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运
郭勇健
我听说，北京有一位公司经理，要到四川去处理业务，头一天预定了北京到成都的机票，第二天按计划行动，中午在成都机场下了飞机，立即乘车向汶川而去，下午两点多，进入了汶川境内。就在两点四十分左右，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爆发了。我还听说，成都有一位老太太，本来预定与家人去震区附近游玩，前一天晚上，感到有点疲劳，临时建议把行程推迟一天，大家都同意了，都说何必着急呢，不料第二天便传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冥冥之中，似有天意。那位不幸的经理，好比准时奔赴死神之约，掐着钟表前去送死。而那位幸运的老太太，不过一念之差，便在生死之间转了一个轮回，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
命运这东西，大概是有的。
存在着一种非人力所能左右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始终在左右着我们，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力量时，命运的观念就产生了。
与命运观念相伴而生的是人的有限性意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语出《庄子·人间世》。命运之为命运，就是要让人无能为力，让人鞭长莫及，让人徒叹奈何。既然“不可奈何”，人只有乖乖地顺从命运的安排，谓之“安之若命”。无论贵为帝王将相还是贱为贩夫走卒，概莫能外，好比孙悟空任是如何神通广大，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命运之神随心所欲地摆布着人类，则犹如猫捉老鼠。北京经理和成都老太，都是被高高在上的命运所操纵的提线木偶。成都老太于千钧一发之际逃过了无妄之灾，令人庆幸不已，但其实，那并不是挣脱了命运之线，而恰恰是体现了命运之线的牵引。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是对人而言，命运有好坏之分：北京经理“命不好”，成都老太太“命好”；贩夫走卒“命不好”，帝王将相“命好”。汉代名将李广，也是命运多舛。《史记·李将军列传》写道：“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数”，命运的定数；“奇”，不偶，古人占卜以偶为吉，以奇为凶；“数奇”也就是命不好。
命运不论好坏，都是不可更改的。常言道，“命中注定”、“命该如此”。一旦命运显示出它的伟力和威力，人就像一列上了轨道的火车，只能沿着固定的方向疾驰而去，又好比一粒上了膛的子弹、一支拉了满弦的箭，惟有直奔目标而去。
这一点，希腊悲剧和神话说得最为透彻也最为昭著。俄狄浦斯降生之时，他的父亲忒拜王得了预言，说这孩子将来要杀死自己，于是让仆人把他丢到荒山野岭。然而俄狄浦斯竟顽强地活了下来，长大后获知德尔斐神谕，知道自己可能“杀父娶母”。为逃避命运，俄狄浦斯远离家园，四处流浪，在流浪中与人冲突，失手杀死一人，其实被误杀的就是他的生身之父。后来俄狄浦斯帮忒拜人破解了司芬克斯之谜，获得王位并娶国王的遗孀为妻，而那位国王的遗孀，正是他的亲生母亲。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母亲分娩之前，梦见特洛伊城焚于大火，祭司认定帕里斯将给特洛伊带来毁灭，国王便把他遗弃了。帕里斯也死里逃生，十余年后重新成了特洛伊的王子，还把斯巴达王后、希腊第一美女海伦给拐跑了。希腊人“冲冠一怒为红颜”，与特洛伊人征战长达十年。特洛伊城终毁于一把战火。
在希腊神话中，就连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明，也不得不在命运面前低首下心、“惟命是从”。阿喀琉斯，希腊第一勇士，以飞毛腿著称。他的父亲是希腊国王，母亲是海神，因而他算是半人半神。海神母亲曾将他倒提起来浸入冥河——有冥河之水粹炼，阿喀琉斯浑身刀枪不入，但他的脚踵抓在母亲手里，未能得冥水浸泡，竟成了他的致命所在。阿喀琉斯的命运是为希腊人赢得特洛伊之战，自己却被帕里斯的暗箭射中脚踵，一命呜呼。奥林匹斯山众神都了解命运的预先安排，都服从命运的指挥。原本袒护特洛伊第一猛将赫克托耳的朱庇特和阿波罗，也只有眼睁睁地让阿喀琉斯在决斗中杀死赫克托耳。日神阿波罗甚至不惜亲自为命运效劳，指点帕里斯放冷箭，将盖世英雄阿喀琉斯送了命。命运是一种不仅高于人、而且高于神的力量。伏尔泰说，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了哲学的开端，其最重要的是命运的概念，因为命运是诸神的主人，如同诸神是世界的主人。”
显而易见，没有命运的观念，不太可能产生出哲学来。古希腊哲学家为何把哲学视为“习死之术”？照柏拉图在《斐多》中的说法，死亡就是灵魂脱离肉体，而哲学家力图摆脱肉体及肉体的欲望，专注于过一种灵魂的生活，在隐喻的意义上，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但我斗胆猜测，这个问题除了伦理的解释，还应当有一种逻辑的解释。哲学研究和哲学生活之所以要从死亡意识发端，还因为在死亡概念的母腹中，孕育着一个四胞胎：自我、时间、必然和命运。死亡总是自我的死亡。生命之舟沿着时间之河向前漂流，死亡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搁浅。死亡是一种必然。死亡是人的摔不掉、逃不脱的命运。毫不夸张地说，光是“人必有一死”这个命题，就可以推导和延伸出哲学这门学问了。
