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发现
江津法理建县准确时间为公元557年
—— 顺江僰溪口曾是巴县治所
谭云籍 谭蘅君
作者按
第一发现和第一研究都是基于古籍原著展开，避免当下许多研究者和伪专家靠二手资料以讹传讹。古籍原著研究最大的问题是阅读障碍：繁体字和无标点句读。本次发现的问题可能会让江津人民有点难受，因为它压缩了江津的建县时间，但历史研究的本质就是还原历史真相。
我们本着文献原著文字，结合历史背景，依靠逻辑推理来做历史的还原工作。无论它是，还是不是，江津就在那里，无论结论正确还是错误，江津后人要有本土文化自信。
也可能该发现是一种错误，希望有其他不同声音。
《江津县志》关于江津“沿革”的记载是：“汉以后，或为江州、或为江阳，咸混一无别。自隋开皇改邑治属渝，而江津之建县始名。地居渝郡上游。”
这文字说明两点：一是开始以江津之名建县，是隋开皇年间的事。二是之前或属江州，或属江阳，没有区别。
真是“混一无别”吗？
之前这个“或为江州、或为江阳”，作为行政机构，它们究竟归属于谁？两者是否属于同一上级单位主管？
这其实就是追溯一个本源问题：在以江津之名设县前，设置在江津地界的江州县和江阳县，究竟是江津的前身，还是本来属于另一个建制系统的临时性迁移？
如果它属于独立新设，就应该考虑把它纳入江津县的前身，是江津县的一部分。
如果它属于原有的另一个有源流的县制机构临时性迁移，那么它就不属于江津县的前身。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法理视域讲得通的江津建县的准确时间，回答江津人民：江津县诞生于何时？
本文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僰溪口江州故城：属于巴县
我们先看《西南稀见方志文献·重庆府志（道光）·卷之一·舆地志》（林超明等主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有一个重庆府沿革表。
图注：道光《重庆府志·舆地志第一》重庆府沿革表。
该表通俗解释，就是两汉时期重庆叫巴郡，是秦朝时设置，隶属益州。巴郡“首县”（又称附郭县，旧称省会或府治所在的县）叫江州县，是巴郡的治所。换成当代表达，就是巴郡市人民政府管辖了多个地方，但市政府机关办公地点设在江州县。
（一）江津区域一直归属江州县
首先弄清一个问题：现在的江津地域在两汉、两晋、南朝等时期，究竟归属巴郡中的哪一个县管辖呢？
《汉书·地理志》说，巴郡属益州，有158643户，人口708148人，管辖11县，分别是（以下故城所在地均为《一统志》载）：1、江州（故城在今巴县西）；2、临江（故城在今忠县忠州镇）；3、枳（故城在今涪州西，即涪陵县城关镇东岸）；4、阆中（故城在阆中县西保宁镇）；5、垫江（故城在今合川县合阳镇）；6、朐忍（故城在今云阳县三坝乡）；7、安汉（故城在今南充县北）；8、宕渠（故城在今渠县东北土溪乡南岸）；9、鱼复（故城在今奉节县白帝城）；10、充国（故城在今南部县西北柳驿乡）；11、涪陵（故城在今彭水县汉葭镇）
可见巴郡市政府管辖范围包括了今天重庆和四川的部分市县，而11个县中最重要的是江州县，市人民政府就设在那里。
那时的江州县管辖范围较广，略去不叙，重要的是：现在的江津地域那时属于江州县管，享受着“首县”待遇。
唐朝颜师古《汉书注》引李奇的话：“江州，县名也，巴郡所治也。”
《华阳国志·巴志》：“汉世（代）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宫，今北府城是也；今乃还南城（渝中区）。”
《水经·江水注》《太平寰宇记》等，均载巴郡治所在江州县。
到后汉，巴郡领城14个（《巴县志》记载为16个，有出入），郡治仍在江州县。
图注：道光《重庆府志·疆域》对巴郡汉和后汉行政领地介绍
后来随着朝代变更，蜀汉和两晋时代，巴郡管辖的范围渐有变化，但江津一直归属江州县。
（二）江州县迁移到僰溪口
到宋、齐时代，变化有点大。齐时巴郡属巴州。表格江州县后面有小字：“齐末徙，更名曰垫江县。”
一个“徙”字很重要，它表明原来的江州县迁移了。
从汉朝（公元前202年）以来，到齐末（南齐永明五年，即公元487年），大概存在了近700年的巴郡治所“首县”江州县，迁走了。
迁到哪里？迁到现江津区域的僰溪口，那时也是江州界域，即綦江与长江交汇处，也叫东顺场或称南江口。
