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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研究)三苏(苏轼苏辙苏洵)两次过江津,《南行集》中无灵感,鼎山静默几水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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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20-07-17

三苏两次过江津
鼎山静默几水叹,《南行集》中无灵感
谭蘅君  谭云籍

苏轼一生三次出蜀,二次返蜀,合计五次往返眉山与开封中,三次陆路,两次水路。

出川三次,分别是:

嘉祐元年(10563月春,三苏父子赴京科考,首次出蜀,北上走陆路。父子三人“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具体行程为“发成都,过剑门,经凤翔府郿县横江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至渑池。五六月间,抵京师……”

此次为什么是“发成都”而不是眉山呢?因为上一年冬天,苏洵父子就去“干谒”成都市长张方平,这是当时科举考场的一种潜规则,就像唐朝孟浩然们给国家总理(张九龄是宰相)写“干谒诗”求推荐求保举求工作一样,很正常。

其实,诗圣杜甫同志写过不少求职“干谒诗”:给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一党的首都市长鲜于仲通写了《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诗,大赞其才能。其实鲜于仲通就是一个草包将军,亲率8万精锐部队征讨南诏国,结果全军覆没,连儿子也死于战场,但为了求推荐,诗圣也只能拍马屁。

换一个角度,唐朝写“干谒诗”求职是一种潮流。诗仙李白十几岁就开始写,一直到流放夜郎还在写,死前两年(公元761年)还写了《赠刘都使》。他的“干谒诗”有一个突出特点:你不举荐我,后果很严重。如“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意思是如果你不推荐我,我发达后你小心点。如“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换成四川民间大白话就是:你龟儿子不保举我,老子隐居去了,求你个鸟!

诗仙、诗圣、诗魔、诗佛概不免俗,其他诗人更不用说。如岑参的《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高适的《奉酬睢阳路太守见赠之作》、骆宾王的《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等等,为了谋得一官半职,谁能永远高昂着一颗要交房租的头颅?进士朱庆馀同志甚至把自己比喻成小媳妇,口味很重地向主考官张籍低眉询问:“画眉深浅入时无?”

张方平市长很高兴,这也是在职位上为自己积累人脉嘛,说不定会让后代子孙享用。除了大赞苏轼兄弟的才华,还给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那一年,恰恰欧阳修是主考官。

苏东坡后来满怀感恩地回忆道:“轼年二十,以诸生谒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

本次与江津无缘,父子年岁为苏洵47岁(生于1009年),苏轼20岁(生于1037年),苏辙18岁(生于1039年)。

嘉祐四年(1059)农历10月初冬,守完母孝,苏轼兄弟在父亲带领下,全家出川走水路。从眉山出发,沿岷江而下,出三峡至荆州,然后北上。到达荆州时,苏轼将眉山至江陵沿途所作诗歌90余篇,汇集为《南行前集》,亲自作《序》收藏。从荆州北上至开封所作诗歌,汇为《南行后集》。

本次出川,三苏全程走完江津127公里长江水道。

熙宁元年(1068)冬,服父丧满,苏轼与弟辙一起还朝,第三次出川,走陆路,路线与第一次大体相同。

本次也与江津无关。

两次回蜀,分别是:

嘉祐二年(10574月,苏轼兄弟一举成名时,母亲程夫人病故,父子三人仓惶离京,回乡奔丧,此次归蜀史料甚少,学者多以为走陆路。

治平三年(10666月夏,送父亲苏洵和妻子王弗灵柩回川,走水陆,过江津。

对于这次回蜀,1998年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的《苏洵》一书载:“北宋治平三年三月,苏洵所著《易传》尚未完成即病重,命子苏轼述其志写完《易传》。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京师。六月,具官船载洵。由苏轼、苏辙扶护出都城。苏轼妻王弗灵柩亦随载而行。自汴入淮,溯江而上抵江陵,十二月入峡延水路,于第二年四月护丧还家,十月二子尊父命于其母合葬。”

也就是说,三苏两过江津:第一次是出川赴京任职,时已名震天下,父子三人开启了文化作文的游学写作模式,沿途随感随写,权当练笔,并汇集出版,是父子三人唯一的合集。

此时苏轼22岁,苏辙20岁,换算成今天的学历,苏轼刚刚大学毕业,苏辙还在读大二,正是训练“文化作文”游学创作的好时机。

历史很有意思:111年后,陆游由绍兴入蜀,乘船由运河、长江水路前往,历时160天,五个多月,几乎每天一篇“文化作文”日记,编成《入蜀记》,共六卷,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这一西一东的集子,颇耐寻味。

第二次过江津心情却相反:扶柩回灵,双棺沉浮烟波中,一为父亲,一为妻子,逆水行舟,正是长江枯水期,江流凝滞,寒风呜咽,再也没有第一次出川时的文思泉涌,洋洋洒洒了。

《南行集》是研究苏轼苏辙年轻时进行“文化作文”游学创作的最佳材料,也是研究苏轼兄弟前期思想与创作起点的原始档案。

他们写作观察的重点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自然景观,“山川之秀美”;其二是地域民俗文化,“风俗之朴陋”;其三是历史人文,“贤人君子之遗迹”。

这三个方面,历来是“文化作文”游学写作活动的重点,并尽量将三者融合的同时,加入现代科学文化,使“文化作文”游学创作活动的文化基因更全面。

毕竟,游学已经成为中考高考作文之必备。2020年全国新高考2卷的作文题目指向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读书还是行路,我们都会与地名不期而遇。有些地名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特征、风土民情、历史文化、著名人物等;有些地名会唤起你的某种记忆与情感,或许是一段难忘的故事,又或它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

