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教育为什么领先重庆
——文明的半径和巴蜀文脉三角区
谭云籍 谭蘅君
江津教育文化一直居重庆领先地位，我们在《城市文脉》之六《县志与长联：水陆之冲，全蜀要地，教育领先》中已经论述。
江津在重庆的政治地位并不高，与渝中区，以及唐宋明清时夔州路治所奉节等比较，充其量算小巫。
但江津的教育地位，一直骄傲得不好意思开口。
一开口显然会得罪很多城市。
在此有必要复制粘贴部分信息：
重庆市第一座文庙，不是渝中区，也不是奉节，更不是重庆第一个建县所的合川，而是江津，建于1064年。
重庆市第一位进士叫毕申,公元998年打破了重庆科举史上的零记录，依然是江津。
重庆市宋代第一个书院，同样不是以上三处，依然是江津。
重庆市宋代第二个书院，甚至，还是江津。
重庆市至今保存最完好，依然活着，还在使用，还有学生的书院，还是江津。
南川海鹤书院、涪陵北岩书院、合川濂溪书院，虽然遗迹还在，但只剩下历史记忆。
是不是该用省略号按下暂停键？
继续说江津人要飞上天！
那就分段吧，咳、咳、咳……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
一
先脑补一下奉节，不然很多人会认为渝中区一直是重庆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
特别是主城人民，幸福了好多年，一直认为自己是各种中心的汇总，房价上涨后，他们嗨得认知也跟着膨胀。
现在先让他们冷静一会儿。
公元997年，宋太宗定天下为十五路。四川分为西川路、峡西路（也称为“峡路”），1001年分峡西路为利州、夔州二路，夔州省人民政府驻地奉节。
川峡四路四大首府，仅夔州置最高级都督府，辖区面积最为广大。
夔州路有多大呢，面积相当于现在重庆市的两倍多，辖区包括现在整个重庆市（除璧山以西地区）、四川达州市、湖北恩施州、贵州贵阳市、遵义市在内的整个东部地区。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1279年，近三百年间，主城人民一直属奉节省人民政府管辖，那时重庆叫恭州，在奉节人民眼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地级市。
要知道，宋朝版图面积不大，但一共划出240个州，却只有15个路，奉节人民的骄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直到宋光宗继位，有了双重喜庆，才改名叫重庆。
但地位还是那地位，只是沾了点皇气。
直到蒙古草原上的黄金家族拥铁蹄南下，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主城人民才从奉节省政府的隶属下解脱出来，与奉节平起平坐。
重庆路和夔州路，各管东西。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三
主城人民可能强烈表示不服，朝天的门还立在那儿呢，虽然扬帆的设计已经新加坡化。
那么出示第二个证据：看一看曾经到过奉节的国家级知名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及经济文化成就。
到过奉节的国家级名人多到数不过来：公孙述、刘备、诸葛亮、杨素、刘禹锡、李白、杜甫、白居易、陈子昂、王维、李贺、苏轼、苏辙、孟郊、陆游、王十朋、周敦颐、宋濂、范成大、杨慎、鲍超等。
中国还有哪个地方的省政府，承载了唐朝诗仙、诗圣、诗佛、诗魔同处一地？
尤其是“诗圣”杜甫，晚年寓居奉节1年零9个月，作诗437首，占他流传下来作品的1/3。
杜甫过渝中区甚至都没有留下一首诗。
江西诗派“小李白”陆游市长出川过主城时，也保留了这种独立品质：未留只言片语。
那些年代主城人民的待遇，甚至远不如涪陵。
杜甫同志就说了一句大实话：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
