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文对待浙江争议满分作文的态度：尊重读脉和写脉，发展个性
作者 沧海一声笑
高考作文是炫示的艺术，有人炫文采、有人炫学养，甚至有人炫古体字（江苏满分作文王云飞的《绿色生活》）。无论你炫什么，都是向阅卷者暗示：老师，我有才；或者老师，我读了很多书！等等，最后无非是卑微地暗示他：我是优生，请给我高分！
这篇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炫得就有点多了：炫生僻字、炫欧化体（翻译味）、炫西哲风、炫孤僻典、炫老成调等等。一时之间，毁誉参半，教授专家，一线名师，各抒己见，网络喧嚣，战尘飞扬。
第一位阅卷老师估计读得有点头痛，只给了39的及格分，连42-48之间的保险分也没有给，说明生僻字和欧化体的晦涩，以及相对于阅卷老师比较遥远的西方哲人，组成了强大的文章迷雾，让阅卷老师如坠云霄，不分南北。
换一个角度，考生以前多数喜欢炫中国名人，如屈原、苏轼、司马迁等，装点作文的文化门面，但同质化引发阅卷者的审美疲惫。于是陌生化登场，但同样的理由，中国名人的陌生化越来越需要下潜到历史的底层去打捞。于是西方名人成为高考陌生化素材的另一天地。
这其次是一种考试技巧，或者阅卷小组负责人认为很成功地避开了套作：结果当然是很傻很天真。
但这样相对的陌生化也带来另一个问题：由于多数阅卷老师，特别是女教师成长时期对西哲兴趣不大，或者说涉及西方文化的学养纵深不足，很难引发共鸣，也就让阅卷者一头雾水。
但第二位、第三位阅卷老师都给出了55分的高分，说明了两种可能：一是真的读懂了，觉得真的是好作文。二是晦涩高深真的有用，无论全懂半懂或者似懂非懂，至少让阅卷老师认为这是一个优生，这就够了，给90分以上足矣。其实，那些生僻词，不查字典还真没有几个人可以一遍读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连续读了三四遍才勉强猜猜文意”），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高。
想当年苏轼的科举策论，也有欧阳修不懂的杜撰典故，把文坛宗师弄得自认读书不够，不敢扣分。
当然，真正读懂此文的是陈教授，而且陈教授作为浙江高考作文阅卷组长，从网络搜索的信息来看，他比较反感学生引用中国文化名人，明确说引用作文三巨头，不该打高分，甚至只能得低分。
作为高考敏感度第一的中国语文教师，自然想到了外国那一片西哲素材新天地。所以，据网上信息，陈教授主编的《高考作文实战实训》一书的范本《书写自我的生活》，依次引用了尼采、沃尔特•李普、加缪、陀氏、歌德、萨特等西方文化名人，足见陈教授对西哲风的认可和引领。
这样的范文，自然在浙江具有极强的导向性，毕竟是阅卷负责人钦定。所以后两位遵守浙江阅卷规则的老师，不约而同给出了适应浙江阅卷场评分氛围的高分。
当然，也不得不说，浙江的陈教授和江苏原高考阅卷组长何教授具有同样的考场偏执：一个追求西哲本位导向，一个追求记叙文本位导向，对于千千万万不同禀赋的考生来说，实在是极大的不公平。
怎样对待有考场偏执的阅卷组长及带动下形成的文风？这是考场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考场最大的无奈。
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从这个位置上请下去，回归他们高校的本职工作。高校教授干涉中学高考，是一个错误的潜规则。从中教和高教的竞争程度来看，教授们多数难入教学一流，对诊断中学生写作真实水平的选拔性考试的判断能力来看，中学教师更有发言权。
从中国教育最差的高等院校邀请教授来指导中国教育最有竞争力的基础教育考试，这本身就是一种嘲笑。
什么时候才能扭转这种错位的长臂管辖？这需要教育相关部门树立中学教学自信。
一
那么，文化作文该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我想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供文化作文实验教师参考。
首先，大家要明确文化作文的基础定位：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结合。