2016年全国2卷的高考作文题目指向是:“语文学习关系到一个人的终身发展,社会整体的语文素养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自信。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有三条途径: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 ”

地名文化也罢,社会实践也罢,都提出了文化游学与文化写作的问题。

公元1059初冬,眉山天清气爽,岷江两岸月季花象美人醉后的红颜,在清晨的阳光下格外艳丽。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湿漉漉的桂花香直沁骨髓,岷水清澈,细涛轻语,柔波怀情,影响中国千年的文化巨人,带着家眷,登上了一艘中型客舱。

这条江,公元725年载过诗仙李白,那时李白25岁。

这条江,公元765年载过诗圣杜甫,那时杜甫53岁。

这条江,公元225年春天载过智圣诸葛亮,那时孔明45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这条江,仅仅北宋,就载过上千名眉山进士,那是眉山历史上的巅峰。

更不用说秦始皇驱赶六国富豪入川、两晋衣冠南渡、唐末战乱入蜀等,很多精英到达成都后,为了寻找安全的地方,顺岷江而下,到达眉山、乐山、宜宾等地,寻找避战归宿,这条江,承载了中国三千年文脉。

这条江,曾经被视作长江上游,直到明朝驴行大家徐霞客才将金沙江正名为长江正流。所以在北宋人眼里,岷江的优秀无与伦比,它是穿山过峡,通向大海的一条生命。

这条江,这一次浮载了最年轻的天才,苏轼这年22岁、苏辙20岁。

这条江,往前溯,唐德宗贞元年间“神童科”及第的泸州天才先汪,当年是逆江而上,北上翻越秦岭到达西安,那年先汪21岁。

…………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隋朝开科后的岷江,究竟浮载了多少英雄豪杰和文化天才,值得后人去细细地数一数。

可惜成都文化圈,文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还没有醒来。

1059年农历10月(很多文章没有标注农历,读者很容易误读为西历),四川的冬天已经开始寒凉,江水变得柔亮起来。三苏父子从眉州东门外的江家渡码头上船,浩浩荡荡出发,沿途经过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泸州、江津、渝州(重庆)、涪州(涪陵)、忠州(忠县)、万州、夔州(奉节)、归州、峡州等十多个州,腊月12月初到达江陵(荆州),全长2千多里。然后在江陵过年,第二年15号出发北上,农历215日到达京城开封,走了将近半年,这个假期有点长。

好在这次不是赶考,只是全家人的一次游山玩水,时间充裕,枯水期长江行舟较为安全,旅途经过许多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如著名的三峡、张道陵布道的道教名山安乐山、八仙修仙的道场石笋山,与三国历史有关的严颜碑、白帝城、永安宫、八阵碛、诸葛盐井,有因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而联名的三游洞,还有楚王宫、岘山、羊祜堕泪碑,以及巴楚独特的巫文化等等,是一次“文化作文”的游学之旅。

走完三峡,苏轼在《出峡》诗中自嗨:“东西径千里,胜处颇屡访。寻幽远无厌,高绝每先上。”永不满足的寻胜之行。

同行者有苏轼之妻王弗、长子苏迈、乳母任彩莲,苏辙之妻史氏、乳母杨金蝉等。值得关注的信息,是乳母,她们的地位已经是家庭之一员,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

苏轼乳母任彩莲,一生跟随苏轼,从京城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元丰三年(1080)八月死于黄州临皋亭,享年72岁。苏轼写了《乳母任氏墓志铭》: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

该墓碑现陈列在眉山市三苏祠,成为一件珍贵文物。

1085年苏辙的乳母杨氏68岁去逝,苏轼依然挥笔作《保母杨氏墓志铭》,“铭曰:百世之后,陵谷易位,知其为苏子之保母,勿毁也。”

苏轼墓志铭在最后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百代之后,世事变迁,知道她是苏辙的保母,请尊重她不要毁掉墓葬。声情并茂,感动千载。

换一个角度,这次出川,应该是苏氏搬家了:从眉山搬到京城,该去的人都得去。

出发吧,忘记眉山老街纱縠行的院子和那口老井。

父亲苏洵说得直接“托家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这艘船载着的是一个家呀!两个儿子都高中进士,这家不安在京城,难道还安在眉山乡下?

此时苏洵刚50岁,他想:到京城去住十年再回老家吧。

可惜,这简单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作为世界上家教最成功的父亲之一,苏洵过了八年就回来了,只是回来的是身躯。苏洵的生死很有玄学味:生于公元1009522日,死于公元1066521日,咋看都象上帝的手笔:58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苏轼年轻,虽然对未来抱着极大的期待,却也怀乡:“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

苏辙却实录了启航时的仪式:“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这样隆重的开船秀,应该有不少送行的朋友吧?

但是三苏的诗歌里都没有送行的朋友。只有山高、水急、崖陡、壁峭、寺远、橹急、树美、江清……

三苏都写了同题作文《初发嘉州》,时间是1016日。评价不一,但我们以为,苏轼和苏洵都以寄情恋乡为主,别无新意。独独苏辙不同,面对“壁峭上无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的传说,他心生疑惑:自己“上马千里去”报效朝廷,与“居深山,永与禽兽伍”的人生进行对比,哪一样好呢?隐者与显者,孰优孰劣?

