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文人与狂士身处的非常时代，本书通过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张爱玲等人物在民国时期的作为，重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
距离白话与古文之间的那场争论已百年，今日之中国的公共讨论已很难重现那种包容着激情、理想、自由与争议的局面了。每一代人都有自身所处的时局，五四一代人曾经的理想与迷惑，经百年沉淀，已澄清为当代人反思近世文化发展趋向、主流思维逻辑以及母语探索精神的现实基础与契机。
文化卑俗化
历史发展澄清了“林纾之惑”
新京报：1917年2月1日，林纾在《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强调新文学的正确轨道应该是使用白话，不废古文，后一句让他深陷激烈反对。林纾自己对“不废古文”也深感困惑，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马勇：“不能道其所以然”，原本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却受到新派学人普遍嘲弄。陈独秀说：”顷见林纾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既然说不出古文不宜废的道理，那古文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就应该由白话一统天下。
陈独秀的决绝、果敢，深刻影响了历史进展，废除古文这样重大的事件，竟然比十几年前废除科举制度还简单。一百年过去了，白话不仅一统江湖，成为朝野各界通用话语。而且，随着后来语言文字改革发展，古文，又叫文言文，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改变。
新京报：当时的纷争以及古文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很容易让人把古文与白话文理解为分别代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两方。
马勇：胡适、周作人的研究表明，尽管白话文在新文学运动后流行并广泛使用，但作为一个文化形态，白话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而是古已有之。孔子的言说，司马迁对古文的改写，《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直至《六祖坛经》、《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一个清晰脉络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文言，用于述学；一套白话，主要用于非学术的口语表达。这两套语言系统共同存在，支撑了中国文化两千年。
新京报：今天我们已经和那一套文言断裂了，这是否恰验证了林纾“不能道其所以然”的担忧？这样的结局会启发我们如何理解百年前的“林纾之惑”？
马勇：在农业文明状态下，知识确实是少数人的事情。少数人垄断知识无法满足工业化对有文化劳动者的大量需求，这是白话应该普及的理由。但新文学运动将知识人视为“雅言”的文言完全摒弃，其结果就是中国文化不断俗化，甚至卑俗化、俚语化，美其名曰接地气，殊不知这就是林纾当年说不清的理由。历史不幸验证了林纾的担忧，短短百年，“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
一个正常社会肯定是分层的。职业分途，学术话语一定是会有适当门槛，并不是人皆可知可懂。林纾之惑，应从这个角度求解，由此或许也容易明白严复、章太炎、钱钟书述学之雅，而梁启超、胡适，乃至我辈之俗。
汉语的可能性
多元文化参照下母语空间广大
新京报：白话文代替文言的提倡开启了五四那代人在语言、文字层面的探索，各种主张是否存在一致且根本的目的？
孙郁：白话文运动的重要之点是对于现代思维方式的确立，口语代替文言，是考虑到现代性实现的问题。那时候的《新青年》同人觉得，古文有很多落后的意识，应当斩断与今人的联系。民众觉醒的前提，是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繁难的汉字阻挡了这条路径。提倡汉字简化的人，多是文字学家，他们的用意里有启蒙的元素。从世界范围来看，拼音文字方便好用，可以解决汉字表达的缺欠。所以那时候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是一种学术思考，在于寻找汉语形态的多种可能性。但后来人们发现，拼音文字也存在短板，白话文也易出现八股。到了三十年代，有人重提文白相间的新语体文，也是矫正过去思路的不足。鲁迅后来在翻译中主张硬译，古今词语悉入笔端，目的是扩大汉语表述的空间。思考汉语的可能性是那一代人的梦想。
新京报：这种梦想也有启蒙的用意，那一代人对于语言的探索背后是否也有更广泛的社会关怀？
孙郁：五四之后的新文化人一直在不同思路里讨论汉语的表达。一方面从启蒙的角度，摸索汉字的简化、拼音之路，一是从知识人智性的层面，进行汉语丰富性的试练。这两者并驾齐驱，推动了汉语的进化。左翼的大众语运动，给民众带来了新风，很快融入民族解放的进程，而知识分子的写作，则提升了母语的表述空间，鲁迅、废名、钱钟书、张爱玲的文本，都有前人没有的闪光，使我们的新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亮度。
那是个探索的时代，国家没有统一，民众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隔膜，希望从改变母语的层面推动社会进步，都有很深的情怀。实际上，这种文化运动也推动了社会的进化，我们现在能够融入世界文明之中，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大有关系。
新京报：今天人们再看那些废除汉字激进口号、对世界语的提倡，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如何评价那代人对于母语的态度和探索？
孙郁：五四那代人的思考自然有许多盲点，比如钱玄同对于古文与古文字的看法，就有诸多不确切性之处，胡适理解的白话文，还是太窄了。陈独秀对于旧文学的认识，有不确的地方。但是在不同视角里思索母语潜能的时候，人们最终发现，古今结合、中外互感，在多元文化的参照下，母语自有其广大的空间。没有对于自身的怀疑，就不会有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自信。现在中国人对于母语的态度，和前人已经很不同了，继续探索汉语表达可能性的人十分寥落。就精神的反思而言，今人似乎远逊于五四的先驱者们。
文学运动背后的逻辑
进化与革命欲摧毁过去，欲重塑未来
新京报：胡适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何在当时撬动巨大文化板块，引发空前认同？
方朝晖：在胡适看似平常的文字背后，深藏着两个崭新的思维逻辑。这两个思维逻辑后来在中国思想界深深扎根，主导中国思想近百年，至今依然影响深远：一曰进化，二曰革命。所谓“进化”，指强调文学表达形式要不断创新，而俗语白话为创新之本。这是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应用到文学中。何以俗语、白话为创新之本？原因之一，在于西洋中世纪以来各国皆以土语方言取代拉丁官话，成就了生机勃勃的近世文明。故中国亦当以白话代文言，由古代入近世，进行“文学革命”。革命思维欲摧毁过去，进化思维欲重塑未来。二者为一体两面，相得益彰。
新京报：尽管来势汹汹，这两种思维逻辑在当时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
方朝晖：即以文学语言以趋新为贵这一论点而言，林纾当时即反对以古今论文，指出正如欧洲近世未废拉丁，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试问今日国中，有谁还认同马、班、韩、柳一无是处，必以废读为上？诚如汪容祖所言，雅言为白话之“根底与资源”，“百年来写白话文的能力，无不从古文泉水中获得滋养”，“白话文能否精致与能否取法古文大有关系”。胡适所描述的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历朝历代的创新或进化，当理解为一棵大树枝繁叶茂，而千枝万叶却同根共源。看不到文言为白话营养之源，一味追求形式翻新，所成者恐只有“俗俚猥琐”而非“简洁精巧”（徐子明语）而已。
新京报：百年之后，当代学者对此有何反思？
方朝晖：胡适等人的革命思维，实际上是一套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逻辑。视文言与白话势不两立，古文与俗语水火不容，遂以韩、柳为粪土，以桐城为“妖孽”。号称学习西方、追赶近世，实与西洋近世貌合神离。欧洲文艺复兴有希腊文之尚，有拉丁文之热，中国有乎？且欧洲近世方言之兴，乃长期政治分化之结果，岂能代表进化方向？再者，汉语与欧语类型不同，原理迥异，何必舍此适彼，一味欧化？何况当年梅光迪、吴宓等人并不反对白话，只反对白话独尊。若依这些当年公认的“渣滓”“腐儒”之见，雅言与俗语共存，文言与白话并行，则今日之国语岂不更加精致典雅、根深叶茂？
2017年04月01日 14:22:39来源：新京报 作者：孔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