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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中研院院长选举风波 蒋介石的手令不管用
核心提示: 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皆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不过，傅斯年说，正确票数，他已“记不清楚”了，或许票数“差一二票”，然而“次序皆无误也”）。另外，王世杰与任鸿隽则都各得四票。至于蒋介石“下条子”指定的顾孟余，一票都没拿到。 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学林同悼之余，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下一任院长的人选。还好，当时已经定下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先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位，再送请政府当局圈选其中一人任职的规则，只要依据规矩来，继任蔡元培的人选，必然会顺利产生。中研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它的院长，自然是学林领袖，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谁来承继斯职，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人事，更不会只是一场“选举”而已。果然，让人好似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政治魔手，就开始摩拳擦掌了。特别是当时党国体制的首脑蒋介石，总是舞动着他的指挥棒，“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谁来当中研院院长，他当然意有所属。幸好，评议会的组成分子都是学者读书人，没有谁愿意随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踏步起舞，反倒是本乎自由意识选出蔡元培的继任者。政治力量“看不见的手”从来不放弃伸入学术界的动作；学界中人负隅强抗，即便不能一刀砍断它，却正是“独立之精神”的充分展现。这段故事，就先从喜欢下手令“遥制”的蒋介石说起吧。 蒋介石是常常下手令给部属要求“奉旨照办”的政治领袖。现存可见的蒋介石手令，固然以军事领域为大宗，在其他方面却也不少，涵盖范围极广，具体显示了他个人的关怀所在。举例而言，1945年7月，当蒋介石读《中央日报》，就下了手令痛责《中央日报》的编辑社论与“小评”的水平“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迅速调换编辑和评论者。1942年，蒋介石以手令要求研究公务员的制服、制帽，甚至于连女学生的标准发型，他也派下手令要求研究。蒋介石的手令一发，往往让各级军政首长“疲于奔命”，只知道忙着应付他的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业务。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军政首长对于蒋介石的手令，硬是不理不睬或是阳奉阴违。对他们的“抗旨”，蒋介石也未必能够奈何。（参见张瑞德:《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 既然蒋介石总是以手令“下条子”来发号施令，对于谁来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作风，一成不变。没想到，蒋介石这回竟踢到铁板了，评议会的评议员，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手令、奉行无违。傅斯年在1940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清楚地透露了个中曲折。 傅斯年向胡适述说道，当蔡元培去世之后，学界中人对于谁来继任斯职，诸方各有议论，各家自有主张。例如，有人说地质学家出身后来从政的翁文灏是合适的人选，却同时也有反对者。不过，众人瞩望所及，“不谋而合”，都以当时正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为最佳人选。如身为评议员的名史学家陈寅恪，便拟参加在重庆即将举行的评议会，他是“素不管事之人，却也热心”，居然还“矢言重庆之行”，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当评议员陆续抵达重庆后，大家“凭空谈到此事”，都说既然可以选出院长候选人三位，那么其中一票一定要投给胡适。傅斯年又与北京大学老同学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健将之一的段锡朋，以及担任过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法学家周炳琳谈到选举胡适的事，他们都说，“他选出来一定高兴”，周炳琳还说，“有此honor在国外也好”。傅斯年更向胡适报告他和周炳琳谈及此事的详细情况: 我说:“你想，把适之先生选出一票来，如何？”他说:“适之先生最适宜，但能回来么？”我说:“他此时决不回来，此票成废票。”他说:“这个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我又说:“那么，选举出他一个来，有无妨害其在美之事？”他说:“政府决不至此，且有翁、朱、王等在内，自然轮不到他。” 也就是说，这些读书人当然知道正在美国肩负争取援助之职的胡适，其实承担的是更为重要的责任。但是，对于必须以自由意志选择领导人物的认知，学术界普有共识。因此，将胡适选出为候选人之一，和翁文灏或是朱家骅或是王世杰并列，就算胡适不可能返国任职，然正如周炳琳的话，“这个demonstration是不可少的”。 后来，王世杰“突发奇想”，提出了顾孟余这位人选，便约集几人商量一下。傅斯年表示，他个人“觉得孟余不错，但除非北大出身或任教者，教界多不识他，恐怕举不出来”。傅向心理学家汪敬熙（缉斋）“表态”说:“我可以举他一票，你呢？”没想到汪的回答居然是“我决不投他票，他只是个politician”，持负面态度。既然提出了顾孟余为人选，就和任何选举一样，相关者也会事先算算选票的流向，如段锡朋与朱家骅对于顾孟余的可能得票，“详细一算，只可有八票，连缉斋在内呢”，希望不大。对于以顾孟余为人选这件事，王世杰与段锡朋“曾很热心一下，只是觉得此事无法运动”，因为，“这一般学者，实在没法运动，如取运动法，必为所笑，于事无补”。 既然可能会投票给顾孟余的人不多，想要帮他“运动”一下也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么，王世杰的提议只有顺其自然。没想到，蒋介石的手竟然伸出来了。傅斯年说: 忽在开会之前两天，介公下条子，举顾孟余出来。此一转自有不良影响。平情而论，孟余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其办教育，有欧洲大陆之理想，不能说比朱、王差，然而如何选出来呢？大难题在此。及介公一下条子，明知将其举出，则三人等于一个人，于是我辈友人更不肯，颇为激昂。 虽然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对于此议“甚favorable，且不以下条子为气，与其平日理想不同”，但是，蒋介石的这等举动已引起一班读书人的愤慨了，甚至于连表示支持顾孟余的王世杰与段锡朋都说，“要把孟余选出，适之也必须选出，给他们看看”。