苏辙没有答案,因为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结果。所以他提出“此事谁是非?”之后,只能“行行重回顾”。苏辙的恋乡,更着意于生命的价值。

从哲学的思考来说,苏辙起步这首诗胜了。从旷达来说,苏轼更向往未来。

换一个角度,从子由初发嘉州诗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来看,子由此前连嘉州都未到过,是不是宋朝没有“文化作文夏令营”,读万卷书倒有可能,行万里路还是艰难。

古人的生命半径,受制于交通工具。

苏轼兄弟在嘉州认识了一位英雄人物郭纶,感叹万千,写了同题作文《郭纶》。郭纶本为河西弓箭手,属少数民族,为将门之后,勇猛善战,屡有战功,曾参加过狄青抵御西戎和平定南蛮的战争。但战事平息后,郭纶最终却没有获得封赏,流落边境,贫不能归,空有一身武艺,这大大激发了苏氏兄弟的崇敬和惋惜之情。

继续向前,下一站犍为县,这里至今仍是很地道的宋城。

南宋易学大师邵雍之子邵伯温,即迁居于此,以避战乱。

这一站,只有苏轼为王氏藏书楼写下一首诗,苏洵和苏辙没有动笔,但意义却极为重大:为中国藏书史记录下了宋代犍为就有私人藏书机构的史实。

而且更为神妙的是:当时苏轼并不知道王氏书楼的主人是谁,但二十年后,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却与书楼主人王齐愈、王齐万兄弟相识,隔江结下一段深厚友谊,还同样在王氏兄弟那里借书。

这叫缘吧。

不妨先看看苏轼这首诗:

《犍为王氏书楼》
苏轼
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
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
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
山猿悲啸谷泉响,野鸟嘐戛岩花春。
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先登搏战事斩级,区区何者为三坟。
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
古人不见悲世俗,回首苍山空白云。

当代人受叶圣陶等语文“大师”们错误思想影响,中小学成长时期很少读古诗古文,造成了当代几代人的文脉断层,殊为可惜。所以一看到古诗就头痛,那就看翻译吧:

满山遍谷树林幽深苍翠,江边突兀而起一座宏伟的楼观。

居民说是王氏的藏书楼,磊磊万卷藏书可惜已布满尘埃。

江边太阳驱散氤红晨雾,看到青氛氲中楼的绮窗与画阁。

听闻山猿悲啸谷泉奔响,鸟儿婉转吟唱石岩花如春盛开。

借问楼观的主人在哪儿?主人披甲从军守边很久很辛苦。

攻城冲锋陷阵却敌在前,谁愿局限死读那《三坟》古书。

自古便有书生弃笔从戎,儒将羽扇葛巾淡定地指挥三军。

无缘见到古人心生悲切,再回首藏书楼消于苍山白云中。

苏轼后来与书楼主人相遇相识,在诗歌里挺羡慕他们的财富和图书。他在《王齐万秀才》诗中,先称赞他们富可敌国:“君家稻田冠西蜀,捣玉扬珠三万斛。塞江流杮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

然后说他们书多,全部运到荆州:“惟余旧书一百车,方舟载入荆江曲。”

当然,不能白赞。既然与富豪交朋友,噌肉喝酒是必须的了,何况那时苏轼是真穷。离京时朋友送行,看上他身边娇艳欲滴的小妾春娘,提出用一匹马交换,苏轼穷得买不起马,居然就同意了,惹得春娘羞愤难当,留下“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后,撞树而亡。

换成今天的语境:文艺圈中即便是十八线女星,愿意在你破产后还真心跟随,也用不着为了一辆豪车就把她送给朋友吧?但苏轼居然就做出这事来,落魄到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这个故事来源于明朝冯梦龙编的《情史类略》。

还是说噌宴这事吧。

苏轼在诗中不客气地直说:“明朝寒食当过君,请杀耕牛压私酒。”

不杀条耕牛来下酒,怎么对得起你那么多的钱呀?东坡把对美女的皮,用来对付有钱的男人,一样有用。

现在黄冈人喜吃牛肉,看来至少从宋朝就已经开始。

苏轼之后王氏书楼已成历史,具体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清代进士蒋琦龄是苏轼粉丝,重走苏轼南行路学“文化作文”游学创作,到王氏书楼时,便“楼废已久,今不知其处”,感叹:“犍为之楼乃后出,文采相望绝尘埃。想见当时万玉轴,炉烟山气相氲氤。迩来楼废书散久,江花江草空复春。”

南宋时四川军政一把手范成大回京,受东坡影响,也写《犍为江楼》,那时已是“无人驿路榛榛草,有客江楼浩浩风。”书楼已经不见了。

当然,三苏不可能只游藏书楼,《犍为县志》记载三苏“又尝游览犍南山水,于子云亭下,访王氏书楼古遗迹,赋诗寄慨”,杨雄曾在犍为多年,留下的西蜀子云亭已成文学意象,遥望子云亭,青峰殊缥缈,不可不看。

可惜的是,三苏没有一个人写杨雄。大约是宋代古文运动已经对汉赋的穷极夸张铺陈,有了不同的认知吧。

那时犍为文庙已落成40多年,三苏是否去过,无记载。

下一站宜宾。

处于夷汉之交,宜宾有很多名头,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城。

宜宾真武山庙群有一副对联很霸气,写出了宜宾地理位置之重要:“怀拥金岷浪催吴楚万里长江第一城,雄踞巴蜀势控滇黔西南半壁古棘道。”

宜宾山脉迂回,树木森郁,水流湍急,人烟稀少,蛮夷不得入关。

有血腥的地方总能激发人们斗志,苏氏兄弟在这里进行了三次同题作文。

第一次是过夷牢山。《方舆览胜》记:“夷牢山在叙州宣化县南。”即今天宜宾县蕨溪镇宣化坝,它的南面正是黄山,是四川风景名区。三苏所见“夷中乱山”,大概是今天的黄山极其余脉。

作文题目当然是即席写作:《过宜宾见夷中乱山》。

苏轼先写景:“江寒晴不知,远见山上日。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横云忽飘散,翠树纷历历。”“江寒”一词,透露已是冬天,即便出太阳,也感受不到它的温暖。远山、高峰、峭壁、横云、翠树,组成了宜宾最初的蛮荒印象。