换一个角度，应试能力本身就是人的素质之一，所以没有分数的教改都是不能满足人们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之间矛盾的乱改，必定遭到社会的唾弃。2020年高考之后，南京一中家长们手举标语，呼吁校长下课透露的焦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大家要知道文化作文这一定位的追求：以分数为诱惑，培养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最终培养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并基于这样的底色，面向世界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者和贡献者，甚至世界前瞻文化的引领者。
换一句文化作文经典的表述，则是：以分数的名义，为文化招魂。
那么，我们谈论考场这一特定语境时，也要谈一谈中国人的读脉和写脉，才符合文化作文的内涵：我们既要对学生的今天负责，还要对学生的明天负责，更要面向未来，对时代和历史负责。
毕竟，文化作文和文化教学要培养的是具有世界胸襟的中国文化人。
一个人的阅读史，必然是他的精神成长史。这种精神成长自然就包括了文本本身携带的内容和形式。
内容就是文本的价值观，形式就是文本的语言组织结构和表达模式。
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文化断层下的读脉和写脉，分古代和现代，新文化运动是分水岭。
中国古人的传统读脉，是从“三百千”开始，然后是《幼学琼林》、《千家诗》、《弟子规》、《声律启蒙》、《神童诗》、《童子礼》、《名贤集》、《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汉语追求简洁、流畅、韵律美的言语特征，便天然地烙印在孩童的灵魂深处，作为一种精神底色，打下了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特征。
而且这些相对通俗的儿童读物，与升级后阅读的“经史子集”之间，存在内在的相通相融，有利于学习中的积浅入深和豁然开悟。
启蒙之后，进入“小学”，开始音韵训诂之学。这时候的教材是《笠翁对韵》、《广韵》、《尔雅》、《说文解字》等等，进入汉字的符号意义和声韵层面的认知。
然后进入科举学习阶段，以四书五经为基础，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无所不包。
按照理学家朱熹的观点：《四书》应当依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来读。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涉及诗歌、散文、历史文献、哲学等图书。当然，经部从唐代到宋代，已形成十三经。
史部，这是中国独步世界的文化成果，记载了历史兴衰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历史方面的书籍。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史部，司马迁的《史纪》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本朝为前朝作盖棺定论，以弘扬正能量，传递中国价值观。
清代乾隆皇帝钦定出“二十四”正史，若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则更多。
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均归入史部，共计15大类别。
子部，专门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包括名学、法学、医学、兵学、农学、儒家、道家、释家、数术、艺术、小说、天文算法等14大类。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
在风格和言语表达千差万别的文字中，读者根据自己的先天倾向与后天阅读状态及感悟，形成对文本内容和表达形式的个性化吸收与认可，从而构建属于自己的“读写天地”。
当然，从科举角度，有些内容只是选读，甚至可不读。
仅仅从阅读书目的最大公约数来看，中国文人的精神结构和内在品质已经非常纯正地定格了中国文化基因的排序组合。
与读脉相适应的中国写作学脉，无论从北诗经南楚辞算起，还是中国文学史或科举史上的各种风格之争，无一例外地昭示着中国传统写作学追求言简意赅、词正典雅、意蕴丰美、音韵和谐的汉语审美。
但是，当西学东渐，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读脉发生变化，西方文化进入公众视野，特别是科学，丰富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
