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江中学280年办学史：底蕴雄居重庆第一
——兼谈重庆市250多年前最早“校训”
作者：谭蘅君 谭云籍
重庆市哪所学校办学底蕴最深厚？
答案是江津几江中学校。
花落江津并不意外。江津教育受上流成都、眉山、宜宾、泸州等影响，创下了重庆市教育史上的多项第一。比如，重庆市第一座文庙，重庆市第一位进士，重庆市第一座书院等等。
成都自西汉文翁兴学伊始，就开启了地方政府创办官学之先河，其教育文化领先全国。
江津几江中学的前身是几江书院，虽然校址三迁，但名与实一以贯之，至今280年办学历史，雄居重庆市首位。
创建几江书院：远绍绝学
明末受张献忠屠川影响，巴蜀之地几绝人烟。直到康熙癸亥年（1683年）学校工作方始重建。
几江书院创建于乾隆辛酉年（1741年），至今280年，比重庆七中（前身为东川书院，始建于1758年）早17年。
《江津县志•学校志》记载了当时创建书院之初衷，乃在于流风未远，传承文脉，远绍绝学：江津学校从1683年开始重建，58年后几江书院创建。近期扩大建校规模，使培养文士不再担心没有地方。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学生们埋没于时趣，追求时尚，对于古先贤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之教，四术（诗﹑书﹑礼﹑乐四种经术）之崇，却不愿深入研究。语言文字之外，毫无躬行心得之实。如此迷茫下去，学统行将绝灭。广泛搜集，远承古人文脉者，还有何人？
不应该辜负圣朝培育人才之雅意啊！
想那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分年月进行设计，课程稳定，经义治事分类完整，已经形成书院传统的通行规则。众多学子洗涤磨炼其中，究心于明体达用之学，我知道人才辈出，都会因为好运气而兴盛起来。
《江津县志》原文为：“国家崇儒重道，谒祀阙里，临雍释奠，读孔子以及颜曾思孟，各赞洙泗心源，默默相印。广厉学宫，肇开书院，所以乐育人才者，至矣。津学自康熙癸亥重建，几江书院创于乾隆辛酉。近复廓而大之，造士不虞无地，所患学徒汩没时趋，于古先圣贤三物之教，四术之崇，不加讲究。语言文字而外，毫无躬行，心得之实茫茫坠绪。远绍何人？不重辜圣朝育才雅意耶！
“夫朱子白鹿洞规分年月，课程安定，经义治事分齐，造就成规具在。多士濯磨其中，究心于明体达用之学，吾知人才辈出，咸应景运而兴起矣。”
《县志》所述学生追求时尚，文脉恐绝，文化传承断裂，几乎是历代战争或政治运动之后必然的恶果。
兴学办校的目的，就是传承文脉，养育人才，风化民众。
几江书院，最初在城隍祠左边，原菜市街小学位置。乾隆6年（1741年），时任县长兼县委书记杨纯伯同志基于培养人才的强烈愿望，率先创建，但未竣工，公元1742年代理县长胡观海续修完成。
随后历代县长多有维护。
乾隆九年（1744年），县长彭维铭同志扩充增建。乾隆17年（1752年），彭县长又捐献正俸之外的养廉银169两，加上前任县长张志和承办公项存银970两，购买校田，置办校产。
《江津县志•地理志》记载了古人对江津老城的风水认知。江津最佳风水地有三部分：一是县衙区，即现在老公安局。从北周孝文帝元年（557年）县治迁移至此，到90年代因城市扩建而迁出，1500年间，此地作为江津县衙从未改变。
二是宫庙区，东西从七贤街到通泰门之间，南北从城隍街到怡然街，历史厚度几乎与县治相同，千多年来，一直是江津人民的精神信仰中心。字圣庙、万寿宫、关帝庙、清廉祠、文昌宫等代表中国人价值观的庙宇，全部聚集于此。它前面有道最重要的城门，叫“迎恩门”。
三是文庙区，即现在的魁星广场。从公元1065年建庙至今，一直保留。
所以，当时将几江书院建在城隍祠左边，对于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来说，是占据了江津难得的优质吉地，可见杨县长对几江书院之重视。
重庆市最早校训：学一也