图注：《江津乡土志》所载江州县政府迁至南江口。
《重庆府志》沿革表上没有把这时的江州县标注到江津一栏，是想表明江州县虽迁移到僰溪口，但跟后来江津的行政建制无关。
原来江州县政府旧址空出来了，又作何用呢？《重庆府志》表格栏说“更名曰垫江县”，改叫垫江县了，但这一说法与《府志》内文不完全一致。
垫江县不是新县名，从公元前314年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即现在的合川县。它曾属巴郡，有时又不属，辖区面积很大。升级为合州的时候，管辖垫江、清居、东遂宁、怀化4郡和石镜（合川）、汉初（武胜）等7县，面积比巴郡大。
图注：南齐时历史地图，东宕渠郡治所即现在的合川县，那时叫垫江县，后迁到旧江州地址，即渝中区。
垫江县政府迁到原江州县政府旧址后，原来那个旧垫江县呢？
按照赵熙学生、1918年四川省代省长、1949年川大代校长向楚先生所著《巴县志选注》，此时的旧垫江县已经“别为郡”。南朝宋时设置东宕渠郡，齐高帝因贵州僚人迁徙进入嘉陵江、渠江流域，将东宕渠郡改名为东宕渠僚郡。郡人民政府所在地为今合川县合阳镇。
此时的巴郡，仍领四县：江州（范围缩小）、枳（涪陵）、垫江（范围不明）、临江（忠县）。
图注：《巴县志》记载江州县政府机关迁移到僰溪口，改江州旧治为垫江县，垫江别为郡。
《巴县志选注》解释为：“按，宋、齐两代，巴郡皆领四县，其名悉同。而齐之江州、垫江，皆宋江州一县之地；宋之垫江，齐别为东宕渠郡，疆域非旧矣。”
意思很明确：此时江州、垫江两个县的领地就是原来旧江州的区域（“皆宋江州一县之地”），旧垫江县已经升级为郡，行政区域已改变。相当于旧江州区域被划成两个县，一个仍然叫江州，一个是合川南迁过来垫江县。
至于两县的辖区范围及分工，不在本文探讨范围，略去不说。
（三）《重庆府志》：江州是巴县附郭
对于这一次迁移，《重庆府志》是怎么表述的呢？
图注：《重庆府志·舆地志·城池》对巴县“江州故县在僰溪口”的介绍
《西南稀见方志文献·重庆府志（道光）·城池》第19页，有“巴县附郭”，其中有“江州故县在僰溪口”，解释文字为：“《寰宇记》：南齐永平（明）五年，江州县自郡城移治僰溪口。后周闵帝时，改江州为江阳县。又移垫江就江州旧治也。”
永平（明）五年是公元487年，属于巴郡治所的江州县政府迁到其境内的僰溪口，即现在的江津县域。
《重庆府志》把僰溪口这段历史当作巴县的“江州故县”来看待，这表明了它的观点：迁移到僰溪口的“江州故县”，是巴县历史的一部分。
与“江州故县”相似的，还有唐朝设置的“古霸州”和“南平废县”，南齐设置的“古东阳郡丹阳县”等，它们都是不同朝代行政变更过程中属于巴县的历史。
二、江阳故城：属江津前身
江州县政府在僰溪口办公多长时间？有没有迁回旧江州？如果迁回了，垫江县又迁到哪里？两个县是单独办公，还是联合办公？或者迁回的江州县有没有合并入垫江县？
“后周闵帝时，改江州为江阳县”，迁移到僰溪口的江州县后改名为江阳县，这两者在法理上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它是在怎样的行政区划调整大背景下设置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历史隧道，打开思辨的手电筒，仔细查看。
（一）江阳县与七门郡
《重庆府志》对“江津县”进行叙述时，将“七门故郡”和“江阳故县”作为江津历史的一部分。
“七门郡，西魏置，在七门滩，距今县西七十里。”
“江阳故县，在县西僰口，本江州县移治。南齐末，江州仍移旧治。周武成三年，更名巴县。隋开皇十八年，始改江阳为江津县。宋乾德五年，移治马宗山，今江、巴交界之固圉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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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重庆府志·舆地志·城池》对江津县“七门故郡”和“江阳故县”的介绍。
历史逐渐清晰起来：公元487年迁移到僰溪口的江州县人民政府，在南齐末“江州仍移旧治”，又迁回渝中区旧址了（这问题好像一直没人研究，也未找到其他文献佐证其正或误），并在后周武成三年更名为巴县，这名称一直用到新中国成立后。
