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国
郭勇健
“文化大国”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最近《南方周末》的一个“文化论坛”与厦门卫视做了“关于文化大国”的节目，主持人是易中天，嘉宾是资中筠、邓晓芒和韩寒。在现场观看节目录制过程，或者说他们的对话过程，我以为深层次的和学理性的对话未能展开。韩寒固然妙语迭出，很有才华，想是有希望的作家，但他学识储备不足，不能够谈“学理”；资中筠很关注现实也颇为理性，富有正义感，但缺少寻根究底的反思维度，似乎未能与哲学家邓晓芒进行真正的对话；易中天作为主持人，貌似被大大限制了表达个人观点的机会。当然了，要求一个电视节目深入谈学理，大概是南辕北辙；电视台或报社并不是研究院，媒体是从不搞学术的。媒体自有其运作方式，我无能也无意评论一个电视节目的好坏，更何况这节目刚刚录制，尚未播出。然而这个主题毕竟值得一想：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
据我观察，他们四人的角度或有不同（如韩寒的角度是文学创作，资中筠的角度主要是汉语、是教育），却似乎一致认为，中国并非文化大国，故而所谓的“文化输出”，或季羡林老先生所说的“送去主义”，目前还是少提为妙，因为我们实在并无可输、送之物。在资中筠看来，中国人不必老是强调我们的老祖宗有多么了不起，其实西方人从来都认为我们的老祖宗挺了不起的，《论语》、《道德经》在欧美早已有了数十种译本，孔子、老子的那一套东西，压根不必我们一厢情愿地“送去”或“输出”。
他们的看法成立吗？若以中国文化的现状来衡量，我以为是成立的。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这问题好比一个三棱镜，在不同的视角中将会展示不同的面目。它的答案，端看关注时间的三维即“过去–现在–未来”中的哪一维度；并且，“向前看”和“向后看”、“前瞻”和“回顾”的答案，面貌迥异。
习惯于看过去的，势必认为，中国乃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文化大国。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本身不就不争地表明了中国乃是“文化大国”之一么？雅斯贝尔斯在提到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轴心时期”时，不是把古中国也算在内么？事实上，认定中国是“文化大国”的，多半是只看过去、怀念过去乃至崇拜过去的，因为作为这个观点的能够拿出的主要证据，无非就是“先秦诸子”、“孔孟老庄”，充其量外加“四大发明”。
着眼于现在的，以上“不争的事实”便成了极端可疑的事实，因为祖先的成就不等于子孙的成就，先前阔不等于如今阔。借用韩寒的说法，一个男人求婚，只顾向女方吹嘘炫耀自己的“祖宗八代”是何等的阔气，那是无济于事的。中国文化或许曾经阔过，但如今这个“钟鸣鼎食之家”早已囊中羞涩，一贫如洗，如今的中国根本不是什么“文化大国”，甚至离文化大国还差距十万八千里，因为近现代中国尚未创造出可以贡献于世界、无愧于他国的文化成就。举例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较之同时期的日本文学，大有不如；20世纪的中国哲学，人们翘首企盼，望穿秋水，等来的只是艾思奇《大众哲学》之类的哲学替代品，以至于有人懊恼地声称，20世纪中国只有一个“哲学家”，那就是鲁迅。
展望未来的，则不能在“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答复，未来的中国可能沉沦，也可能崛起。按照这种视角，“是不是”的问题，被置换为“可能与否”的问题。将来的中国完全可能只是文化小国，甚至可能在文化上亡国。印度宗教家奥修在数十年前说过，现在已经没有东方了，东方已经消失了。这当然是在文化意义上的“消失”。中国文化自然也可能消失。另一方面，将来的中国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货真价实的文化大国，正如邓晓芒在对话中所说：“我认为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按照这个立场，“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演化为“中国是否可能成为文化大国”和“中国如何成为文化大国”的问题，其前提是，现在中国还不是文化大国。
有的人活在过去，有的人活在现在，有的人活在未来。“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向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的中国人发问。这个问题在字面意义的背后，还有它的“蕴意”。它所蕴含着的意义，是追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活在过去？活在现在？活在将来？
老年人活在过去。生命已然走到尽头，没有未来，生活惟有靠回忆过去来维持。记忆为过去镀上金色，将过去塑造为黄金时代。美化过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历代的儒家总是不断美化尧舜时代，以为太平盛世，东汉思想家王充指出这只不过是“儒增”的产物：儒者言过其实，无非是意图引起后人的景仰向往之情。“崇古”、“崇拜祖先”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特点。“以古为师”和“祖先崇拜”的结果是形成国人习惯于“向后看”的心理模式，并且带来“长老至上”的观念。越古越珍贵，愈老愈值钱。这样的文化，当然是拒绝变化和发展的。一切的“变化”，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归根到底乃是“复古”，历史只在原地转圈，这就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个主张“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怪人王安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目张胆地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作对，因此树敌无数，悲剧收场。在这样的文化中，变化、发展不被鼓励，代表着现在和未来的青、少年也是比较没有地位的。“活在过去”的生命形式或生存方式，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现实”，或“无法应对现实”。强调中国文化曾经无比灿烂辉煌，喟叹中国传统文化正在没落、现代中国人已经读不懂过去的典籍，却全不考虑过去的灿烂辉煌和经典文献是否已经不合时宜，这就是“不现实”。