涪陵是乌江和长江的汇合处，古代江河就是天然的国家高等级公路，当年杨贵妃点西南荔枝外卖，就是从宜宾、泸州、江津送到涪陵，然后经梁平、开江、万源、西乡，过子午道，三日到达长安。
荔枝上的露珠还温柔地躺在红色颗粒间的怀抱，静等贵妃过目后飘散，去讲述贵妃美艳而优雅的风姿和生活细节。
唐朝少数民族最高机构叫黔中道，政府机关设在彭水，到彭水一定要过涪陵。
换句话说，在唐朝，主城人民的政治地位，还被彭水人民鄙视。
唐朝领土面积达1251万平方公里，一共只设15个道，黔中道是其中之一，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下辖大约18个经制州和50个羁縻州。
这样对比，对主城伤害太大。
从创作来讲，据统计，中国古代大约有1000余位文人在奉节写下了1万余首诗词。
这是何等的体面？还有哪个地方享有如此殊荣？
这太让主城人民受打击了，换个频道，咱们说说经济。
以有史证的清朝为例，“康乾盛世”每年过境夔关的长江商船超过万余艘，奉节夔府成为四川省商贸经济中心，“西南一大都会”，税收极其可观。
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奉节夔关已达18万余税，而四川总共才23万税，奉节税收占整个四川的78%。
鸦片战争前，夔门是中国最大的商税常关，成为四川全省的财政支柱！
至于重庆渝中区关税，咱就不说了，说出来主城人民怕要跳脚了。
四
打击完主城人民自信心后，回过头来讲教育。
作为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中心，奉节省政府拥有太多资源，但它仍然是宋代江津建书院57年后，才建立第一个省政府书院。
而且是晚于江津两个书院，这种文明与政治的反差，有理由值得探讨。
从宋代重庆书院一览表可知：
奉节先后开设四个书院，三个为官办，一个不详。
江津先后开设三个书院，一个官办，一个民办，一个不详。
从时间和数量上看，能与奉节省人民政府竞争书院数量的重庆县所，竟然只有江津。
而且从书院性质看，奉节省人民政府基本是官办，没有民间响应，而江津却有民间力量在协办，这说明江津教育是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它背后的群体意识，才是最大财富。
当然，主城人民继续受打击：渝中区两江四岸不管怎样提升美感度，仍然没有一所书院，没有一星的文明照射。
野花野草们早已经哭昏在水岸。
这种文化荒漠感，今天的主城人民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上千年漫长岁月，主城教育水平竟然如此落后不堪！
唐宋时期的重庆城，可能更多只是军队驻地，从商贸和文化来说，还处于不便言说的状态。
看看当下国学诗词热背景下主城区文化机关罗列的重庆古诗词，多数是清代，何等凄惨！
唐代李白的“思君不见下渝州”，其本质根本不关主城鸟事，而是表达自己出川时对故乡的依依不舍。
但能在诗仙的文字里发现“渝州”一词，就够主城人民兴奋百年了，管他是不是写主城呢？
这真是无可奈何之下对文化资源痛下杀手的珍爱行为。
至于白居易《涂山寺独游》，也有学者考查跟南岸区没半毛关系。
主城人民是不是有鼻子酸酸的感觉？
算了，换一个频道，增强一下主城人民的自信。
五
也许，看看历代科举考中人数，更能体现不同时期重庆各地的教育文化水平。
首先提升主城人民的自信，否则玫瑰花没了：从宋朝到清末，五贡以上科举正途人数，主城第一：1513人。
这下主城人民找到主城感觉了。
主城九区，表上叫巴县，县长兼县委书记王尔鉴同志重修县人民政府办公楼，位于川东道（明代指驻扎于巴县、达州、涪州的道台的普通称谓，清代专指驻扎于巴县的分巡兵备道，千万别弄成唐代行政单位）和重庆府人民大楼之间，属重庆府的附郭县。
江津居第四，次于涪陵和合川，但高于省政府奉节（奉节明清也是与重庆平级的行政单位）。
涪陵优势是明清以后，当时科举考试的教材，朱元璋皇帝出于家族私心，指定为朱氏家族的优秀天才朱熹同志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
