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 G. Fichte）曾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中说，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节节挫败乃是因为人民意志消沉和爱国精神不足，而要振兴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就必须要从教育着手，第一步就是要重视教师培养。对任何国家而言，教师都是教育的第一防线，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亦把师范教育视为重要的精神国防。战时我国师范教育受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师资命脉，国民政府制定并大力开展了师范教育运动周活动。这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在国家层面颁布的以“师范教育”命名的活动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师范教育运动周研究在学界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大多语焉不详，活动实况研究更是尚付阙如。本文拟以师范教育运动周活动为研究视点，梳理分析并重建史实，期冀对战时中国教育活动研究有所裨益，为完善当前教师教育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一
师范教育运动周虽设立于抗战时期，但其渊源可追溯至抗战前“教师节”的倡议和发起。众所周知，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内各派为争夺政权和地盘，多次发动内战，战祸殃及大半个中国，浩繁的军费开支严重影响了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发放，不少大中小学教师的生活一时陷入困顿状态。尤其是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又集结兵力，向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并公然挪用教育经费充当军费，一般教师的生活愈发困苦不堪。故此，1931 年5 月，王书林、李步青、李清悚、汪懋祖、邰爽秋等教育界著名人士联名向国民政府提议：以每年6 月6 日为教师节，强烈呼吁“改良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地位”“增进教师休养”。但此倡议遭到国民政府的反对，教师节只在民间开展，并未得到官方承认，教育人员待遇菲薄、社会地位低的状况依旧没有改变。
1937 年，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受战争影响，教师待遇差、地位低的问题更加突出，教育界一度出现“师荒”和“生荒”的危机：中小学教师严重不足，在职教师弃教转业的现象空前严重，师范院校生源极度缺乏，师范生退学现象不断发生，投考师范学校的人极不踊跃，师范学校招生难成为严重问题。尽管国民政府在1938 年5 月和8月，先后颁布了《确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和《师范学院规程》，重新恢复了独立师范学院制度，但该制度并未立即解决国统区师资短缺的问题。1939 年9月，国民政府又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决定实施国民教育制度，普及国民教育。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师资，师资问题愈加急迫，“除原有教师七十万人及短期训练师资六十万人外，其他师范学校科应行培养之师资，尚在四十万人左右”。
在此情形下，教育界和社会诸多人士呼吁大力发展师范教育、提高教师待遇。面对愈趋严峻的社会呼吁以及“师荒”问题，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设立教师节，来提高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1939 年5 月，教育部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拟定孔子农历诞辰日为教师节，并得到批准。这也算对教育界的强烈诉求做出了最终回应。1941 年3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程天放联合其他委员共同提交《各省亟应设法切实改善师范生待遇并由中央筹拨专款酌予补助以树立建国基础案》议案，吁请提高师范生待遇，力陈小学教师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意义，以激发学生报考师范热情。由于该案切中时弊，大会决议“于全国作提倡师范教育之运动”。1941 年1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遵照大会决议规定：从1942 年起，在每年的3 月29 日到4 月4 日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这样就把师范教育运动周从学界呼吁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由于3 月29 日为当时的革命先烈纪念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日），4 月4 日为儿童节，在教育部看来以此间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可达到“上继先烈之革命精神，下开民族之无限生机”，“启示师范生之责任，应将革命先烈建造国家大公无我之精神，负责传递至下一代国民，以先烈之鲜血灌溉民族之幼苗”之目的。因此，从1942 年起，每年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成为定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有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和促进师范教育发展的现实考量。