接着写感想:“蛮荒谁复爱,秾秀安可适。”这么荒僻的地方,虽然风景秀丽,但不适宜居住呀。

然后笔锋一转:“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这是一个高人隐士修炼精魂的好地方呀。可见苏轼年轻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

最后笔锋再转:“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炼仙多有想象的事呀,可惜山林阴森,多有豺虎,还是算了吧。

用大白话就是: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太可怕了,还是赶紧走吧。

宜宾人不要开骂,只是苏轼写得比较委婉而已。

苏辙开头直接写民风不同,夷人已现:“江流日益深,民语渐已变。岸阔山尽平,连峰远非汉。”语音语言已慢慢有异,远峰上居住者已非汉人。

然后写景:“惨惨瘴气青,薄薄寒日暖。峰峦若崖石,草木条干短。”与苏轼不同,苏辙笔下的景色更“惨”,不仅有“瘴气”,峰峦也象“岩石”一样冷硬,草木已凋零。

接着写感想:“遥想彼居人,状类麏鹿窜。”这有点瞧不起少数民族了,不过也是那时夷人生活原生态。

最后一转:“何时遂平定,戍卒从此返。”苏辙是站在汉人角度,为汉人士兵着想,何时平定这些野蛮的夷人,让守边的将士能够回家呢?

可以说,写民俗,苏辙胜。写景物,各有所长。论思想,苏轼有仙意,苏辙有人道。论感情,双方都有夷汉偏见。

算平手吧。

第二次是宿牛口坝。位于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的临江村,当时是宜宾县西北的牛口水驿,晚上船靠在牛口驿的江中小岛上,没有WIFI,兄弟俩就趴在舟中写同题作文:《夜泊牛口》。

见到水边人家,苏轼很旷达,乡村虽然潦倒贫穷,却呈现出陶渊明诗中特有的清贫恬静的田园生活氛围。

一开头的景就写得有生气:“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然后描述村民的生活状态:“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接着写他们的贫困生活,很少吃酒肉,房屋也属“危房”:“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转笔写他们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却一点不悲观:“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

再转笔写自己,在对比中赞美宜宾人甘于贫贱,不自卑的乐观品质:“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最后一句批评自己为富贵而奔走:“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苏辙的诗却悲观了,一样描写穷困的生活:穿不暧体,“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股”;食不裹腹,“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

结尾不同,苏辙认为他们已经麻木,不以苦为苦,或者已经不知道这是很辛苦的生活:“安知城市欢,守此田野趣。只应长冻饥,寒暑不能苦。

他们没有享受过城市生活的乐趣,不知道乡村艰辛,以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苏辙更悲悯,更有同情心,更善。苏轼更乐观,更能体会乡下人的生活趣味。一样是生活,不能纯粹以物质好坏来判断生活质量。

按照诗来说,苏辙更有兼济天下的悲悯情怀。苏轼却更能平视,不认为自己的进士生活就超过了乡下人,更有平等意识和包容世间苦难的胸襟。

所以,苏轼胜。

该晚,苏轼还写了一首《牛口见月》,回忆进京赶考那年,蔡河半夜决堤,河水不循道而泛滥,从京都城南而入。城内顿时一片汪洋,不见车马,只见人们纷纷争抢筏木,救生逃命。一直到秋天,整个京城还是一片泽国,喧闹的首都变成真正的江湖。苏轼的豪迈气势已显露出来:“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

第三次是终于到达宜宾城。入城后的所见所闻,兄弟俩仍然是同题作文:《戎州》。

苏轼看到的是乱山环抱,夷汉杂居,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庾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

接着追述历史,先写夷汉矛盾:“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夷人凶悍呀!

后写夷人刚刚归化朝廷,嘉祐二年(1057)三里村少数民族还攻打关门:“自顷方从化,年来亦款关。”款关,即叩关,攻打边关城门的意思。

不过夷人非常喜欢汉人的蜀锦布匹,虽然还未摆脱少数民族穿耳环的习俗:“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钚。”

最后希望天下太平,夷汉和平相处:“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

苏辙开篇气势颇足,写出宜宾的地利和边关无战事的宁静:“江水通三峡,州城控百蛮。沙昏行旅倦,边静禁军闲。”

接着重点写夷汉边贸,突出夷人之狡贪。在市场上他们特别喜欢汉人的锦罗,拿在手里就不想还,用粗陋的东西换汉人精密的物品,马匹也是用又瘦又弱来交换:“汉虏更成市,罗纨靳不还。投毡捡精密,换马瘦孱颜。”

然后写夷人的装束,重点不是服饰,而是高耸的头发和很大的耳环:“兀兀头垂髻,团团耳带环。”

最后说夷人的语言听不懂,双方争利苦了边关:“夷声不可会,争利苦间关。”

这两首诗,双方都写了夷人民俗,但苏轼的底蕴深厚些,苏辙只写眼前所见;从思想立意讲,苏轼希望夷汉和平相处,比苏辙只突出夷汉争利更高一筹。

第四次是在舟中。苏洵喝宜宾春酒,醉意冲上脑门,突然就没有那么多烦扰,半夜时拿出家藏古琴,开始玩一回雅兴:弹奏古乐《文王操》,表达自己对理想社会和君子人格的追求。

孔子向师襄学琴,弹奏的也是这首名曲。明代琴谱《杏庄太音补遗》评价此曲:“鼓此曲令人荡涤邪秽,消融渣滓。”北宋琴家成玉涧《琴论》称赞它是:“其声古雅,世俗罕闻。”

