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袁世凯在签订完二十一条之后的国务会议上沉痛的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袁世凯的这番话，痛定思痛，实在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所谓知耻而后勇，但是袁世凯随后唾沫未干，他的知耻之勇，却是勇敢的走向了帝制这个方向。
凤凰卫视3月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12年8月18日，一艘轮船即将从上海码头起航，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跳到船上，企图以自杀挽留一位重要的乘客。原来这一天，孙中山正在这艘船上，他应袁世凯之邀，准备到北京和袁世凯商谈治国方略，但是革命党普遍认为袁世凯并不可靠，孙中山此行非常凶险，因此才闹出了如此一场闹剧。
就是在这种猜忌的气氛当中，轮船终于起航，孙中山的北京之旅开始了。民国初年，虽然南方的革命党对于袁世凯并不感冒，但是社会大众对于袁世凯的评价还是非常之高，他被称为是中国的华盛顿，共和之父。而作为民国首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和现行的共和之父袁世凯的见面，无疑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
解说：1912年8月24日，北京城内锣鼓喧天，孙中山一行从天津登陆，乘火车进入北京。而袁世凯对于孙中山的迎接也煞费苦心，他特意打开正阳门，以国家元首的规格迎接孙中山，为了显示自己的好客之情，袁世凯甚至把自己在北京的官邸，腾出来重新装修，供孙中山一行人居住，这样隆重的礼遇，也让孙中山非常满意。
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袁世凯在北京以最高的规格先后接待了孙中山，接待了黄兴两个革命党的领袖，在各种政策方面双方都达成了一致。
刘亿江（《袁世凯评传》作者）：既然已经是南北要统一了，国家要统一嘛，大总统现在也让给袁世凯了，所以这会儿袁世凯也请黄兴，孙黄北上大伙儿握手言欢，最后好好建设国家。
张华腾：两个人还互唤万岁，孙中山说袁大总统万岁，袁世凯说孙中山先生万岁，看着是非常友好的关系。
解说：这是孙中山和袁世凯第一次见面，但是两个人却有着一见如故的感觉，孙中山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和袁世凯的会晤居然达到了十三次，并且多次交谈都是密谈，有的时候甚至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的味道。
张华腾：对袁世凯的印象都非常好，因为这个人有头脑有政治手段，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那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
刘亿江：他们也密谈了很多次，袁世凯确实觉得孙中山是个理想主义者，孙中山讲我这个十年不谈政治了，我原来早有一个理想，就是中国大建铁路，要建20万里的铁路。
张华腾：对于孙中山他从南京临时大总统位置退休之后，就在各地进行宣传要发展民生主义，就是要办实业、修铁路。
刘亿江：因为中国建铁路到现在没20万里也不够，铁路那东西非常花钱的事，所以孙中山确实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有很高远的理念，可是从实际上来说，扎扎实实的在这方面，他不如袁世凯。
解说：但是因为两个人的经历，以及处事方法的差别，让这一个月的交往，为今后的中国政局走向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袁世凯毕竟是老官僚，他很快发现孙中山属于爱国之心强烈，但是没有任何实干经验的革命者，因此对于孙中山那些空洞的治国方略，仅仅是随声附和。当孙中山提出要修建铁路，他正好有意成全。
刘亿江：那么既然你愿意建那也可以，我让你当全国铁路督办，然后给你一辆列车，给你一年多少经费，你就去考察去规划去吧。高官厚禄我给你笼络着，你只要别闹事就行，你合作就行他是这样。
解说：袁世凯虽然在公开场合对孙中山大加赞扬，但私下里，袁世凯给孙中山起了个外号叫“孙大炮”，他的这种大鸣大放的性格，让袁世凯很不感冒，但是孙中山却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并且立刻撸胳膊挽袖子干了起来，袁世凯特意把当年迎接慈禧太后回京时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了孙中山使用，当年的革命领袖，如今似乎真的要卸甲归田了。
在共和国热烈兴旺的气息之下，难以掩盖的是国家发展方向的游移，此时国民政府第一届内阁已经全体辞职，内阁和大总统之间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调和解决。而这一次的南北首脑级别的会谈，并没有给国家的前途指明方向。
李扬帆（北京大学副教授）：孙中山他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的立，而在于他的破，他要破的那个东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具有合法性，所以大家支持，他能够成功。但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在当时不是破的问题，而是立的问题，破已经达到了。袁世凯在破的过程当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怎么立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解说：理想者孙中山和旧官僚袁世凯，显然都不是能够建立新秩序的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政党政治第一次的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一个年轻的身影也注定成为改变历史的角色，孙中山来到北京的第二天，一场盛大的集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这一天同盟会和几个党派联合正式成立国民党，而国民党的真正的组建者就是时年只有31岁的宋教仁。