幸好那时没有教材版税，否则朱氏家族拿钱拿到手软。
朱熹是理学大成者，而理学开拓者程颐同志被贬涪陵后，在点易洞按下了理学快捷键，形成涪陵学派，全中国的理学大师几乎都要来涪陵朝拜，基本上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就由他们制定。
如此背景下，涪陵北岩书院出来的学生，自然优势明显。
合川是三江汇流之地，处中国历代王朝南北大通道的核心位置，加上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同志在那里为官几年，是程颐的老师，留下了濂溪书院血脉，也沾了考纲和课标的近水之便。
当年周敦颐先生还活着时，巴蜀文化人就为他建生祠供奉，敬仰他学问，可见影响之深。
比较一下宋朝考中进士的数量，合川103人一骑绝尘，将所有县所甩得六亲不认，根本没有可比性。
涪陵和合川有大师加持，不具有代表性。
江津没有大师，全靠普通民众的文化自觉，达到这样的高度，才值得探讨。
主城区人民在明清六百年间，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突飞猛进，终于后来居上，逆袭成功，政治资源的魅力太过厉害。
重庆主城从元朝开始，作为二级行政单位，归四川省管辖，各地优秀人才开始向主城区聚拢，这样的行政优势，也不具有可复制性。
六
江津教育文化的平民奇迹，该怎样理解呢？
其实，这是文明的距离问题：离文明中心源头的远近。
从周朝开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由中原安阳一带转向西安，这种状态延续了一千多年。
虽然后来建东都洛阳，恢复了中原部分政治活力，但核心原点依然在西安。
西安是13个王朝的都城，以下数据是呈堂供证：西周（前363年）、秦（统一后15年）、西汉（前202年）、东汉（献帝6年）、前赵（11年）、前秦（33年）、后秦（34年）、西魏（22年）、北周（25年）、隋（38年）、唐（273年）、王莽建立的新朝（前15年）、西晋（愍帝4年）等。
而成都，作为西安后花园，成为了华夏第一级文明单位。
那些年，成都成为战乱的最佳躲避地，不仅是平民，更有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等大量优秀人才入川，提升着四川人民的文化素质。
两千多年前，西汉文翁痛感蜀地偏僻，有蛮风夷雨，于是兴学选拔人才，开始了文明的播种工作。
文翁在成都市兴建官学，招收成都市以外四郊属县子弟入学，学生地位很高，全部免除徭役，有才能者，直接官府重用。
文翁兴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政府设立学校，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使汉赋成为与强汉力量匹配的文学形式。
蜀学的源点由此开启，西南启蒙运动的火炬开始接力。
以成都为圆点，西南开始划出文明的半径。
半径原则还得到唐、五代以及南宋近三个世纪的移民支撑，所谓“天下将有变，而蜀为最安处。”
以西南走向和东西走向的河流最为明显。
西南走向的河流有三条：一是岷江，二是嘉陵江，三是沱江。东西走向的河流只有一条：长江。
岷江上的城市，依次为：崇州、眉山、乐山。
嘉陵江上的城市，依次是：合川、南充、阆中。
如果算上嘉陵江的支流涪江和渠江，那么涪江依次是：绵阳、遂宁、铜梁；渠江依次是渠县、广安。
与岷江并行的沱江上的城市，依次是：德阳、资阳、内江。
长江上的城市，依次为：宜宾、泸州、江津、重庆、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水道高等级公路，整理一个以成都为原点的文明秩序：成都、彭州、眉山、乐山、宜宾、泸州、内江、江津、德阳、绵阳、遂宁、合川、南充、阆中、重庆、涪陵、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
在河流的走向和汇聚中，巴蜀第一文明河，是岷江和长江；第二文明河，是嘉陵江及支线；第三文明河是沱江。
