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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备考）江苏常州高三备考思想深刻速成积累：齐梁文化的基因特质与明清常州文化之繁荣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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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7-04-20
　　注：基于高考文化作文出现地域化和文化基因的深度思考的情况，文化作文备考在思想深刻和博引方面，开始借助哲学视野和学术论文，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从近3年高考满分作文中出现的材料及论述的深度思辨中可以看出。因此，文化作文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将在近期推出部分相关文章，供高三和高二学子阅读。
　　本文主要供江苏常州高三学子速成备考所用。其他各省市，可参照此范本选择相关文本。




齐梁文化的基因特质与明清常州文化之繁荣

杨旭辉 - 《江苏地方志》 - 2009


　　常州，古称“毗陵”、“晋陵”，地处长江三角洲，襟江带湖，人杰地灵，是环太湖人文生态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就有“东南望郡”之美誉。若从春秋时期季札奔吴，以礼让为教于吴中算起，两千多年漫长而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常州府人才辈出，正可谓是“诗书之泽，惟积乃厚，如水之渟，流演可久。”[1]对此，明代常州学者唐鹤徵在《万历三十三年修武进县志序》中明确地说道：“武进自季子以礼让为教，千载而下，至阖城死国，其灵秀之所钟，郁为人文，何可数记？”[2]
　　纵观两千多年来常州府的文化发生、发展、繁荣历程，形成了齐梁时期和明清两朝的高峰。江左齐梁，常州一府的文化滋养尤为丰厚，特别是齐梁萧氏家族在政坛、文坛上的活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学术、文化集群，积渐而成毗陵一郡久盛不衰的人文传统。齐梁文化的法乳滋养在唐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抢眼，就连欧阳修和宋祁在编修《新唐书》时，在《萧瑀传》中竟情不自禁地作赞语曰：“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亡，故余祉及其后裔。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3]作为常州本土的后来者，面对乡邦悠久的历史、繁荣发达的文化，自然都会象赵怀玉一样油然而生强烈的自豪感，形诸文字则盈溢着对家乡的深切挚爱：“延陵在周为吴，秦属会稽郡，齐梁以后，人物辈起，帝王、名臣、吏治、儒林、忠义、孝友、节烈、高行卓卓可纪，称极盛焉。然则延陵虽百里地，实于东南百城中为望郡也。”[4]作为清代常州学术文化的代表人物，赵怀玉的这段话不单纯地表达了朴素的乡曲之情，在一定程度上追溯了清代常州人文风气蔚然盛况的历史渊源，其中蕴涵了赵怀玉对齐梁文化基因遗传和发展变迁的历史省视和总结。本文就承赵怀玉的这一论题，充分展开论述，探讨齐梁文化对常州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明清常州学术文化繁荣的意义。
　　一、明清常州文化的“务博”、“务通”
　　晚清学者李慈铭绝少轻许，但却在其《越缦堂日记》中盛称“清朝常州人才，甲于天下。”仅以郡城和武进、阳湖二县而论，由一大批才华斐然、成就卓著的文人所建构的文人社区集群，在“群居而切磋”的学术探索、艺术创新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学生活中，构筑了清代常州繁荣瑰丽的文化景观，以至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形成了以“常州”命名的流派。屈指数来有常州学派、常州画派、常州词派、毗陵诗派、阳湖文派、常州派骈文等等，最终为常州获得了“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5]这样的美誉。
　　以上的简单所胪举中，我们完全可以清晰、直观地感受到清代常州学术、文化的全面繁荣，几乎涉及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所有领域，从中彰显的是一种“务博”、“务通”的学术文化气度，这正是常州文化的独特之处。而且，这种“博通”精神在个人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常州人几乎无一例外，往往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如：赵翼，兼史学家、文学理论家、诗人于一身；孙星衍，经学家、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诗人、文献学家、金石学家；洪亮吉，诗人、文学理论家、骈文家、史学家、经学家、地理学家、文献学家；张惠言，词人、古文家、经学家、《易》学大师、文献学家；赵怀玉，文献学家、诗人；李兆洛，地理学家、文献学家、古文家、骈文巨匠、诗人；董祐诚，词人、骈文家、天文历法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乾嘉朴学大师钱大昕在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作序时，就曾对其“博通”、“宏远”的学术境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6]
　　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历数清代学术流派，有曰：“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7]出于章表扬州学派的初衷，张舜徽先生并没有提及常州学派，而常州文人群体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是绝不能疏忽的，至于清代常州学术、文化的特点早已不用后人多置喙了，张惠言的弟弟张琦在《答赵乾甫书》中就曾有过明确的宣言：
　　古昔帝王体国经野之大，圣贤持身涉世之故，古今治乱兴废，天下民俗利病，博稽而切究之。蓄之于心者既深以博，由是而识日以精，气日以充。发而为文，抒其素所蓄积而已，不必规规然体格章句是务。[8]