按照希腊哲学传统，哲学始于知识和意见的区分。但这种“知识”，决非通常意义上的作为信息和资讯的知识。哲学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知识，不同于偶然的和经验的意见。阿德勒解释知识和意见的不同：“当我们所想的问题迫使我们在一种方式下来思考问题时，那就是知识。当我们所想的问题，留给我们可以这个或其他方式来决定时，那么，我们所想的就是意见。——我们个人自然形成的意见。”只能有一种方式来决定，那就是必然的决定。哲学是从必然性的角度研究世界的。然而哲学并不是无分别地平均对待世界，哲学研究必有一死的人的世界，特别关注人的命运，如李泽厚所说，“哲学是研究人的命运的。”
命运和必然性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貌极其相似，然而毕竟不同。如果只有必然性，哲学便无法区别于科学。科学也是依据于必然性而成立的。科学的必然性表现为规律。规律不等于、或并不是命运。譬如，宇宙和自然，便只有“规律”，而无所谓“命运”。佛教认为宇宙的存在必然经过“成、住、坏、空”四个阶段，这是规律，但很难说是命运。佛教宇宙观充其量只算一种古老的科学，甚至只是一种经验之谈，却不是货真价实的哲学。然而，西方现代历史学家如汤因比、斯宾格勒主张，历史按照“生、长、衰、亡”四阶段循环往复，这既是规律，也是命运。他们的学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与其说是发现了西方历史的规律，不如说揭示了西方世界的命运。宇宙和自然仅有规律，而人类历史是有命运、有气运的。命运的第一个悖论是：命运是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非人的力量，与其同时，命运只能是人的命运——人类的或个人的。
命运还与时间密切相关。作为一种必然性，命运是不可改变的，而命运的不可更改性，又表明了命运是预先注定的。显然，只有在预先知道了命运究竟如何的前提下，才可能判断命运是不是当真无法扭转，好比事先服药，事后判断药物是否有效。命运在前，判断在后。正如生命只能是存在于时间中的生命，命运也惟有通过时间方能得以显示。脱离了时间，并无命运可言，一如离开了时间的先后次序，并无因果关系可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两句典型的佛教言论，极真切地道出了命运的预先注定性。
当一个人事事不顺的时候、倒霉的时候，特别容易相信命运的存在。惟有借助于命运的观念，把种种不顺和倒霉统统解释为命运的预先安排，才能让自己勉强接受下来，继续生活下去。换言之，人总是热衷于为自己的“背运”讨个说法，求得一个确定的理由，以便活得“有根有据”、活得“心安理得”。我们要问个为什么，要从现在追溯过去，从结果追溯原因。命运观念的出现，终结了我们的追溯。命运就是人生的终极原因。冯友兰似乎说过，人类之所以要有哲学，是为要心安理得地活着。由此看来，当一个人饱遭挫折、深陷苦难，一定要为苦难讨个说法，不断追溯原因、追问命运的时候，他便已站在哲学的门槛上了。
命运是预先注定的。这意味着，有果便有因，有因便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还意味着，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外，我的命运就已经存在了。好比在另一个世界里存有一张图纸，这张图纸预言了我此生的全部所作所为，描绘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脚印，而我在这个世界里所踏出的脚步，都和那张图纸上的足迹严丝合缝、一一对应。只是这种严丝合缝，就像一枚印章打下的印痕，彼世界是阴，此世界为阳。生命的密码已经存档，如果有一个人掌握了这份档案、破译了密码，那么他再看我的人生，就像是从未来开始。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命运偏偏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曹雪芹洞察了命运的这种不可思议，写出了不朽的《红楼梦》。《红楼梦》的关键，在于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所以有些学者认为第五回才是《红楼梦》的真正开始。在第五回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梦中目睹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又听了《红楼梦》十二支曲子。《红楼梦》是命运之书，《红楼梦》十二曲是命运之曲，一一提示了大观园诸女子的命运。这十二曲子决定了小说的叙述手法，也就是，作者已预知书中人物的命运，站在先知般的高度，在命运的神秘力量和气氛中述说。小说的结局已预先注定，不可更改，个人在命运之前丝毫无能为力。曹雪芹并且把这种命运之感融进了人物的性格和言行之中，如林黛玉的身世感伤就很典型。《红楼梦》“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审美效果，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强烈的宿命感体现出来的。