只是当西方字母变成东方汉字，由于语言文化土壤的先天差异，导致翻译体出现。更因为新文化运动，过早催生了白话文的诞生。于是绵长的句子结构，靠“的”字串联成冗长且再无音韵感的欧体出来了（余光中批评为“恶性西化体”：的的不休、当不不已、被动滥用、句法僵硬）。
与之相适应的写脉也发生变化：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开始，经过现代和当代几代人努力，白话文学和文章及言语表达，慢慢向现代文蜕变，实现了汉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形成丰富多彩的言语模式，并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
这些言语模式对交流和表达的精准带来利好，相对于文言的表达，虽然有落俗倾向，但多数作家和文化学者们正努力使之雅化，回归文人气息。
就像当年宋朝的文人们完成词的文人化提质一样，把词最终从民间解救出来，登上大雅之堂，成就中国文化的另一座高峰。
毕竟，经济腾飞和国力崛起之后，在艺术和精神品位的追求上，已经不能再以“劳苦大众”为主流的文盲时代来要求教育普及率达到90%以上的当下社会。
近现代读脉和写脉与传统的错位，让基于汉语表达的中国写作学的财富突然由富翁变成贫民。面对三千年文化存款，我们还能找到那个与现代汉语融洽的阿里巴巴密码么？
怎样才能取出锁在古汉语里的中国写作学资源，让它快速提升现代汉语的言语表达质量，是中国文化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首要任务。
这也正是文化作文的追求：希望这几代走上文化康庄大道的学生，能够找到这个密码，从而打造现代文言——现代文章语言，让它与古代文言双璧生辉。
因为从文言与白话的写作学断层来看，前几代人由于先天读脉缺陷，成长期多数是从现代文章开始，他们注定无法完成文白互通的现代文章语言的改造与提质。
二
基于文脉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状，我们历来主张小学生不要过早接触欧化体的外国文学作品，因为它会破坏学生言语表达品质的中国化生成。
即便对当下作家作品的选择，也应该以较为成熟的语言大师为主。对白话文起始时期的文化名人的作品，也应该以了解白话文历史生态的姿式去少量接触。
比如对鲁迅的部分作品，教材或课外阅读应该少推荐，可以在学生言语表达逐渐成熟之后去阅读，或者研究鲁迅思想时去脱掉它略带晦涩的文字外衣。但在最初的成长阶段，可以尽量接触语言较为成熟的现代作品或古代作品。
当下仍然是现代汉语言语表达的一个过渡时期。从文脉来看，五四及以后的文人，是在有深厚古文基础上的浅化写作，是把大功率写作能力压缩后进行小功率输出，目的是用劳动人民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以方便普及新思想，因此那一时代的作品本身并不代表那一个时代文人们对语言的真实驾驭能力。
社会语境限制了拥有古代汉语铸词炼句能力的民国作家的发挥，也就影响和延迟了现代汉语宝贵的成长期，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储存的汉语能量，非常卑微地俗化出来，以适应更多民众的精神需求。
但叶圣陶语文以后成长起来的这几代新中国知识精英，却是与传统文化隔离后的浅汉语读写，无所谓故意浅化或深化，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批判一样，他们内心很少有对文字的敬畏和崇拜，它们把文章仅仅定性为人际交流，而不是艺术和语言精品的审美创造，写作学堕落的大门被彻底打开。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部分人，成为今天的专家或教授，影响着和引领着中国写作学继续堕落。
相反，港台及大陆少数优秀作家却在探索传统写作学与现代汉语结合的有益尝试，甚至少数作家开启了对现代写作学的思考与实践。
这些多元化的思想与作品呈现，必然影响中学生的阅读成长和高考作文变化。
走进中国古代文学的考生，借鉴古诗和文言文，他们的考场满分或高分作文，让俗化在现代汉语里的成人们惊出一身冷汗。比如汶川地震四川考生的藏头诗《悲中行》风靡一时，江西考生付义琳的《乐语文赋》让楹联学会副会长惊叹，湖北考生周海洋的古诗《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直接跨入央视对话。