苏氏兄弟游玩一天,也兴致勃发,就赶紧拍拍父亲大人的马屁,写了同题作文《舟中听琴》,苏轼还特意加上“大人”一词。

“三苏”都生在音乐世家,都是弹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袞唐《琴经·大雅嗣音》说:“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名者……眉山三苏。”

苏家藏有唐代名琴——“雷琴”,苏洵半夜所奏是否为此琴,无法考究,但至少是苏家传世古琴之一吧。

一听《文王操》,苏轼赶紧整理衣襟,毕恭毕敬地倾听,整个生命很快沉浸在乐教里,感情慢慢升温终至激情昂扬:“弹琴江浦夜漏水,敛衽窃听独激昂。”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喜爱古乐:“《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

可惜郑卫淫声成为时尚,古器已残缺:“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

好在古琴还然,如神仙,静静地看着这世间的兴亡:“千家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把老琴比喻为老仙,可见苏轼年轻时的思想里藏着道家文化基因。

时人媚俗,浅薄不知,反对古乐,令人遗憾:“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

且听这古琴声,细微忽然变得婉转高亢,或为缓急之变,或为跌宕之终,或因实以间虚,几声清脆的琴音犹如笙簧所奏乐声:“微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也写出弹奏者技艺高妙。

面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崇尚古乐的苏轼感叹,无情的木琴命运尚且如此,更何况古人的思想趣味与审美价值观呢?它们如今在哪里:”无情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

江面空寂,一轮寒月孤悬,人声消失,万籁俱寂中,夜残将尽,还请父亲再弹一曲《文王》雅乐吧:“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

苏轼三观很正。

苏辙写法不同,首先写父亲弹琴的环境和时间:“江流浩浩群动息,琴声琅琅中夜鸣。”

再写听乐产生的乐境与自然景象的融合:“水深天阔音响远,仰视牛斗皆纵横。”

然后联想到伯牙沧海学琴的典故:“昔有至人爱奇曲,学之三岁终无成。一朝随师过沧海,留置绝岛不复迎。终年见怪心自感,海水震掉鱼龙惊。翻回荡潏有遗韵,琴意忽忽从此生。师来迎笑问所得,抚手无言心已明。”

最后点明主题,指出世人早已不知江琴之超绝,只知媚丝竹缠绵之音:“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为荣。安知江琴独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

全诗以伯牙学琴为主,通过历史上著名乐师的故事,批评世人对古乐的堕落和琴乐文化的衰弱,诗风平和婉转。与苏轼纵横恣肆,议论风生,铿锵激昂比较,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性格差异,也表现在未来为官处世上。

算平手吧。

顺江而下,依然是边关,下一站叫泸州。

只是所防为南下贵州高原,相对宜宾既要防西,还要防南,泸州的防务略为轻些。

泸州是四通要道,在以河为高速公路的古代,尤显优势:东西有长江、北上有沱江和龙溪河、濑溪河等,南下有永宁河、赤水河、习水河等。

优质的水源必然有上等好酒。泸州酒业,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李白、杜甫、陆游等人出川时,都少不了在泸州买醉。但三苏到达泸州的第一站却是位于宜宾城和泸州城中间的江安县,为了见一个本乡的老朋友,惹得苏氏兄弟有点生气,写了同题作文《泊南井口》。

苏氏父子有个同乡人叫任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享誉乡闾,名声与苏洵相上下,官至光禄寺丞。当时任职简州平泉令。双方约好在沪州南井口(现在江安县井口镇)见面。三苏根据行程专门驶去那里小泊。哪知任先生很早就去立马江边,却久不见三苏父子,便又返回距离这里15华里的南井监(今江安县南井场)小憩去了。直到傍晚,暮色苍茫中始又复来,得以见面,却又匆匆言别。东坡兄弟不胜惆怅,各自写了一首记述这次见面情况的五言诗。

东坡题目就有点暧昧:《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不至,至晚复来》,初看题目是任孜没有到,然后晚上才来,责任在对方,实际情况是人家早到。

这明显是表达不满,但诗歌还算大度。

开篇写江边灌木丛立,道路窄小,烟雨凄凉,烘托出候人不至的郁闷:“江上有微径,深榛烟雨埋。”

然后写想走,等候的人却又到来,这里没有写明事件的真实过程,把责任推给对方:“崎岖欲取别,不见又重来。”

总算来了,谢天谢地,是一个守信的人,没有交错朋友:“下马未及语,固已慰长怀。”

最后透露宦游的迷茫与未知,希望能够与家乡人偕行江湖:“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

苏辙就气盛多了,直接表达不高兴,这与前面苏辙表现出的忍让有些相悖,可能是喝了泸州清酒后,平时沉默的他,突然胆量释放。

先写预约见面在长江水边及对任同乡的仰慕之情:“期君荒江濆,未至望已极。”

再写站立在江边沙滩上,迎着寒风等候的情景:“朔风吹乌裘,隐隐沙上立。”

后到自觉惭愧,但先到的人是否该满怀不快呢?苏辙开始质疑:“愧余后期至,先到犯寒色。”相对哥哥来说,苏辙更诚实一些,至少把自己后到的事件真相还原出来了。

三苏父子还是靠船后去问情况,知道任大人已经回去,追赶不上了:“既泊问所如,归去已无及。”

那就再等吧:“系舟重相邀,雨冷途路湿。”这种情况下,温暖已不再,期望中多少带着失望,雨冷路湿,苏辙感到的是心寒,以景语衬情语。

总体来说,这两首诗说明苏氏兄弟心气颇高,对同乡候而复去有不满之意。毕竟,这时的兄弟俩,都是进士,天下闻名,一路走来,少不了各种宴饮应酬和巴结吹捧,没想到因为晚到,差点被放鸽子。

不过毕竟还是去而复还,让三苏多少还是感动。所以,当苏轼听闻任遵圣死讯后,立马写下《京师哭任遵圣》表达哀悼之情,并对任孜进行赞美,用“文章小得誉,诗语尤清壮”称他文章写得好;用“吏能复所长,谈笑万夫上”赞他做官善治理;用“奋髯走猾吏,嚼齿对奸将”赞美他忠诚正直等。

并表达哀痛之情:“望哭国西门,落日衔千嶂。”

最后表达一定要关照他唯一的儿子:“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访。”

此次同题作文之后,苏轼在道家圣地安乐山写下著名的《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体现了苏轼骨子里的道家思想。

可惜没有见到苏辙和苏洵写诗,这么有名的道家圣地,怎么可能没有留下诗文呢?