这样的论断，以“宋代川峡四路各府州军监文科进士分布表”作为证据。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离成都最近的岷江流域，人数最多：眉山（882人）、成都（642人）、乐山（66人）、崇州+新津（45人）、泸州（43人）、宜宾（23人）。
大唐和五代的贵族名门逃避战乱进入四川盆地，对成都平原还是不放心，直接南下迁居到眉山，在两座山脉之间，找到了安全感。
然后他们的后人在两宋又开始表演《翻身农奴把歌儿唱》，继续盛唐的家族狂欢。
嘉陵江流域进士人数第二：遂宁（500人）、南充（276人）、三台（109人）、合川（103人）、阆中（74人）、渠县（74人）、广安（64人）、绵阳（67人）。
第三位是岷江、沱江、嘉陵江之间的盆地地带，离成都较近的地方：荣县（111人）、仁寿（182人）、安岳（285人）、昌州（60人）
沱江流域进士人数第四：德阳（46人）、金堂（（106人）、内江（185人）、简阳（21人）、富顺（68人）、泸州（43人）。
宋代四川文脉主要以成都为原点，划半径。
有河流的地方加分，特别是河流汇集处。
总体来说，川西（益州路或成都府路）、川中（梓州路）一带文化比较昌盛，而川北（利州路）、川东（夔州路）还比较落后。
这可以从川峡四路宋朝科举数据得到佐证。
从进士表中可见：成都府路（益州路）考中进士的人数最多2261人，其次是梓州路1852人，利州路311人，夔州路只有157人。
川北和川东，跟川西和川中没有可比性。
当然，表上最多的是福建路11272人，其次是两浙路10821人。
那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大量汉族南迁，携带中原文化基因，形成文化氛围，入驻福建和两浙。
也就是说：现在的福建、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如果加上四川，基本上就占了科举进士的大半壁河山。
至于两宋状元，福建路19人、两浙路31人，只剩下27人交给其他各省去争夺。
四川文明的半径原则，一直到明代才有所改观：因为战争。
七
宋末，成都经蒙古铁骑的屠城之灾，盆地无处躲藏，赤地千里，人口锐减。
人们开始向具有一定躲藏兵灾的地方汇聚，成都再往西，地势高陡，生存条件恶劣，只能放弃。
川东南及川西南却大山横卧，气候适宜，川西大量难民逃往，加上外省移民四川，发展的天秤开始转向重庆，特别是盆地边缘。
就像唐、五代移民选择移民眉山一样，人们开始选择比眉山更适合躲藏的地方：比如乐山、荣县、内江、富顺、宜宾、泸州、江津等。
北宋数理大家邵雍之子邵伯温，选择移民李白所写诗歌中的“清溪镇”（夜发清溪向三峡），在乐山市下游马边河与岷江汇合处，兼顾了生存与生活质量。
川东人口从明朝开始，首次超过川西。
我们先用数据说话，看明清两朝四川地区科举进士表。
明朝科举数据显示，文明已经开始向东南转移：沱江流域的内江市、富顺县占据第1名和第2名；泸州占据第5名；长江流域的巴县占据第3名、宜宾第6名、江津第9名。
两宋时期第1位的眉山市下降到第11名，第3位的遂宁下降到第9位，第2位的成都降到第18名。
而且最奇怪的是：处于四川西南边角的这几个相连的地区，居然近占明朝整个四川进士的半壁江山。
前10名中，这个三角区占了6位。
这个三角区仅仅只有：内江、富顺、巴县、江津、泸州、宜宾、乐山、井研、自贡、荣县、合江、夹江、长宁、犍为、涪陵、长寿等16个市县，地盘大约占四川的五分之一，但进士人数占四川35%……
这说明背靠盆地边缘的西南地区，兵灾时成为四川名门望族和富贵士人的优选之地。
也就是，整个四川的优秀人才，活下来的，多数聚集在这个三角区。
它们保存了秦汉唐宋以来的四川文脉。
明末，成都受匪贼张献忠屠城，四川盆地十室九空。
到清朝，虽有大量移民入川，但科举进士前10位，这个三角区仍然过半，合计有：涪陵、宜宾、巴县、富顺、长寿、泸州、江津等7个。
涪陵因为程颐、朱熹等大伽留下的学脉及教材课标等硬件，高居榜首。
江津由明朝时的第9位，提升为第8名。
