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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2）：5-16 我想就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走向问题谈一点看法。如同大家都已感受到的变化一样，最近思想文化领域的确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东西。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舆论环境正在被重构。换句话说，风向变了，原来刮西风，现在变成东风了，原来刮南风，现在刮北风了。眼下我们正处在这个重大变迁发生的过程之初。 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这个变迁是怎样发生的？它的走向如何？它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比较大的思想文化事件有这样几个，它们虽然正在或已经发生，但未必会引起大家认真思考。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山东曲阜考察并发表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讲话。在曲阜参加会议期间，我专门问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曲阜的时候到没到过孔庙？人家说，那当然到了。这个举动非同小可，我们且不论他讲话的内容，就他到这个地方本身就带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至少20世纪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是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过的。 二是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儒联发表的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长篇讲话。后来官方发表的稿子是5000多字，全面谈到了他对儒学的认识。这一举动意义尤其重大，因为曲阜之行仅仅是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而在国际儒联的讲话面对的则是海内外一千多名学者。“文革”结束之后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对孔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你说他反对；他也没有明确地反对；你说他支持，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态度。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讲话，特别是在国际儒联的讲话，很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的态度，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中华文化复兴的态度，所以这个讲话尤其值得重视。 当然这是两个比较大的事件，还有几个小事件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去看望汤一介先生，与汤一介先生进行交流。这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学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先生，而不去问政于厉以宁、林毅夫诸位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就带有特殊的意味、特殊的标志性。另外李克强总理隆重接待饶宗颐先生，而饶宗颐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是两岸四地、英语学术界共同推崇的一个人。李克强总理怎么不接待其他人呢？怎么不接待那么多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呢？怎么不接待诺奖获得者呢？而且还在中央新闻联播上播了很长的篇幅。 还有一个细节，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的领导人出现在中华书局的纪念会上。中华书局是以出版古籍为主的出版社，他怎么不去人民出版社呢？他怎么不去商务印书馆呢？为什么单去一个专门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呢？视察中华书局不视察人民出版社，那是出版社自己能决定的吗？而且领导人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在那个地方晃动——陈来先生，他是儒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而且陈来先生不光是在“世界读书日”上晃动，我看在各种重要活动上都在晃动。在此之前晃动的是另一部分人，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些细节非常有代表性，包含深意，我希望这些细节促使大家思考我下边将要谈的问题。 另外现在遍布大中小学的读经班，各种各样的国学班风起云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到处都在办国学班，它怎么不办西学班？它怎么不学西方的经典？另外近年来，各种国学机构、儒学研究机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像雨后春笋般争先恐后地出现，恰好在这个时候几乎没有一个西学研究机构出现，也没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出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这么大，成立一个自由主义研究所也理所当然，哪有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除了高校的马院之外，我也很少看到民间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班，这是当前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都昭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正在发生方向性的转折，而这一点是诸位应该高度关注的。 从这些现象当中能得出一些什么结论？我提出下面几点跟大家交流。 (一)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这是从上面的这些细节当中我个人得出的一个结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30年为界我们至少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从1919年到1949年，全盘西化，向西方完全打开了大门，占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虽然日渐强大，但并没占主流地位。 二是从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完全向西方关上了大门，这个关门本身是不是本土化大家可以讨论。如何概括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讨论，当然我有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从1949年到1979年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趋势，但是这个本土化是和中国另外的思想流派联系在一块儿的，和今天总书记所推动的本土化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内涵。我认为从1949年到1979年，是法家学说占主流地位的一个时期，我们很多东西在法家化，反对温良恭俭让，拒绝仁义礼智信，和儒家学说对着干。