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成日本“定番教材”原因探析
李斌辉
鲁迅的作品一直是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常客”，其小说《故乡》人选率最高，时间也最长。《故乡》于1921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很快就被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收录，从此成为我国中学语文的一篇“经典课文”。1953年，《故乡》成为日本国语“定番教材”，即固定篇目。分析《故乡》在日本教科书中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其原因，对于我们自身的语文教学和教材编写，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故乡》最早被翻译成日语是在1927年10月，发表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持的杂志《大调和》上。1929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宫越健太郎编辑出版中国语中级教科书《支那短篇小说选》，《故乡》名列其中。1932年，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译介《故乡》，同年，该译本被收录于田中庆太郎编辑出版的中国语中级教科书《鲁迅创作选集》中。1935年，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出版，收录《故乡》。1937年，鲁迅去世后不到一年，日本改造社出版17卷本《大鲁迅全集》。20世纪50年代前，《故乡》作为外国文学在日本流行，并成为日本人学习中国语言的教材。
1953年，竹内好翻译的《故乡》入选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中学国语教科书，正式成为母语教材，供初中三年级学生使用。1966年光村图书国语教科书，1969年三省堂、筑摩书房国语教科书，都选录了《故乡》。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所有初中国语教科书都收录了该文，大部分用于初三，有的用于初二。1976年竹内好修改原译文，改为白话文，1978年后日本国语教科书都选用新译本。
同我国一样，日本母语教育也走过一段不断变化的路。战后一段时间重视思想性，强调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后来又强调言语能力与道德教育并重；目前坚持言语教育的立场，兼顾道德教育。现行日本国语教科书中，发行量最大的光村图书株式会社的《国语3》将《故乡》安排在第四单元，单元主题为“适应状况而生”，其他内容有《问候—原子弹爆炸的照片》(诗歌)、练习推敲、比较报纸的社论、语言、技能、“季节的书签:秋天”。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中学国语3》中，《故乡》被安排在第六单元，主题为“面对面地谈话、讲话、解说”，本单元其他内容有现代徘句、《初恋》(诗歌)、阅读自我介绍(宣传)文、用演讲来回顾学习、“汉字广场4:四字熟语”等。学校图书株式会社的《国语3》，把《故乡》作为必修课文，与《灯塔》和《夕空晴天》(选修)组元，主题为“世界—超越时代”。三省堂的《现代国语》将《故乡》编人“加强阅读”单元，其他内容有《初恋》(诗歌)、语言发现、表现广场、掌握汉字。东京书籍出版株式会社的《新编国语3》将《故乡》作为文学阅读作品。
在日本国语教科书中，鲁迅是唯一的非日籍亚洲作家。藤井省三曾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在中学读过《故乡》”，鲁迅“是近似于国民作家的存在”。1998年8月，日本《文艺春秋》举行“20世纪图书馆政、官、财、文化人大型民意调查”，按得票数量，鲁迅位居第一位。
二
鲁迅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故乡》作为一篇中国小说，何以在日本母语教育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其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是日本教育政策，特别是国语教育政策改革的结果，又是因为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在日本有影响力，《故乡》中有能被日本社会挖掘的教育价值。
《故乡》入选日本国语教科书，是二战后日本教育政策转变的结果。二战战败前，日本学校遵循天皇“教育敕语”，奉行军国民教育，国语教科书充斥着“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等内容，很少有外国文学作品。二战后，日本内政外交均受控于美国。在美国教育政策，特别是《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的影响下，日本开始追求教育民主化，以“国际化”为新的教育方针，国语教科书中开始广泛出现外国文学作品。
而为什么在众多亚洲作家中，日本国语教科书对鲁迅情有独钟呢?
首先，鲁迅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以及日本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对日本文化怀有尊重和独到的理解，这使日本人民对鲁迅同样怀有好感和敬意。这一点，可以从鲁迅与其弟周作人的对比中看出来。周作人可能在某些日本人的心目中更具“亲近感”，但他对日本文化完全折服，失落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反而得不到对方的尊敬。鲁迅在日本和中国都有着众多的日本友人，他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很好地传达出与日本人民的友情，以及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期盼。这种关系，使鲁迅作品进人日本国语教科书有了“民众基础”。
其次，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日本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了鲁迅作品的价值。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较早被日本文学界和学术界关注和深入研究。《狂人日记》一发表，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就撰文评价:“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种迫害狂的惊恐的幻觉，而踏进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尚未达到的境地。”20世纪20年代，日本便存在“鲁迅热”，对鲁迅作品的传播、翻译和研究一直未中断，延续至今。“鲁迅研究”成为现代日本中国学研究中最有活力、最具规模的学科之一，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带动了整个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发展。事实上，鲁迅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日本作家，如太宰治、池田大作、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正如藤井省三所说，“鲁迅文学永远活在日本人心底”。