张华腾：宋教仁这个人他在日本留学，学的就是关于政党政治这块的东西，所以他在这里边研究西方的政治斗争是很在行的一个。
刘敬忠（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名义上让孙中山当总理事长，实际上整个党务全是宋教仁一个人操办，宋教仁真是太能干了，而且还是大才，临时约法据说宋教仁一晚上写出来了。
解说：原为袁世凯心腹的唐绍仪加入国民党，更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抹上了一抹明丽的色彩，国民党甚至号召袁世凯也加入，但是被袁世凯婉言谢绝。
刘亿江：袁世凯过去还是那种旧的那种方式，就是我可以广揽人才，可是他不知道政党政治是怎么回事，一开始根本没重视，可是国民党对这套东西非常熟悉，在日本也好，在美国也好，对国外这套政党政治他非常了解。尤其宋教仁，他对政党政治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这个人又很厉害，很能讲，很能说。
解说：很快国民党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在国会上的狂飙突进，让人们终于见识了民主的力量，而受到国民党的鼓励。组建政党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全国一下子出现了大大小小上百个政党，连和尚、道士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加入政党，佩戴党徽，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
陈晓楠：1913年初，是宋教仁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当中，国民党议员几乎是都占到了半数以上，经过他半年的不懈经营和努力，国民党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政党。而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当之无愧是拥有组阁权的。年少得志的宋教仁在这个时候，难免轻狂了一把，口口声声要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这样一来，一个完全不受袁世凯控制的政府马上就要分庭抗礼了，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解说：1913年初，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利用回湖南老家省亲的时间，沿着长江重镇讲演政治主张，宋教仁当时年仅32岁，可谓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兴致来了，嘻笑怒骂，针砭时弊，甚至赤裸裸的批评袁世凯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影响甚大。
张华腾：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又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在参众两院都取得了多数，这个时候宋教仁当然是雄心勃勃，当年他是农林总长，这个时候通过选举要按照议会民主制度的规则，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选举胜利了，自然就成为总理。
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宋教仁是宣传责任内阁最厉害的一个人，他一直到处宣传，从南京到北京的一路上，几乎都在宣传，这个就犯了袁世凯的大忌，你责任内阁了，我这个总统干什么呢？
解说：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野心让袁世凯既担心又生气，他还是照例使出了从小站练兵时代就屡试不爽的手段，一手拿钱，一手捉刀，希望尽快摆平宋教仁，但是谁曾想，革命党就是不一样。
袁腾飞（民间学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袁世凯国民党已经赢得国会大选了，宋教仁要组阁了，袁世凯怎么办呢？袁世凯就收买宋教仁，据说给了他一张50万大洋的支票，那这个50万大洋，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了，给了他这么多钱的一笔支票，来收买他，结果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原封不动地给退回去了。
刘敬忠：书生气太足，他不懂得中国政治，太迷信于政党政治，当时他认为我们国民党在国会是第一大政党，我执政就可以改革中国政治。
解说：宋教仁耿直不留情面的性格，最终彻底得罪了袁世凯，钱不管用，那就该出刀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和黄兴等人刚刚走进上海火车站，突然枪声从背后响起，凶手连开三枪，宋教仁腰部中弹，两天之后，不行罹难。噩耗一出，举世震惊，当时正在日本游历的孙中山火速回国，全国民众要求缉拿凶手，查明真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也电令江苏总督程德全，“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
宋教仁遇刺，国民党内一致将怀疑的对象指向了袁世凯，因为国民党组阁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袁世凯的利益，而不久以后，直接行凶者很快捉拿归案，通过公开审讯发现国务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暗杀事件有牵连。上海检察厅立即向洪、赵二人发出传票，洪述祖、赵秉钧皆为袁世凯的亲信，他们是宋案幕后指示，人们不由得推测，刺杀宋教仁的真实主使就是袁世凯。
