱求和，以屈求伸。夫差不识越人之“幽而深”，结果付出亡国的代价。

　　其三，越剑是中国古代兵器中的奇宝，当时各国君王多次为之兴师动众，竟相争夺。越剑的冶铸是一个经过锻焊、热处理（淬火回火）、表面处理（外铄）、嵌铸（刻划）等多项青铜工艺的过程，集冶炼、铸造、绘画、书法、雕刻于一身。高超的制作工艺中，又融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它不仅综合性地显示了当时越文化的多方面成就，而且也奠定和引领了此后越文化在多种领域里绵延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领先地位。

　　鲁迅是越地众多名士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很有意思的是，在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我们发现正存在着一种“剑”的情结。早年，鲁迅自取别号“戛剑生”；北京时期，他极赏识同乡陶元庆所绘《大红袍》中人物倒悬着握剑的突兀姿势；广州时期更作历史小说《铸剑》，主要人物黑衣人“宴之敖者”不无自况之意。“剑文化”事实上制约、规范着身为越人的鲁迅，成为鲁迅生存的深层维度。鲁迅仅是个个案，在越人，特别是在越地名士身上，确实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这种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如魏晋时的嵇康，如明末的王思任、刘宗周、祁彪佳，如清末之徐锡麟、秋瑾，乃至近世的马寅初等。

　　关于文化模式，我们除了应当探究它的基本作用和功能，即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以及对于人的活动、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一般制约作用以外，还应当关注文化模式的演进机制。文化模式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会发生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从更高的层面上制约、影响和规范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关于这一点，以前我们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似乎还关注得不够，较多地对某种地域文化的特性和内涵作凝固的考察，少一种动态过程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欠缺“史”的意识。事实上，和具体的文明成果相比，作为人的本质性生存模式的文化，其变化相对缓慢，但它们也会发生变化，而且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巨变，这就是文化的转型。这种文化巨变，正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进步。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的每一个文明时期，总会有一些本质性的文化精神特征，代表着这一时期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发展程度，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模式，而各个较大的文明时代的文明模式所构成的历史系列，就从总体上展示出人的进步历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都必然地、同步地经历着这些文化模式的嬗变。就地域文化的研究而言，正由于各个地域文化模式演变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各个区域文化相互之间的冲突、交融乃至千姿百态的局面，也因为集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对于历史特别久远，而又始终保持着文化个性和活力的越文化而言，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不特别关注于它的文化演变机制。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王。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六国后派大将王翦攻下江南，降越君，越遂灭。因政治、军事等情状发生巨大变化，从战国时代进入了中国大一统时代，“剑文化”不能不面临一个失范问题，即特定文化模式的规范作用从常规期转入到紊乱期。越文化最终顺应历史演变，终止了失范趋向，并在变迁中获得新的文化特质，与东晋时北方文化大规模南迁有密切关系。这一次南迁，从东晋至南朝，持续时间长约300年。越文化此前从未受过如此大的异地文化洗礼，使此后的越文化与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文野之分，从此越地文风大盛，光芒四射。我们可以王羲之的书法作为象征，把东晋以后的越文化名之曰“书文化”，它在“剑文化”的刚烈的底蕴上，又添浓厚的人文内涵，越文化自此从“尚武”开始向“崇文”转型，这对越地的进步和发展影响甚为深刻。而宋室南渡，规模更大，数以百万计的北人南迁，使南方人丁兴旺，百业繁荣。南宋王朝还一度以绍兴为临时首都。正是在从东晋“衣冠南渡”到南宋“宋室南渡”这一较大的历史尺度中，越文化最终完成了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文化转型。此种文化转型，促使越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显性层面上看，一是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一改以前相对落后于中原之局面，而且自此之后始终领先于其他地域文化圈。二是文化艺术因之特别发达，人文荟萃，历代名士辈出，尤其是越文化的核心地绍兴，乃至有“名士乡”之谓。但更重要的是在隐性层面上,在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伦理规范等方面。众所周知，鲁迅对魏晋文章情有独钟，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要的变化”，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自觉”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些文化精英身上的“人之自觉”，如余英时据钱穆文，就判定“文学之自觉乃本于东汉以来士大夫内心之自觉”，所以国内外颇有些学者把魏晋时代比拟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余英时在《汉晋之际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对魏晋文人之自觉有切实的分析，其中对东汉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特别是其中草书之兴盛，有很中肯的论述：“东汉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个别自觉既随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之发展而日趋成熟，而多数士大夫个人生活之悠闲，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兴趣与大群体之意识，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心情之所在。亦因此故，草书始为时人所喜爱。盖草书之任意挥洒，不拘形迹，最与士大夫之人生观相合，亦最能具个性之发挥也”。1余先生此说实在很有道理，即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言，多年来实在是因其书名太盛而多少转移了人们对文章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的关注，他对越地山水之倾情，以及因之对人生无常之感叹，实代表了当时越地众多士人普遍的文化心态。而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周一良等先生都有这么一个观点：六朝的政治中心在建康，但文化中心却在会稽。2书文化中蕴含了人的自觉，是越文化演变中的重大的转折，重大的进步，它非常深刻地影响了生活在这一地域文化圈中人们特别是那些文化精英的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伦理规范乃至思维方式等等。由于它必然的会和封建传统发生碰撞，影响之一是促使越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例如此后浙东学派中诸多代表人物，如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就都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批杰出的批判家。陈亮、叶适对苟安求和的批判，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教条的批判，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章学诚对各种伪史学的批判，都有着振聋发聩和开风气之先的意义。鲁迅一生特别肯定嵇康，主要原因也正在于嵇康“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此后越地常不乏“独立特行”或与“体制”不相协调之人，如徐谓所自称的“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鲁迅也把自己杂文集名之《南腔北调集》。所以梁启超曾说：“满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3雍正曾曰：“朕向来谓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滂讪悖逆,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4乾隆亦说:“此等笔墨诋毁之事，大抵江浙居多”。5因之清“文字狱”浙江也最为惨烈。