长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崇古的国度，中国人就是活在过去的人。以这样长期积淀形成的心理模式面对“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毫无疑问，答案必是肯定的。“大国心理”本来就是中国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因素。古代中国大概确实可以算是一个文化大国。且不说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纵是唐宋之际，中国的气运总体上已然一落千丈，但仍可算是文化大国。怎见得？是否文化大国，首先要看是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创造物，而古代中国文化的确向世界贡献了独特的东西。譬如，相对于德国的哲学与音乐、法国的文学，中国有道德与艺术。当年伏尔泰推崇的就是中国的道德或风俗，而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指出，“在中国文明的一切范畴中，唯有艺术堪能对世界文化作出永久的贡献。”罗素更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天朝相媲美。”然而他们所说的，都已经是老古董了，更何况，当年罗素赞美中国古代文化的同时，还指出它的致命的弱点：“缺乏科学”。当前鼓吹中国的“文化大国”观念的人们，在心理上仍是“活在过去”，即把过去的辉煌误置于现在，以为仰仗着过去的面子，就可以换算成现在的尊严，承担起“文化大国”之名。他们忘记了，真正的“好汉”，是“不提当年勇”的。
不过，中国偶尔也有关注现实的时候，那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逼着中国人不得不将眼光从遥远的过去调转到此时此地。当然，由于“活在过去”的心理惯性，中国人一时无法调整好应对现实、即应对西方文化的正确方式，所以这个朝向现实、朝向现在的掉头，真是好不艰难，足足耗费了半个多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变”、“发展”的绝对必要性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伦理学成为风靡一时的思潮。“新”纵不是已经取代了“古”，至少开始成为与“古”并肩而立的一个价值取向，此时才可能产生梁启超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青年、少年第一次从长老的阴影下走出，赢得了青睐。20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报刊当属《新青年》，而同样是青年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导演了一场石破天惊的“新文化运动”。
无疑，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觉悟的运动，是从梦中醒来、开始关注现实的运动。从时间的三维结构看，新文化运动首先是“活在现在”的一场运动，胡适《非留学篇》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此言足以道出当时多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时代感与生命感。他们“觉今是而昨非”，意识到活在现在的生命才是现实的生命。同时，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生命始于未来。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为了未来的运动，所以在同一篇文章里胡适说：“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总之，新文化运动是“立足现在，指向未来”的运动。因此这场运动的重要工作是主动与过去切断关系，其突出表现是“打倒孔家店”。“古史辨”派的代表顾颉刚甚至大胆宣称儒家的圣王大禹乃是一只虫子，尽管不免矫枉过正，然而这可真是把“疑古”的精神发扬到了淋漓尽致。这场运动是划时代的运动，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增加了异于以往的元素，比如对“科学与民主”的肯定与追求，比如“疑古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张扬。新文化运动由于外部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的侵略）而夭折了，但这场运动的意义，却是无比重大的。
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具有现实感，因而心理比较健全，大脑比较清醒，不再沉睡于远古的迷梦之中。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糟透了、烂透了，与西方文化相比，简直处处不如人、事事不如人，当年的五四诸子若是听到中国是“文化大国”的说法，势必斥之为神经不正常的言论。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还有待于创造，还在建设之中。要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化，就需要模仿（胡适说：“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需要借鉴，需要“拿来”。那时，他们呼吁的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而不是季羡林先生的“送去主义”。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前后不过六七十年，而这六七十年之间，还隔着数十年的文化沙漠，要说“送去”，除了重复送去《论语》、《道德经》之类的古董，还能送去什么新鲜花样？我真不明白季先生是从哪里得来的自信心，想来只是出于对“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类俗语的信念吧。
“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类说法，以及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儒家的“五德始终”说、佛教的“轮回”说，都预设了环形的时间观。这是一种过于古老的观念，如今我们更相信时间的不可逆性，时间如水，“奔流到海不复回”，从而以线性时间观取代了环形时间观。由于时间是线性的而非环形的，因此，向前看总比向后看更值得肯定，前瞻往往胜于回顾。表现在文化问题上，说“中国曾经是文化大国”，必定不如说“未来中国可能是文化大国”好。与其活在过去，不如活在未来。有未来，才有可能，才有希望。不过杜甫也说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最好的选择，还是活在现在。在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维中，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是现在。只是这个“现在”并非一个孤立的几何学的点，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与过去和未来相融合的变动不居的“现在”。现在是过去的滞留，又是对未来的预期。惟有“现在”，才能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使过去和未来具有现实意义并获得生命。在时间的三维中，“现在”具有优先性。由于活在现在比活在过去和活在未来都要好，因此在中国文化的问题上，立足于现在的答案是最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中国还不是文化大国。