袁腾飞：所以袁世凯一看宋教仁不识收买，就在上海火车站指使青帮头子应桂馨，他就收买杀手就杀害了宋教仁。
解说：理想者孙中山和旧官僚袁世凯，显然都不是能够建立新秩序的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政党政治第一次的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一个年轻的身影也注定成为改变历史的角色，孙中山来到北京的第二天，一场盛大的集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这一天同盟会和几个党派联合正式成立国民党，而国民党的真正的组建者就是时年只有31岁的宋教仁。
张华腾：宋教仁这个人他在日本留学，学的就是关于政党政治这块的东西，所以他在这里边研究西方的政治斗争是很在行的一个。
刘敬忠（河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名义上让孙中山当总理事长，实际上整个党务全是宋教仁一个人操办，宋教仁真是太能干了，而且还是大才，临时约法据说宋教仁一晚上写出来了。
解说：原为袁世凯心腹的唐绍仪加入国民党，更为这个国家的前途抹上了一抹明丽的色彩，国民党甚至号召袁世凯也加入，但是被袁世凯婉言谢绝。
刘亿江：袁世凯过去还是那种旧的那种方式，就是我可以广揽人才，可是他不知道政党政治是怎么回事，一开始根本没重视，可是国民党对这套东西非常熟悉，在日本也好，在美国也好，对国外这套政党政治他非常了解。尤其宋教仁，他对政党政治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这个人又很厉害，很能讲，很能说。
解说：很快国民党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在国会上的狂飙突进，让人们终于见识了民主的力量，而受到国民党的鼓励。组建政党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全国一下子出现了大大小小上百个政党，连和尚、道士也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加入政党，佩戴党徽，成为了身份地位的象征。
陈晓楠：1913年初，是宋教仁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当中，国民党议员几乎是都占到了半数以上，经过他半年的不懈经营和努力，国民党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政党。而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当之无愧是拥有组阁权的。年少得志的宋教仁在这个时候，难免轻狂了一把，口口声声要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这样一来，一个完全不受袁世凯控制的政府马上就要分庭抗礼了，这是袁世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解说：1913年初，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利用回湖南老家省亲的时间，沿着长江重镇讲演政治主张，宋教仁当时年仅32岁，可谓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兴致来了，嘻笑怒骂，针砭时弊，甚至赤裸裸的批评袁世凯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影响甚大。
张华腾：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又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在参众两院都取得了多数，这个时候宋教仁当然是雄心勃勃，当年他是农林总长，这个时候通过选举要按照议会民主制度的规则，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选举胜利了，自然就成为总理。
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宋教仁是宣传责任内阁最厉害的一个人，他一直到处宣传，从南京到北京的一路上，几乎都在宣传，这个就犯了袁世凯的大忌，你责任内阁了，我这个总统干什么呢？
解说：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野心让袁世凯既担心又生气，他还是照例使出了从小站练兵时代就屡试不爽的手段，一手拿钱，一手捉刀，希望尽快摆平宋教仁，但是谁曾想，革命党就是不一样。
袁腾飞（民间学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袁世凯国民党已经赢得国会大选了，宋教仁要组阁了，袁世凯怎么办呢？袁世凯就收买宋教仁，据说给了他一张50万大洋的支票，那这个50万大洋，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了，给了他这么多钱的一笔支票，来收买他，结果有一种说法是宋教仁原封不动地给退回去了。
刘敬忠：书生气太足，他不懂得中国政治，太迷信于政党政治，当时他认为我们国民党在国会是第一大政党，我执政就可以改革中国政治。
解说：宋教仁耿直不留情面的性格，最终彻底得罪了袁世凯，钱不管用，那就该出刀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和黄兴等人刚刚走进上海火车站，突然枪声从背后响起，凶手连开三枪，宋教仁腰部中弹，两天之后，不行罹难。噩耗一出，举世震惊，当时正在日本游历的孙中山火速回国，全国民众要求缉拿凶手，查明真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也电令江苏总督程德全，“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