乾隆32年（公元1767年），江津人爱戴的曾受一县长对几江书院再次增其旧制，并写下《新建几江书院前厅记》。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250多年前的办校雄文，它提出了几江书院的校训。
文章首先展示当时朝廷兴学的政治任务：“圣天子兴学佑文，加意造士，敕令各省创修书院，延师训课。”
接着叙述之前县长们的各种努力：前县长杨纯伯、胡观海等同志，先后建成讲堂、后堂各三间，左右两侧房屋十间，学生们在书院学习生活，乐在其中。
然后写自己刚到江津，即创作《劝学百韵示几江书院诸生》数篇，与学生们切磋互勉。这些韵文还是有一定的可读性。
比如：“鼎山硉[lù]兀（山石高耸）位南郭，远来播域雄东蜀。岷江迢迢此际会，湾环似几流津澳。山水清奇钟伟人，历数前贤难更仆。明季兵燹邑凋残，学舍陵迟茂草鞠。藏修无地士零星，家自为师人自学。前令杨君创书院，齐居频修犹嫌促。尔来生徒渐莫容，为建前厅规式廓。从此精舍益恢宏，岁延名师以课读。英才济济聚此间，希风武夷与岳麓。”叙述了几江城的地理特征（鼎山高耸）、彼时文人对江津龙脉的认知（来自遵义）和人杰地灵之状，以及创建几江书院情况等。
图注：《县志•学校志》曾受一县长《新建几江书院前厅记》
但考虑到书斋狭小，不能容纳更多学生。于是在1767年又增建前厅数间，扩大规模。然后提出观点：“士不虞无地，所患者用心之误，致力之差，学其所学而无当于古人之学也。爰进诸生而告之曰：学一也。”
读书人不要担心没有学习的场所，应该忧虑的是聪明没用在学习上，缺少努力上进的精神，虽然学完了所有功课但却达不到古人学问的要求。因此告诉进校的各位同学：学习重在专一。
几江中学的核心校训由此诞生，“学一”两字，字字千金。不仅适用于乾隆朝，也适用于现在和将来。
这是250多年前江津县长兼县委书记曾受一先生专门撰文提出，比现在许多学校的校训由校长或个别老师率性复制粘贴，强之何止百倍也！
什么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就是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性的古人思想。
把“学一”放到更宽广的文化层面看，它继承了荀子《劝学》中的“用心一也”的观点。
“学一”当然还有多种含义：学与心一致，绝无旁骛；学与志统一，一以贯之；学与天赋一致，后天努力发挥先天优势等具有育人意义的阐释。
为什么要提“学一”？曾县长针对当时学生情况，指出“学之志与其学之功则不一，志岐于前，功别于继，迨（及）其终而所就，因之各殊。”
这是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学生的志向与用功程度不同，最后取得的成就，自然各各有异。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一定要为成为这样的人去努力。文章由此提出“是不可不辨之于早也。”
曾县长运用打比方的说理方法，举南游北游为例。到南边或北边是其“志”，百里之程皆其跬步其功。去南边人，日积百里，不数月而到广、交二州（今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南部、越南等地）。同样，去北边的人，日积百里，不数月而到燕国、代国所在地。
学者之为学，也如此。
文章再举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作“义”“利”之辨为例。陆九渊说“今之学者，自少自壮，自顶自踵（脚），无非为利。”其实是用君子小人的成就来讲“义”“利”之不相为谋，就像去南和去北相差万里一样，“志义必求尽乎义之微奥曲折”，同样，“志利必求尽乎利之微奥曲折”。“犹之南者，不至极南不止。之北者，不至极北之不止也。”他们都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
当代人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这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是从“利”的角度。
古代君子是“主观为社会，却客观为到了自己”，这是天下公心，是从“义”的角度。