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也是一部命运之书。《红楼梦》把书中人物的生存密码置于太虚幻境，置于“前世”；《务虚笔记》则把书中人物的生存密码存放在过去，放在童年。史铁生为此设计了一座命运迷宫，内有一扇命运之门，让每个孩子都进入迷宫，独自来到一扇门前。每一个人都只能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房间，打开一个世界。是推开这扇门还是那扇门，看到的景观必截然不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入世方式的微小差异，竟导致未来和命运的全然改观。在进入那扇门之前，你似乎有无数选择的可能，但是，当你伸手触碰门板，当你轻轻一推，一切都已注定。当然，推开那扇门的你，并不知道一切都已注定。
命运的又一个悖论是：命运是预先注定的，但命运却是不可预知的。
命运应当是不可预知的，否则麻烦可就大了。可预知的是什么呢？是自然，是物理事件。自然规律一旦被发现，我们便可预测自然界的运动。发明“星云说”的康德认为，他已经掌握了宇宙发展的规律，因而可以复制宇宙发展过程，所以他宣称：“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在康德之后也发明了“星云说”的拉普拉斯则扬言，如果他知道宇宙中每一个微粒的运动和状态，他就能预测宇宙在未来任何一个时刻的状态。不过这里并没有命运。拉普拉斯所说的“预测”，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命运的预测，全不是一回事。一旦命运可以预测且已经预知，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一切选择的余地，因为既然命运以铁的必然性宣布了它的不可更改，那么我的选择和我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不如干脆放弃我的自由意志，乃至取消我的意识。于是，要么让我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根据物理学的规律来行动，反正这规律总会毫厘不爽地将我送上命运预定的轨道。要么我可以为所欲为，不必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因为我的一切为所欲为乃至胡作非为乃至为非作歹，都是命运所注定的一部分，一切偶然皆为必然。
这就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冲突。威廉·詹姆斯曾设想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并为这个假设的故事长期失眠，几乎神经崩溃。故事说，一个人看到街道两旁，面对面立着两幢建筑，各各挂着一个牌子。一栋建筑挂着“决定论者俱乐部”，另一栋建筑挂着“自由意志联盟”。他刚刚进入“决定论者俱乐部”，就被问及为何加入，他回答：“因为这是我的选择。”马上被轰出来了。于是他又要加入“自由意志联盟”，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回答：“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结果又被轰出来了。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看来是一对誓不两立的怨家。承认人有自由意志的，必定要抛弃决定论；承认决定论的，只能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这对不共戴天的宿敌，已在人类历史上斗争了千百年之久。连威廉·詹姆斯和罗素都为之头疼不已的难题，肯定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解决的。但首先我想，自然规律或物理定律代表的因果决定论，顶多作用于人的肉体存在，和人的命运的决定论，是有所不同的。其次我想，自由是有的，命运也是有的。人不同于自然、不同于物的，就是自由意志。这是公认的说法。然而试想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还有萨特的名言：“人注定是自由的。”可见，命运始终与自由共在。我们甚至同样可以说，人不同于自然、不同于物的，就是命运意识。譬如，人是惟一能预知自己必死的动物。人们常说，由于自由意志，人具有无限可能性。不错，但这是一个必死无疑的人的可能性。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仅在“从此到那的道路”之上，才有自由可言。人铁定要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但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赴死之途。这似乎可以视为命运的第三个悖论：命运是自由的对立面，但与其同时，人必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