二
由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动并主导的一场行政命令式的教育推进活动，在接到教育部下发的《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应行办理事项》后，教育行政部门、师范院校往往会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及时做出相关安排并召开师范教育座谈会。主要有三大事务：一是讨论和解决师范教育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宣传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三是制定师范教育发展方案。这里既有中央级别的座谈会，又有地方性和学校内部的中小型座谈会。例如，1942 年3 月29日，第一届师范教育运动周如期举行；4 月2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即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行师范教育座谈会，顾毓琇、黄炎培、杨卫玉、谢循初等48 人出席，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了如何增加师范生来源、改进师范生训练以及确立定向的师范教育等重要问题。1943 年，教育部同样举办了师范教育座谈会。教育部举办的座谈会，会议级别高，参会人员大多是教育领域尤其是师范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讨论的问题亦对当时师范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还有省、市教育局，以及学校内部举办的座谈会。例如，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学生在第三届运动周时曾自己组织师范教育讨论会，讨论“中学教师之训练与服务”问题，参加者达百余人，“盛况空前”。又如，第三届时贵州省及时召开师范教育座谈会，欧元怀、方惇颐、王克仁等三十余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当此之时，许多报纸和杂志纷纷刊发师范教育专号，开辟大块版面，不遗余力地刊载师范教育文章来宣传师范教育，也形成了集中研讨师范教育问题之势。1942 年3 月31 日，国民政府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专门开辟《师范教育运动周特刊》专号。在第二届师范教育运动周时，该报也同样开辟了专号。《湖南教育》《教育导报》《贵州教育》《国民教育指导月刊》《中等教育》《抗建》《甘肃教育》《教育通讯》等期刊陆续刊发师范教育专号。这些专号刊载的师范教育文章少则十余篇，多则高达二十多篇，内容十分丰富，涵盖师范教育诸多重要问题，如师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师范教育的改进、师范生训练及待遇改善等。
运动周期间，还充分利用面对面的演讲以及跨时空的无线广播来进行宣传和动员。1942 年，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王捷三作了题为《希望优秀青年献身国民教育》的广播演说，次年该省省政府主席熊斌又亲自上阵，勉励师范生“努力奋发，锻炼自己，准备为国家服务”。除了广播，演讲频次更多，参加者更加多元化，教育部官员、教育专家、师范教育专家、师范院校的校长和其他教育从业者都参与其中。比如，1942 年，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函请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在重庆、北碚、白沙、沙坪坝及青木关五个区域连续举办师范教育学术演讲活动。从5 月1 日至5 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主持了白沙区师范教育学术演讲，五天内足足举行了十一场。与印刷媒体相比，广播和演讲由于声音媒介的易于接受性和理解性，具有更为简明直观、较强感染性的宣传效果。举行师范生效忠国家教育事业宣誓亦是运动周之重要活动。例如，1943 年浙江省苍南县简易师范班举行宣誓活动，誓词为：“余誓以至诚遵守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效忠国家，献身教育事业。如有违誓行为，愿受政府之处分。”此外，要求师范生“效忠党国”“拥护领袖”等内容在誓词中亦时常出现，党化教育气息浓厚。除了宣誓，教育部又专门针对清寒优秀师范生设立奖学金，指示各师范院校、学校在运动周期间评选与发放。但因资金短缺，多数学校并未落实，即便有些学校向学生颁发了奖学金，但获奖人数也十分有限，获奖比例亦较低，大部分师范生无缘于此。譬如，青海省立大通蒙藏简易师范学校1943 年全校共44 名师范生，仅有5 人获奖，获奖比例尚未达到十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期间还开展了印发辅导小册、巡回放映教育影片、举行成绩展览会和工作竞赛、举办教育论文竞赛、组织师范生到中小学参观等活动，同样办得有声有色。
三
对战时师范教育的研究和讨论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发表的文章数量、举办的广播演讲频次以及对相关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都较战前更为热烈。现选取三大较为重要的问题分析，试图管中窥豹，再现彼时讨论情形之一斑。
（一）推行师范教育运动：“ 备储国力”“ 唤醒社会”