宋教仁遇刺，国民党内一致将怀疑的对象指向了袁世凯，因为国民党组阁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袁世凯的利益，而不久以后，直接行凶者很快捉拿归案，通过公开审讯发现国务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暗杀事件有牵连。上海检察厅立即向洪、赵二人发出传票，洪述祖、赵秉钧皆为袁世凯的亲信，他们是宋案幕后指示，人们不由得推测，刺杀宋教仁的真实主使就是袁世凯。
袁腾飞：所以袁世凯一看宋教仁不识收买，就在上海火车站指使青帮头子应桂馨，他就收买杀手就杀害了宋教仁。
解说：虽然一直以来，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袁世凯亲自指示赵秉钧杀害宋教仁，但是从此以后袁世凯绝难和宋教仁的死脱离干系，袁世凯这个曾经引领国人走向共和的英雄，从此跌下神坛。闻讯之后的孙中山，立刻在第一时间通电武力讨袁，几名国民党籍的都督随即响应，史称“二次革命”。从而也标志着孙中山和袁世凯关系彻底决裂。
来新夏：孙中山当时就说，只有这么一点本钱，不然就全盘皆输。另外他对宋教仁这件事，确实想要追查，那么宋教仁这件事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袁世凯在政治上搞的，那就是说他要以总统制代替内阁制。他就是总统是大权独揽，要修改大总统选举法，所以这些事情一系列做起来，做起来的话给孙中山的刺激是比较大的。特别宋教仁被刺，他已经很明目张胆的就要杀戮，所以孙中山这时候呢就不能忍。
解说：政党勃兴，媒体风行，袁世凯这个旧官僚也开始招架不住了，袁世凯开始怀念那个他曾经熟悉的帝国时代，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做皇帝的念头第一次隐秘的浮现在他的心里，但这足以让人怦然心动。与此同时，南方革命军的二次革命却并不顺利，因为缺欠缺粮，响应者寥寥，根本不是北洋军的对手，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经此之战后，袁世凯恢复了他枭雄本色，不再当什么中国的华盛顿，而民主选举的第一大党，国民党也被无理的扫地出门，彻底退出了中央政府的政治舞台，而南方由国民党人控制的，江西、广东、安徽、上海亦遭沦陷，袁世凯彻底控制了国会、内阁，总统的权利开始毫无限制的膨胀。
1913年10月，国会在军警的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同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年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而在这个时候，一切从零开始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逃亡到了日本，组建了帮会气息浓重的中华革命党。
刘敬忠：每一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都得宣誓，宣誓得对孙中山宣誓。
来新夏：自己要喝血酒，要歃血为盟。
刘敬忠：就吸收会党的旧的东西。
解说：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半帮会性质的反袁组织，开始发动一次次的起义和暴动，并且伴随着一次次针对北洋军阀的暗杀活动。而在北京，袁世凯的独裁政治已经开始，国内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可以与之抗衡，而外交上，列强纷纷承认袁世凯独裁下的中华民国，此时的袁世凯虎视九州，志得意满。而宋教仁苦心维系的选举、政党、国会等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随着宋教仁的亡故，一一付诸东流。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晚清沉闷僵化的政局之下。
陈晓楠：那个年代的中国，早已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英国在秘密侵入西藏，而俄国更是策划了外蒙古独立，国内各地军阀割据，民不聊生，1914年，清帝已经退位两年，国家非但没有因为共和而强大，反而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这一年中原蜂起的白朗起义，甚至打出了拥清的口号，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受难的人报仇，社会的变革让底层的老百姓，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民国似乎真的不如大清。
解说：1914年冬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地处远东的中国并未受到战争的波及，这个饱经摧残的国家似乎得到了久违的喘息与和平，但是一次巨大的危机却在不经意间悄悄的降临。
1915年1月18日的一个夜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东京刚刚回到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突然要求晋见袁世凯。他递交了一份日本政要起草的二十一条的条文，并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内容，否则将以武力对付中国。
刘忆江：它趁欧洲列强卷入战争，顾不过来远东这一块的时候，它提出一个全面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如果按它这个二十一条做，就等于中国的工业、教育、实业、军队、警察甚至包括政治行政，日本人要想全面参与进来，如果你全面接受，你等于是它的保护国了。
解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包括五个大项，二十一个条款，这些条文不仅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而且加入了诸如中国中央政府需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等条款，是饱含灭亡中国的耻辱条约。