法家的东西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阶级观点，加上本土化的“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我们前30年的基本情况，总的趋势是向西方关上了大门。 三是从1979年到2009年或者是到十八大，这30年是在反“文革”、清算“文革”、质疑“文革”的基础上展开的，大的口号叫改革开放，全面向西方开放，向西方靠拢，所以80年代是个全盘西化占主流的时代，这一点为大家所公认。1989年之后，好像是提倡传统文化、批判《河殇》，但在我看来，如果1980年代是轰轰烈烈地全盘西化的话，那么1990年代则是悄无声息的全盘西化。1998年思想界曾经提出过一个判断：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恰好是在90年代被公开化的，不是在1980年代公开化。公开地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是在1998年，那一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所以从形式上看，1989年之后的风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对儒学的研究不像80年代一样被压抑，但同时，全盘西化的思潮也在继续深入。近一段时间，有关方面呼吁高校清理正在使用的英文原版教材，这些西方的原版教材，都是90年代进入高校的，即使到2000年之后也是这样，大学特别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全盘和西方接轨，所以近30年来的主要趋势像80年代一样，它的基本面、主流的思潮仍然是西化。尽管与此同时，儒学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但这个复兴的程度远没有最近几年轰轰烈烈。 四是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前一阶段袁贵仁部长发表的一篇讲话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清理西方教科书当中所隐藏的西方的价值观念，这样做，从国家的角度看那是没问题的，但我想跟大家说明的问题是，这看来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开端，这个趋势还在深入。换句话说，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如何评价，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时代业已开始，思想、理论、文化上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中医、中药、汉服、汉语、汉字等都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范围之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治理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格外的强调。总之，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二)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 大家注意，不是社会科学在走向终结，而是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在告一段落。1979年前的30年是人文学术占主流、人文学术占主导的30年，像经济学，只是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及若干个大学得到保留，其余全部取消，山东大学只留一个政治系，另外还有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文科就这几个系，其余的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这些学科都被取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科都是西方的，1949年向西方关闭大门的时候，把所有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院系调整是一次非常大的调整，把全国的法学、经济学、政治学集中在几个高校保留下来，其余的学校全部取消了这些学科。 所以，前30年是人文学术主导全局的30年、主流化的30年，前30年站在前台经常出面发言的都是哪些人物呢？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周扬，都是这些人物，就不要说冯雪峰、丁玲这些人了。处在国家核心领导机构中枢的那些智囊们是谁？张春桥和姚文元，姚文元是文学评论家，张春桥也是个写杂文的，办报出身。总之，你找不到一个社会科学家。 而近30年站在前台发言的已经完全是另外一拨人了，是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樊纲。处在中枢领导机构的也是政治学家。所以近30年来，一有重大发言机会，在前台上活跃的全部都是社会科学家，要么是经济学家，要么是政治学家，要么是法学家，很少看到人文学者在发言。 的确，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如同陈平原先生前几年所言，是社会科学的崛起，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学科，而且这些学科出尽风头。经济学崛起了，各个大学都争先恐后地办法学院，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是这样。近30年在高校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学科结构的变化，社会科学全面崛起，不但崛起，而且主流化，这是大家所感受到的一个显著事实。在高校，在我们的身边，原来没有的学科出现了，原来没有的人物也出现了，原来大家收入都差不多，现在突然校园内部贫富悬殊。 我个人认为，社会科学的好日子可能差不多了。尽管你的收入可能还很高，但是社会科学从目前开始，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停滞下来，至少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价值，所有的学科都是西方的，中国原本没有社会科学，连经济学这种概念都是从西方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理论预设、研究基础是西方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在今天处于一个被压抑的阶段，不能公开宣扬，经济学的假设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能再宣传吗？一些经济学家确实被他的学科异化了，经济学家老是感觉人都是自私的，老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自觉地把理论前提变成实际行为准则。在未来一段时间，这肯定不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除了一些技术层面你还能讲讲之外，你还能再讲什么呢？法学也是这样，无前提的司法独立、分权制衡，你还能再讲吗？你还能再研究吗？这些学科从目前来讲只能在技术层面还可以，想在基础理论上再有推进和开拓已无可能。 从较长时段来看，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国经验理论化，这些学科不是没有自己的发展余地。3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国经验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如何被抽象化，或者提炼成带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这应是下一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所要面对的课题。我们都说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特征在哪里？