自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作出提倡师范教育运动的决议后，提倡者及教育界纷纷对师范教育运动的意义展开讨论，为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做舆论造势和思想动员。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认为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可以“ 备储国力”，造就革命基干。与陈立夫把推进师范教育提到振兴民族的高度不同，章益从师范教育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来肯定师范教育运动的价值。他针对当时家长多不愿子女投考师范、中小学教师多不鼓励学生学习师范、青年受外界因素影响不愿投身师范的情况，指出此为“生荒”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推行师范教育运动来大力宣传师范教育、改变社会对师范教育的认识为解决此问题的“必要之举”。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也对该活动持肯定态度，充满期待和赞扬，认为举行此活动有三大意义：一，可“使全国人士加强对师范教育的认识”；二，可“检讨过去实施师范教育的得失，以确定今后的计划，使社会人士了解政府对于师范教育一切的实施”；三，可“唤醒知识青年抱定艰苦卓绝的决心走向师范教育的阵营里来”。
（二）重视教师职业价值：“当教师是神圣的事业”战时师资之所以严重缺乏，原因较为复杂，但社会中存在的轻视教师职业的不良氛围致使报考人数锐减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此期间对教师价值和作用的讨论在深度、热度和力度上都超乎往常。通过讨论来扩大师范教育宣传，澄清教师在国民教育及抗战建国中肩负重要使命的事实，促进社会各界对教师职业的认识，这也是运动式开展活动所采取的一贯方式。滕仰支反对社会上流传的教师不如为挽救民族于危亡而上前线奋勇杀敌的士兵神圣的看法，认为“当教师是神圣的事业”——“教师们是从容就义者，为国家为民族工作清苦而努力，文化战士比之沙场战士，在建造国家的成就方面去看，均无愧色”。有的专家则从教育的立场指明教师在教授学生知识技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促进世界和平幸福以及使人实现自我价值等方面应肩负的职责；小学教师负有推进国民教育的责任，是民族复兴的基本干部，师范学校作为培养小学健全师资的场所，又是民族复兴的策源地。诚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虽以军事上的胜利为重要标志，但中国的抗战不仅要在军事上战胜侵略者，而且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相互配合、全面抗战，方能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在教育方面，教师就显得格外重要。把教师的地位与疆场上战士的地位同等看待，把文化战场和军事战场等同视之，极具深刻性。
（三）提高教师待遇：物质和精神奖励并举
提高教师待遇和师范生待遇是学界持续关心的一个话题，活动期间对如何增加教师待遇的讨论不绝如缕。在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看来，教师待遇包括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除尊师重道予以精神上的安慰外，改善教师物质待遇是挽留和增加师范生数量的根本办法。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章益从师范生专业发展和经费筹措的视角出发，认为一方面应使师范生毕业后有升学机会，另一方面亦可通过社会各界互相配合来提高师范生的物质待遇。和章益观点相似，教育家黄炎培也认为师范生待遇的提高不能仅限于教育界，还应有各界的资助才能有所收效，主张“向教育界以外去运动，要设法使各方面都同情”。有的学者认为不在于制定多少优待教师的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落实；有的从以肯定师范生待遇来鼓励青年投身国民教育的角度出发，认为若师范生待遇优厚，师范生的出路最有保障、教师生活最优美，可吸引更多青年学子从事中小学教育。人言各异，但殊途同归，皆意指改善师范生和中小学教师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此外，活动期间还探讨了战时师资训练方式、师范教育课程设置、师范教育制度改进等问题。
四
第一，通过高度组织化、高度体制性又丰富多样的活动，最大限度地使国家意志得以实现。运动周的活动丰富多样，既有舆论层面又有实践层面，既有国家层面又有地方层面，基本上囊括了所能想到的诸多活动形式。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的集体行为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符号互动有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三个阶段，即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先产生兴奋，然后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情绪，最后随着情绪感的增强成为集体行为。师范教育运动周与此类似，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使个体得到感染后自愿献身教育事业才是目的，只有真正打动个体才能形成共鸣。丰富多样的活动可使教师和师范生都参与其中，便于贯彻国家意志，最终促进教师职业认同度的提升。
第二，基于抗战的现实需要，全面动员，从舆论和行动双向渗透提升活动的实效性。实际参加活动的人不仅有高官大员、知名教育专家，还有各级师范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表现出广泛参与性。在资金募集渠道方面，更是由单一的政府拨款扩大到社会募集。参与探讨者同样为数众多。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一是官方为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做精神动员，用以吸引社会各界对师范教育的关注，鼓励青年学子投考师范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学界对官方政策的一种能动反应，从深层次反映出师范教育运动周作为一种政策性安排，具有不可忽视的行政力量，折射出官方话语对学术话语的规训与导向。
