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刊《文史知识》2012年11期）
因痛感整个中国学界风气浮躁、积弊丛生，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决定，从2006年春季学期起，为全体博士生（后兼及硕士生）开设“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我临危受命，讲授此一学分的必修课（后改为限制性选修）。北大中文系拥有三个专业七个二级学科几十个研究方向，各专业方向之间，不说“楚河汉界”，也是学术趣味相差甚远。面对众多“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眼光及趣味）的研究生，你的必修课（或限制性选修课）要想讲得不讨人嫌，还真的不太容易。我的策略是，尽量避免空洞的说教，更多地融入前辈以及自家的读书体会。具体做法是：每学年八讲，总主题不变，各轮换三分之一内容，且努力“旧瓶装新酒”。
说实话，上这门课，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因为，已经“术业有专攻”的博士生们，对任何有教诲意味的“非专业课”，大都抱拒斥心理。当初设计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使其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既遵守学术规范，又保有创新意识与突破能力。”即便我注重修辞，尽量正面立论，但谁都听得出其中“训诫”的意味。此课程很容易被误解为“第二政治课”；若如是，效果肯定好不了。
一直惴惴不安的我，去年四月做了一次匿名的课程调查，结果出人意外的好。请看其中最关键的几项（数字代表认同此选项的人数）：
您是否喜欢本课程？
□非常热爱 42
□比较喜欢 40
□一般 7
□不喜欢 2
通过学习本课程，您是否有所收获？
□收获很大 64
□略有收获 25
□没什么收获 1
本课程是否激发了您的学术热情？
□是的，我从此对学术充满热情 31
□略有引导作用，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学术研究的兴趣 50
□没感到有这方面的效果，对学术仍持原来的态度 9
□不仅没有激发热情，反而对学术更感无趣或是恐惧了 1
您认为本课程是否有必要为研究生持续开设？
□非常必要 67
□可设为选修 25
□没必要 0
说实话，看到调查结果的那一瞬间，我真的“热泪盈眶”。熟悉目前中国的大学生态者，当能明白北大中文系开设这门课的良苦用心；而了解北大学生的志向及性情的，也当知晓此课程之不好讲授。
屈指算来，这已经是我第七次讲授此课程了。这一回的八讲，课目分别是：“学者生涯与学术道德”、“何为‘大学’——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其阐释”、“学术批评与‘知识共同体’”、“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学问的积累与突破——引文•注释•参考书目”、“寻找的策略与乐趣——从工具书到数据库”、“如何‘述学’/ 什么‘文体’”。此前几年讲授的若干专题，因已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作为此课程的延伸阅读资料，提交给选课的学生们，就不再唠叨了。
课讲完了，按照规定，须组织考试。一百零几名博士生、硕士生，研究方向迥异，怎么考？不希望同学们为这门课花太多时间，我期中命题，期末收卷。这回的考试题目是：从“述学文体”角度，研读并评论一部（篇）本专业的经典论著；题目自拟，篇幅在5千字以上，十万字以下。发放此考题，粗看近乎“放水”——哪个专业都有导师指定的“必读书目”，随便挑一本，不就可以侃侃而谈了吗？是的，要求不高；可并非无的放矢。如此命题作文，乃有感于北大学生喜欢天马行空，缺乏“细读”的习惯，大都粗粗翻阅，匆匆走过场，不把前辈或经典放在眼里；甚至书没读完，就已经开始构思如何展开批判。与其让学生们洋洋洒洒，不着边际地纵论中国学界如何如何，或本专业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不如放低姿态，坐下来认真阅读并仔细评说一篇（部）大家公认的好文章（著作）。当然，不是一般性的阅读，要求选择“述学文体”这一特定角度。
“如何‘述学’/什么‘文体’”，此专题前两年我也讲过，但那是表演性质，并不要求学生跟着做。我最早涉及此话题的文章，是刊于2001年4期《文学评论》上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此后十年，我先后撰写并发表了《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关于<陈寅恪集•书信集>》、《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胡适的述学文体》、《兼及“著作”与“文章”——略说<国故论衡>》、《“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等。上述诸文，有以问题为中心的，也有针对特定学者的，大都刊载在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 。