这个三角区现象的存在，用历史数据证明了它是中国兵灾时文人的最佳躲藏地，从汉唐、五代、两宋到元明清，两千多年时间，保存了四川文人的血脉，也保留大量中华文脉。
特别到民国抗战，东部文人大量入川，尤以重庆、江津、宜宾、乐山等地，收留学生为最多。
江津成为全国学生密度最大的地区，1942年驴溪半岛上万人大合唱的抗日歌声震动全球。
在江津南部大山里，龙凤山庄不仅以皇家御用的龙凤为标配，它的部分建筑构件，甚至超越了故宫。
竟然僭越礼制，谁的胆子这么大？
这说明深藏大山里的这座庄园，必然携带皇家身份。
换个角度，皇家也选择躲入这个三角区，江津承载和积累的文脉可见一斑。
如果再有战争，这个三角区的房价，是不是会猛涨？
出生在这个三角区，特别是沿江一线城市，真是懂投胎技术的群体。
而阆中和营山县的崛起，跟清朝前期将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科举贡院考试现场设在阆中17年有关。
八
几千年来，巴蜀文脉主要聚集在岷江、沱江及长江形成的第一U型地带和涪江、渠江、嘉陵江到合川之间形成的第二U型地带。
这两个U型地带作为中心，向四周扩展。
第一U型地带，宜宾是夷汉关口，向来蛮夷不得入关，所以逃难的士人多数会选择乐山和泸州及内江形成的U区域，毕竟夷汉之间常有冲突，但关口也是贸易地，更是政府机关，仍然有不少文人落脚于此。
当年杜甫出川，还是宜宾市长出面接待，并请文工团小妹妹们歌舞助兴，嗨得杜甫找到了青壮年感觉。
泸州因此在四川科举史上具有一定地位：进士人数两宋时期居第23名，明朝则快速上升至第5名，清朝第7名。
泸州的政治地位，一直受到朝廷重视。
公元1119年五一节第二天，宋徽宗御笔下诏：“泸州西南要会，控制一路，边阃[kǔn：门槛]之寄，付畀[bì：给]非轻，可升为节度，赐名泸川军。”
“西南要会”的泸州升格为军区司令部，与成都（益州路）和奉节（注：不是重庆，彼时的重庆仅仅是恭州，省政府在奉节，属夔州路，但很多文章却写成重庆）并列。
“控制一路”，路是宋朝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
“要会”，指通都要道。
“军”是行政单位，与市人民政府相当。
宋徽宗的意思是泸州是西南的通都要道，控制着一个省的人员出入，又处于边关，寄托着安危重任，可以升级为军区司令部，赐名为泸川军。
泸州北有沱江，南有永宁河，它的繁荣，必然影响下游的江津。
从文化传播路径来说，宋代应该是“岷江—沱江—长江”双流域路线，即四川第一文明U型区，按“眉山——乐山——宜宾——泸州——江津——重庆——涪陵”延伸。
所以，江津的书院建设，科举破处，文庙修建等，都领先于重庆其他县治。
《泸县志》载:“泸故有孔子庙，在州廓之北，唐咸亨中建。”比江津1064年所建文庙要早。
泸州先汪同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神童科”及第，是泸州有据可考的科举中试第一人，比江津第一位宋代进士毕申早。
但文明的传播还与地域群体的教育基因和文化基因有关，有时并不按距离的远近来进行：
泸州最早的五峰书院、江阳书院，宜宾最早的蟠龙书院等，均是宋宁宗时所建，晚于江津建书院至少百年以上。
当一个地域群体拥有深厚文化底蕴时，他们会跨越地理局限，缩短与文明中心的时空差距，江津便是其中代表。
我们只能理解为：江津土地上可能积淀了更多秦汉隋唐以来的优秀精英与士族群体。
到元朝，江津的进士数量居重庆第一，这说明江津受战火影响较少，蒙军屠杀波及不深，江津成为躲避战争的首选。
进入明朝，全川来看，江津居9位，清朝居第8位，基本是紧咬着泸州的排名。
这说明江津和泸州完全处于同一级巴蜀文明序列。
战争一旦降临，江津城本身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南部山区便是云贵高原，一旦躲进深山，军队清剿的可能性极小。
和平时期，却又上承蜀府文化，下传巴渝文明，战和皆能伸缩自由。
经过两千多年战火与治世的检验，成都的辉煌时隐时现，眉山的巅峰一去不返，乐山、富顺、内江、涪陵起起伏伏，重庆主城只有短短几百年底蕴，但上千年时光，江津、泸州、宜宾却稳步上升。
