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江津老城区水系和桥梁，诠释山水城市的历史人文内涵。沧海桑田的变迁，一道印痕接着一道印痕，仿佛一抹平沙，无边伸展到岁月深处。在朦朦胧胧的追问中，还原成苍苍凉凉的真实，无论欣赏或者叹惋。这，或许就是留住乡愁的心灵抵达…… 大长江，江城外水系，托起出水芙蓉江津城。圆润的江津老城区，处于长江水际基准线上，是浮在水滨的一叶碧荷。
江津中心老城区史称几江镇。因长江呈“几”形流过，故此段江面称几江。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时，城址即迁于此。史上城镇历次选于“几”字的凸显部位，城市三面环水，城南鼎山叠翠。明代江渊有诗曰：“几江形势甲川东，山势崔巍类鼎钟。”
时光还应往前穿越。
江津源头，来源于汉朝江州县。《隋书·地理志》：“旧曰江州，西魏改为江阳县。”江阳，无疑是江津最具有直接渊源的古称。这个古称，有水有山，涵韵山水精神，记住得住历史，留得住乡愁。
咀嚼江阳古称，江津江山之城的自然人文意蕴油然而生。《春秋谷梁传·禧公二十八年》：“水北曰阳”。江津治所一直在长江南岸，显然不能从《春秋》的训释入题来诠释江阳。《玉篇》：“水清为阳。”《释名》：“丘高曰阳。”几水泱泱，鼎山苍苍，江津城滨水而起，倚山而出，江山意蕴，浑然天成。
有山必有水，山水相对出，刚柔相济，吻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真谛。《诗·周颂·载见》：“龙旂阳阳，和铃央央。”“旂”即是“旗”。《诗传》云：“阳言有文章也。”此“文章”为龙旗之上的装饰图纹。《礼记》载，殷周之祭祀，是在正午日行中天之时，《载见》诗中之“阳”，本意为日，即太阳。日行中天，光芒普照，旗帜飘飘，图纹鲜艳，故名“阳阳”。“江阳”之“阳”，由《诗经》衍生而来，可理解为山川营造的大地纹理图画。乾隆版《江津县志》囊括江津形胜，就是一幅优美字画：“岷江(即长江)西绕县治一湾而成几形，东下三折再成巴字。”
隋朝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太平寰宇记》载，以斯地在江之津为名。“在江之津”，这是江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定位，更是江津山水城市的先天优势。几江环绕回旋，“屈渠有情”，勾勒出城市优美的水际轮廓线。江津主城区，也是历史建城部分位于“几”字形的顶端，呈半岛之势畔水而生。这种把城址选在“澄清停蓄”、流速不急的江湾内侧的做法，不仅可以取得较为清洁的用水，而且岸线稳定，城市居民视野开阔，无论从方便生活，良好风景，还是安全的角度，都是有利的。
在工业化以前，水运是城市主要的交通方式，江河沿岸的城市与水的关系非常密切，城市滨水地带往往是城市最为繁华的地区。这种交通与经济的优势，也加强丁江津城市与水的联系。从江津清代城图可见，9道城门，其中6道是面朝长江而开的。
江津旧城最初沿长江呈“团状”布局。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旧城沿江两侧逐步演变为城市用地，形成“带状”的布局。长江北岸、几江片区以西，与几江片区隔江相望的德感片区，在沿江一带也渐次发展为“带状”生活组团，同时向北纵深发展形成工业组团。这种城市组团呈“带状”和“团状”布局的形成，是受江与山环境共同制约下的一种必然结果。