一般认为，“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至于“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需锤炼的基本功。常被引用的鲁迅语录——“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那只是一般的写作要求，至多达成主旨明确、思路清晰、文字简洁的目标。而我所关注的“述学文体”，牵涉整个现代学术生产机制，比如，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对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等，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引用两篇已刊演讲稿——演讲之“粗枝大叶”，正好凸显大思路。2006年4月，我在“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美术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城市大学】上发言，开篇就是：“我坚信，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诸位今天所从事的工作，比如说在大学里面教书、写作，以及在学术会议上发言、讨论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从思路到姿态，从言词到术语，基本上都跟传统中国大相径庭。不止跟先秦不一样，跟宋元明清的书院都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所以，我今天讨论的问题是，现代性和现代中国人学术表达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此文粗粗勾勒以下问题：“学科”的建立及“话语体系”的形成、“教科书”的编纂及其影响力、“专著”为何被“独尊”、引进“标点符号”的意义、“演说”怎样转化成“论文”、“引经据典”之技巧及利弊等 。
2006年春季学期，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第一讲题为“‘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借助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发现的老北大讲义，此讲首先辨析“学术文章”是否需要“经营”：“依我的浅见，‘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应该作为中文系的必修课，而且是重中之重。因为，中文系毕业生的看家本领，不外乎阅读与写作。前面已经说了，所谓的‘写作课’不该局限于文学性的诗文小说戏曲，更应包括一般作为学问来看待的‘学术文’。借用章学诚的说法：‘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史通义•史德》）我略为发挥，不仅‘良史’，所有治人文学的，大概都应该工于文。”
具体讨论时，我引述章太炎对“文章”的看法：发表在《民报》上并广获好评的“论事数首”，不值得推崇，因其浅露粗俗，“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訄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当得起“文章”二字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的，除了《訄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而日后胡适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除表彰此书“精心结构”外，还称书中各章“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另外，1960年5月，钱穆给时正负笈哈佛的得意门生余英时写信：“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 对于政治立场迥异的胡适，钱穆也承认其文章“清朗”、“精劲”且“无芜词” 。其实，着力表扬胡适的“长篇议论文”，陈西滢和朱自清早已有言在先 。为了讲授“现代中国学术”这门课，我选择了自己心仪的16位现代中国学者（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蔡元培、胡适、鲁迅、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钱穆、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宗白华、朱自清），每人各挑三篇文章，构成了本课程的“阅读文选”。课堂上，我再三强调，这些既是“文献”，也是“文章”，希望同学们阅读时能兼及“学问”与“文章”两个不同维度。
若章太炎的《五朝学》、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胡适的《水浒传考证》、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体例不一，宗旨有别，但都是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名篇。我的要求是，除了从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角度阐释，更希望转换思路，从“文学史”或“文章学”的角度阅读。记得当初编《中国散文选》及撰写《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时 ，我选了许多“学者之文”乃至历史、地理、农学、艺术等专门著作。在传统中国，“文章”与“学问”并未截然分离；只是最近一百年，随着现代化大潮汹涌，“专业性”成为主流，二者的分野才变得如此显豁。