不同天赋的学生，让古代文体意气风发地走进高考作文场域：有赋体，如2003年陕西考生柳成定的《吊屈原赋》；有祭文，如2006年河北考生的《祭乌鸦文》；有论体，如2010年福建考生杨华的《士运论》；有传体，如2007年四川考生的《智士程济小传》；有歌序体，如2007年浙江考生高志远的《吊李白歌并序》；有说体，如2016年湖北考生的《知说》；有歌体，如2004年贵州考生的五言歌体《戍妇歌》等。
走进中国古典名著的考生，借鉴古代白话小说的表达技巧和素材，他们的考场满分或高分作文，也曾轰动全国。比如2001年蒋昕捷的《赤兔之死》，至今仍然是考场经典。2016年浙江杭州学军中学王宁同学的竞赛文《马云，你听我说》，虽然在语言表达上不如《赤兔之死》成熟，但也有几分神韵，曾引发网络热潮。
更多考生走进当下文学天地，与考场作文特有的炫示要求结合，创造了中国高考写作史上独特的文风。有文采飘逸的诗化散文，如《在铭记与忘记的两岸》。有典雅厚重的历史散文，如2016年山东唯一满分作文《张岱的行囊》。有简洁干净的叙事小说，如江苏的《忧与爱》。有思辨说理的论说文，如江苏考生的《萝卜烧萝卜，还是萝卜烧肉？》。有地域叙事的真情载体，如《北京的符号》。等等。
如果只有一种文风，一定是一种悲剧。比如2002年，由重庆考生《菊花飘香时节》引发高考作文的文人化风格，香飘大江南北，全国考生竞相模仿，形成风潮，对万千学生的个性写作肯定不利。多数阅卷场将其作为考生写作风格之一予以肯定，但不刻意提倡。不过少数阅卷场却直接给予团灭，不允许这类文章出现，这就矫枉过正了。
直接的恶果是：与三千年文化断裂的小女人式的抒情与叙事成为这些省市阅卷场的时尚，或者提倡另一种窄化的考场追求来覆盖：如最认可记叙文，或最认可西哲风，或只认可思辨议论文，或只认可批判性议论文等，把一个省市的学生全部赶上一条钢线绳行走，惨烈的哀嚎不忍目睹。
但北京、四川、山东、广东、湖北等诸多省市，却以包容的心态，让考场多元存在。特别是北京，多年来以中华文化、诗歌意境、时代热点、地域风情等，引领学生走进中国文化现场和地域文化襁褓，坚守中国文化灵魂，难能可贵，不愧其京城教育品质。
梳理当代写作堕落的争议与曲折，是想告诉大家：浙江争议作文，其写脉，来源于当代欧化论文的表达方式，同样应该允许它存在，并包容它。
因为，这种表达虽然与传统写作学的追求不相适应，但它的长句有利于精准表达一个相对更加完整的意思。这也是欧化体出现的原因：译者希望把单词背后隐藏的信息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
虽然它的表达模式和多重炫示已经引起第一位阅卷者的反感，但它还是成功地引起了另外两位阅卷者的认可，除了在浙江这一特定阅卷场有欣赏它的评分标准外，考生的学养和知识储备，让阅卷者相信，这是一位优生。
对于阅卷场来说，确认这一点就够了，没有一位阅卷老师会忍心给优生打低分。
换一个角度，一个高考学生，愿意为了高考作文去尽力阅读他最初可能并不喜欢的晦涩表达，到最后能够流畅地完成晦涩表达，并可能会形成他的个性化风格，这并没有错。甚至，可能晦涩表述就是他先天携带的天赋能量。
文化作文始终认为，写作应该尊重个性和天赋，这篇文章给满分或高分，放在任何阅卷场都应该支持。
有人反对该文满分，认为可能会引发群效，这对具有其他表达天赋的同学来说，非常不公平。是的，这说明阅卷场尊重写作表达的多元化多么重要！作为阅卷组长，不应该把自己对写作的好恶，强加给一个省市的数百万学生，并错误引导一个群体变成同质化的“组长表达”。
支持给满分，但不支持它成为唯一标准或导向，因为文化的宽度绝不是只适合阅卷组长一个人行走。
更重要的是，浙江阅卷场的西哲化，是与“去中国化”同步，这必然导致大量高考生从小学到中学积累的传统文化素材，白白浪费，成为一种无效资源。
而西哲化的危害是：它可能让高中语文老师从高一开始，就在阅读和写作领域，开启艰难的欧化训练，并训练出一批欧式木偶语言伪装成西哲文化，只为套取这一阅卷场的高分。
这种悲剧，确实应该避免。
为了适应千万学子的先天个性，文化作文提出了文化阅读概念和实践，形成读写互动，让学生在博杂的阅读选择中，可以理清古今读脉，实现有序阅读。由“杂读”到文化“序读”是阅读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提质，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选择适合自己先天风格的作家作品，形成井然的序列化阅读成长，激发自己的先天言语能量，建构自己的语言组织方式和表达模式。
相信，这才是为建构中国未来写作学培养的生力军。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三
谈到阅卷组长，就想多说几句。
一个重要观点是：不建议大学教授做高考作文阅卷组长，这跟几代大学教授的成长背景有关。