从成渝两座城市来说，最佳出身地点仍然是“巴蜀文脉三角区”。
如果从当代经济发展角度来讲，由于文化断层，成渝两地的城市策划人员，大脑中早就没了历史文化底蕴，他们只看见直线距离和陆地交通。
沿江高铁到重庆就上岸了，然后直奔成都，一条大江从江津到宜宾，从宜宾到乐山到成都的文脉线，早已遗忘。
这样的沿江高铁，要么是无知，要么是为了资金而阉割文化，都是没文化的表现。
如果重庆主城第二机场落地正兴，江津和璧山纳入主城，江津三条地铁和一条城际铁路开通，加上一条长江，外带赠送一条綦江河，江津必将迎来发展高峰。
而江津到泸州的地铁和城际铁路也提上了议程，但相对于“巴蜀文脉三角区”的底蕴来说，策划者的思维远远没有跟上文化的节奏。
九
估计成都人民对于文明半径的观点，早就嗨翻了：因为成渝之间的瑜亮情绪。
重庆人民的拳头早就捏紧了。
其实巴蜀两种文明，放到更遥远的历史来审视，文明的半径却刚好相反：至少一万年前，巫文化的花朵早就在重庆的巫溪和巫山艳丽盛开。
大巴山和巫山山脉形成的反c型包裹线是最初的陆地，中华文明的火炬从这里照耀人类夜空。
当人神之间的中介，那些女巫和男觋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念着巫咒行走在重庆江岸和山岭的时候，他们跳跃着的文明的步伐开始震醒沉睡的民智。
再往前，220万年前，当巫山人把牙齿种进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时候，成都和江汉平原还是一片汪洋。
过了漫长的30万年后，元谋人才站起身体，模仿巫山人在云南高原土地上种牙齿，以便让后世的考古学家给他们一个合法而迟到的身份证。
约10万年前，当巫山人早就完成由种牙齿到作岩画和请神跳巫舞时，四川盆地依然还是一个内海。
当四川盆地上升，海水消失，鱼儿们变成沃土和标本以后，巴人的脚印从巫山上走下来，开始踏上这片沼泽地。
巫文化覆盖下的南方，产生了铁血精神的巴文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文化、休闲求仙的蜀文化，以及云贵高原上的摊文化等。
大山的神迷和未知，使南方人的想象力好到爆表，仙人附体的招魂式表达，开启了以《楚辞》和《汉赋》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极度奢华的辞章学写作源头。
巫文化在北方遭遇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宽广无边的平原以及奔驰的战马消解，除了远方，再无想象，仙意变得遥远，大家把目光收回来，看看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开启了现实主义《诗经》文学的源点。
图注：巫文化总是从盆地边缘比较高的山上往低矮的平原传播，因为大巴山和巫山及云贵高原，当年四川盆地还是海洋时，他们就已经是陆地。
行政版图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果单纯从文化圈来看，那么巴文化包括了四川很多行政区域的城市。
只是这些城市上行走的多数人，不清楚自己的文化身份，所以把自己错当成行政版图上的蜀人而已。
我们不妨看看巴人文化圈范围：《辞源》对巴蜀的界线为现在广元、资中、沐川为一线，巴国区域分布在现嘉陵江流域，岷江下游，沱江下游，长江上游，因此宜宾、泸州为巴文化区 。
巴蜀两种文化各有优劣。
先说巴人荣耀：最古老的《尚书》记载了巴人第一次亮相，那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场大决战——牧野之战。
巴人作为周武王先锋军，直接硬扛商王朝京城里最强大的禁卫军。
结果巴军一战成名，分分钟改变中国历史：“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周武王取得天下，完成中国王朝更替。
到南宋末年，横扫世界的蒙古大军在蒙哥汗带领下，分兵攻宋，却在重庆合川钓鱼城被巴人击伤，死在重庆南温泉。