　　“博稽而切究”，首先强调的是“博稽”，这不仅要求在学术文化领域的研究中，治学门径要宽广，经过通达而深沉的思考与研究，使“古今治乱兴废，天下民俗利病”之类的研究一归于“经世致用”。在张琦看来，离开了“博稽”这一基础，“识精”、“深”、“通”只能是一种奢谈而已。面对“诸儒博士”们“搜拾灶觚蠧简”的拘局之弊，常州文人颇多不满，恽敬在其《三代因革论》的第一篇中就曾鲜明地指出：“书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为皆然；书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为不可不然。”[9]就恽敬本人而言，无论他的学术研究，还是古文写作，都严格地践行着“不主故常”，“推之千百隅”、“推之千百端”的理念，他益肆力于学，不仅仅是以儒家学说深求古今治乱之理，同时更旁及道、纵横、名、法、兵、农、阴阳、佛家之言，使得他在学术观念（包括文学观念）上显得多通识与变达之处，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上曹俪生侍郎书》一文中，自然也造就了他“纵横捭阖，精察廉悍”的独特文风。宜兴人吴德旋在古文师法上与恽敬相去天壤，两人多有争论，但对恽敬“不主故常”、“博闻广识”非常钦佩，因而在所撰《恽子居行状》中说：“先生于阴阳、名法、儒墨、道德之书，既无所不读，又兼通禅理。……盖先生尝自言其学，非汉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说经之文，能发前人所未发。”[10]
　　常州学术文化界“不主故常”的“务博”、“务通”精神，在当时很快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除了龚自珍之外，另一位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为常州学者李兆洛作传时有云：“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其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爪剖釽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武进李申耆先生生于其乡，独治《通鉴》、《通典》、《通考》之学，疏通知远，不囿小近，不趋声气，年甫三十而学大成，兼有同辈所长，而先生自视嗛然如弗及。”[11]有了这样的开头，魏源似乎还嫌不够，又在传末作传论曰：“近代通儒，一人而已。魏源曰：乾隆间经师有武进庄方耕侍郎，其学能通经之大谊，西汉董、伏诸老先生之微淼，而不落东汉以下。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覃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余于庄先生不及见，见李先生，故论其大旨于篇。”[12]
　　二、齐梁文化：“博通”基因特质的源头
　　以上列论，仅其概要而已，但足以彰显晴清时期常州学术、文化“务博”、“务通”的特点，若要追溯这一特质的源头，诚如赵怀玉所说，自应上推南朝齐梁。在历史的回眸和审视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由于兰陵萧氏政权的大力提倡，尤其是梁武帝萧衍，“及据图籙，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13]观其成效，齐梁文化的成就绝不在某一方面，而是全方位的立体发展，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后代影响也较为深远。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明清时期常州文化的繁荣、发达，是齐梁文化的基因特质经过长期传承、积淀、演进，最终结出的硕果。
　　齐梁时期的学术、文化，因君王的推崇，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赵翼在详稽齐梁历史典籍之后，曾发表过这样一番精彩的议论：
　　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齐书·刘瓛传》谓：晋尚玄言，宋尚文章，故经学不纯。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建武以后，则日渐衰废。《梁书》姚察论曰：崔伏、何严等遭梁之崇儒重道，皆至高官。稽古之力，诸儒亲遇之。《陈书·儒林传序》亦谓梁武开五馆，建国学，置博士，以五经教授，帝每临幸，亲自试胄，故极一时之盛。陈初，未遑劝课，间有以经学名者，亦皆梁之遗儒云，益可见经学之盛衰，总由于上之轻重也。[14]
　　齐梁时期的经学研究，与汉儒引经据典式的烦琐注疏相去天壤，学者们往往在博取以往各家各派的基础上，兼取佛、道、玄的学说，进行适当的综合、取舍，表现出“博通”的学术气度和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诚如曹道衡先生所说，他们“承袭魏晋以来的学风比较自由活泼，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吸取佛道二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较之汉儒的笃守‘家法’与‘师法’，往往陷于烦琐之弊，自更有益于文学创作。”[15]梁代学者皇侃所著《论语义疏》就堪称其中的典范，近代著名学者吴承仕曾这样论述道：“自何氏（按：何晏）《集解》以讫梁、陈之间，说《论语》这，义有多家，大抵承正始之遗风，标玄儒之远致，辞旨华妙，不守故常，不独汉家师法荡然无存，亦与何氏所集者异趣矣。皇氏本通《三礼》，尤好玄言，故其为《论语疏》，颇采华词以饰经说。”[16]
　　从晚唐诗人杜牧笔下“南朝四百八十寺”一说中，我们可以感性地了解梁武帝萧衍对佛教的尊崇，但是他对儒学依然不弃不斥，而且躬自研究儒家经典，撰著疏解。据《梁书·武帝纪》的记载，他亲自组织人力，命沈约、徐勉等群儒制定“五礼”（包括“嘉礼”、“宾礼”、“军礼”、“吉礼”、“凶礼”），这在儒学史上堪称“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的壮举（《梁书·徐勉传》）。此外，梁武帝本人还对《周易》、《毛诗》、《春秋》、《尚书》、《孝经》等儒家经典以及《老子》作出系统的疏解和阐释，“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梁武帝尊崇佛教，然而也能兼蓄儒、道，注重历史的研究，帝王的身体力行，极具学术风向标的导引作用，上行下效，自然形成了齐梁时期学术文化“广博”、“宏通”的视野，因而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世人有目共睹的成绩。