为何需要从“文章学”的角度阅读“论著”？就因为同是“著书立说”，作者既受制于自家立场及时代风气，也受制于论题与文体。进入数据库及电子检索时代，读书人手指一按，相关资料便“脱颖而出”。这些脱离了特定语境的“文本”，在研究者笔下，成了可供任意驱遣的“孤魂野鬼”。今人喜欢引证鲁迅，但往往不考虑那些出自小说、诗文、著述、书信、日记的“语录”，各有其特定功能及限制。鲁迅本人是有明确的文体意识的，不说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有特定读者的“书信”，即便同是“论述”，也都量体裁衣：“学问须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所有这些，决定了鲁迅的撰述，虽有‘大体’，却无‘定体’，往往随局势、论题、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 不仅鲁迅如此，古今中外很多文人学者都有“随机（体）应变”的能力。因此，单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还不够，照钱锺书的设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 。前半句说的是“阐释之循环”，后半句视野更加开阔，兼及历史、文化与文类。也就是说，阅读前人著述，不管“宗尚”、“文风”与“体裁”，一律当“史料”看待，实在是“暴殄天物”。
我曾刻意表彰“有学之文”与“有文之学”，同时再三提及“尚友古人”的诀窍，不仅在“道德”，更包括“文章” 。钱穆提醒余英时认真研读与自己精神气质及学术趣味相近的学者，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并称揣摩这些“绝大文字”，“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 。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讲，梁启超论述清初史学之建立，也曾专门表彰全祖望的性情与文章：“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为第一部了！” 依然健在的史学家中，能兼及考据与论述，撰写酣畅淋漓的大文章者，为数实在不多；而余英时名列其间，当之无愧。有感于此，我认定：“对比梁启超‘笔锋常带情感’的评传，以及条理贯通、见识高迈的学术史，当能明白任公先生与全谢山的学问文章颇多渊源。而钱穆、余英时师徒撰写史论时之追求‘绝大文字’，似乎也与梁启超、全祖望血脉相连。”
作为“述学文章”，第一要务是解决学术史上关键性的难题，既要求“独创性”，也体现“困难度”，最好还能在论证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这对作者的学识、修养、洞见、才情乃至“智慧”，有很高的要求。品鉴此类“绝大文字”，最好兼及大目标（如学术史意义及学问的境界）与小技巧（如构思之妙与细节之美）。撰述中之“腾挪趋避”，既为了学术思路的推进，也是文章趣味的体现。在内行人看来，好的考证或论述（无论文学、史学，还是数学、物理），用如此简洁的笔墨彻底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难题，这本身就是“优美”的。
比起文学作品来，述学文章的“美感”，更是言人人殊。今天很多学者迷恋陈寅恪的文章，当初胡适、钱穆可都是一口咬定陈寅恪学问好，但不会写文章 。这种事情，很难说谁对谁错。今人欣赏的，古人或后人未必喜欢；反之亦然。在我看来，因各自性情、学科及教养的差异，谈论作为“文章”的学术著作，可以有“偏见”，但不能没有“自觉”。会不会写文章，是否此中高手，一出手，明眼人就能看出来。不要说一两本书、三五篇论文，有时就是那么几段话，聪明人“闻”都能闻出来——尤其是坏文章，更容易露馅。
要求研究生们仔细阅读若干好书好文，不只关心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更努力领略其论证方式、写作技巧，乃至文章的气势与韵味等——如此琢磨，有利于自家文章趣味的养成。至于能否从此登堂入室，逐渐由追摹走向创新，还得看个人造化。
批阅完一百零几份作业，大致感觉是，学生们是认真读过书才落笔的——能力有高低，才华有大小，初涉此道，能有几句真正属于自己的“深切体会”，这就很不错了。仍像以前一样，选择十篇左右好作业，推荐给自己比较熟悉的学术刊物 。不过，这回选择的不是《社会科学论坛》或《云梦学刊》，而是更有影响力的《文史知识》。我曾这样谈论此类“课堂作业”的长与短：“比起正在（或即将）撰写的博士论文来，这些‘随意挥洒’的课堂作业，只是路边的闲花野草。可对于读书人来说，‘学问’与‘心境’，二者缺一不可。如此说来，笔调轻松、言说自由、不含高深学理，但更多地浸润学生们的泪水与笑声的短文，也自有其可观处。” 在越来越讲求“专业化”与“引用率”的当下，《文史知识》愿意选刊这些“习作”，扶植正艰难跋涉的年轻学者，我深感欣慰。
2012年9月5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