那么七门故郡跟江阳故县是什么关系？渝中区迁移过来的那套江州县政府班子迁回去后，留在僰溪口的江州县人民政府是否停运？江州县迁回与江阳县成立是无缝衔接还是错位存在？
这些问题很繁杂，我们先结合南朝时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行政区划变动来思考。
（二）江州迁移背景：三峡蛮叛与州郡调整
民国“老三杰”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誉其为“儒宗”的向楚先生在《巴县志选注》（【民国】向楚，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后同）中引述了部分文献来说明郡县行政调整及原因。
刘宋时期变化较大的是设三巴校尉于白帝，对付“三峡蛮獠”。司马光《资治通鉴》：“分荆州之巴东、建平，益州之巴西、梓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
南齐是将巴郡与涪陵郡合起来设置巴州（第11页）。《南齐书·高帝纪》：“建元二年二月置巴州，以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
《资治通鉴·百三十五》：“齐武帝建元二年，上以群蛮数为叛乱，分荆益置巴州以镇之。是时，齐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县千四百八十五。”
《太平寰宇记》也叙述立巴州镇压群蛮的事，“则明慧昭自校尉为刺史，由巴郡徙治白帝也。”
三峡群蛮多次造反，朝廷一直未能压服。直到南陈“文帝天康元年”(566年)，“冉令贤、向五子王等据巴峡反，攻陷白帝，党与连结二千余里。”最终遭大将陆腾斩杀，“积骸于水逻城侧为京观，是后群蛮望之，辄大哭，不敢复叛。”
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奉节军事镇压三峡蛮獠成为朝廷大事，开启了“徙江州县于僰溪口”，改旧垫江（合川）为郡，垫江县迁到渝中区旧江州地办公，完成了南齐行政区划改革。
当朝廷的注意力转向重庆以东，则渝西、渝南等原江州县管辖区域，可能受到忽略，因此将原管辖江州的官员班子迁到僰溪口，管理的范围就不仅仅是现在江津的行政面积，可能还包括长江以北的今璧山、九龙坡，长江以南的今巴南、南川、綦江等原江州县辖区。
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迁移到僰溪口的江州县政府的功能职责与后来江津县政府之间为什么没有行政上的联接关系。
当然，州、郡、县的变动，除三峡用兵外，还有其他因素。如南北分裂对峙时期，为了奖励在战争中立功的武人以及对方来降将领等，州、郡的区划分割越来越小。齐境有1485个县。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有1022个县。不少地区出现有州而无可辖的郡，郡无可辖的县。
为了更好理解当时郡县分割之细，可以对比一下：截止到2021年4月，中国大陆共计1301个县，117个自治县。当下领土面积远超宋齐梁陈数倍，但县级数量相差不大，可见南朝时期县级单位面积之小。
图注：僰溪口江州故城示意图
（三）江阳县独立于江州系统之外
到梁武陵王萧纪镇蜀时，在巴郡设置楚州，楚州的州府和巴郡的郡府都在垫江县，即旧江州县址，今渝中区。此时为武帝太清四年，即公元550年。
萧纪败后，仅仅一年，复改楚州为巴州。《太平寰宇记》：“渝州，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改楚州为巴州。”《巴县选注》说：“此巴州领巴郡、东阳郡、七门郡。”
西魏是废帝二年攻下巴蜀，废帝三年（公元554年）肃清巴蜀地区，建郡应该不早于这一时间。
此时巴郡领县两个，江州县已经“别为郡”，属于七门郡管辖。《巴县选注》解释为“即治僰溪口之江州县”，不是渝中区那个旧江州县系统的行政延续。
这时在僰溪口的江州县已经属于其它郡，跟巴郡的旧江州县没有关系，属于独立于巴郡和旧江州县建制外的另一个新系统。
也就是，此时的江州县跟巴郡无关，跟渝中区无关，跟巴县无关，已经完全分家独立。为了更好地区分，避免混淆，西魏政府干脆改江州为江阳，此江阳县跟旧江州县或迁移到“僰溪口之江州县”都没有行政上的任何继承关系。