　　在儒学、佛学、史学之外，最值得称道的当数齐梁文学了。虽然，齐梁文学在发展中存在较大的弊病，但在中国文学史程中承先启后的地位是如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早年的梁武帝在尚未取得政权之前，常常出入于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与文人交游甚密，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一起，并称为“竟陵八友”。南齐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高朋云集，诗文往还，相互探究，形成了诗歌史上著名的“永明体”。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受佛教“经呗新声”的影响和启发，周颙发现了“四声”，沈约又据以提出“四声”、“八病”的学说，这是对近体诗格律的初步探索，虽然其说不免苛细，也并没有完全付诸实践，但这对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意义重大，为唐诗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齐、梁是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世背景中，出现了结集各体文学作品的总集《文选》和专门体裁的总集《玉台新咏》；总结、研究文学作品规律也成为一时的风尚，“体大而虑周”、“思深而意远”的《文心雕龙》和《诗品》分别出于刘勰、钟嵘之手。这些都是泽被后世的不朽著作。所以，有学者这样评价兰陵萧氏家族，说萧氏族人不仅“建立了齐、梁两个皇朝，而南朝文风的丕变也正发生在这个时期”，他们在文坛的活跃和号召力曾一度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和“徐陵在萧纲鼓励下编纂的《玉台新咏》，不但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两部文学总集，而且对后代的文学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17]
　　文学和艺术之间的交融渗透也足以说明齐梁文化“博通”的基因特质。长期以来，中国的绘画一直以表现人物为主，随着山水诗在刘宋时期的兴起、在齐梁时期的逐渐成熟和盛行，许多画家逐渐懂得“山水以形媚道”[18]这一道理。所以，到了齐梁时期，山水景色不再只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衬，逐渐成为独立的绘画题材内容，虽然这一时期以人物画著称的画家还是很多，但已经有人能在团扇上画出“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的山水境界。若再进一步追寻山水诗兴起、发展的深层原因，则势必会联系到佛老、玄学思潮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就曾有过精辟的分析：“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在“庄老（哲学）——文学——绘画”这种层层相因的连锁反应中，彰显的是一种“交融”、“贯通”的文化精神，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和连锁反应中，中国的绘画得以在齐梁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惟创作实践上，也在绘画理论的思辨和总结上。齐梁时期的画家谢赫，撰著了中国绘画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评论画家艺术的论著——《画品》（后人习称为《古画品录》），他把中国哲学上引人争论的形、神这一对范畴运用到绘画理论中，主张绘画要做到传神，要表现神气，在其“六法论”的论述中，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第一品，从而使中国绘画出现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对后世中国绘画理论的影响深远，因而这部著作被后世誉为“万世不移”之作[19]。
　　梁武帝对学术、文化的尊崇，齐梁文化的全方位发达和兴盛，其影响不断地向更大的区域拓展，甚至逾越了南、北政权对峙的疆界，使得北朝统治区域内的士大夫心仪神往。东魏的高欢曾不无担忧地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因而也就十分担心“士子悉奔萧衍”。（《北齐书·杜弼传》）而齐梁文化的影响端不止于此，历经千年的迁延、洗礼和蓄积，到了明清时期，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再度绽放出异彩和光华。若要从学理上探究其间的奥秘和原因，笔者以为：明清常州文化的繁荣不是仅就外在形态上对齐梁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的必然。跨越千年岁月的沧桑，大气磅礴的学术文化胸襟和气度——“务博”、“务通”，正乃是常州文化基因的“统绪”，自齐梁到明清一脉相承，瓜瓞绵绵，常盛不衰。
　　三、文化基因的历史延续性
　　虽然南朝齐、梁政权加起来不超过八十年，但是齐梁文化的内涵绝不是兰陵萧氏七十余年执政期间的昙花一现，如果是这样，齐梁文化也就很难取得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所谓“承前启后”，就内因而言，自有其生命力恒久的内在文化基因足供后人袭继；但是，后人若不能承宣先贤之德而褒大其功，亦断难承担“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纵观常州文化的发展，学术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正是常州文人对齐梁文化“博通”基因特质的注解之一。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积淀之后，到明清时期，这一文化基因被一大批常州文化人激活，并将它发扬光大，再一次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繁荣局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齐梁文化的核心区域应该是在江南常州府，这里不仅诞生了齐、梁政权的创立者，孕育了令后人瞩目的齐梁文化，更把齐梁文化的精髓和内核继承、发扬到了极致。