既然人拥有自由，亦即，可以自由选择，那么人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去预测自己的命运，恰如萨特所说，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了不去选择”。事实上，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好奇心，想要预知自己那先在的和前定的命运，不只是预知自己的必死而已，还想认清“从此到那的道路”。遗憾的是，命运之图存于另一个世界，纵然奇迹般地觅得这幅图，也未必能够识别其中的意义。命运似乎隐藏于非人力所及之处。于是人们求助于祭司、巫师、先知、相士……，于是有种种望气、看相、占卜、扶乩、预言、神谕……。
所有猜测命运之谜的努力都说明，惟有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才能洞察命运。好比我偶然爬上房前的一株大树，登高可以望远，看到数十米外有人朝我的房屋走来，立即下树，在他到来之前准备停当。那位来客可能以为我能未卜先知。同样，以作家的角度观察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以神的角度观察人，以人的角度观察动物，命运的整个地图，可以尽落眼底，命运的奥秘，也将一览无余。鲁迅借了《在酒楼上》中的吕维甫之口感叹：“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不能够知晓自己命运的人，岂非和这可怜可笑的蜂子或蝇子一模一样？
但是，人当然不甘于沉沦为一只蜂子或蝇子，“蝇营狗苟”地活着。人被注定了要去探索自己的命运。
那全然不为人知的命运，那完全处于隐蔽之中的命运，其实只是纯粹的必然性，可称之为“外在的命运”。对于这种外在的命运，人确实不可预知，鞭长莫及，只有徒叹奈何听天由命的份儿。贝多芬不愿听天由命，无所作为，他要占据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命运，他豪情万丈地声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扼住命运的喉咙”，不也太自大狂妄了吗？然而未必。要不是已经瞥见了命运的身影，又何能扼住命运的喉咙？塞涅卡说道：“愿意的人，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被命运拖着走。”命运在前方，人只能跟随，踏上命定的路途。然而，塞涅卡的选择，不是被动服从命运，而是要主动服从命运。要不是依稀听见命运的声音，又谈何“愿意”或“不愿意”？对于“不愿意的人”，他的命运只是“外在的命运”；对于“愿意的人”，那些瞥见命运身影、听到命运声音的人，他的命运却是“内在的命运”。与外在的命运不同，内在的命运是可以把握和可以预知的。其实，若非已经预知了自己的命运，命运是不可能被转化为“内在命运”的。
内在的命运，并非一个人的性格。自古便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其实性格只是影响我们做出决定的一个因素，岂能最终决定命运？勉强打个比方，命运好比天空，性格好比天空中的云，云聚云散，白云苍狗，景象自然有所不同，然而天毕竟仍是天。内在的命运，就是那种仅属于个人的、在不断的追问和探索中逐渐显现的命运，与其说接近性格，不如说接近理想。但一个人的理想可以很多，可以被轻慢，也可以很快被放弃，理想与人的关系是松动的，或是偶然的。命运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更加“必然”。命运就是被缝在我们皮肉之中的必然性。当岳母在儿子背上烙下“精忠报国”四字，岳飞的命运便从此注定了。命运之为命运，就在于“不得不”。那种逼迫着人不得不全力以赴的理想，通俗地说，就是使命。使命具有“命令”的性质，拥有一种使命的人，犹如被内在的力量所主宰、所控制，不得不去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使命。拥有自己的使命的人，正如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就好比不慎落入水底的人，只有拼命挣扎着浮出水面。但使命，是需要去探索和发现的，比如那个思特里克兰德，浑浑噩噩地活到40岁上，才突然觉醒，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使命。为了探索和发现自己的命运，必须站到某个高度，因此想要认识命运的人，被注定了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精神层次，不断地深化自我认识。按照内在的命运的概念，认识命运也就是认识自我。
号召世人“认识你自己”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通过不断地探索了解了自己的命运，并主动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人。他听从自己内心“灵异”的声音，按它的指引，选择了和决定了做一只“雅典的牛虻”，时不时地刺激一下这只已经百病缠身行动迟缓的笨牛，哪怕为此变得一贫如洗，哪怕为此献出自己的性命。在苏格拉底的行为中，服从命运与自由选择被合而为一。同样，当鲁迅和史铁生猜测到命运的意旨，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时，他们选择了写作，选择了做自己。鲁迅的所谓“遵命文学”和自由文学，其实完全就是一回事，正如史铁生的所谓“宿命的写作”和自由的写作，其实完全就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