　　因北方文化的南迁而促使越文化的转型，在我看来，也有几点是以前论者所忽略的而应该有深一层的思考，其一是关于转型机制。虽然应该认定这种转型一方面是属于外在的批判性重建，外来的北方文化南移造成了对本土文化的冲击而出现原有文化模式的裂变，并最终形成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要素的整合而构成新的文化模式“书文化”。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因内源性文化危机而导之的内在创造性转化的原因。“剑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是句践时期，但此后称强的也仅四代（或曰六代），由于周边国家齐、楚领土广，自然条件好，力量逐渐超过了越，而越连年征伐，国力空虚，宫内又内哄加剧，谋杀事件迭起，蕴涵着尚武、复仇的“剑文化”显然已趋向于失范。尽管我还无法例举文献典籍资料来证明当时生活在“剑文化”这一主导性文化模式下的越族已从自己内部产生出质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要素，但从越族此前的历史，我们了解越族具有非常善于顺应形势，调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文化特性。史前时期，因第三次海侵，越人的大部从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河姆渡迁移至水土条件恶劣的会稽山上，历经三千年刀耕火种，顽强地生存下来，到第三次海退，又逐步地返归山会平原，重建家园，直至公元前468年，句践由会稽迁都瑯琊，称霸诸侯。所以，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除了外因之外，也应有内在的超越性和自在性的矛盾冲突以及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方面的原因。其二，南北文化的交融应该说是互动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才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谢灵运的山水诗。谢安“东山再起”，使敌“草木皆兵”，所率八万之众，自当是吴越健儿为主。其三，还应细加分辨的是，“衣冠南渡”对吴越的影响，由北至南又略有程度深浅的不同。史载，当时南迁人数至少有七十万。一部分越过长江后，继续南进，达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但落户今江苏的较多，其中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总数的一半以上。[5] 相比而言，有钱塘江之隔，到今绍兴一带的北人则较少些，西晋贵族的奢侈和清淡之风因之对越地影响较小，未曾能动摇越地传统的刚烈和俭朴务实之风。“宋室南渡”情况亦是如此，北人大量迁居杭州，似是把整个的汴京一锅儿都端了过来，“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150年之久的偏安之局，西湖成了“销金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与以后“浙东”、“浙西”之明显的文化差异的形成有因果关系。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凤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槃悦，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越文化的核心地带浙东，在两次北方文化南移之中，既受很大影响，但还保留着原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显然不是本土文化因异地文化的冲击而消亡，而是通过本土文化和异地文化的交融而达到文化上的一种超越。

　　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决定了越文化较之其他地域文化更明显的“张力”特征。

　　在历史上，有些地域文化的特征比较好概括，如燕赵之慷慨悲歌；楚湘之浪漫瑰丽，但越地则不然，难以一言以蔽之。在越地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不少看似矛盾的东西却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例如，在艺术领域，绍剧和越剧，这是两种具有不同审美特征的剧种，前者高亢激越，富于阳刚美，后者委婉缠绵，富于阴柔美，在地域并不宽广的越地，这两种剧种同时并存，同样为老百姓所喜爱。又如建筑，越地的民居，其色彩特征是乌瓦粉墙，黑白分明，强烈的色块反差如此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与小桥流水映衬，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再如绍兴的山水景观，典型者如东湖、柯岩，也是审美上之两极组合：削壁巉岩插于一潭柔波之中。对此，明张岱在《琅環文集·越山五佚记》中说，“谁云鬼刻神镂，竟是残山剩水”，“山为人所残，残其所不得不残，而残复为山；水为人所剩，剩其所不得不剩，而剩还为水。山水倔强，仍不失故我。”特别是越人的文化性格上，这种“两极组合”更显得突出。毋容讳言，历史上绍兴人在外地人的印象中是“小气”、“精明”、“世故”，性格多内向，而“绍兴师爷”更为人所垢病。然而，当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或在大是大非面前，重气节，轻生死，大义凛然，舍生取义者则颇不乏其人。

　　越文化的张力特征的形成原因，首先就由于“剑文化”和“书文化”的统一。是历史的机缘使然，几次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南移，使原本地处东南隅显得质朴的地域文化融合了中原、齐鲁文化之文彩，因之变得“文质彬彬”，刚柔相济。而至近代，因临东海而又先得“西风东渐”之先。其次也是在于它的地理的特殊性。越地南靠会稽山，北临钱塘湾，域内峰峦叠嶂又水网交错。鲁迅说他的故乡“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6]，其弟周作人则说：“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水的利害。”[7] 周氏二人所说的其实即是张岱“山水倔强”的意思了，二者似有刚柔之别，但“倔强”是它们的本质。历史、地理的原因使越文化得到了其他地域文化少有的南北汇合，东西沟通的机遇，形成了它的张力特征。正是这种张力结构，越文化一方面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我超越性而能与时俱进，因此，它既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生成，也不是亘古不变，而是经历着不断自我完善进程的越人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

[1]《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2] 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3] 见《杨义文存》（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550页。

[4]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1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10—311页。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349页。

2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第118—119页。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第15页。

4 5《东华录》卷十四。

 

[5] 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335-336页。
 

[6] 见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7页。

[7]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后记》，《知堂杂诗抄》第10-11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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