有鉴于此，笔者坚信：“博通”文化基因在常州一地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是我们从事齐梁文化研究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其中的史鉴价值，无疑对发展今天的现代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齐梁文化的高潮衰歇之后，萧氏后人文化影响力的后续惯性一直到唐代还时有表征，除了欧阳修所感慨的“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兰陵萧氏后人萧颖士，他在唐代文学史上扮演着文学思想革命的先驱角色，被人奉为“萧夫子”。“因萧颖士的门生极多，遐迩闻名，逐渐形成‘萧门’，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其影响所及，远至日本国。”[20]如果没有萧夫子精心传道授业，奖掖后进，推引提携，韩柳古文运动的声势和规模也就很难假想。自此之后，常州文人在中国文化进程的历史舞台上，似乎风光不再，一下子进入到沉寂、休眠状态。“这种沉寂并不可怕，只要能在沉寂中默默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气候土壤适宜，它便会自然而然的浮出水面。这一较长的休眠期内，常州的家族和地域文化正处于一种新的整合和迁衍之中。”[21]在这一迁延、整合的过程中，常州文人不仅保存了齐梁以来的优质文化基因，而且也在不断地从南迁的北方文化家族中借鉴、吸纳新的养料，也从苏东坡、杨时等流寓常州的著名文人身上找寻到了学术文化的新高标，这种对外来文化、异质文化的兼收并蓄岂不正是“博通”精神的具体表现吗？对此，本文将在随后的文字中详加论述。
　　随着明代中后叶唐氏家族的崛起，以及其他当地众多文化家族的相互佐翼，常州府出现了“滋士向学”，户诵弦歌的盛况，不仅“科名舄奕相望”[22]，而且以常州府无锡县东林党为代表的清流一时成为士林舆论之冠冕，以唐顺之为代表的常州文人在文坛上也受到了世人空前的瞩目。由此也掀开了常州一郡科第、著述最为辉煌、显达的一页，一直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颠峰。因而常州也就有了“文学之盛，郁萃中吴；科第之繁，著称江左”之美誉。[23]
　　唐顺之作为常州文化再度勃兴进程中的代表人物，“对常州文士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和领袖，[24]他的“学问渊博，留心经济，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术，无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见于世。”[25]其治学门径之宽、之博，也是史所罕见，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焦竑就说：“荆川唐先生于载籍无所不窥，其编纂成书以数十计。尝语其徒曰：‘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次之诸史，可以见古人经纶之迹；又次则载诸世务，可为应用资者。数者本末相辏，皆有意之书。余非所急也。”[26]据《江苏艺文志·常州卷》的搜录，唐荆川的著述就有诸如《历代地理指掌图》、《武编》前后集、《海防图志》、《医纂》、《勾股六论》、《历算书稿》、《奇门六壬翻擎》等实学之书。唐顺之的出现，使得“通才”、“通识”教育成为常州（包括武进、阳湖二县）学校、书院的共识，《光绪武进阳湖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曰：“武进、阳湖经学、文章各有源派，英才教育蔚为通儒。滥觞于国初，极盛于乾、嘉之际，揆厥所由，盖右文之世，学校如林，师承有自，儒者遂远绍微言大义，勿拘拘于谨曲空谈也。两邑科目之盛，著作之富，分详《选举》、《艺文》矣。”[27]所以，清代常州学术文化勃兴的颠峰时期，唐顺之甚至被本地文人学士尊为常州文化传统复兴的第一人，赵怀玉曾历数常州文章的渊源，就以为唐氏的开创之功不可没：“吾邑以文章名者，自唐襄文顺之倡前，后百余年邵山人长蘅、杨学士椿，蒋教授汾功相继趾其盛，虽所得不同而挟既深，信皆可垂于世。”[28]
　　在以上总纲式的全景扫描之后，我们不妨再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作微观的审视和阐述。齐梁时期的史学研究和著述中，形成了宏观考察历史，通过历史上治乱兴衰经验教训的探究，藉“序”、“论”以“正一代得失”的史学传统，诸如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中的议论尤多精意深旨，往往切中要害，表现出对历史非凡的洞察能力。而梁武帝敕命编定的《通史》，虽然书已不存，但其融贯、会通历史的格局和气度，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断代史叙述容易割断历史发展脉络之弊，宋代学者郑樵撰著《通志》，亦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益。这些都足以体现齐梁为代表的南人之学“清通简要，得其英华”[29]的特征。所谓“清通简要”，简言之，就是指学术文化中既要思想清明，闻识博通，有要在著述中表现出文辞简朴，要言不烦的特点。这种“清通简要”的风习不仅在齐梁史学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清代常州学者中，这样的史学传统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著名学者赵翼和洪亮吉都堪称典范。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被朴学大师钱大昕誉为“硕学淹贯，通达古今”[30]的典范，成为清代学术史上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的三大史学名著。出于对“史鉴”作用的充分认识，因而洪亮吉坚持认为：“古今之大文曰经、曰史。经道乎理之常，史则极乎事之变，史学固与经学并重也。”[31]于是，他和与好友吴裕垂便合作撰写了《历朝史案》，该书“融会诸儒之论，折衷至当，以成一家之言”（纪昀《历朝史案序》），另一位常州学者孙星衍在题诗中誉之曰：“备览廿一史，条分更缕析。辨事推至隐，贤奸洞胸臆。……高论何翻澜，并用有笔舌。是非谅不爽，稽古贵特识。”洪、赵二人，是为清代常州文化群彦中的杰出者，他们自幼富典籍，且能融会贯注于胸，既能承前人之英华，又有新的创获，真正做到了羽翼前哲，接武齐梁，使常州一地的文脉前承后继，绵绵不断。这是齐梁文化基因的生命张力所在，也是后代常州文人深知卓识文化品质的必然结果。
　　四、对外来文化的兼蓄性