陈教授主导浙江高考20年，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却极其令人堪忧：他们从小学到高中阶段，教材多是文革后遗症的产物，与传统文化隔离较多，对古文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量，要远远低于他们阅读翻译版的国外著作和欧化体的当今中国流行论文，所以他们的文风自然比较倾向于他所推崇的西译怪体。
北大校长林建华在校庆发言时，把鸿鹄（hu）读成鸿鹄（hao）后写了道歉信，很真诚地坦承自己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的知识素质：“上中小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开始的几年没有课本，后来有了课本，也非常简单。我接受的基础教育既不完整，也不系统。……老师只是让我们背语录和老三篇。……我很幸运，77级的高考语文考试作文占了80分，词句和语法只有20分，否则我可能就考不上北大了。我只是在考试前的几天，读了一本语法方面的书，刚刚知道什么是主语和谓语。”
换成代差表达：现在初中生的阅读和知识结构及语法理解，都比当年的林校长强。只是时代需要寻找一位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才让缺少系统知识的林建华站在北大校长位置。
林校长追述自己在动荡年代的阅读和精神成长史，代表了那一代和他之后几代教授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底色：由于课本本身的中国文化含量极少，加上整个华夏文明史被那个时代以“封建迷信”一词定性为反对和反叛的对象，精神缺根是这几代的宿命。
因此很多人读完大学后，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读研读博，他们选择的专业课程，部分也跟外国有关，外国文化和基于外国拉丁文翻译下的欧体阅读，占据了他们一定比重的专业学习，甚至部分成为他们立足社会的职业荣誉。
也就是说，阅读带给他们的精神成长，更多是西化的灵魂和中西翻译体孕育的表达怪胎。让阅读与写作“三观”并非正统的这几代教授（特别强调：仍有大量持写作正见的高校教授存在，或是个人兴趣，或者个体经历，或是家庭影响等，造就了他们的读写正统观，否则我要被群殴了）来指导高考，非常危险。
因为他们除了理论不正统、汉语底子单薄外，更缺少一线写作教学的实战经历，除纸上谈兵之外，他们要树立在中学阅卷教师心中的权威，就不得不拿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来“规范”阅卷场，于是，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浙江陈教授之前，江苏还有一位何教授，也对江苏高考作文起了很强的个性引领，至于好坏，只能留给江苏的语文老师来点评。他也打捞了一篇作文成高分，题目叫《怀想天空》。一评给了36分，二评给了42分，三评给了39分，何组长阅读后却非常感动，特别是文章朴实的文风，太久违了，于是他下决心给了54分，还逐句点评，并印发给所有阅卷老师，成为江苏阅卷新风向。
江浙这几年高考作文阅卷场所出的故事，是否对得起江浙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底蕴呢？也许只有江浙的老师们有资格回答了。
据说南方周末记者查阅了13篇网络上流出的浙江省2017—2019年高考高分作文，发现将西方哲学家、近现代作家作为引证材料最为常见。超半数作文中，出现奥古斯丁、克尔凯郭尔、黑塞、加缪、斯宾诺莎、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名字。有些是引用句子，有些仅仅是提及名字。而一些小众的国内外专业领域人物，例如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况斯、中国近代女画家潘玉良、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等，也被部分考生用以论述自己的观点。
在这些高分作文中，将中国古人作为引证材料的文章，仅仅三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去中国化”的高考作文素材导向？甚至去中国历史文化的写作导向？
从追溯这几代教授的成长经历告诉了我们答案：它背后是一个历史性的伤痕。对中学教师来说，知道这一脉络，也许可以更独立地去思考自己的教学，而不必再受伤痛的干扰。