安乐山位于泸州合江县东八十三里处,现为笔架山,高698米,位于合江县城西5公里处,雄踞长江、赤水河、习水河汇合处,山上云遮雾绕,时聚时散,故有"笔架连云"之称,为合江八景之一。

此山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道教、佛教、儒教三教并存的名山,也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张陵创“五斗米道”,入蜀后在青城山、安乐山、鹤鸣山等地修炼。在安乐山修炼时常以符箓为人治病,据说他离开安乐山去鹤鸣山传道时,用法力在树叶上书了符箓,以便老百姓摘树叶治病,从此安乐山便有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天符树。

这种似冬青又非冬青的树叶,有“文如虫蚀,或密或疏,宛若符箓”的东西,很有些神迹的味道。

此山留下了许多神奇传说和道家修炼者的痕迹,隋朝后便成为川南黔北道教文化中心。

苏轼的启蒙老师是川西著名道士张易简,他从小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接受了道家的人生观和宇宙观,终生都与七八十位道家名士保持密切来往。从思想上来说,道家无为与不拘哲学的熏陶,铸就了他的旷达与超然。

苏轼在安乐山调侃了这一神迹。第一首诗他先叙事,说张天理由成仙后已不知何处,但他留下的玉印却被世人视为珍宝供奉:“天师化去知何在,玉印相传世共珍。”

然后说道家圣地的子孙却没有一个修炼成神,全都跟凡人一样死去,这满山的神叶还有神力么?“故国子孙今尚死,满山秋叶岂能神。”

写完一首还不过瘾,再幽默一首。先是夸张天师成仙,让天下人都仰慕他能守虚静得空无之道:“真人已不死,外慕堕空虚。”

然后突然反转,说张天师既然守虚无,却又很世俗地想留下好名声,把安乐山的树叶都写满天书,这哪是无为呢?“犹馀好名意,满树写天书。”

苏轼的调侃有人理解为是对道家修炼和法力的否定,是一种质疑精神,是对人本思想的回归,并不完全是一种幽默。正如后面苏轼对巫山神迹的质疑一样。

甚至,这为后来苏轼完全倒向佛学打下了埋伏。

从蜀学角度,《易》是蜀学的基础,《易传》是三苏的合著。史学是传统,辞章学是特色,儒学和道学是正途。苏轼著有《论语说》,苏辙著有《老子解》,以及《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儒学著作。

蜀学以“杂”著名。三苏既好佛学,也讲求道教方术,三教合一,他们的理论中甚至还包括了纵横家的思想。

苏轼对道家圣地传说的调侃,多少让道教人士有不适感。

过了合江,迎面就是江津。

据《折经志》记载,成都到重庆有水驿23站。据白寿彝在《中国交通史》介绍,水驿跟陆驿一样,30里设一置。

当年刘邦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由丞相萧何负责筹集军粮,萧何沿长江发“蜀汉之粟,方船而下”至垓下,一举歼灭项羽,就是靠设置了军事化管制下的水驿。

明朝正德年间,据《四川总志》记载,从宜宾到奉节的长江沿线,水驿总设置51处。那么泸州到重庆之间,设置了多少水驿?江津水道全长127公里,又设置了多少水驿?按照30里一置,至少4处,三苏父子在江津选择了哪些水驿停靠上岸休息?

《唐志》记载:江津县有茅坝水驿,在县政府东面;有溪水驿,在县人民政府西面。有石羊水驿,在西60里;石门水驿在西120里,明万历九年,改石门驿为白沙驿;汉东水驿,在西160里。

《明会典》和《读史方舆纪要》载,江津当时设有四座水驿:汉东水驿、石门水驿、石羊水驿、僰溪驿。

汉东水驿为重庆府十八大水驿、江津四大水驿之一,自古为江津县管辖,是唐宋年间万春县万寿县县衙,于1979年划入永川。现为永川第一大镇、重庆九大重点港口永川港、重庆港桥工业园区、沿江铁路永川站点、川渝黔深水港等。

江津长江水道,上接泸州合江史坝水驿,下接铜罐驿,经鱼洞驿到达重庆朝天水驿,下一站是巴南区的木洞驿,它在唐朝即是“舟中集市”,王维游巴蜀专门在此写了一首诗。

水驿,主要是官府所设,目的是传播政令、沟通联系,巩固国家国家政权,推动商贸发达,改善人民生活。

三苏的行宿,是否按照水驿来安排?

