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城史：470年历经11次修葺
——江津老城的风水布局之二
江津历代文人对县城选址颇为骄傲，评价极高。
《民国江津县志》记载，清朝县长周宝生，通晓堪舆之学，曾经对人说：“津城不知建自何时，当时创修之人，具有卓越大智慧。对此，不详细讲述。看其地形走势，江津可永无兵灾。”
但很可惜，没有在县志上找到周宝生此人。
周铭祚《修迎恩门楼记》里，对江津风水也有讲述。
从龙脉看：“脉息自播（贵州遵义），攒笏插天，叠嶂披云，蓊匌（弥漫）千里，直走江浒（江边）。逆折里许为县署（县政府所在地），再折为学宫（文庙）。”城市龙脉从贵州遵义，千里而来，沉降江边。西折一里左右为县政府所在地，再南折为文庙。
从外围看：“顾鼎山如屏盖，大江环其后，状如几字。”气势磅礴，壮美异常。
从风水师角度来说：“山川形胜，堪舆氏恒艳称焉。”所有的风水师都艳羡称赞。
从成绩看：“考之盛时，户口、田赋、仕进、科名，不减他治。”人口、纳税、做官、科举等等，没有一项比其他县差。
获得这一切成绩的原因，皆是风水之功：“夫非山川间气有以培植之而然与？”这不是山川天地灵气培植之功么？
间气：运气的术语。间隔于司天和在泉左右的气。六气分治，在上者为司天，在下者为在泉，其余四气分司司天和在泉左右，称为间气。
简单说，间气也就是天地之气运，放大来看，就称为县运、族运、国运等。
所以，江津在与其他县比较：“必以予邑为称首。”
理所当然的第一名！牛呀！
甚至明清以前，江津的科举远胜重庆主城渝州。
宋代，重庆地区第一个建书院是江津，叫五举书院，时间是公元1008年。
第二个建书院，还是江津，叫五峰书院，时间是公元1064年。
当时省政府奉节，第三个建书院，叫静晖书院，是夔州知府状元王十朋同志，时间是公元1165年。
比江津晚157年，这是多少个代差呀？
江津人的骄傲，溢于言辞：此宝地，天赐也！
具体筑城年代，史料已无记载。虽然史载几江建县是公元967年，但筑城时间却无文献可考证。
《县志》只说“旧有土城，岁久倾圮。”
江津有文献记载470年城史，较大的筑城修城，大概有十一次。
一是明朝成化七年（1472年），这年有一个伟人出世，叫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者。这样就容易记得江津的具体筑城时间。
由于钱不多，东、西、南三面仍然是土墙。北面濒临长江，用条石砌成。所以，到成化辰卯（1483年），仅仅11年，城墙就坏了。
当时的县长黄昭，召集重修，一是增高城墙，二是在城墙上盖屋，可以防止雨水浸湿损坏。这是第二次。
可惜刚过7年，到正德庚午（1510年），又遇到曹甫作乱，县城被曹贼攻破。
这下好了，终于涉及战争了，再用土墙肯定不行了。当时的通判张曰善、训导钱濬，奉中央纪律检查小组组长都御史林俊、副组长副史何珊的命令，全部将土墙改为石头，高城岿然屹立，终于完成由土城到砖城的农转非质变。这是第三次。
过了4年，明正德甲戌（1514年），县长杨威认为筑城太急，旧墙不牢固，许多地方崩塌，又请求上级领导，重新修筑。
这一次终于比较完善了。周围五里六分（2500米），高1.8丈（6米），门有9道，严重超越礼制，县级通常只4门。
有人猜测是当时风水师（或地方天官）认为此地风水特异，气象格局千里难寻，必制9门才合天意。故当时地方官员上报文件时，以风水师天意为据，才得到上级批准。否则，谁也不敢僭越礼制。而且《县志》确切记载，是“请于当道而筑之”，意思是向上级机关和领导请求，得到批准才执行。
地方学者以江津有宰相江渊，所以朝廷才未追究。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太多，但没有一个宰相可以僭礼，难不成出宰相的地方都可以建9门？
正常情况下，唯一能让朝廷认可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天意。而且必出自天官或风水师之口，而且天官或风水师，必在筑城前的祭祀中有异象，或者查脉卜地时有一套基于风水理论的说辞，才能提此要求。
这个理由，或者说这一异象，县志未载。
换一个思路，或者在明朝，对于重庆特殊地形，已经不再严格按照礼制来约束，更多是地形需要，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实事。比如重庆是17道门，9开8闭。合川12门，8开4闭。江津9门，4开5闭，南安、东阜、迎恩、西镇，以上四门现开；北固、通泰、嘉惠、临江、德胜，以上五门闭。
荣昌、南川、黔江、綦江、彭水均为4门。
忠县、丰都为5门。
所以，从整个重庆范围来看，城门数量受重庆地形影响，与宰相或天意，都无关。
江津9门，每门各建城楼，东、南、西三门更是修建了月城（就是瓮城），提升了军事防御能力。
邹鲁写的《筑城记》，就是针对此次而写，这是第四次，算是比较有档次了。
到明嘉靖己亥（1539年），县长杨元吉同志认为美观不够，在城墙上增修女墙石堞，让城墙更安全。这也算是大工程，这是第五次。
明朝五次修筑，城墙经受了近两百年时间检验，确实功在千秋。
康熙42年（1703年），县长王行恭，深通风水之术，认为城穴在迎恩门，必须作为政绩工程整理，于是捐出自己的工资，将迎恩门及城楼，修葺一新。这是第六次，算专项维护吧。
乾隆31年（1765年），曾受一县长用公款在旧基上重修，仍然9道门，每道门都建城墩，增大规模，但将“西镇门”改为“来庆门”，“德胜门”改为“西成门”。这是第七次。
嘉庆9年（1804年），冰雹损坏城楼，县长徐鼎重修。这是第八次。
咸丰癸丑（1853年），县长程祖润在城墙周围增加三层条石的厚度，又增修女墙及东、南、西三道城门的月城。这是第九次，算是下了大功夫。
咸丰辛酉年（1861年），县长谈廷棫以邻县告警，在城东南西三面，深挖城濠，宽2丈（7米）左右，深1.8丈（6米）左右，濠沟边种植杨柳若干，增设大炮台8座，小炮台数十座。这是第十次，重点是护城河和炮台，增强防御能力。
光绪末年（1895年），南安门内醴泉井侧崩塌3丈多；民国十年（1921年），临江门城墙石坏，将倾塌，均由地方官用公款修复。此为小维护，可以不计。
民国5年（1916年），通泰、嘉惠、临江、西成四门，因城外居民火警，恐延及城内，地方官命拆毁城楼，后一直未修复。但城墙仍在。
民国18年（1929年），张清平师长统一对城内道路进行拓宽改造，形成现在江津城内街道格局。这是第十一次。
民国31年（1942年），迎恩门外顺城街发生火灾，应市民要求拆除通泰门至迎恩门之间的城墙，改建为公路。
至此，古人眼里的江津老城颜面被毁，龙穴涅槃重生，江津扩容发展，老城寿终正寝。
从1472年建城，到1942年，合计470年，刚好整数，实属难得。
明朝进行5次大的修筑，基本成型。清朝进行5次大的增防，强化了城市防御能力。民国只有一次较大的城内改造，算是城市现代化工程吧。但破坏较多，最后老城形象终于被毁，龙穴涅槃，聚集能量，浴火新生，等待城市增容扩张，迎来新的发展。
1958年，县人民政府决定拆除城墙，建环城公路，城墙完全废除，只余县衙后面一段老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