江阳的行政范围也重新规划，为了便于江阳县更好地适应新行政区域的管理，于“后周闵帝元年（557年）移今治”，将县政府从僰溪口迁到几江半岛。
此时“仍置七门郡”，一直到“隋开皇初郡废”（583年），江阳县的上级单位仍然是七门郡。
由此可知，江津甩掉巴郡那个江州县系统独立出来是始于西魏置七门郡，领江阳一县，在法理上、隶属上、管辖范围上、行政区划上等，都跟原来巴郡那个江州县毫无关系。
可以正式官宣：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了。
关于七门郡，邓少琴先生在《江津县志沿革志稿》（邓少琴著，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339页）中这样描述：“按七门郡在今僰溪口。在其上游长江南岸有陡立石壁如墙，壁上有方形石孔，方约一米，凡七如门，舟过其间，可仰而见之，此盖为汉代岩墓。盗墓者去其封门砖石，下望如孔，故以‘七孔子’称之。其下水流有声，又称之为七门滩也。又据近年考古调查，僰溪口之下游里许，长江之滨，水际有古城遗址，城基纵横，或谓此为南齐永明移置江州之旧址也。”
图注：南齐所置七门郡及巴县“江州故城”位置图，江津县之“江阳故城”逻辑上应该与之重合。
当然，这是未考虑另一有争议的建县名称——乐城县。向楚先生认为在洛渍，邓少琴先生认为在江津龙门，在未证实或证伪之前，依据正史共识文献可以确定的江津建县时间，便定格于公元557年。
这样一来，巴郡：“既失江州，所领仅枳、垫江二县而已。”
江津在行政上一独立，出道即高峰：直接升为郡。与巴郡、东阳郡等并列。但此时郡的含金量不高。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七门郡行政设置取消，保留江阳县制。到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江阳县（前后共存41年）为江津县，以其“在江之津名之”，一直保留至今。
江津县对江阳县而言，仅仅只是改名而已，它们具有行政上的承接关系，包括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县域管辖范围、人口户籍、土地财产等。
《江津县志》对七门郡的存在年限，僰溪口之江州县管理主体的变迁和存废等情况，均未记载。民国至今，江津文史研究者对此也未加重视，致使江津的历史总是出现空白和漏洞，殊为可惜。
三、江津建县究竟该从何时算起？
从更完整意义的江津建县来说，应该从北周闵帝元年（557年）正式算起，至今1400多年，接近1500年。
当然，如果不从更完整意义，仅仅从江津地界有县级行政建制开始计算，这也是目前很多地方市县计算历史时长的通用方式，那么江津县的历史有1500多年。
但江津既然有文史研究者能够从更全面立体的视角来严谨审视和证明自己的历史，那就不必拾人旧迹以充门面，江津人耿直坦荡，不必贪图别人那70年“故城”底蕴。
历史求真，从江津做起。
其实民国版《江津县志》已经表明了江津建县时间，它写在“江津县沿革表”上。如图：
该图没有将南齐时的江州县列入表内，即不承认渝中区迁过来的江州县属于江津前身，而只将七门郡和江阳县列入西魏和后周，表明认可江阳县为江津前身。
这与《重庆府志》的观点一致。
四、争议：巴县与江州县和垫江县的关系
读向楚《巴县志选注》，对于巴郡之江州县迁移僰溪口，巴县人民内心感受与江津完全不同。
江津迎来一个历史悠久的县政府，地方文化升级换代，江州县（巴县）却是失去重庆渝中的区位优势。
如果承认这是江州县政府的迁移，那意味着旧江州县承认垫江县取而代之。关于垫江县南移，《重庆府志》表述为“又移垫江就江州旧治也”，是直接移过来，不是另外在渝中区旧址新建垫江县政府来管辖旧江州县的行政区域，垫江县成为了郡治和州治所在地的“首县”。
这表明，丢了“首县”地位的巴县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并非一直占据渝中要地。
图注：南齐时垫江县和江州县南迁示意图。
毕竟《重庆府志》称江州县政府后来又迁回旧址，并且在后周时期改为巴县，避开前面江州和垫江两种县名纠缠，也许是想斩断后世可能存在的文化争夺战，也许是想保留三者各自完整的历史。
向楚先生认为巴县只是改成了垫江县，而不是垫江县那套班子移过来取代了巴县或追走了巴县，巴县还在渝中，还是“首县”位置。