最后，鲁迅作品是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日本战后教育政策修正，强调国际视野，要求国语教育“培养青少年具有广阔视野以及理解和尊重异质文化的能力”。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日本欲培养新一代人的国际视野，不可能忽视中国。鲁迅作品最能体现和揭示中华民族文化，欲了解和理解中国，鲁迅作品自然为首选。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孔子和鲁迅先生是中国文明与文化的代表。……他们阅读孔子和鲁迅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他们懂得了中国文明与文化的意义。”除此之外，日本研究鲁迅及其作品，还可以吸取鲁迅思想中的某些内容，作为本国文化的参照。日本学界对鲁迅的研究均侧重挖掘其文学价值和思想中的抵抗精神、立人主义和反现代的现代品性。竹内好借助鲁迅研究提出了日本近代化带来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体性危机问题，“牵涉到整个战后日本思想史”。二战后，日本成为“非正常国家”，国民普遍感到民族“被压迫”“被殖民”，因此“自立、解放”的渴望异常高涨。鲁迅及其作品被日本国语教科书看重，此或为原因之一。日本一些教科书在《故乡》作者介绍中，强调鲁迅“关注着走向殖民地化的中国，一直呼唤国民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呼唤国民的自立”。这又何尝不是战后初期日本人的心声呢？
三
在鲁迅的众多作品中，《故乡》为何成为日本教科书的首选？排除诸如课文篇幅和文字适合教学等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论。
第一，《故乡》被认为在艺术上填补了现代日本文学的某种“空白”。《故乡》是鲁迅作品中带有较少政治色彩的作品，宣扬了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域的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人性”。《故乡》等作品的乡愁书写，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乡土文学。这种乡愁和乡土文学，正是现代日本文学所缺乏的。中西一彦认为:“自古文学作品就常描写对‘故乡’的怀念和回忆，但在日本的文学教材中几乎见不到通过故乡来展现社会或国家现状问题，具有广阔视野的作品。虽说鲁迅是外国人，但可以说他近乎日本的国民作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故乡》作为世界文学也具有珍贵的意义。”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这样谈自己译介《故乡》的原因:“《故乡》中那种中国古代的诗情(那是我非常喜爱的)，完全化在近代文学里了。这也许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在近代文学中复活了……总之，我看到我们日本的近代文学，完全和古代文学处于隔绝的状态，深感不满，所以译此《故乡》，以促使人们学习。”在“言语教育”越来越被重视的日本国语教育环境下，艺术特点、表现方式成为《故乡》教学的重点，多种教科书在教学指导中都提到注意课文登场人物的表现方式、景物和场面的描写。
还需注意的是，日本文学界有着“私小说”(自我小说)创作的传统。明治末年私小说兴起，并在大正时代盛行，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日本文学创作。鲁迅包括《故乡》在内的小说，大都带有自我书写的意味，非常接近“私小说”，或许因而更容易被日本读者接受。这一点，也可从日本所有教科书都把《故乡》中的“我”看作是鲁迅中得到印证。
第二，《故乡》契合了日本国语课程标准的要求，能用于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民族性格、传统文化，特别是战败后经济萧条，又奇迹般复兴、高速发展的经历，使日本民众对于人类与自然、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现在与未来、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绝望与希望等问题有很多思考。也许就是基于这些，与道德教育联系紧密的日本国语教学，在历年的《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国的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中学教材要选择有利于加深人生思考的内容，培养学生丰富的人性，锻炼学生坚强生活的意志，学生阅读文章时，要思考有关人类、社会、自然等的问题，并有自己的见解。进人21世纪后，又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
“故乡”在日语中，几乎与恬静风光、纯朴乡情、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同。如前所述，《故乡》政治色彩不浓，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朴实且普适的价值，恰好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对人生、未来的思考空间。从1953年最初选录《故乡》的教育图书版教科书，到2016年各个版本的教科书，都把“为学生人生服务”作为《故乡》一课的教学目标。现行教育图书版《中学国语3》中，《故乡》的教学目标之一是思考“我”的“希望”和社会中人类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见解。光村版《国语3》中，《故乡》一课的教学目标是思考在时代和社会变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东京书籍版《新编国语3》中，《故乡》的教学目标是思考在社会中生存的人们，说出自己的看法。
须贝千里在对《故乡》教学作了调查之后得出结论:从《故乡》入选国语教科书一直到现在，日本一线教师基本都把《故乡》阐释为“希望”文学。还有日本学者认为《故乡》之所以成为“定番教材”，是因为“便于教课”。事实上，很多日本人包括一些名人都从《故乡》关于“路”和“希望”的论述中汲取了进取的力量，大江健三郎就多次谈到鲁迅对自己的影响，认为《故乡》中的“希望”是给自己的希望。
第三，《故乡》暗合了日本多种教科书的编辑意图。教育图书版《国语》以“共生”作为教材基调，强调“人与人、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有很多差别，但都同样美好，应彼此尊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一主题。光村图书版教科书的编辑意图之一，就是体现“人权”“和平”“环境”“国际理解”四大主题，使学生明自，人类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必须与自然和社会中各种人、各种关系相依存。
第四，竹内好及其成功的本土化译介。山田敬三认为“鲁迅研究最大的遗产是‘竹内鲁迅”’。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故乡》能人选日本国语教科书，决定性的因素无疑是“竹内好的存在以及他的压迫感”。实事求是地说，《故乡》日译本众多，但竹内好的翻译是最本土化的。关于竹内好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有学者认为“这种‘鲁迅语言’本身，实际上已转化为对鲁迅的阐释，于是，在被引用的‘鲁迅’与引用者竹内好之间，便有了二者浑然一体的融合，‘竹内鲁迅’由此而诞生”。藤井省三认为竹内好的《故乡》译文“是本土化、日语化的典型例子。与鲁迅的原文相比，竹内好译文用了超出原文几倍的句号，将原本数行的长句断成很多短句，把在传统和近代的缝隙中艰苦奋斗的鲁迅的曲折的文体，进行了适合当代日本人喜好的意译”。竹内好的译文调整了语序，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喜好而改变了鲁迅的文体。选人教科书的作品则又进行了更改，以适用于教学需要，可以说是一种“再译”。比如，课文都删除了鲁迅原文结尾标注的写作时间“一九二一年一月”，这样可以让学生理解课文时无需更多的背景知识，便于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联系。
总之，《故乡》成为日本国语教科书“定番教材”，是众多因素交织的结果。我们探讨其中的原因，应该能对我国语文教科书的编选有所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