其实,三苏此行是“文化作文”游学写作,完全可以不理会水驿。毕竟,有的水驿比较繁华,但有的未必。

再说,按照水驿管理,官家对速度也有规定:顺水,一律规定江河一日100-150里。

三苏却不必如此匆匆,即使按此速度,江津全长254里,三苏至少会选择一处停息。

三苏从合江出发,离江津县人民政府200里左右,不可能一天到达,何况带着女眷,行船安全第一。

那么以三苏此行访古观景,增长见识的目的来推测,从合江到江津出境,著名的文化名镇和风景名胜大致有这几处:

第一是朱沱镇,距合江60里左右。这是唐宋时期万春县和万寿县的县城,宋元时期汉东镇及汉东水驿所在,原属江津,后划归永川,历史比永川早156年,典型的宋城,重庆十八水驿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距合川大概60里左右,这应该是三苏的选项之一。

从汉东城的出土来看,有全国罕见的石城墙;高规格的石板路;名窑瓷器荟萃,且多集中于唐、北宋早期等,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这里是唐代李克用养子李存孝的诞生地,其子封汉东(今朱沱境内)侯,在四望山建有李公庙,供奉李克用父子。对于高中进士的苏氏兄弟来说,胸中激荡着建功立业的愿望,去看看李公庙,也是一种励志。

永川现有一镇名叫“来苏镇”,传说是为纪念苏东坡曾到过这里。从行程来看,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三苏在朱沱镇上岸,顺便去看看来苏镇的梳妆台,大约80里,如果岸上换马,按照常规时速30公里左右计算,可一日来回。

第二是石门镇,距朱沱水驿60里左右。唐代即设有石门水驿,道家福地阴阳石笋山离石门水驿大约30里,是铁拐李的故乡,也是八仙修炼道场,以三苏对道家文化的兴趣,一定会留下诗文。

三苏过石门时,尝未有大佛寺。石门大佛寺相传为宋代宰相张商英所建,张商英与苏轼是同时代老乡,四川新津人,在佛界很有名,号称“护法丞相”,比苏轼小6岁,苏轼此番出川22岁,张商英还是16岁的高一学生,6年后的1065年他中进士。

当时蜀中兄弟皆中进士者,唯有苏轼、苏辙和张商英、张唐英,名满天下。

《宋史》记述张商英“长身伟然,姿采如玉,负气倜傥,豪视一世”,颜值极高,没想到才商也高。

所以,这时的石门,还没有大佛寺。

以三苏的个性,如果真去看了阴阳石笋山,了解此地属道家福地,不可能不留下诗篇。更主要的是,此地离朱沱镇水程大约40里,留也可,不留也可,主要看名胜的吸引力。

第三是白沙镇,距石门水驿20里左右。此地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即已建场,建镇始于北宋雍溪四年(公元987年),三苏过时,白沙已建镇百年。唐朝曾兴建大圣寺,《蜀中广记》、《太平广记》等卷记载,白沙大圣寺在唐代就声名远播。

第四是油溪镇,距白沙水驿70里左右。历史极为悠久,江津最早的县治就在油溪,因为它有一条河流,从璧山经油溪镇,接纳梅江河后,注入长江,这条河原来叫油溪,现在叫津璧河,全长73公里,南北流向。

清道光年间璧山翰林王倬撰有一对楹联写璧山环境与油溪河:“剑壁重重,四面山悬龙虎榜;油溪勃勃,一条水入凤凰池”,镌刻在璧山南门外魁星楼。

油溪有一座寺庙非常有名,始建于南北朝之梁武帝时期,叫玉印寺,形状犹如佛国莲花玉印。玉印一词,带有较强的佛家修炼元素,结印是一种手语,是面向佛国的祷告。

清朝时曾有皇亲国戚来此避难,为应景,改为护国寺。

江津从秦代开始,即是中国历代王朝战乱时期的避战圣地,是著名的“巴蜀黔文脉三角区”(文化作文第一个发现并提出),中国两千多年来不断有文化精英避战于此,形成中华文脉的积淀与传承。

它的特殊之处是风水:玉印寺四周有9个山峰,天气晴朗时,从空中俯瞰形如莲花花瓣,这也是玉印寺修建于此的原因。

它宛如一朵绣在长江衣襟边的素莲花,静静地呼吸,不言不语,看花开花落,潮涨水枯,风云变幻。

从中国风水学来讲,万山之祖昆仑开始,龙脉经过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大巴山,然后突然折向西南,沿华蓥山脉-云雾山-碑槽山系和华蓥-缙云-华盖山系,在江津龙门、油溪、德感等地,形成诸多龙穴,多有奇异风水产生,形成江津最大的风水场。

油溪就在华蓥的云雾山系和缙云山系之间,北有靠山龙华山,南有照山护国山,中间平地被四条溪河围绕成一个圈,形成“四面朝山,四水归堂”的格局,山水有情,恋恋不去,很早就成为风水师大展才华的地方,至明清,风水师络绎不绝,前来寻龙探穴。

所以油溪的历史底蕴,江津应属第一:东汉末期,它是乐城县(今江津市)的县治所在地,是目前为止江津最早的古县城。

聂帅的故乡,即在油溪。

但从地理位置来讲,或者回到宋代语境,玉印寺在白沙镇对岸。从白沙坐船到对岸滩盘人渡码头,直接爬山到护国寺,距离16里,以宋人的脚力,一个半小时即到。如果到油溪镇住宿,距离玉印寺反而更远。

虽然三苏经过油溪时已建镇十年左右(北宋元丰年间,即1078-1085年),但能够吸引三苏的可能人文风景更重要。

油溪寺庙极多,仅镇上便有十座庙。抗战时迁来的江津中学便将“天上宫”作为教室,国民党陆军通讯兵学校迁来时,学校医院也设于此。

从交通来说,油溪不仅承担着水路东西运输及南下贵州的重任,建有石羊水驿,还是川黔陆路通道,是贵州经綦江去成都的主要交通要道。这水陆两道,使油溪很早便是商贾流走之地,也就难怪它曾经是江津最早的县治所在。

第五是几江镇,距油溪水驿30里左右。这是江津县政府所在地,三苏经过此地时,五举书院已经建成(1008年),江津九道城门巍然屹立,临江的风水最佳处,是“迎恩门”,专门迎接皇帝圣旨或高于县令的朝廷官员。