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而恰好这3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秘密在哪里？道理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在更强烈地面对一个本土化的历程，这个本土化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修改、修订被我们视为一般法则的那些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预设。但是这是短期内能做到的吗？即使有这种抱负和雄心，短期内也做不了这个事，没有10年、20年的准备时间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个人一个悲观的观察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这些学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陷入停滞阶段。最近读杂志，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一篇很好的富有理论深度的经济学的文章、政治学的文章、法学的文章。我主编《文史哲》杂志，对这方面非常关注，从《文史哲》的来稿方面看，这一点非常清楚。《文史哲》一般不发或者少发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但是经济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的文章还是要发的，但是最近这一段政治哲学、法哲学或者是经济哲学的东西急剧减少。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它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结束。这和我们的精神气候相关，对西方价值的警惕、拒绝、审查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学科研究者的自由度，而在一个非自由的心态下，创造性的劳动是无法被期待的。这是我从上面那些现象得出的第二点结论。 (三)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 这和我刚才说的是相对应的，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告一段落，与此相应，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最后能不能进入主流，我们还要再观察。但是最近确实表现出，像我刚才提到的陈来先生这一批学者正在努力使儒学、国学、传统文化重返主流地位，要从冷门变为显学，要从边疆走向中央。传统文化研究、国学研究、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最佳机遇已经到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与配合，而在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时，天时现在已经到来。最近国学专家、儒学研究人员非常忙，以前光社会科学家忙，现在搞传统文化、搞儒学的人也非常忙，东迎西请，不亦乐乎!这类人忙绝对不是坏事，光经济学家忙，这个社会可能是有问题的、有偏差的。我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文学术研究、国学研究从边缘重返主流这个趋势已经出现，这些人不光希望忙，他还希望处于主流地位。一段时间之前，可能是2013年春节前夕，电视上报道，中宣部与一批学界重要人物商谈国事，举行春节茶话会，一共5个人，我看见了陈来教授，还有一个好像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这些人不但要走向前台，看来他们还想进入主流。众所周知，8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史学危机，感觉历史没人学了，最近几年是空前的读史热，史学危机的口号再也没人提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民间的读史热在升温。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人文学术的地位正在发生较大变化，最后能不能从边缘进入中央，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但是它至少不像以往一样被大家冷在一边了。 需要在此强调的一点是，儒学的复兴、国学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人文学术的复兴，不但具备了主观上的可能性，客观上的物质基础看来也已经具备。为什么传统文化最近热起来了，为什么那些家长都把孩子送去读经，去背《论语》、穿汉服，而且纯粹是民间的、自发的，这和一个问题相关：中国社会正在从贫困走向小康、从短缺走向过剩、从文盲遍地走向高等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这给中国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因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诗词歌赋历来是精英文化、贵族文化、有闲阶级的文化，普通的劳苦大众没有办法享受中国的文化。毛泽东当年说过，在中国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而地主阶级的文化是以地主阶级榨取农民血汗为前提的。第一必须有钱，第二必须有闲，然后才能学文化。而在过去老百姓温饱尚且不能保证，他怎么学习文化？而学不到一定的文化，掌握不了足够的汉字，唐诗、宋词、汉赋、元曲，他怎么理解？怎么鉴赏？怎么把它变为自己内在的东西？且不说“四书五经”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广场舞、旅游热的大规模流行，都昭示了一个问题，人们现在不但有钱，还有闲，有时间。这个背景再加上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已使大家能够具备接受中国在过去只有贵族、精英才能享有和垄断的文化，所以，未来中国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已经奠定。我相信如果“文革”期间的那种短缺经济继续的话，不可能出现像现在这样的状况。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接受采访时说，中华书局近来出版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印刷了有一百多万册，这在过去根本不可想象。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普通大众已经具备享受、理解、掌握、融化中国曾经被贵族、地主、精英、士大夫所垄断的那部分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出现传统文化热的物质基础。 这是从物质上讲，另外从政治上讲，实际上很多人都在考虑，习近平为什么到曲阜、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讲话，到人民大会堂面对国际儒联这么一批海内外学者讲话。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也是理论界已经讨论很长时间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从绿林文化到庙堂文化的转变。要想从造反的异端走向执政的正统，必须走向秩序，必须走向长治久安，必须走向保守，而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恰好是强调血缘亲情、强调秩序、强调权威，反对革命，强调和谐，所以恰好在这个时间，儒家文化满足了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空白，社会对长治久安和稳定的渴望这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另外从历史上看也同样是这样，历史有惯性，像高速列车，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是革命以高铁的速度在运行，想停下来得有一个刹车阶段，所以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革命意识形态一直在被强调。