　　历览齐梁以后常州文化的发展，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常州文化非常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益因子，并将它们和本地文化的基因传统嫁接，形成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杂交优势”。其实这个优点在齐梁文化的发展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曹道衡先生曾对齐梁萧氏执政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大势”作过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认为：“儒、道、佛三家的学说不但互相驳诘，同时也互相渗透。因此形成了思想学术方面的大融合和大变化时代。梁武帝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对这种学术进行了总结。”[32]齐梁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和来自天竺（今印度）佛教文化之间既有驳难和碰撞，同时又不乏相互间的融合和渗透，在二重悖离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得齐梁文化具有了集成、总结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这正是本文前面章节中反复申说的齐梁文化“博通”基因特质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底色。
　　因“画龙点睛”而脍炙人口的齐梁著名画家张僧繇在绘画技法上的创新，就无不得益于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在绘画技法上，张僧繇在广收博取的基础上，又能做到独辟蹊径，他曾将晋代女书法家卫铄《笔阵图》中的书法用笔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创造出一种“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的疏体画法；同时他又吸收和消化外来佛教艺术的表现手法，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一乘寺用天竺（今印度）传入的凹凸画法创作壁画，所绘物象，远观具有立体感，近视则平，因而他所绘制的佛像被后世称为“张家样”。
　　自魏晋以来，一些文人对诗文创作中的声律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思考，陆机在其《文赋》中就有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但是还仅限于朦胧的认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主张。但是到了齐梁时期，文人学者们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探索，逐渐注意到梵语和汉语语音的差异，梁代高僧慧皎在《高僧传》中就曾指出：“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33]笃信佛教的竟陵王萧子良受到僧人诵经的启发，于是就“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34]与竟陵王及其西邸文人交往甚密的周顒在“经呗新声”中发现了“四声”，而“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在周顒发现的基础上，把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歌的格律，并且归纳出了比较完整的诗歌声律理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35]明确提出了高低、轻重不同的字音在诗歌中互相间隔运用的原则，以力求诗歌的音节错综和谐，这也就是后来近体格律诗所强调的“调和平仄”。如果没有齐梁时期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气度，很难以想象中国诗歌进体格律化的进程将会是怎样的进展？
　　以上两例足以说明兼收并蓄的胸襟和气度是齐梁文化“博通”基因的重要表征，也是齐梁文化取得卓特成就的原因之一。唐宋以后，常州文化的发展进入相对沉寂的阶段，但在这样的情势之中，兼收并蓄的齐梁文化精神依然故在。常州人积极主动地吸纳其文化养料，并将它逐渐融入到本土文化的发展基质中，特别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和大儒杨时的流寓常州，常州士人在对他们的文化精神认同中，逐渐丰厚了自身的文化涵养和资源。近代学者顾公燮在其《丹午笔记》中以极其简要的文字，清晰勾勒出宋代大儒对常州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常郡士人对两位宋儒的师法、兼蓄：“宋杨龟山（按：杨时）先生寓毗陵十八年，数往来梁溪，故毗陵、梁溪皆有先生书院。在毗陵者曰道南，在梁溪者曰东林。道南废已久，东林则万历年间顾端文成公宪成、高忠宪公攀龙重建，曰道南祠。岁集文士为会，至者常千人。海内清修之士，闻风慕义，以东林为归。”[36]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常州府文人领衔的东林党在明代中后叶一时俨然为天下文士清议之权舆，也成为一时历史会聚的焦点。外来文化的滋养就象涓涓细流，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静寂中积聚，在悄无声息中激荡着本土文化基因的活力，最终掀起了“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37]这样的文化巨潮洪流。
　　清代历史上，常州人才辈出，在诸多一流的学者和文学家中，李兆洛被公认为“博通”之儒的代表，他不但在文学上兼采骈散，是阳湖文派的代表作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学无不窥”，“覃然粹然，莫测其际”，“不以一艺自名”，所以，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把李兆洛视为“近代通儒”的唯一人选[38]。综观李兆洛的学术成就，除了传统的文史学术领域之外，历算、舆地为其毕生精力之总会，他在舆地之学上用功尤深，所辑撰的《李氏五种》刊行之后，被学者尊为“布帛菽粟之书”，在19世纪中后叶就一连三次再版。李兆洛的历算和舆地研究，特别注意吸收西洋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他以朱墨二色绘制的《历代舆地沿革图》以及多种地图，都标注了经、纬度，因为历算研究的需要，他还亲自铸造了天球铜仪及日月行度铜仪，以观测天象。他还著有《海国集览》一书，与好友魏源的《海国图志》相互印证，成为后来洋务派的理论基础。在李兆洛身上，无不集中体现着常州文人放眼外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禀性，而且这一文化基因特质随着盛宣怀为代表的常州文人在晚清的政坛上逐渐崭露头角，积极地践行着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大力推行洋务运动，表现得也更加突出。