然后举子张、曾子、华歆、管宁等仁者为例，说明古者之风范。
再对比当时：“今学者志气不立，辅佐乏人，名利之说日薰于中，直谏之友罕观于外，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茫然不知所志所学之为何事？欲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忠君孝亲，明体达用，出则有猷（谋划）有为，处则守先待后，何可得也？”
同时反驳“使诸生不得为科举之学乎”？程朱大儒，早年皆出自科举登弟也。
因此引白鹿洞书院所讲“义”“利”之辨，以正士趋：“诸生诚能定志于始，程功于继，使他日成就伟然，在朝不愧纯臣，在野不愧纯儒，无愧盛朝作人雅意，是则予之所厚望也！”
如此，曾县长数百年前，以一篇《新建几江书院前厅记》，为几江中学提炼了极其厚重的两个词：学一，定志。
如果想更简洁，就直接用“学一”。如果想当代人读得更明白，那就两个词皆用。
希望它成为几江中学的校训，继承“校脉”“学脉”与“教脉”。
也希望这篇文章，直接用曾受一县长的真迹，挂在几江中学的会客厅，成为几江中学最有底蕴的见面礼。
重庆市还有哪所学校有这样厚重的传承？放眼全国，又有几所学校能拿出250多年前的校训真迹？
当然，几江书院曾更名为几水书院，因此几江中学在新时期拟定校训时，将道家水文化和儒家精神结合，确定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也吻合学校底蕴。
但这样的表述太时代化，平面化，同质化，许多学校都有类似词语，它缺少校脉个性和校史特色。
“学一”二字，重在有根。
几番坎坷：名实相符，三次迁移
几江书院280年岁月，几经沉浮。
曾受一扩建之后，到嘉庆九年（1804年），县长徐鼎重修，刊《史学提要》于藏书院。过了26年，道光十年（1830年），因黄金地段空间限制，县长朱琦将书院从最初的城隍祠，移到县政府东面的考棚一侧，规模大增，教室窗明几净，学舍光亮宽敞，书院焕然一新。同时捐养廉金200两，增修正厅和左右房于讲堂后。
图注：《县志•城图》所示考棚和几水书院位置
几江书院从彭维铭县长起，经历任县长添置产业，每年略计租息三百多石，作为办学费用。
为了管理好几江书院校产，在国子监读书的潘垺同志，专门写了一篇《几江书院岁支条规碑记》，对山长（院长或校长）束金，诸生支出，名师聘金等各种费用，详列条规，“勒之坚石，以为久远”。
但随着近代西学东渐，各地创办新式学堂，江津全县中小学大增，急需教师。光绪三十年（1904年），乡人程德灿、杨世钦、夏风薰等提倡改几江书院为“师范传习所”，县里许多教师皆出其中。
但第二年改为“劝学所”，所有田房租息，改由“劝学所”接管为教育经费。
“劝学所”是中国近代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从内容来讲，“劝学所”与几江书院在内涵上已经殊异，或者说是性质有所改变。从政治来讲，完全是抢夺几江书院财产。从行政来讲，几江书院升级为教育局，是一种提档，但相对来说，可能文庙更适合变成教育局，毕竟历朝“学署”均在文庙办公。
可以说，此时几江书院文脉，已经实质性中断或半中断（“劝学所”属教育系统）。程德灿、杨世钦、夏风薰等人虽为彼时江津教育贡献不少，但对于几江书院来说，却是罪孽杀手。
后浪终于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好在更后的后浪，可以评价当时后浪们的行为。
对比一下：几江书院迁到考棚一侧50年后，1880年聚奎书院建成，晚几江书院139年。几江书院改为“劝学所”后两年，1906年官办江津中学诞生，晚几江书院165年。
这就叫底蕴。
几江书院校址，1917年被驻军所占，“门壁损坏几尽”，于是“劝学所”移出，迁往前清学署（清朝教育机构办公地）。两年后，校址被创建于民国8年（1919年）的中区高等小学迁占。民国36年（1947年），校名又更改为城守镇第一中心国民小学。1956年更名为四牌坊小学。
几江书院的文脉，直到1982年，方为“几江初级中学校”所续接，中间形成78年断层期或半断层期。1986年，经四川省教育厅批准，更名为“四川省江津县几江中学校”。