在空间形态上，江津老城区背靠青山，面向长江。城市建设用地大多处于长江一、二、三级阶地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江水的涨落变化形成不同的城市景观。春秋两季江面处于常年水位;冬季江水枯落，露出河漫滩地，成为市民休闲的场所;夏季洪水上涨，江水和城区紧密相连，城市亲水性得到充分体现。
大长江，外水系，构成江津城主动脉。岁月变迁，古人对江津城形胜概括依然没有过时。“江津鼎岫为屏，岷江(长江)为座，华盖列天表之障，马骁壮北固之篱，鹤山太公左右其翼，龙门珞峡开合其流，际水陆之衢，纽黔播之会，洵川东之雄治也。旧云奇峰秀岭，地轴天关，锁锦江之水，界泸渝之间，会水陆之冲，全蜀要地也。”
出水碧荷江津城
天造地设，出水芙蓉江津城。这样一幅画图是以长江水域为基准线，诸山环绕，俨然根植长江亭亭玉立的田田荷叶。圆润的江津老城区，是浮在水滨的一叶碧荷，宛若在几江湾中随风荡漾。北岸正对老城区的马骁山，临江袅起青葱一柱，是欲绽未开的荷箭。
江津老城区内水系，有天造地设的穿城溪流，有人工而为水道水沟，合二为一和谐共处，演绎了古城的大安然和大自在。 江津地域的严重旱情，有记载的始出现乾隆三十年(1765年)。这样的记载，是与两百余年来自然环境渐渐恶化的大势吻合的。
穿过这个时间节点，往上的岁月里，雨水丰沛的江津地域，似乎随处可闻清凌凌的水声。那时，林木苍苍，溪流脉脉，没有烟囱林立，没有工厂汽车废气的排放，清凉凉的风，徐徐从长江之滨吹来。江津古城呼吸在江风水网里，长江横过城区边缘，浩浩汤汤为水之主动脉，城区牵起的江南，有几条空灵的溪涧从高处飞漱跌落抵临城区的阶地，再悠然穿城而过，形成城市的内水系，将城区不多的废物带入入长江。令人惊叹的是，长江北岸的山野，总有溪涧与南岸城区小溪相对而出。水城江津，坐在水声中，立在清凉里。
岩溪，源出鼎山之麓，在城南汪然成为旧时文庙泮池活水后，横穿城区，在今北固门外太极口注入长江。隔江呼应而出的山溪，是烟雨朦胧的浒溪。
梅子溪，今长江公路大桥南桥头山溪，从艾坪山主峰峡谷冲激而出，没入长江。与之呼应的江北篆山坪山溪，名磨刀溪，从山间冲荡而出没入长江。
跳磴溪，东门外古莲池向西溢出的一脉清流，流经原东门公园，在今藏联阁东边的玉水湾潺湲注入长江，正对着江北的巴县小溪。巴县小溪从山峦之中涣涣而出，淌过江滩，汇入长江。
泊涛溪，从艾坪东麓走出，走过柳林坝平畴，从容注入长江，与之呼应的是北岸的渡头溪。渡头溪从石佛山东麓襟带而起的黄磏西山低缓处流出，在今日滨江路东段广场对岸的成渝铁路大桥下舒缓汇入长江。
旧时江津城区长江南北两岸的溪涧，以长江为中轴，两两对出，几乎对称，古今中外城市罕见，可谓水城江津一绝，可谓川江水系一绝，实乃皇天后土之深厚栽培。这些溪流，多数已经消失，唯江北的尚有全迹可寻，但断流者居多。
穿越城区的南岸溪涧，消失后留下依稀可辨的一鳞半爪陈迹。岩溪消失了，在江津中学校区外围留下螺蛳沟称呼活在耄耋老人心中。跳磴溪消逝了，在长江河道里留下跳磴石的转注。曾几何时，泊涛溪更名为浸染时代特色的幸福河，源头枯竭，中段填塞，下段贯穿今几江中学校园，实在难寻溪涧特征，其实接近了生命的暮年。
岁月营造的沧桑让人在惆怅中顿生留恋，人工营造的老城内水系又何尝不是如此?