稍后，当翁文灏与时任中研院总干事的任鸿隽出面请客，席间谈及此事，陈寅恪即席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委员等”，其意在胡适，“至为了然”。陈寅恪甚至于“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认为翁文灏、朱家骅或王世杰这些“弃学从政”的人物都不够资格。 从历史的大脉络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创院先贤，如蔡元培、傅斯年、顾颉刚与陈寅恪等人都致力于一个“学术社会”的建立——陈寅恪更在新政权下生活了二十年，却依旧坚持这般的信念（参见王汎森:《“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陈寅恪会如此“表态”，理有所然。就在席间任鸿隽也发言，“大意谓在国外者，任要职者，皆不能来，可以不选”；傅斯年就说，如果采取这种排除法，“恐挑到后来，不存三四人，且若与政府太无关系，亦圈不上，办不下去”。于是曾经对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唱过反调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就提议“假投票”，结果翁文灏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朱家骅十九票。令人意外的是，王世杰只得了一票，让他“总不释然”。 到了正式开会投票的时候，到场者三十人，王世杰担任主席，放弃投票，所以只有二十九人投票。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皆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不过，傅斯年说，正确票数，他已“记不清楚”了，或许票数“差一二票”，然而“次序皆无误也”）。另外，王世杰与任鸿隽则都各得四票。至于蒋介石“下条子”指定的顾孟余，一票都没拿到。 其实，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柏林大学、尔后从政的顾孟余，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并不是那么“差劲”的人选。在学术上，当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顾孟余曾任教务长，也担任过广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政治上，顾孟余历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与汪精卫一系甚为接近，但是当汪发表“艳电”将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合作，顾孟余则与之“分道扬镳”，没有一同“下海”。顾孟余早即主持过广东大学校务，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主持校政，也自有其特立独行之风。当时正在中央大学任教也兼任过训导长的名史学家郭廷以，就很推崇顾孟余的风范，说他“风度之佳，不可及”，即使顾孟余“在党、政、学界是老资格了”，所以“连教育部也不敷衍”，但是，他主掌中大，“不多管事，不多讲话，讲起来几句话简单明了”。当美国派遣威尔基（WendellLewisWillkie）访问中国，特别到中大参观，学生到大门口欢迎，身为校长的顾孟余，却要等威尔基到了校长室门口，“才……摇摇摆摆出来，够有风度，有派头”。当印度访问团来访问中大，有些批评，消息一直传到蒋介石那里，顾孟余“不高兴，就上辞呈，学生去他家里挽留他，连吃饭也耽误了”，可见他确实是深受学生爱戴，而不是高高在上不与学生亲近的校长。后来，中大的两位院长为了学生吃饭的事吵架，顾孟余调解其事，没想到两人说不到几句话，又吵起来，顾孟余“不讲话，站起来走了，从此不到学校，不再复职”。（《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第208-209页） 其实，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与柏林大学、尔后从政的顾孟余，确实“清风亮节，有可佩之处”，并不是那么“差劲”的人选。在学术上，当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顾孟余曾任教务长，也担任过广东大学校长等职；在政治上，顾孟余历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职，与汪精卫一系甚为接近，但是当汪发表“艳电”将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合作，顾孟余则与之“分道扬镳”，没有一同“下海”。顾孟余早即主持过广东大学校务，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主持校政，也自有其特立独行之风。当时正在中央大学任教也兼任过训导长的名史学家郭廷以，就很推崇顾孟余的风范，说他“风度之佳，不可及”，即使顾孟余“在党、政、学界是老资格了”，所以“连教育部也不敷衍”，但是，他主掌中大，“不多管事，不多讲话，讲起来几句话简单明了”。当美国派遣威尔基（WendellLewisWillkie）访问中国，特别到中大参观，学生到大门口欢迎，身为校长的顾孟余，却要等威尔基到了校长室门口，“才……摇摇摆摆出来，够有风度，有派头”。当印度访问团来访问中大，有些批评，消息一直传到蒋介石那里，顾孟余“不高兴，就上辞呈，学生去他家里挽留他，连吃饭也耽误了”，可见他确实是深受学生爱戴，而不是高高在上不与学生亲近的校长。后来，中大的两位院长为了学生吃饭的事吵架，顾孟余调解其事，没想到两人说不到几句话，又吵起来，顾孟余“不讲话，站起来走了，从此不到学校，不再复职”。（《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第208-209页） 作为最高政治威权，蒋介石总想在一切领域插手管事，遂其所欲，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者这件事，他依例“下条子”指定人选。在过往的时代气候里，蒋介石的手令，简直就像是“御旨”，没有多少人敢逆龙麟，捋虎须，“抗旨”以对。可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既不是只晓得“等因奉此”的公务员，也不是蒋介石的直属部下，非得奉命唯谨不可。在学术的世界里，哪里有蒋介石的手令“颐指气使”的空间呢？显然，就像陈寅恪“大发挥其academicfreedom说”一般，他咏唱的学术自由的高昂音调，也是其他的评议员共遵同守的信念。蒋介石的手令，在这群读书人看来，无足道焉，根本不是不能忤逆的“圣旨”，更带来了反效果，大家就是偏偏就不投票给顾孟余。他们的作为，确实像傅斯年所言，彻底“表示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出现发手令、下条子指定谁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政治领袖了。不过，当年这些学林前辈实践学术自由的用心，他们展现学术独立的风骨，彰明昭著，作为我们承继的精神遗产，则必将是此后学术世界生生不息的永恒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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