　　五、家族化、群体性的“群居切磋”
　　陈寅恪先生在论述六朝文化的时候，曾有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矣”[39]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齐梁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通过史籍的系统梳理和稽考，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齐梁文化的兴衰与成就亦莫不与兰陵萧氏这一掌握政权的文化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兰陵萧氏为核心，形成了家族化、群体性的文化集群，在“群居而切磋”的探讨和研究中，齐梁文化在各个方面日渐发达繁荣。
　　在诸多文化集群中，最负盛名的当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的西邸文人群从，时有“竟陵八友”之号，据《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记载：“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这种家族化、集群化的“群居切磋”状态在后世竟成为常州文化的一大景观，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明清常州文人在学术、艺术，尤其是文学诸多方面卓特成绩的造就，完全得益于社区集群间密切而频繁的往还和“群居切磋”，这是笔者长期以来关注清代常州文人集群文学生活的体会。常州白云渡一带的许多家族在训戒儿孙时，都有“得益于师友”这样的说法，所谓“离群索居，则孤陋而寡闻，读书求益师之外惟友，友诚不能无也”[40]；“人之一生约而计之，其得益于师之日短，得益于友之日长”。[41]九柏山房的杨伦是清代著名的杜诗学者，因工诗而名列“毗陵七子”，他也特别看重友朋之间的诗艺切磋与交流，在诗中曾云：“平生妄意希著述，特藉益友相磨磋。”[42]镇江文人王文治对杨伦“论交情最切，谈艺气尤雄”[43]这一句评价，直道出了明清常州文人学术文化生活中的普遍共性。清末常州学者赵震在辑录《毗陵诗录》时，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便在是书卷首的《绪言》中历数清代常州的文学雅集名胜曰：
　　有清武、阳（按：指武进、阳湖二县。）夙称诗国。清初六逸，洪北江先生以杨（按：杨宗发）为首，邹訏士（按：邹祗谟）、董文友（按：董以宁）、陈赓明（按：陈玉璂）、龚介眉（按：龚百药）四先生称毗陵四家，其时有谷诒社、浣花社、峨眉社、碧山吟社，互张旗鼓，学子翕然从之。乾隆壬寅、癸卯间，味辛先生偕蒋莘仲（按：蒋熊昌，字辛仲，号立庵，室名息养斋）、程命三（按：程景傅，字命三，号霖岩）、庄勉余（按：庄勇成，字勉余）、蜚英（按：庄绳祖，字蜚英）、皋直（按：庄选辰，字皋直，存与三子）五先生共举吟社，闻风入社，时有增加。数十年大略言之：杨氏腾光馆、赵氏山茶厅、味辛斋，汤氏东坡遗馆，左氏念宛斋，洪氏卷施阁，管氏读雪山房，陆氏崇百药斋、双白燕堂，汪氏采真轩，为诗人觞咏最盛之所。庚申后仅存山茶厅、读雪山房、东坡遗馆、采真轩，赓歌久绝，采真轩今且为握算之所矣。
　　关于明清常州文人的文化集群盛况，笔者曾在《清代江南社区文化集群与文人的精神家园——以常州白云渡为例》一文[44]中有过详细的考论，在此就不再赘述。
　　但是这里想要重点谈论的是问题是，无论是萧氏齐梁，还是明清时期，由常州文人构建的文化集群在一次次的文化聚会活动中，自始至终都严格尊奉传统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训戒，在学术文化的往还、探究中表现出对不同学说的包容性。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南朝梁武帝时取得了唯一“正道”的地位。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伟大的无神论者范缜，而他的学说就是在一次次的驳诘、论难、切磋中逐渐完成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担任宰相期间，在其建康（今江苏南京）西邸官舍，召集了大批的贵客和名僧，大力宣讲、弘扬佛教学说，在这样的场合，范缜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佛家“因果报应”的学说，在一场空前激烈的争论之后，他退论其理，遂写就了垂名青史的哲学巨著《神灭论》。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佛教被尊为唯一“正道”之后，梁武帝萧衍对范缜及其“神灭论”这一“异质”学说并没有采取粗暴的镇压，相反倒显得较为大度和宽容，他自己亲自撰写《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并组织曹思文等64人，写作了75篇文章，与范缜展开更大规模的论战，在范缜积极应战，严密辩驳之后，曹思文等人不得不自认失败：“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这种“和而不同”的事例，在明清常州文人的“群居切磋”中更是屡见不鲜了。列名“毗陵七子”之列的赵翼与洪亮吉，在经历了宦海的沉浮之后，都选择了白云溪边家居著述的生活，在读书著述的过程中，二人时或切磋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赵翼在着力撰写《瓯北诗话》时，恰逢洪亮吉也在撰写《北江诗话》，赵翼就把自己《瓯北诗话》的前半部分《唐宋金七家诗话》呈送给好友雅正，洪亮吉读后，不禁对赵翼赞赏有加，并明确指出自己的诗学主张与赵翼有相同之处，那就是“独向毫端抉性情”，但是对赵翼的有些观点和想法还是存有不同的看法，提出：“初白差难踵后尘。”根据诗句下的注解“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45]我们可知，原来洪亮吉不同意赵翼对本朝诗人查慎行的极力标举。为了能与好友更好的“切磋”，洪亮吉也加快了《北江诗话》的协作进度。在“和而不同”的友好状态下，一起诞生了清代诗学史上的两部重要诗话，它们都将“性情”视为诗歌之核心价值；但在诗歌今、古的问题上，即便洪亮吉有“固止”之举，赵翼还是坚持将查慎行列入《瓯北诗话》中专门讨论的一位大家。此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古韵遗风，彰显的不仅是“博通”的文化格局和气度，而博大豁朗的胸襟和境界伟且大矣！