由几江书院，到更名为几水书院，最后复名为几江中学，在名称上重新回归原点。
任何一所学校，历史底蕴是否前后相承，关键看名与实。
即名称上是否相同，内容文脉上是否一致，而不是仅仅看校址。就如四牌坊小学就在几江书院旧址，但它自有它的文脉。它不是旧址上新建，而是他地迁移，自然不能继承几江书院史脉。
有的学校历史底蕴深厚，是同一地址连续办校，或同一地方多次迁址办校，中间因战乱中断，甚至名称也几度变化，但最终回归原点，这类也属教脉相承。
比如成都石室中学。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创办了地方性学校“文学精舍讲堂”，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历代称为“文翁石室”，这一名称的改动属正常现象，也算是回归原点。但公元194年，成都发生“州夺郡学”事件，文翁石室被改为“益州州学”，则属于夺名抢权。
最血腥的还是战争造成学校文脉中断。
公元1236年，蒙军攻下成都，随军巫师占卜时见四只乌龟全然不动，便解说为成都民心不归，是四绝死地，不会超过二世，建议血洗。于是蒙古统帅皇太子阔端下令屠城，数十万民众被“火杀”（也有说成都知府贺靖统计尸体140万具，为世界之最），成都数十年间沦为鬼城，办学自然中断。
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短短三、四年时间几乎将成都杀了个遍，然后一把火，成都尽成焦土。1674年，吴三桂又和满清争夺四川，进行了七年血战，成都十年征战，白骨满地，虎行于街，蜀脉尽绝，“文翁石室”自动断裂。
所以，历史越久远的学校，可能断层越多，每次断层的时间长度不一，这属正常现象。
到近代，“文翁石室”改为“锦江书院”（1701年），名称变动，属于异常。到现代，与几江书院一样，变成了“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不但名称异动，功能上也成为培养教师的基地，文脉再一次断裂或半断裂。1904年改为“成都府中学堂”，名称虽然偏离原点，但内容已回归。
1940年2月，国民政府终于想起这里原来叫“文翁石室”，于是赶紧更名为“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中间239年出现偏离或半偏离。当然，这又一次回到“州郡之争”，于是1983年，四川省政府恢复旧名“成都石室中学”。
历经2100多年风雨，全中国官办历史最长的学校，终于涅槃重生，再续文脉。
几江中学同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它最初的校址在江津东门文化馆，1938年欧阳竟无将1922年创建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迁至重庆江津民众教育馆（文化馆），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自搭院舍，沿习“讲学以刻经”之旧规，这是民国时期居士佛教最重要的学府。
抗战胜利后，1947年蜀院院长吕澄返回南京准备恢复“支那内学院”，但未能实现。1952年9月“支那内学院蜀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学院停办，将全部地产、房屋、设备、藏书、刻版以及基金等移交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接收。
至此，蜀院打上句号，校史清清楚楚。
一所佛学院，有自己完整的校脉，更何况，它仅仅是避战迁移至此。因此不能说几江中学的创办者是欧阳竟无，如果这样认为，那就闹笑话了。
佛家人不打诳语，欧阳竟无先生肯定也不会同意。
其实，1938年9月，同时迁入江津东门文化馆的还有“旅宜四川中学”，时任校长程锡垣。抗战胜利后迁回，其校脉与蜀院一样，清晰独立。
同样，你不能认为几江中学的创办者是程锡垣同志。
图注：《江津县志》民国版所载抗战时期各地中学迁入一览表