当然，如果你所在省市的高考阅卷组长有什么特殊的写作嗜好，却一定要告诉学生，无论对错，他都正确。（请骂我吧！）
因为不能拿学生的前途来冒险。
但你可以用文化的宽度去适应他窄化的写作苛求。训练的时候，要打开文化的大门，只有在应考的时候，告诉学生，低一低头，就可以很完美地走过阅卷组长设置的那道矮小而丑陋的房檐。
四
陈教授们站在高考作文阅卷组长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包容与多元。如果能同步站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写作学的位置，思考这一代人将怎样面对世界文化和怎样创新汉语表达模式，则更有天下情怀和时代责任。
如果这篇欧化体代表的写作能力可以打满分，那么与此写作能力相似的中国古体、中国现代体、中国当代体、中国民间体、中国正史体、中国诸子体、中国朦胧体等等，也应该打满分。
如果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这是浙江考生之福。
如果只允许欧化体的文风代表浙江考生水平，其他各种格调一律封杀，则是浙江高考的至暗时刻。
如果西哲化素材与西哲思想才符合阅卷组长钦定的高分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名人思想及地域文化元素一律踢出高分圈子，那么这种考场的“去中国化”，与当下中央提倡中国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复苏的时代精神完全相悖，则证明陈教授们在思想政治上完全不合格，已经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文化刽子手或精神屠夫。
高考作文阅卷场，如果也存在写作学主权的争夺，写作素材入围的争夺，写作思想围标的争夺，那真是中国当代高考写作学建构的悲剧。
至于以“防套作”为借口，倾向外国名人，这就很奇怪了：中国文化名人可以“套作”，那么同样是名人，只要变成外国就不成为“套作”，这是什么逻辑？媚外到可以一剑封神，这样的组长，居然能够占据阅卷负责人位置20年，教育相关部门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同样的理由，江苏阅卷场原来认为记叙文可以“防套作”，岂不知小学生作文考试就开始用记叙训练“套作”，到了高考还不会“套作”到六亲不认？
只要送过几届高考的优秀老师，面对阅卷场认可的作文模式，马上可以找到套作的密码。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只有不了解基础教育的教授，才会如惊弓之鸟，重重防护，草木皆兵。
套作其实可以速入门，提升学生兴趣，教学中借套作引导学生走向文化深处，并在大量有序的文化读写中，让文字融入学生的血液，最终写出具有自己生命张力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写作教学技巧。
套作可以看成一种入格，是起点，不是终点。所以只有当阅卷场以包容的姿态面对千万考生，才不会有一窝蜂的同质化风潮，才不会因为同质化的考场要求而扼杀万千考生的写作禀赋和写作个性化的生成。
防套作要从真正教学生套作中去认识，学生套作有一个阅读、吸收、内化、替换、解构、重构和主题转向等过程，它需要一定的训练，并会出现一些生硬表现，只有随阅读的增加，素材和表达的积累，才能完全消除套作痕迹。这一点，真不是站在岸上的教练们所能知道的内幕。
从传统写作学脉络来讲，现代汉语中断了文言写作的表达方式，但传统写作的精神气质仍然可以继承，并可以努力去桥接文言与白话的互联互通，提升现代汉语品质。
从现代文写作来讲，张晓风的灵性，巴金的朴质，金庸的雅俗共赏，莫言的乡土特质，余秋雨的广博古劲，贾平凹的朴素幽默，陈忠实的厚重流畅，阎连科的诗性乐感，王安忆的平淡理性，苏童的意象审美，龙应台的简洁典雅，琼瑶的诗意唯美，三毛的雅洁生动，白先勇的明快优雅等等，为不同天赋的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学习对象，也为考生引入文学和文化的内涵以酿造千字内的考场作文精品提供了不同的花蜜。
高考作文回归文化大本营是大势所趋，但如何选择文化型名师作为高考作文阅卷组长，以文化的博大去包容丰富多彩的学生个性，却是每个省教育部门值得深思的事。
做官可以没有文化，但必须用手中的权力为教育寻找一位文化人去引导教育的良性发展。
因为千千万万学子良好的文化素质与品位，才能建构中国未来的国家形象。
我期待，并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