上帝折鞭，刚硬的巴人让蒙古西征军停止进攻埃及，统帅们赶回哈勒和林争夺汗位，西亚和欧洲终于缓了口气，蒙古大将怯的不花被埃及军团杀害：巴人改变世界历史。
抗战14年，重庆作为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中心，抵御日寇入侵，最终取得抗战全面胜利：巴人改变了亚洲格局。
中国历史上最能打的两支军队：一支是草原上的蒙军，一支是大山里的巴军，简称“北蒙南巴”。
大山大川练就了巴人铁血坚毅的品质，这个群体的阳刚之气天下第一。
而中华文明的源点——巫文化，正是诞生在巴人生活的土地上，不敢想象巴人跟巫文化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巴人创造了巫文化，并影响全国，打下中华文明的底色，那么一连串的追问，将改写一切。
成都平原的富饶则造就了蜀人的安逸享乐，过多的水气柔化了成都男人的刚性，娘娘腔成了蜀人富养娇贵的象征。
更难受的是，历代风水大师认为，成都左边的青龙是鱼鳅一样矮小的龙泉山，右边的白虎却是第一级阶梯的横断山系，还有成都人喜欢的第一神山：海拔7500多米的贡嘎雪山。
杜甫说“窗含西岭千秋雪”，西岭雪山也比龙泉山高了不知多少！
“宁可青龙高万丈，莫叫白虎乱抬头”，成都高高抬头的白虎耗尽了成都历代风水大师们的心血，稍不注意就注定了屠城的血光之灾。
所以唐、五代躲避战乱的达官贵人，多是选择眉山，在两山之间，一水穿越，安全祥和。
而北宋第一易学大师邵雍之子邵伯温迁居乐山后，最终把家安在犍为县的清溪镇，自称为“安乐窝”，那里的风水被历代称赞。
当年李白在《峨嵋山月歌》中提到过：“夜发清溪向三峡”，就是这个清溪镇，当时唐朝在此设置了清溪水驿。
看看图，象不象“金鸡抱蛋”？或者“金龟打坐”“金龟孵子”？
风水我不懂，有兴趣者可以去看看风水大师们的认识。
本来易学家点评乐山，就是风水佳地，以龙泉山作为靠山，左青衣、右岷江，前有大渡河，三江汇聚，非常难得。
邵伯温次子邵博说过几句性价比很高的话，至今仍然被乐山人民津津乐道：“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嘉州之胜曰凌云寺，寺南山又其最胜也。”
当年邵伯温作为省司法部领导，常住乐山办公。
但最终还是把家迁移到了清溪镇乡下，可见清溪风水在他眼里，比乐山更胜。
十
其实成渝两地人民根本用不着互怼。
成都三次大屠城后，今天的四川人，基本是移民，已经不能代表蜀人。
“巴蜀文脉三角区”成活率高些，还存有部分秦汉穿越唐宋活到今天的纯正血脉，很多地方早就换了多次基因。
现在找正宗的蜀人，还有一个地方：越南。
公元前316年，秦朝张仪灭蜀，蜀国第12世开明王以及王太子逃至武阳（今四川彭山区江口镇），被秦兵杀害，蜀国灭亡。
王子蜀泮带领三万蜀人，沿岷江南下，经宜宾，越贵州，穿云南，顺红河，进入越南，并征服当地土著，建立越南，自称“安阳王”。
“安阳王”实际上就是开明王的同音异写。蒙文通先生考证，“安阳”二字读音在上古与“开明”相近。
“开明”是战国时期蜀国王君的称号，共传袭了12世。
魏郦道元《水经注》简述了这个历史背景：越南北部“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水上下。……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
安阳王在位时间长达50年，最终被广州的南越国王赵佗灭国。
无论后来安阳王逃到哪里，当地都留下了正宗蜀人和蜀文化，从考古来看，完全能证明这一段历史。
至于巴人，由于盆地南、东、北三面深山大谷有躲藏之便，存留机率更大。
这从后来刘邦借助巴人攻入汉中和长安，并将巴渝战舞引入宫廷，开启了汉朝“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中可得见证。
但明末匪贼张献忠对重庆进行屠城，只是周边山高林深，躲藏下来的人可能更多而已，包括长江沿岸的涪陵、丰都、万州、奉节、巫山等县所。
巴蜀历史上的八次移民，至少有六次是外地避战进入，而且多是国家级文化大师：