江津城区人工内水系统建设有史可稽的最早出现于北宋初年。重要的时间节点是1064年，此时是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赵祯，执行太祖皇帝赵匡胤“偃武修文”策略很纯粹，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诏令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四书”先河。于是，在南安门内城区，江津正大兴土木上马学宫工程。一条曲曲折折的水道从南门外鼎山、石子山山麓开凿出来，经护城城壕，在杨嗣桥附近穿过城墙，分流注入今魁星广场学宫泮池之中。这是古代江津一项文化寓意性的工程，既建设了泮池，又在南城外构建了护城河，正所谓“一役举而三役济”。
明朝时期，由泮池东岸开凿渠道，连接今东门广场外之莲池，这是城区又一排水干道。明朝宣德年间，江西临川进士袁旭来江津做知县。他追慕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任上修筑西湖白堤和苏堤的勤政爱民懿行，下令沿莲池砌堤，使蓄水增多，以保障居民取用。明朝成化年间，知县宋潜再次进行莲池蓄水建设。明朝嘉靖已酉年(1525年)，知县王贡首次主持了莲池清淤工程。12年后，知县杨元吉修缮莲池，且于水中央填土石，凸为陆地，成为岛屿，城区排水蓄水工程遂成为城市园林景观。清朝初期，知县朗嘉卿主持疏浚，增益面积，池塘扩大到而今东门广场底下。1880年，知县国璋完成古代江津莲池排水工程的最后一次疏浚建设。
历经明清两代的呵护，遗爱池，一泓椭圆形的好水，像垂天跌落的宝镜镶嵌在古木荫中。绿荷未铺满水面之季，有鱼儿吐着泡儿，有飞禽照着影儿，上下天光，一碧如洗。满池绿荷消减炎威之际，池畔古树愈见蓊郁，白鹭来栖，鸟鸣上下。稽之于古，察之于今，深感这一方美池，是江津文明的镜子。遗爱在人间，正是一泓碧水在历史风声雨声的鉴如明镜的注脚。历代封建官吏围绕遗爱池的作为，是一种理念的贯穿，那就是儒家文化标举的立德、立功、立言。疏浚与保护，是这种理念的实践。当这一切造福了一方百姓，营造了一片胜地，后人追思怀想的时候，蓦然就冒出了“遗爱”的字眼和情素。
城区人工内水系，引山涧和山泉，主要是涵养泮池和城南护城河蓄水，二者的调节，有东边的遗爱池和南边的水车塘。水车塘位于小官山与城区结合部，是旧时城区最大的水域，于此人工开沟形成大河沟，穿城而过，在北固门右侧太极口注入长江。走向长江的这一城区内水系干道，可关可启。水瘦山寒之季，关闭以保证涵养水位，雨水丰沛山洪来临，即开启泄洪。由于城区地势南高北低，该排水主干道在宋元明清历朝，均未有淤塞的历史记载。
1949年以后，随着泮池水域的消失、护城河消失、莲池水域与泮池水域阻隔，水车塘水域颓废为死水，雨季汪洋一片，成为城区水患威胁。1958年春，发动一万多群众，翻修改造城区排水干道，以鹅卵石铺成沟底，上部用石板盖沟，宽2米多，高1米余，干涸时节人可以从沟内通过。1980年，对全城下水道进行规划修建，改变北宋以来城区排水系统的大河沟“合流制”为分区排水，城区内水系从此作古。
2011年启动遗爱池商圈建设，老城区最后一片水域遗爱池寿终正寝。外水系与内水系营造的莲城江津，仅由流过城市外围的几江来诠释其历史地理人文内涵了。
有城无水，便无灵气。有水无桥，便无生气。城、水、桥三元素的结合，造就了一个不一样的江津。 一座城市如果有几架古貌苍苍的桥梁，就应该对这座城市刮目相看。
佚名编著、成书于清末的《江津县乡土志》里，关于江津城内的古桥，记载了一番问答。
问：江津城内有何桥梁?
答曰：江津城内共有桥梁三座。太平桥县城内治西北七十步，大通桥县城内治西三十步俗名板桥，大中桥县城内治西一百五十步俗名杨嗣桥。
著者有趣的自问自答，仿佛是一位循循儒者，在谆谆告诫后人，应该记住江津城的这三座古桥。佚名作者因之更让后人怀想，他用脚丈量距离，这是最古朴的计量方法。闭目凝思，似乎看见在水汽氤氲的古城之中，一位青衫布帽的长者，正低着头，蹒跚在那个时代绝对算得宽敞的江津大街之上，口中喃喃自语，走过来，又走过去。
要找出三座古桥的具体位置，需要两点知识来破解。