　　六、独领时代风骚：学术文化的开创性
　　诗圣杜甫在《戏为六绝句》（其六）中有谓：“转益多师是汝师”，要求诗人在对前人的师法上完全突破一家一法的门户界限，尽可能多地吸收有益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开拓、进取。许多学者都认为，老杜的这句话集中展现了唐人对待文学遗产的科学态度和博采旁搜的气度，正是这样博大的胸襟，才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直接原因。那么，通过上面的详细论述，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务博”、“务通”的文化基因特质，是齐梁文化和明清常州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源泉。正是在这一内因的决定作用下，常州文化无论在齐梁时代还是明清时期，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多具有学术文化史的开创意义，故而能独领时代之风骚。
　　包括《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玉台新咏》、《高僧传》、《宋书》、《南齐书》、《古画品录》等大量带有学术集成性质的巨著在齐梁时期的涌现，完全确立了齐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诚如金克木先生所说：“这种总结式的大著作成批出现，标志着一个长期文化时代的开端而不是结束。看来，可以承认梁代及其前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关键时刻之一。”[46]
　　至于在经学、诗、词、散文、骈文、绘画、医学等诸多领域全面辉煌的明清常州文化，更是在中国社会历史近代化的进程中扮演着转捩关键的角色，近代学者金松岑对常州学派的论述中，就明确地表达出这样的意见：
　　常州为革新派，即今文学也。庄方耕著《春秋正辞》，审密有条理；至刘申受述公羊学，全祖董江都（按：董仲舒）、何劭公（按：何休），一时才华之士颇喜之。其徒有宋浮溪（按：宋翔凤）、龚定庵（按：龚自珍）、魏默深（按：魏源）、戴子高（按：戴望）。自高又笃信习斋学说。由默深而影响于湘潭王壬秋（按：王闿运），壬秋传之井研廖季平（按：廖平），季平传之康有为，有为传之梁启超，同时湖南有皮鹿门（按：皮锡瑞）、谭嗣同、唐才常，皆与梁启超友善，唱今文公羊家言，素王改制，九世复仇，而革命起，清室亡矣。[47]
　　常州文化的开创性，不仅仅限于自身文化成就的“独领风骚”和杰出的历史贡献上，在“博通”文化基因的深层作用下，常州的学术文化中还表现出不断“创新”、“求变”的精神。早在齐梁时期，昭明太子萧统就有过这样的思想，他在《文选序》中曾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他的这个观点显然是受到了葛洪《抱朴子·钧世篇》中“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复缕举”这一观点的影响，虽然后世的文学成就不一定就能超越前代，但是萧统始终坚持认为：“踵世增华”，“变本加厉”，后世的文学是可以超越前代的。在常州，与萧统这一文学观念遥相呼应的就是清代常州诗人赵翼，他在几首《论诗》绝句更把齐梁时期萧统的文学观念发挥到了极致，其诗曰：“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48]“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尽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49]强烈的用世之志，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的赵翼深谙变易之理，所以无论他的史学观念还是文学观念，都能够做道不拘守一定成规和习见，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性。在“博通”基质中生成的开拓、创新精神，不断地鼓涌、激荡，终于造就了“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的盛况局面。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是赵翼在二百年前的殷切希望。从萧氏齐梁到明清时期，历经千年一直被常州文化所秉承的“务博”、“务通”文化基因，能否在更历二百年的“踵世增华”之后，再度绽放出华美的群芳，结出丰硕的果实呢？这无疑是值得今人深深地思考的，也更应是所有人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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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钱维乔《梧冈公墓志铭》，《毗陵吕氏族谱》卷一四。
　　[2]清·张球、毕保厘、王其淦、吴康寿等《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首。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零一《萧瑀传》。
　　[4]清·赵怀玉《云溪乐府自序》，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集》卷三。
　　[5]清·龚自珍《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履恒》，《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一五。
　　[6]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首，世界书局1939年版，卷首第1页。
　　[7]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叙论》，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页。
　　[8]清·张琦《答赵乾甫书》，《宛邻文》卷二。
　　[9]清·恽敬《三代因革论（一）》，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一。
