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很难得地见到郑自己对此倒也并不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风流俊朗，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
郑板桥重返扬州的准确时间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时他已六十一岁，先后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园和枝上村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社会底层人物，他对自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菲声誉已显得如此满足，以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以将军暮年回忆从前的光荣与战绩那样的姿态，为自己一生中颇足自雄的种种韵事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包括京师名妓招哥红牙檀拍唱他写的道情，新安有个姓曹的举人曾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还有个叫吴其相的盐贩子，没什么文化，长得也丑，但能背他的《四时行乐歌》，加上结交朝中贵人慎郡王，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等等等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张的笔墨对自己才华与知名度的吹嘘，又是“自铸伟词”，又是“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板桥自叙》）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为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作盖棺之论。而在另一些也许需要保持低调才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居然又会谦卑得让人吃惊：“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屡欲烧去”。（《后刻诗序》）在各种不同的功利背景下总是能从容地以各种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对郑板桥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为一幕传奇剧中主角的现实原型，又喜欢动不动就自己跳上台去亲自参加演出。相同的面容与服饰，不同的精神和心灵，以至观众有时真的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郑板桥。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与独白的引人入胜，认为郑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臻上乘的评价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标价卖画、纵情声色的扬州一带，有一个习惯性的美誉叫“郑虔三绝”，（唐时郑州荥阳人郑虔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相传玄宗曾以此誉之）不仅出诸他的朋友之口，连郑自己也时常这样津津乐道。但如果谁要据此较起真来，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错误。因为三绝云云，在当时仅作为顾客与同行对某位书画家带有恭维性质的称呼，就像今天的文坛上喜欢动辄就将大师、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随便送人一样。只要对当初聚集在扬州的那帮家伙的生平行状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几个人当年几乎人人都有幸得到过这一称号。甚至还包括文艺爱好者慎郡王——郑在为他的诗集题跋时，也曾慷慨地以这一桂冠相赠。（“主人有三绝，曰画，曰诗，曰字。世人皆谓诗高于画，燮独谓画高于诗，诗高于字。”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我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刻意的商业炒作——提高彼此间的知名度——让大伙儿的作品都能卖出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远离这座混杂着脂粉、铜臭与盐卤味儿的商业城市的声音——局外人的评价——也许就显得相当有必要。“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时文新奇，画并不佳，惟好男风，是其劣迹”。批评者的身份分别是作为专业人士的袁枚和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福建总督伍拉纳的儿子—— 一个贵族身份的文学青年，《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其中袁还戏称郑自我感觉良好的“六分半书”为野狐禅并详述其理由，认为“孙寿本无颜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为龋齿笑，坠马妆，以蛊惑梁冀、秦宫耳。若西施、王嫱，天然国色，明璫玉佩，岂屑为此矫揉造作，效小家子态哉！”（蒋敦复《随园轶事》）
我们终于要开始说到袁枚了，那就让我们来好好谈一谈他们之间的恩怨吧！作为郑板桥一生最钦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坛盛名、政治上的呼风唤雨以及生活的豪阔，多年来一直令郑眼红心热。虽说两人同为平民出身，年龄上袁又小郑二十多岁，但彼此在名气、地位和经济上的差距，又何止是一两个档次？加上在人生态度与文学见解上，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比如郑一生时常挟杜自重，将三吏、三别、《哀王孙》《秋兴》八首诸篇等置于嘴边不离须臾，而袁却坦陈不喜欢杜甫的诗，并引明人林贞恒的观点来说明自己不喜欢的理由，认为“时非天宝，官非拾遗，徒托悲哀激越之音，可谓无痛而呻矣。”但纯粹的艺术之争何以会上升为对品行与人格的攻讦？这个问题看来还是应该由郑——即作为道德老师的郑——来作出回答。台静农先生当年偶然从《批本随园诗话》得到郑板桥、赵翼作文攻击袁枚的线索，深感兴趣，后来他在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里好不容易找到了赵的《戏控袁简斋太史于巴拙堂太守》一文，而始终以郑文无处觅迹为憾事。（台静农《随园故事抄》，见《龙坡杂文》）他当然不会想到郑当时所作的其实系诗非文，而且匿去标题——这就是今天仍然列于全集里的那两首《偶然作》。“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奈何纤小夫，雕饰金翠稠。口读子虚赋，身著貂锦裘。佳人二八侍，明星灿高楼。偶然一命笔，币帛千金收……浪膺才子称，何与民瘼求。”刻薄的笔调，阴暗的心理，难以抑止的愤怒与怨气，仿佛有意要为钱钟书先生讨论袁与他同时代人关系时所断言的“子才……盛名之下，占尽韵事，宜同时诸生，由羡生妒，由妒转恨矣”提供一个绝妙的注脚。（《谈艺录》）然而叫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二十三年当两人在扬州卢矮子的官署里意外相遇，戏剧性的一幕立刻开始上演了。当时卢涉嫌贪污一案经上下打点及亲家纪晓岚力保后，已脱去干系，风风火火赶回扬州继续当他的两淮转运使兼诗坛领袖。