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大学：群体的改造 思想的归一
导语： 近日，温家宝总理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温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从高居庙堂的士大夫到山水间放浪形骸的隐逸者，从勇攀高峰的科技精英到为民请命的思想者，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949年之后，曾经依附于大学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新政府的思想改造，而且在一轮院系调整中，一轮轮的反省中，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变成了臭老九。大学教育也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在反知识的年代里，大学也成了反知识的工具，这让今天空喊着大师何时到来的声音总显得苍白，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像温总理所说的那样，重塑大学的理念，比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比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等等……
一、洗澡：建国初期教师的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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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辛历程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详细】 2、
马寅初的积极：北大成了建国初思想改造运动的策源地 1951年6月1日，马寅初走马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就率先在北京大学开展了“暑期学习会”，组织职员进行了为期40天的集中学习。学习方法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8月1日，他披露了组织这次学习的初衷:“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
【详细】 3、季羡林：建国初我背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 季羡林：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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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改造是让知识分子统一思想 事实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共产党政权建构自身合法性认同的必然选择，即便是没有马的上书，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难以避免。其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也正如学者所言，“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详细】 5、思想改造运动的实质是为了团结、教育和改造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政策的出台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曾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群体，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团结、使用他们。【详细】二、洗牌：模仿前苏联1952年的院系调整 1、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 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在19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的、整体性的转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详细】 2、院系调整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 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全面学习苏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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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根本性的改造 中央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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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解人文学科 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 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科学技术起领军或举足轻重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在国内大学毕业、大都有留学欧美背景的科学家。这群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玉汝于成的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负重、壮年坎坷、老骥伏枥，以国家崛起为己任的绝代天骄，实际担当了数代人的历史使命。“隔代遗传”的“密码”无情宣告政治折腾打造不出知识精英；而靠金钱堆积同样难以触摸科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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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检验 在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民间文化机构取消，国门关闭的时代，谁离开了学校、体制，谁就难以以知识为生，本人及家人的生计就会成为问题。人们不难体会，“院系调整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说法，等于是触及到高校教师生存底线的摊牌，使他们毫无退路。民以食为天，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一旦生存受到威胁，活下来就是人的本能反应了。以知识求生存的自然选择，使院系调整几乎没有遭遇公开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详细】三、洗根：文革中大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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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与教育乌托邦 1966年之后是用“砸烂”旧体制、推倒重来的“造反”和“革命”方式进行的，其破坏和摧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可谓前所未有。毛泽东的所有教育诉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之类高度政治化的话语包装，通过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开路和推行的，以至于“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记忆，只是打砸抢之类的“造反”，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以及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苦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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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当时为什么取消高考？ 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他们的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使他们决定抢先立下这一革命新功。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
【详细】 3、
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造就了工农兵大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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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生“白卷事件”：教育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 1973年辽宁考生张铁生在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为自己成绩低劣辩护的信。此人竟被江青等人称作“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学，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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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教育史：每天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 每天的课间操，就是大跳“忠字舞”。数百名学生在操场上像做操一样散开，这时，广播喇叭里传出《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曲，师生们随着曲调手舞足蹈。有一天，由于我做得不认真，被站在高坎上领舞的体育老师看见，他非常生气，把我狠狠地训斥一番，又叫我跳了一个“独舞”，算是对我的惩罚。
【详细】四、洗礼：好大学不是从思想改造中出来的 1、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思想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使思想一元化，使个性丧失，使任何属于个人生活的东西都纳入集体，思想改造运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知识分子不能有任何独立性，不能有任何私人生活的空间。新政权对1949年的胜利，在理论上做足了文章，把成王败冠的结果说成是历史的终结审判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从而对所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接受思想改造确立了社会政治环境。【详细】 2、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没了人格，也没了大学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教师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在各行各业里被排到了第九，仅次于乞丐，故而有了“臭老九”的叫法。徐老有位同事姓刘，在追求一位卖土特产的营业员时就遭到这样的辱骂:“我宁可嫁鸡嫁狗，也不会嫁给一个满口粉笔灰的臭老九……”徐老为此感慨万千，特别在墙报上描写了这个故事，并取标题为《女营业的玻板》，以影射教师在当时社会的低微地位。 【详细】 3、大学功利化：革了人文也革了科学 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出现了理、工科类重点院系被调离本校、若干一流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都连根拔起，甚至发生对某一地区、某些高校过不去的、近乎“株连”的现象不一定是决策者的初衷。或者说，拆、调得如此彻底，最高层不见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执行者在激进、狂热、无奈、揣摩、意会中走过了头。是否可以这么说，把最好的大学统统拆散，把高校的名流调得“七零八落”，很可能是操作层面实施“宁左勿右”措施的结果？
【详细】 4、深思：何处寻找大师？ 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科学技术起领军或举足轻重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在国内大学毕业、大都有留学欧美背景的科学家。这群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玉汝于成的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负重、壮年坎坷、老骥伏枥，以国家崛起为己任的绝代天骄，实际担当了数代人的历史使命。“隔代遗传”的“密码”无情宣告政治折腾打造不出知识精英；而靠金钱堆积同样难以触摸科学高峰。【详细】结语： 历经文革，教育荒芜一片。梅贻琦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了需要抛弃的理念与主张。幸好，1977年恢复了高考，大学教育又恢复了正轨。推远了看，我们总能数落前人之不是，而又似乎可轻易认定前人之坚守与功绩。就像现在，谁都能提出几点当年教育之不是，说悔不该当初如何如何。可时至今日，并没有能完全清理当时思想与教育之积弊，而新的问题如抄袭，学术腐败，又以另外的样式让人们不安起来。也许，就像当年重新认定“知识就是力量”一样，今天，我们所做的是要恢复和完善那些有关人文理想的教育，培养出大师，而这一切当然不能靠凭空想象，更需要的是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