“迎恩门”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江津人的精神信仰中心:关帝庙、城隍庙、万寿宫、南华宫、龙王宫、清廉祠、公馆等,这一地带至今仍然是江津老城的最佳风水地,房价高于其他地段。

城门上高悬的宋旗迎风招展,猎猎有声,两边各500米左右,东为“北固门”,西为“通泰门”,值守武士,威风凛凛。正对“迎恩门”设置了江津四大水驿之一的僰溪水驿。

几江城区交通位置独特,往下30里就是綦河入口处,向南直通贵州。

假设三苏首站住宿汉东水驿,游玩三两天,然后出发,下一站住宿白沙刚好80里,如果继续下行,则是油溪,已经达到航行极限的150公里。

换一个思维,如果第二站住宿白沙,那么第三站可以选择几江,刚好100里,可以在江津上岸,接受江津县长的酒宴。如果赶路,那么可以直接到下游130里的铜罐水驿食宿,刚好在小三峡之首猫儿峡边,欣赏金剑山风光。

铜罐水驿是重庆八大水驿之一,现属九龙坡区,但在北宋,还没有九龙坡区,这段水路还属于江津,一直到出峡,进入巴县界面。

在铜罐还可以品鉴两江汇风光:綦江河与长江交汇。当年李白流放夜郎返回江陵时,曾经坐船从綦江河汇入长江,也可能住宿在铜罐水驿。

因此,三苏过江津,住宿或上岸饮酒的地方,应该是:朱沱镇汉东城——白沙——(几江(或铜罐驿)。

也就是说,三苏过江津,至少在宋朝时的江津食宿了三个地点。

除了汉东城留下“来苏镇”的传说,其他地方如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下的指爪,都被掩盖在时间的尘土之下。

三苏从眉山出发,每一处均留下诗篇,乐山、犍为、宜宾、泸州、合江等等,兄弟两人还兴致勃勃地写同题作文,让全家人品评。

但进入江津,从时间来看,只有苏辙的一首《江上早起》,有点象写江津渔翁生活和渔民的江湖人生。

先来欣赏全诗。

江上早起
苏  辙
晨兴孤舟上,盥濯夜气清。
整巾未皇坐,双橹轧已鸣。
日出江雾散,江上山纵横。
区区茅舍翁,晓出露气腥。
收筒得大鲤,爱惜不忍烹。
持之易斗粟,朝饭厌鱼羹。
萧萧远风起,泛泛野雁惊。
忽过百余里,山水互变更。
逢舟问所如,彼此不知名。
超超江湖间,殊胜地上行。
旦游市井喧,暮宿无人声。
江上诚足乐,无怪陶朱生。

开头写早晨起来洗漱完毕,还没有来得及坐下,船就开始起航,这是赶路的节奏。晚上行舟危险,所以古人会根据航行速度调整时间,尽量在预定的地方住宿。

接着写江上所见:太阳出来,江面上的雾气消散,可以看见两岸山势纵横。

江津从白沙开始,一直到珞璜,要经过缙云山脉和中梁山脉,特别是长江冲破中梁山,形成小三峡峡首的“猫儿峡”,风光似夔门。

从诗句来看,应该未到峡首。

然后写江边渔翁清晨收渔具,居然得到一条大鲤鱼,但不忍自己吃,拿到集市去换大米,长期在江边生活,对鱼肉已经生了厌食之情。

最后写江上生活乐趣和的淳朴民风:风起雁惊,顺流而下,很快就航行百余里,山随水转,风景变更,大家在江上相逢,彼此不知姓名,却能互相攀谈,询问对方到哪里去。

这样干干净净的江上生活,让苏辙感叹,并发表议论:水上生活胜过陆地,早上游闹市,晚睡无人声。江上有乐趣,难怪陶朱公范蠡会选择隐居水上。

这首诗写于重庆渝州界内,即从现在的江津区到长寿区之间,长寿区当时属于涪州管。

从这个角度看,苏辙此诗写于江津最有可能,它展示了江津作为全重庆水资源最丰富的区县,在宋朝时渔民和船夫们江上生活的民俗画卷。

苏轼在渝州还写下了《渝州寄王道矩》,诗中有“舟经故国岁时改,霜落寒江波浪收”,其中的“故国”应是指现在的重庆主城,曾是巴国国都。王道矩已失考,只知道是眉山人,道士,苏轼朋友。

《南行集》的下一次同题作文,是《江上看山》,应是写于渝州,因为下一站涪陵,苏辙写了《山胡》,苏轼马上和了一首《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

所以,可以猜测,同题作文《江上看山》,要么写于江津界内,毕竟这段水路太长,而且有云雾山脉和缙云山脉,山势陡峭,绵延不绝。要么写于巴县界内,但巴县界内只有铜锣山,那种“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的感觉,江津可能更突出。

当然,这些都只能是猜测:毕竟在历史的长河中,江津很骄傲,无数名人经过,灵感信号全程屏蔽,连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写不出一首诗来,也就不怪年轻游学的苏氏兄弟了。

江津走完了,《南行集》没完,但无关江津,也就省略。附一个表,可以呈现三苏到达江陵沿途所经州县创作的诗歌。

当然,对于眉州到江陵的《南行前集》和江陵至开封的《南行后集》涉及的篇目,众多学者统计不一。这很正常,时代久远,已经难以复原旧貌。

值得思考的是:唐宋名人经过江津时,为什么灵感会被封印?为什么直到明朝才开始解封?

当然,这只是苏轼父子三人第一次经长江水路出川,那么第二次扶柩回灵经过江津,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王安石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曾状告苏轼,说他在扶灵回川时,曾利用官船贩运私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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