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些风雅人物——自然包括郑板桥在内——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又来投奔门下。是年卢发起的一个叫做红桥修禊的征诗大会，和韵者竟有七千余人之多。也正是在这次盛会的席间，当郑见卢对袁异乎寻常的礼敬，另一个板桥——作为生活隐型人的板桥——立刻就粉墨登场了。据袁后来回忆，当时郑满脸肃穆，声音哽咽，说自己几年前在山东风闻袁去世的消息，禁不住悲从中来，以足蹋地，大哭了一场。言下之意当然是为中国诗坛所遭受的巨大损失痛不欲生。郑板桥那天还对他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几人”，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天下英雄，使君与操”的意味。可以想见，当时年近古稀的郑对袁说这些话时后者心里的感动。于是彼此赠诗，互有恭维。袁枚写的那首就是现在编入《小仓山房诗集》中的《投郑板桥明府》，郑板桥的却在重订时删去了其中谀词，仅存“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两句。当然，郑并非头一次干这样的事情。当年他上诗卢雅雨求官，后因不遂其欲，加上卢矮子又谪戍塞外，于是其中“龙标格韵青莲笔”一句在后来结集出版时，也就理所当然要降格为“清词颇似王摩诘”了。
其间他们还着重交流了同性恋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作为生平仅次于艺术的一项狂热爱好，郑一生可怜的俸入与卖画所得的几个钱几乎全花在了这上面。从乾隆甲戌杭州湖州之行近百两银子的收入，捎回去不到三分之一，可见他于此道开销之大。由于明清一代文人士大夫视狎童纳宠为雅癖，使我们很难得地见到郑自己对此倒也并不讳言。除了自称“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还不无伤感地坦陈“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墨林今话》的作者蒋宝龄也说他“不废声色，所得润笔钱随手辄尽”。相较于袁的风流俊朗，蕴藉雅致，投怀送抱者不乏其人，郑在这上头不免又输了一筹。好在这对当天两人的酒后谈兴倒也并无多大影响。郑甚至还色迷迷地对袁说，假如他有机会参与政府立法，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改大清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使袁听后不觉抚掌称快，引为知音。事后，袁还几次兴冲冲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郑大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蒋敦复《随园轶事》）
郑板桥的晚年形象一如从前那样带有川剧艺术的某种韵味，是一个重叠着知名画师、色鬼、食客、道德楷模、时尚批评家等各种身份的复合体。由于他对产品宣传包装工作一贯的重视，加上朋友间的互相捧抬，当时他的知名度在他生活的城市里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甚至某些轶事传闻就性质而言已带有一定的神话倾向。包括他作品“达官贵人不卖，生活够了不卖，老子不喜欢不卖”的所谓三项基本原则，以及一位当地巨贾如何为求得他一幅墨兰，不惜乔装贩夫牧竖，以他生平喜食的狗肉以进，才终于弄到了手云云。但这些商业炒作带来的的负面效应是：通过各种人情关系前来求字索画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大多都是开口白要或以微薄礼品权充润资。这个可怜的打秋风的老手，现在总算要被人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但郑的练达与精明使他有足够的方法应付一切，于是，一张惊世骇俗的告示很快出现在他所居住的枝下村四凤楼的大门上——“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不能赔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这就是那张仿明人戴易的《板桥润格》出笼的动机与背景。至于非要将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视为艺林美谈，则完全出自后代不识世味酸辛者的附会与误读。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内，郑板桥差不多完成了他一生作品的主要部分，也即艺术相对成熟的部分。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扬州颇似一个濒临落幕的倾圮舞台。当时李方膺、高凤翰、李复堂、金农等已先后谢世。汪士慎年轻时瞎了一只眼睛、现在连另一只也瞎了，和他的小脚老婆在天宁寺的出租房里朝不保夕。罗两峰去北京开画展，趁热打铁在那里暂时呆了下来。黄慎回老家福建住了一阵，终因在大城市里热闹惯了，呆不住，干脆把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不再像以前这样自由自在。这使郑有相当时间将精力集中于他的绘事。除了偶尔还去小玲珑山馆、竹西亭喝喝茶，或应邀去卢矮子的衙门里饮酒斗诗什么的，他一生最后几年的光阴全部消磨在纸墨笔砚之间。推动他艺术的主要力量是孤寂与沧桑，以及对人生虚无的认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那些纸窗萧疏、梅花凄冷的冬晚，或杏花酥雨的初春的薄暮，当他于墨冻手倦之余稍事休息，凝视镜子里的白发苍颜，对自己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一生蓦然回首，这一瞬间他将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自己的两个影像，既模糊又清晰，既陌生又亲切，道德和世俗，真实与虚无，它们开始渐渐重叠在一起，时而又迅速分离。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面对如此残酷的景象，他甚至无法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当他绝望地将手伸向冰冷的镜面，一滴泪水从干瘦的苍老的眼角渗出，他没有立刻擦去是因为内心希望它们能够痛快地流下来。他迷惘了吗？是的，他迷惘了，他像打满补丁的风帆渴求找到宁静的港口；他疲倦了吗？是的，他疲倦了，他像卸妆的演员希望回到原先平凡的生活。
公元一七六五年是郑板桥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除了依旧全神贯注地在纸上泼墨，尽情宣泄内心的忧懑与孤独，向镜子中的那个真实的自己努力靠拢，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当时的生活情景。但根据年初杭州好友丁敬的突然去世、及卢矮子再度因侵吞公款事发入狱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不难想象他内心所遭受到的震惊与打击。他去信兴化家中确认堂弟郑墨之子为自己的继子兼遗产受赠人，可以看作是开始打算为自己的世俗人生预先安排后事了。而作为精神上的有所交待，是作于当年五月三日的一幅别具寓意的墨竹，这也是他一生创作所留下的临终绝笔，在上面，他认认真真题了一首诗：“两枝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郑终于敢于正视自己面目复杂、暧昧的一生并有所憾疚，但毕竟已有些为时过晚，因为他的肉体即将如同他笔下的那些怪异线条被凝固在历史的这张大纸上。说得形象一点，像用生命完成的并不完美的画作。所以当他忏悔的声音从两百三十年前的扬州传来，我们听到的仿佛是一个严重的支气管炎患者临出院前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咳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