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可以争议的问题，如果换成我们来叙写那段历史，我们会更真实地表达历史的变化。
江州县从渝中区的迁出和迁回，已经说明了事实本身。
在渝中区这个位置，旧江州县存在了689年，垫江县存在了74年，以后才是巴县。垫江县公元前314年诞生，仅仅晚江州县2年，到垫江县被巴县取代，在历史上整整存在了875年，县脉清楚完整。有它横在中间，江州县又迁出到江津，这不可能不对巴县的历史认同产生争议。
这种争议古已有之：
1、《舆地广记》云：“蜀以后皆为巴郡，而改江州为巴县。”看看，垫江跟巴县无关，巴县跟江州才是同一县脉。
2、王象之的《纪胜》云：“《晋书》及《南齐志》巴郡尚治江州县。”一个“尚”字，仍然是把旧江州跟后来的垫江县区分得清清楚楚。
对于以上两家说法，向楚先生很生气：“王氏之谓南齐治江州亦误，南齐之江州已移僰溪口，郡治当在垫江（即旧江州）。《齐志》先列江州，从历代著录之旧耳（梁、魏巴郡并当治垫江。付志于此）。”认为王氏说法是一种错误，《齐书》是“从”“录”了或“抄袭”了历代著作而已，没动脑筋。并强调梁朝和魏朝，巴郡的郡政府都在垫江县，意思那个渝中区的垫江县才是巴县，不在渝中区的江州县不属巴县。
巴县只愿意继承江州县和垫江县在渝中区的那部分历史，以保巴县“首县”地位，并未考虑两县自身完整的历史脉络。
向楚先生认为那个江州已经迁到江津，跟巴县人民没关系了，占据旧江州人民政府办公地的垫江县才是巴县。
基于这样的理解，向楚《巴县志选注》对于旧江州县迁到江津列举了三家注释：
1、《隋书·地理志》：“巴郡江津县，旧曰江州县，西魏改为江阳，置七门郡。”这是把江州算到江津人民头上了。
2、《舆地广记》江津下解释为：“后既改江州为垫江，乃于此别置江州，西魏改曰江阳县。”这叙述较为客观。
3、《寰宇记》云：“周闵帝元年（557年）于县置七门郡，领江州一县，寻改江州为江阳县。”这完全把旧江州剔除在江津之外。
然后指出：“今从《隋志》。”
意思是江津就该继承江州县从渝中区迁过来的县政府，因为如果江津不继承的话，那此时的江州县还得算到巴县头上。
得给彼时的江州找个婆家，在逻辑上才说得过去。
但江津人民可不一定这么想。虽然江州县养在渝中区待字闺中近700年，小姑居处，宫砂独守，加上70年历史嫁妆，不可不诱人。但从更严谨意义上讲，我们尊重历史本来的面目。
穷江津可以拒绝白美富江州的提亲。但似乎向楚先生嫁意坚定，江津又缺少专业文史人员从严谨意义上的考证，貌似半推半就促成了这段投怀送抱的姻缘。
1926年到1936年，向楚先生两度被聘为《巴县志》总纂。为了保证质量，他登门拜访前清举人梅际郇、秀才文伯鲁等人，恳请他们出山相助。他吩咐给老文人每天有一碗醪糟荷包蛋过早，午晚饭桌上有用砂罐煨得烂烂的猪足猪肘，旁人是不能伸筷的。马褂也替他们换新，并由杂役浆洗得干干净净。
那个时代，早上有醪糟荷包蛋，午餐和晚餐有砂罐猪足、瓦罐猪肘，绝对好伙食。
但《重庆府志》的编修们可没享受到这种待遇，还是把江州作为“故城”留给了巴县，白纸黑字，记录在案。
《重庆府志》的编辑们同时留下了一点历史想像的空间，在重庆府沿革表“梁”朝一栏，居然给彼时巴县的“县名”留下空白，没有填写此时巴县是叫垫江县还是江州县或其他，直到“魏、周”朝才填写为更名后的巴县。
这种神处理，是道光年间修纂的《重庆府志》。重庆知府有庆（汉军正白旗人、进士）同志和荣昌县教谕寇宗同志该不会穿越到民国去吃过猪足猪肘吧？
其实，前面已经讲过，向楚先生《巴县选注》有：“梁、魏巴郡并当治垫江。付志于此。”“梁、魏”朝都应该明明白白地填上“垫江县”。但有庆们就是不写，应该是别有深意吧！
因此此时的垫江县是否属于巴县历史的一部分，大家可以争议。
写这段争议，并非对向楚先生不敬，只想幽民国前辈一默，以表达神交古人的愉悦。换个角度讲，向楚先生作为巴南人，谁不想家乡的历史更美丽辉煌呢？
当然，更想告诫文史研究者，求真求实，随时接受后人检验，更能获得敬重。
也希望重庆的文史研究者能够更精细地发现历史漏洞，考据搜集，完善重庆历史细节。
读者们特别是媒体工作者，更不要把这种考证工作当成可有可无的儿戏，它其实是在践行哲学层面“从哪时来”的问题。一个县或市或一个族群，只有当它的人民清晰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建立地域文化自信，实现精神层面的自足与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