李扬帆：那么袁世凯是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不是一个盲目的、弱智的、无能的政客，他不会拿着国家的命运去开玩笑的，所以他跟这个日本的谈判经历了四个月26次还是25次的交涉过程，第一次召开内阁会议的时候，就问段祺瑞，段祺瑞作为陆军总司令当然知道军事实力，袁世凯也许不是很清楚，当时他忙于政治，不知道能不能打，所以他问了段祺瑞，说如果我们现在跟日本开战，中国现在能坚持多久，段祺瑞说48小时。
解说：早在朝鲜时期，袁世凯就多次和日本人交锋，此次他何尝不想与日本一战，但是他毕竟是务实的政客，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衡量完手上的资本，他无奈地发现，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李扬帆：日本人说每天都要谈，中国就说那不可能，我们要休息，后来就说就折中，一周谈个两三次的，每次谈判拖延时间，先上茶，进行像茶道表演式的繁复那种仪式，就不给你正式谈，所以日本人就很着急。
解说：外务掌管陆征祥是个慢性子，多礼节的外交家，他想尽办法把会议程序拉长，二十一条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而在这四个月里，袁世凯也并非仅仅是拖延时间。
侯宜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还叫他的一个顾问友贺长雄，日本人，两次回国去探听一些东西，元老院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还通过他的秘书去收买日本的情报，了解各种动向，分析到底日本人想干什么？如果拒绝以后日本人能不能出兵，他还是费了许多力气。
解说：袁世凯为了争取主动，还曾经进行幕后运作，他秘密以16万日元“运动费”支持日本议员竞选，使他们弹劾现任日本内阁。谈判开始一个月后，袁世凯更是以私人身份秘密约见了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随后不久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新闻，赫然以匿名的方式刊登在英美各国主要的报纸刊物上。
刘亿江：美国知道日本这个二十一条之后呢，美国国务卿就两次发表声明，包括对日本这个东西，你日本提出这个东西也好，就包括你最后威胁中国政府，承认你这二十一条也好，你们所达成的所有的条文协议，我们美国是不承认的，这就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牵制。
李扬帆：美国对日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个时候还向中华民国提出这样的屈辱条件呢？就对日本构成很大的压力，所以经过一番努力，到最后哪怕是签订了民四协定，十二条的时候。那些核心条款已经没有了，换句话说二十一条是二十一条，但是到最后它已经不是二十一条了。
解说：在天津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袁世凯亲笔批示的二十一条，可以依稀看到当年袁世凯心中的纠结与矛盾，以及周旋于强敌之间的痛苦抉择，修改后的条约被称为《民四条约》，原来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全部删除，这使得中国免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时候袁世凯终于松了一口气，凭借他多年官场周旋、外交历练的经验，日本二十一条的核心阴谋终于被他化解，他自认为在目前的国力之下，也勉强可以和国人交待，但是很快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即便是《民四条约》对于当时的国内民众来说，也是奇耻大辱，大家已经没有心思研究里面所包含的外交努力和技巧，迅速蜂起的学潮和报纸舆论的抗议，让袁世凯一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几年的民国总统当下来，对于共和民主仅有的一点好感，也在如今丧失殆尽。
李扬帆：过去清朝决策机制，那个慈禧，加上军机处几个大臣，而且要决策某一个决定还不一定军机处全体出席，可能就一两个重要大臣出席，最后商量商量啪就拍板了，然后就执行。那个决策效率专制体制是很高的，这个民主政治不可能一拍脑袋瓜子就行，一拍板，必须大伙儿协商，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种妥协，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这个东西就像袁世凯他们这些人，从专制体制下出来的人他不习惯，他说这个事怎么这么麻烦，这么费事。
解说：面对着汹涌的学潮和漫天的批评和指责，袁世凯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共和之后，面对着外国列强仍然如此软弱，他就任大总统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让而告终，袁世凯的结论是皇朝坍塌、道德沦丧、信仰错位，是中国缺少了皇帝，在这个时候，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策划下的称帝闹剧早已经悄悄的展开，面对着内忧外患的中国，以及身后庞大的等待着恩惠的家族，袁世凯在处理完二十一条后，最终坚定了称帝的决定。
陈晓楠：袁世凯在签订完二十一条之后的国务会议上沉痛的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袁世凯的这番话，痛定思痛，实在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所谓知耻而后勇，但是袁世凯随后唾沫未干，他的知耻之勇，却是勇敢的走向了帝制这个方向。明天同一时间《凤凰大视野》继续为您讲述《袁氏当国》之《家国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