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台湾的中国语文课程称为国文课程。在近现代的白话文中，从作品的选取来看，既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其他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并且，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均有作家的作品入选。
台湾：在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中体认中华文化
台湾的中国语文课程称为国文课程。台湾的国文教育延续了民国时期大陆国文教育的传统，保有较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但是，在台湾社会的转型期，国文教育的改革曾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剧烈的争议。在今年的9月份，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对国文课程又进行了最新一轮的改革。
对中华文化的保存与体认
台湾社会非同寻常的历史背景，使台湾十分重视国文课程中的中华文化教育。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面对的是经历了长达50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社会，再加上其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形势，台湾当局必须通过国文教育以稳固人心。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的中学课程标准均体现了“体认中华民族文化”的教学目标。
1952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编订课程标准草案；1955年，开始实施“九年国民教育”；1956年，公布了“国民中学暂行课程标准”。1983年，台湾再次公布修订“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将课本选文分为必读教材与选读教材，国中六个学期的文言文比例，分别为20%、30%、30%、40%、50%、60%。
此后的修订，几经跌宕，按照2008年的《普通高级中学必修科目国文课程纲要》，文言文所占范文比例，在三个学年分别为40%、45%、50%。每册应选一课文化经典教材，依次选自：《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老子》、《庄子》。 在其附件一中附有文言文选文40篇。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对国文课程的修订进行了持续的咨询。今年的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普通高级中学课程发展会”审议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新课纲规定，高中三年文言范文所占比率为45% -65%；但以兼顾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及不同文体为原则，文言文参考篇数酌选30篇；扩大文化经典取材范围，增列《诗经》、《左传》、《礼记》，选修科目增列国学常识。
在政治纷争中跌宕
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台湾社会的政治纷争也蔓延至教育领域，国文教育亦成为各政治派别争夺意识形态领地的领域。民进党当局于2004年所提出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暂行纲要”，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
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转变，“本土化”风潮兴起，一些政治或社会团体对高中国文教材进行了抨击，认为选文缺乏“台湾主体性”，应在课程安排上重视台湾文学与母语。“去中国化”的政治操弄，从历史科蔓延至国文科。
教学时数缩减、文言文比例大幅度下降、文化基本教材改为选修，这些修订方案引起了高中国文教师和文化学术界的强烈反弹。由著名作家余光中担任总发起人，包括戴琏璋、张晓风、李家同、龚鹏程、曾昭旭等数十名台湾著名学者创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并发表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行动宣言》，发起联署行动，要求暂停实施“暂行纲要”，增加课时，维持较高的文言选文比例，保留“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但由于台湾社会的支持与反对声音皆有之，国文教育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政治纠葛的漩涡中跌宕。
文化经典与当代生存环境的对话
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随着国文的新课纲在最近的公布，文言文的比例得以恢复并提升，文化经典与国学常识得以增列。但是，随着台湾社会的开放性与民主化的发展，多元价值观将在包括教育领域的社会中长期存在。
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期间，台湾教育当局强化国文教育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固然有配合其稳固统治地位的因素。但是，在两岸中，台湾的国文课程以其文言文及文化典籍所占比例最高为特色，在保护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中成就卓然，为台湾社会保留了最多的中华文化传统与气质。
“解严”之后，台湾社会进入了民主化的阶段，社会的转型催生了各种文化思潮，在社会上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但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纷争却使国文教育陷入漩涡中，引起了各方社会力量的争论。
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及国文新课纲的公布使这一纷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文化教育中的多元价值本身却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该《纲要》表示，高中国文课程的目标就包括“理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经由文化经典与当代生存环境的对话，开发文化反思的能力与尊重多元的精神”。文化教育领域的多元价值将长存于台湾社会中。