张仪灭巴蜀后，迁入秦人，加强统治，此部分普通民众为多，但灭六国后，又迁六国豪富入川，使巴蜀精英大增，文化呈现包容与多元；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川，首次引入中原望族文化。要知道，当年王子朝奔楚，可是带着周王朝所有的国家档案和史官等国字号文献及知识分子，诸如周朝典籍、礼器及召、毛、伊、南宫四大家族，最后因楚王室继位争斗，无奈止步于南阳，使南阳成为周朝的文脉所在，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此次移民，巴蜀文化得到全面升级换代；
靖康耻及南宋，达官贵人争先入川避难，移民总数约为238万，各种层次皆有，尤以北方文人为多；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设立陪都，几乎全国优秀人才皆入巴蜀，西南各省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大约接收移民1000万人-2000万人，巴蜀为最；
上世纪60年代，以军工业、新兴科技为主的“三线建设”，迁出地大多是上海、江苏、浙江一带，迁入重庆人口约十多万，全是工人和现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是，江浙底蕴，若以科考来看，当列第一。
更重要的是：三线建设，基本以依山傍水为条件，目的是防战。
这让“巴蜀文脉三角区”再次得到文化升级，重庆（原巴人范围）也从此成为中国国防战略的压舱石，城市建设为军民一体化特色。
这几次因政治或战争带来的移民川渝，对巴蜀文化进行了国家级提质变脸，甚至是中华文脉的保存。
又想起南阳来，这个区域跟南阳，总有些内通之处。
十一
说江津教育领先重庆，其实也讲述了整个巴蜀文明的互动和地域分布。
特别表达了“巴蜀文脉三角区”理论，希望大家研究这一文化现象。
（公众号提醒：未来研究这一现象，请注明本文作者率先发现，否则抄袭不说，还涉嫌盗取他人思想，干这事的多数是叫兽砖家，故此提前声明。）
本文希望策划者有点历史文化底蕴，重视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开发，特别是沿江高铁，可以错过城市，错过山水，错过一些人和事，但千万不要错过文化。
这一区域积淀的群体基因，最古老、最优秀、最中国、最秦汉、最唐宋、最民国、最三线……
从重庆到江津，经泸州，过宜宾，上乐山，从成都南面进入。
目前来看，渝昆高铁正式进入这一区域，串联了“巴蜀文脉三角区”。
同时巴蜀文明两大U型区，也值得顶层设计者关注。
巴蜀高铁，应是文化高铁，不仅仅是交通和经济，更不是划一条直线算经济成本，文化才是终极追求。
值得提醒的是：江津、泸州、宜宾、乐山、内江这一巴蜀文脉最深厚的地区，却遭遇现代教育冲击，几乎处于沦陷状态。
以高考来看，哪还有当年雄视巴蜀，气吞华夏的范儿。
此区域所有学校校长和教师都应了解这块土地上曾经的底蕴和辉煌，统一编写该区域师生文脉教材，增强每个人肩上的责任。
如何唤醒和恢复这一区域的文化活力和群体基因中封印的文化能量，值得成渝两地政府和文化机构及民间共同探讨。
当然，这首先是文化教学课题组必须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也希望有更多这一区域的学校和爱好者与我们组成强大的文化探究力，破除仅仅只有几十年区域封存的教育魔咒。
当然，如果以“巴蜀文脉三角区”来计算，由于有重庆直辖市支撑，总人数依然可观。
下世投胎，能够选择的话，依然选江津，或者“巴蜀文脉三角区”，让生命从诞生之日起，血液里就有从巫文化以来，承汉唐明清和民国及“三线”上万年的中华文化财富。
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三角区最接近现代城市中心、又能维护生命长寿且底蕴浑厚的肯定是江津。
来生投江津，依然是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