第三，协调配合，上下联动，扩大活动整体效应。师范教育运动周的创设属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它最初源于学界对设立教师节的呼吁，官方虽未承认，但对此一直留意，到了战时师范教育问题十分严峻之时，由中央委员通过提案获得政策依据。无疑，这其中有学界对官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中央委员程天放本人亦从事教育，和教育界关系密切，是政界也是教育界中的一员。以此种模式“诞生”的师范教育运动周，虽历经漫长的“孕育”过程，但一经“分娩”成为一种新生事物后，由于它身上所带的底层血脉，便快速得到认同。从其最初的设立到实施，一直处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安排之下，国统区各个省市所开展的活动基本上和教育部安排的相一致。须教育部做的教育部会及时安排，须下级部门办理的下级部门也会纷纷响应，及时召开筹备会并办理相关事项，形成了协调配合、上下联动的局面，扩大了师范教育运动周的整体效应。
五
师范教育运动周活动在抗战时期的教育领域引起了较大反响，对当时师范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作为战时一项重要的师范教育应变和改善措施，配合其他师范教育改革举措，使得师范教育在战时极其艰困的条件下取得了较大发展。据统计，1946 年全国师范教育（包括高等师范、中等师范、乡村师范、简易师范、简易乡师）的学生数为260107 人，是1941 年学生数94534 人的近三倍，是1938 年全面抗战初期师范教育学生数57675 人的4. 5 倍。特别是师范教育运动周的举办，国民政府通过“运动”的方式把教师的职业地位提升到同战场杀敌的士兵般神圣，试图短期内迅速提升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和提高师范生待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重的“师荒”和“生荒”问题。但应指出，在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在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的保障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短缺问题，这是其基本缺陷。
通过大力举办师范教育运动周，发出“当教师是神圣的事业”的时代强音，以精神动员的方式来提高教师职业的影响力，加深社会对师范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激发和动员更多有志青年投入到神圣的事业——教育中去，与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努力汇成一股巨大的精神洪流。曾参加过师范教育运动周级刊比赛的师范生在毕业纪念中表达了毕业时的心情，写道“时间不容许我们在这儿歌唱了，神圣的工作已落到每位同学的肩上”，应怀着“战士姿态”和“火热的心”勇敢肩负起百年树人的重任，足以表明该活动对师范生抱定从事教师职业信念的影响。对师范教育重大问题的集中研究和讨论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为促进师范教育由教育类型向专门问题或领域转变而形成学科描绘了重要一笔。从全国范围看，当时有儿童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华侨教育、高等教育等专门期刊，师范教育专门期刊却不多见。而其时定期发行的师范教育专号或师范教育运动周专号，紧紧围绕战时师范教育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政策的优化、宣传、推行作了理论和思想上的铺垫，体现出师范教育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无形中履行了师范教育期刊的职能。战时的师范教育研究以实践问题为导向，客观上推动了师范教育由教育类型向专门学科的发展。
因战争缘故，前五届师范教育运动周实际只在国统区举办，1947 年战后教育复原全部完成后，开展的范围由原来的国统区推广至原沦陷区，曾有人充满希冀地认为其有望成为“全国性之师范教育运动周”。至1940 年代后期，国内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席卷神州大地，1947—1949 年的三届师范教育运动周虽部令举办，但目前所见文献数量和时报宣传力度明显远不及前，不难看出多数省市或未举办，特别是1949 年的第八届，实际只有台湾省举办。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师范教育运动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终归昙花一现。但这一段教育往事不应该被历史遗忘，它真切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的师范教育应对。鉴古知今，以史为鉴。一项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也离不开行政主体的全力支持，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更离不开有效利用移动互联网、微信、微博客、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新媒体、新技术打开宣传通道，使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直接受体理解与明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及所要达到之目的，进而积极参与其中。在政策运行中，应发挥学界智慧，凝聚社会力量，注重学校、学生以及社会组织机构间的协调配合、上下联动。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形成互相促进、互相配合的制度体系，进而提高政策实施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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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景川，人文学者。本文原刊于《江汉学术》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