站在中西文明交会点上的香港语文教育
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显得更具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质。站在中西文明的交会点上，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汇集了中式教育的传统与西式教育的方式，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新文化的文明成果。
早在2001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中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在其课程宗旨中便指出，“学校教育要发展学生的共通能力，帮助他们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培养良好的态度，以提升个人素质，达到全人教育的目的。”
后来，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订了香港高中（即中四至中五）的《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2007），该份指引指出，高中中国语文科的课程宗旨是：进一步：(1) 提高读写听说能力、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自学能力；(2) 培养语文学习的兴趣、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3) 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性情；(4) 培养品德，加强对社群的责任感；(5) 体认中华文化，培养对国家、民族的感情。该指引提出，“我们期望透过本课程，培育出善于沟通、有独立思想、具批判精神、富创意、能解决问题、有审美情趣、有道德操守、体认中华文化、乐于终身学习的新一代。”
在即将实行的新学制之前，香港中学的中学教育一直分为中一至中五、中六至中七两个阶段，其中，中一至中五相当于大陆的初中及高中，而中六至中七相当于大学预科。
在中一至中五阶段，语文课程称为《中国语文科》，而在中六至中七阶段，则称为《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前者每册课本均有课文二三十篇，选取的内容包括语言与文学类，而后者课文比较精简，有六篇现代文，涉及文化、艺术、科学及哲学等人文学科。
以中四至中五为例，中四与中五共有课文26篇，其中文言文11篇，另有古诗两首、词四首、古代白话文1篇、现代白话文10篇。香港的中三课文共34篇，其中文言文及古代诗词曲13篇（其中文言文10篇，古诗三首，词四首，曲三首）、古代白话文3篇、现代白话文17篇、现代戏曲1篇。在中三至中五中，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课文占了约一半。不过，在中一和中二的课本中，文言文及其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文所占比率稍有降低，约占到三分之一。
在近现代的白话文中，从作品的选取来看，既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其他流派的作家的作品，并且，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均有作家的作品入选。
其中，鲁迅的作品共四篇，分别是《一件小事》、《风筝》、《杂文二则》（随感录四十七、立论）及《孔乙己》。著名学者胡适、罗家伦、新月派作家徐志摩、台湾作家白先勇等，均有作品入选。引人注目的是，曾写出颇具影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并曾供职于大陆《南方周末》、现任职于香港大学的著名记者、学者钱钢的作品《我和我的唐山》亦入选香港中学课本。
在中六至中七的《中国语文及文化科》中，入选的六篇现代文分别为：唐君毅的《与青年谈中国文化》、吴森的《情与中国文化》、刘君灿《传统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赵永新的《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金耀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及殷海光的《人生的意义》。作者多具有台湾及海外的求学及研究背景，既受到中华文化的长久教育与熏陶，又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
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将中华文化置于显要的位置。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机械记忆及无条件地接受，而尤为强调“反思中的认同”。
上述指引（2007）设定的对中华文化的学习目标是：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提高学习语文的兴趣和语文能力；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并了解其对世界的意义；认同优秀的中华文化，培养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在生活中体现优秀的中华文化。它将中华文化教育分为三个层次，即认识、反思、认同。在内容方面，香港的中国语文教育并没有对中华文化做狭隘的理解，而是将其分为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方面。物质方面包括饮食、器物、服饰、建筑、科学技术、名胜古迹等文明成果；制度方面包括民俗、礼仪、宗法、姓氏、名号、交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规范；而精神方面包括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均体现在香港课程发展议会编订的指引（2007）中，亦体现在教材体例及课本篇目中。
香港的中学中国语文课程采用全港统一教材篇目的模式，但是，各出版社均可以出版自己的中国语文教材，其区别在于课后题目及其拓展方向的不同。课程纲要及指引的编订是由香港课程发展议会负责的，并由政府的教育统筹局（现称教育局）推荐学校使用。
香港的中国语文课程编订并非由官方包揽。在香港，各种各样具有独立地位的咨询机构是官方决策的重要依据，为官方决策提供独立的意见，这亦是香港成熟公民社会的标志之一。类似的咨询机构主要由专业人士组成，确保了咨询机构在运作中的独立性。课程编订是关涉全港中小学生教育质量的大事，为全社会所关注。香港教育主管部门的智慧正在于善于向专业人士和独立第三方寻找智慧。
作者系在读博士、曾任香港城市大学研究助理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吴啟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