然而活在现在或立足当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数千年中国文化造就的心理模式而言，“崇古”价值观乃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幽灵，“复古”乃是永久的诱惑。当年抨击传统不遗余力的五四诸子，后来回归传统的很是不少。如今，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名曰“新文化传统”；有人更将它与儒、道、释三家并列，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分之一”。这个新文化传统再一次加于今人的身上，它成为一把双刃剑。譬如，它成为颜回心目中的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夫后矣！”资中筠强调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想是认为这个传统才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我们如今创造文化的基础，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她同时似乎又认为，超越五四诸子以及在五四新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前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中西合璧”的文化创造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乃至不可企及的高度。文化创造，不是沿着他们的方向，从他们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而是只能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看齐。
其实不止是资中筠，时下许多学者都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化是不可超越的。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五四诸子的“国学功底”远胜于现在的我们。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标准！“国学”功底是否可以作为衡量学术水平或思想高度的标准？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假设。不错，他们的国学功底比我们强，可生活在西学东渐百余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西学”功底也可能远胜于他们啊。我们现在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超过了王国维和张东荪，对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解超过了胡适，对西方小说的了解超过了鲁迅和茅盾……。就拿当前再度如日中天的胡适来说吧，殷海光在与林毓生通信时说：“从表面上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这个看法几乎已获公认，而且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胡适，也适合于大多数胡适时代的人物。如果了解西学的深度不足以成为衡量的尺度，那么“国学功底”又何尝可以作为评估的标准？学术如此不自信，文学亦然。我们现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20世纪中国前半的文学成就绝对高于后半的成就（这也是韩寒的看法），好比学术“大师”总是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例如自钱锺书去世之后，中国再无大师，云云。坦白说，我并不认为在艺术成就上，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就低于钱锺书的《围城》。
据说“破执”是佛家思想的精粹所在，而“破执”总是层层深入的。五四诸子打破了中国人对孔孟老庄的迷信，一度大大解放了中国人的心智，如今惟有再次打破对五四诸子的迷信，才有可能真正地立足于当下，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来。若非如此，坚持现在的中国不是“文化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可言？试想，既然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成就，并不足以使我们成为“文化大国”，如此，若是我们今后能够创造出来的文化还远不及五四新文化的成就，那么我们岂非万劫不复，永无成为“文化大国”的可能？如此妄自菲薄，与陶醉于“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啦”的古老文化的阿Q精神，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告别过去，才能立足现在；立足现在，才能展望未来。“中国是不是文化大国”的问题，立足于现在，答案为“否”。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还有“中国能否成为文化大国”、“如何成为文化大国”的问题在等着我们，那就是一个“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的问题了。在这个立场上，我以为未来的中国有可能成为文化大国，其方式或途径是，接续五四新文化传统，沿着这一传统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工作，当年陈独秀曾总结为拥护和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胡适则归结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两大事务和四项目标，不过昙花一现，至今尚未实现。如今我们惟有试图超越五四诸子，使五四诸子当初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深化并完成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那时我们才有希望朝着“文化大国”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