　　[10]清·吴德旋《恽子居行状》，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八。
　　[11]清·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8—359页。
　　[12]清·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1页。
　　[13]唐·李延寿《南史·梁本纪》之传论。
　　[14]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五《南朝经学》，世界书局1939年版，第195页。
　　[15]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页。
　　[16]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6页。
　　[17]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自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页。
　　[18]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引宗炳《画山水序》语。
　　[19]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20]吴企明师《“萧门”考》，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7页。
　　[21]拙著《清代经学与文学——以常州文人为典范的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22]清·王祖肃《乾隆三十年修武进县志序》，《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首。
　　[23]清·张球、毕保厘、王其淦、吴康寿等《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十九《选举》。
　　[24][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29页。
　　[2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荆川集》。
　　[26]明·焦竑《荆川先生右编序》，《澹园集》卷一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141页。
　　[27]清·张球、毕保厘、王其淦、吴康寿等《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五《学校书院》。
　　[28]清·赵怀玉《毛先生墓表》，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钞》卷十六。
　　[29]唐·李延寿《北史·儒林传》、《隋书·儒林传》等史籍中都有同样的说法。
　　[30]清·钱大昕《廿二史劄记序》，赵翼《廿二史劄记》卷首，世界书局1939年版。
　　[31]清·洪亮吉《历朝史案序》，洪亮吉、吴裕垂《历朝史案》卷首，巴蜀书社1992年版。下引有关《历朝史案》者皆出自本书卷首。
　　[32]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页。
　　[33]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34]萧子显《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
　　[35]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36]顾公燮《丹午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
　　[37]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38]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1页。
　　[39]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40]清·吕继午《毗陵吕氏族谱》卷首《祖训·漪园公邮寄芝楣公训言六则》，光绪戊寅增修。
　　[41]清·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钞》卷十一《诫子六则》。
　　[42]清·杨伦《蔡进士吕桥用鄙集中同徐惕庵尚之家春如集东络山房作次韵见赠率尔奉酬仍用前韵》，杨伦《九柏山房诗集》卷九。
　　[43]清·王文治《阳湖杨西河进士以诗见赠赋谢二章兼以留别》其一，《梦楼诗集》卷十七。
　　[44]2008年12月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与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45]清·洪亮吉《赵兵备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诗话见示率跋三首》，《更生斋诗集》卷四。
　　[46]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
　　[47]金松岑《清代学术之变迁及其结果》，金蕴琦编《暑期学术演讲集》，苏州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发行，第1页。
　　[48]清·赵翼《瓯北诗集》卷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49]清·赵翼《瓯北诗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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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04-20
Re:（文化备考）齐梁文化的基因特质与明清常州文化之繁荣
文化作文，最终将高三学生由目前叶圣陶语文的粗鄙化和表象化，引导学生进入中国文化的基因深处，从而在观察＼描述基础上，借助哲学和学术论文的思想深度，以及雅语的辞养修炼，全面提升高考议论文和高考议论性散文的水平，从而在实质上回归国文意义上的写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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