抗战时，江津文庙处曾创办“几江女中”，在名实上有一定吻合，性质上属于私办，不久解散。
图注：《江津县志》民国版所载抗战时期江津新办中学一览表。
新中国成立后，江津民众教育馆（文化馆）所在地还办过“江津专区文化干部学校”、“江津专科学校”等，但均与几江书院在办学精神和名称上难以契合。
直到1973年，此地重新兴建“四川省江津县城关初级中学”，在内容上回归了几江书院的基础教育属性。
1982年，城关中学扩建，教育主管部门终于想起了江津几江书院，于是赶紧更名为““四川省江津县几江初级中学校”，让200多年前的几江书院，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符合时代要求的面貌，重获新生，续接血脉。
随着城市扩张，学校招生规模增大，2008年8月，几江中学整体迁入江津东部新城。
换一个角度，江津民众教育馆（文化馆）成立于1934年，虽然文化馆与学校在性质上不同，但在精神上还有一些相通。
如此，几江书院完成三次东移：从最初的城隍祠迁至考棚一侧（现在四牌坊小学处），为第一次。由考棚一侧迁至东门广场文化馆处，为第二次。由东门迁到琅山，为第三次。
几江中学琅山新校园内有一条幸福河，从校内西北角向东南蜿蜒写出一个“几”字，然后从东北流出，注入长江。这个“几”字，成为校园天然LOGO。
至此，几江书院占地近400亩，成为功能齐全，融古汇今，雄居重庆办学历史第一的现代化学校。
也使江津成为拥有聚奎和几江两所活书院的教育大区。
责任：永久保留“几江中学”校名
江津书院很多，且不说重庆市最早的五峰书院，也不说两广总督张铉读书的石蟆游心书院，单说光绪年间，就有桂林书院、钟山书院、余庆书院、双峰书院、育才书院、莲峰书院、凤鸣书院、文峰书院、聚奎书院等等。
其中几水、聚奎、育才、华峰等合称“江津四大书院”。几水书院、聚奎书院闻名重庆府。
但真正传承下来，依然名实相符且未断裂者，只剩下聚奎和几江。江津双福育才学校虽然与育才书院名称相符，但办学“校脉”迥异。
因此保存校名，就是保护江津校脉、教脉和文脉，这是江津每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2007年5月经重庆市教委批准，几江中学更名为“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原校名仍然同时兼用。到2014年，则只允许使用新名，“校脉”再次中断。
只有江津本地民众仍然称其旧名，保留着那份念想。
田家炳先生是最值得尊敬的慈善家，特别对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奉献一切，被称为“中国百校之父”。他的慈善精神与回报祖国的品质，可谓感天动地。
但相信田家炳先生无意将他支助的学校，全部改为由他名字构成的校名，更不会因此去中断一所拥有几百年校史的历史名校。
比如田家炳先生支助过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但仅仅在该校为他支助的教学楼命名为“田家炳楼”，而不是将所有大学，全部改为“地名+田家炳大学”模式。
许多因城市扩张而新建的学校，本来没有多少底蕴，本着继承田家炳先生慈善精神的愿望，可以冠以田家炳先生名字，以表达对这位世纪巨人的景仰。
但几江中学这样文脉绵长的学校，如果因为接受一定捐款就更改校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都是极大的遗憾，给后世留下一声叹息。
想想，如果因为接受捐款，就将清华、北大，或哈佛、斯坦福、牛津改名，会是什么结果？
江津教育最大的财产传承之一，就是聚奎和几江。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它，就像保护自己的姓氏和灵魂一样，这是江津教育的根脉。
希望相关部门与田家炳基金会协调，恢复“几江中学”原名，但可保留在田家炳学校系统内，永远作为系统之一员，以发扬田家炳先生的伟大精神。
280年来的先贤们都看着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