一是上文的“治”即“县治”，应该理解为县衙。江津封建时代县衙，无疑是古代江津政治核心，但由于封建时代有“官不修衙”惯例，不见史志详细记载。历代县衙位置，均在北固门内左侧靠近江津公安局旧址后部，背依长江，大门朝南面向正街，即面南背北格局。元末兵灾，古县衙第一次毁灭。明洪武初年，县令田子贞重建，宣德年间县令袁旭拓展地基，更新重修，明末第二次毁灭于战火。清康熙九年(1670年)，县令沈维垣奉旨重建江津县衙。正南临街一面建立仪门，门外为县衙外广场，门内为县衙内广场，有甬道直通大堂正门，大堂后为二堂，再后为县令住宅及后花园附属建筑。大堂左右为十房吏书及基层钱粮小吏坐班办公保存档案之所，俗称班房。古时百姓可以在外广场自由活动，随时观看仪门墙上张贴之文告，仪门与大堂之间的内广场禁止随意出入。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改建县衙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县衙拆除，融入街区，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县衙外广场，被高楼覆盖。
二是上文的“步”，需得澄清。人走路脉动双腿，古今关于“步”，却有不同的步幅意义。脚迈出朝前行动，迈出一次，今人叫“一步”，而在古人的称谓里，这只是“半步”。原来古人朝前迈步一次，叫“跬”，再迈步一次，才算走出“一步”。古人的一步，其实是今人的两步。当今正常人的两步，接近或超过一米。
城区的三座古桥，都在内水系即岩溪水系主动脉上。“太平桥县城内治西北七十步”，原来此桥在旧县衙西北百米左右，即今北固门街靠近滨江路街口附近。这是老江津官路要道，旧时县官迎送过往平级官员，只走到靠近县衙的桥头就止步了。迎送上级官员，就必须过桥，在北固门外恭迎或者恭送。如果是圣旨到，那就开北固门右边的迎恩门，由县令跪接圣旨，接旨后，由县令捧着，回到太平桥边，桥边早已跪满大小官吏，县令遂诚惶诚恐宣读圣旨。天平桥，见证了古江津几多政务要务，政通人和即太平，写满了历史沧桑的希冀。
大通桥距离旧县衙最近，“大通桥县城内治西三十步俗名板桥”，衙门口外的广场，其南部边缘，已经抵近今天的大同路，从此西行七八十米，北固门新华书店与大什字之间而靠近新华书店，就是大通桥。大通，宏达而交通城内所有街区。从清代绘画式城图上打量，这是一座单孔石拱桥，像一道彩虹垂落在城区水域上，又像一道彩门横亘在城区的腹心地域。桥下的岩溪大河沟水系，古时并非大暗沟，从南自北穿越城区的清澈明河水系，如果不配上这样一座颇有气势的桥梁，那就顿失城市气象。这是老江津最繁华的地带，老江津城的“清明上河图”就围绕它上演。城市腹心的一座老桥，桥面一块一块厚重的石板总是澄明瓦亮的，因为城市的步履从来没有停息过。板桥，好诗意的名字，最有资格赋予它了。在老江津的记忆里，这座江津大街标志性的建筑并没有作古，活成了高寿的彭祖，在略略上了点年纪的江城人心里，曾经落座大通桥的这一带街区，一律叫作板桥街。一座古桥，早不见了踪影，却是永生!
距离旧县衙最远的城区大桥，是大中桥。“大中桥县城内治西一百五十步俗名杨嗣桥”，大约距离县衙五百米。
《易·大有》：“《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王弼注：“处尊以柔，居中以大。” 高亨注：“象大臣处於尊贵之位，守大正之道。”后以“大中”指无过与不及的中正之道。这是大中桥命名的文化来源。
大中桥俗称杨嗣桥，为南门外雨水、溪水穿城墙进入城区枢纽，位于江津建委老办公楼处。具体建造时间不可考。明朝时期，杨氏一族聚居于南安门外，历经繁衍成为望族，南门至小官山一带为其家族势力范围，大中桥当为杨氏家族所建，故俗称杨嗣桥。该桥建于城区水道要害部位，为交通咽喉，石砌单孔拱桥，古色古香，长三十余米，高六米多。解放后城墙拆除，石狮子街连接杨嗣桥路线成为交通要道，桥面可通卡车。修建建委办公大楼时，桥被覆压其下，算是保留其遗迹。
明清时期，江津城是流放云贵官员和去往云贵商旅的停舟歇脚处，流官和商旅，免不了在江津城内拜会门生故旧之类，当他们要登程南去了，门生故旧要送别，大中桥就是依依惜别之处，折柳送别的古风，在桥头常演常新。挥手自兹去，行人过桥，绕着城南的水域，贴着内城墙根东折，走到南安门出城，走上城南山系的古道，长路一条，一步一步走向云贵及其以远的地方。一座古桥，记住了老江津的古道热肠，成为岁月发黄的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