从刘邦造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有70年的时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八大召开，接近70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在这个时刻恰好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从刘邦的造反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个过程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一个造反起家的农民英雄为什么能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开辟者值得我们思考。按照我的理解，当这批造反起家的英雄们夺得了国家机器之后，他立即面对一个强大的儒学的力量，要么他被这股力量同化，要么他自己完蛋。当然他是被同化，刘邦、朱元璋很快就被同化了。在解释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叫农民起义领袖蜕化变质，最后成为封建王朝的头子。他不蜕化变质行吗？你叫他继续革命吗？他能干得下去吗？所以，汉代人说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马上打天下是革命意识形态，而马下治天下必须采用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血缘亲情，强调等级秩序，强调君君臣臣，强调父父子子。共产党在夺得江山之后，面临着和刘邦、朱元璋不同的两大局面：第一，一个强大的儒学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被“五四”运动冲得稀里哗啦，所以当年刘邦面对一个强大的儒生集团，朱元璋也面临一个强大的儒生集团，而这个儒生集团的同化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当共产党成功之后，这个力量已经不存在了。第二，当共产党成功的时候面对的是强大的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更是刘邦和朱元璋所没碰到的问题，所以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异常地艰难，要克服的障碍更多，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说基本上克服了，也还没有完全克服。这就是习总书记无论是在曲阜讲话还是在国际儒联的讲话，反响仅限于学界和民间的原因所在。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否拯救中国 上面指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问题在于这种近期走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持续下去，也就是它的前景。换句话说，这种本土化的趋势能不能最终救中国？ 我有两点认识需要提出来与大家讨论，一个是，我认为，儒学要想最终拯救中国，必须首先走向世界，因为人类现在是在同一个地球村内生活，不是在一个个封闭的帝国内生活。而传统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或者是被国际学术界认可和尊重，我觉得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必须与在这个地球村内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 最近几年我参与了“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筹备，第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儒学和基督教的对话，2016年准备召开第四届，是儒学和伊斯兰教的对话。2014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强调人类多元文明。在讨论尼山论坛议题的时候，我提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要想办成一个被国际思想界认可的论坛，它必须和自由主义这个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流派展开深度对话。因为只有和主流对话才有可能成为主流，和主流对话即使失败了，不占有利地位，但这不妨碍你成为重大的思想流派之一。你和边缘对话，你永远是边缘，你成功了也是边缘。所以，“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要想在世界思想领域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必须和世界上占主流的被西方主流思想界奉为旗帜的自由主义展开对话。这个意见最后没被接受，但是《文史哲》编辑部2014年5月1日在济南举办了一个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我们拟定的议题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这个对话至少从各种反响上来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始终有一个信念，你和边缘人物对话，你成功了也是边缘人物。你必须和大家对话，和占主流地位的学者对话，儒学尤其要这样。包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你不能光和基督教对话，不能光和伊斯兰教对话，因为这些宗教尽管在西方民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西方思想界并不占主流，处于主流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所以儒学必须和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才能获得成功。 我还有一个看法，认为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都企图通过某种信仰、某种修炼而使个人得到解脱。佛教上西天，基督教升天堂，道教成仙，这都是个体解放，着眼于个人。世界上只有三种思想形态是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第一是自由主义，现在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都是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下。第二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有一套社会发展理论，包括计划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管理等。马克思的口号是“只有每个人获得最后的解放，人类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解放”。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人类共同体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解放，尽管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是他主张的是阶级的解放，他忧虑的是人类的命运。第三是儒学，儒学和道教、佛教的最大差异就是道教和佛教都是个体解放，当然，佛教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受中国本土的影响要普度众生，但它本身都是个体解放。而儒学所关注的则是共同体的小康和大同，关注的是天下、人类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相处。应该看到，当前，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当中，社会主义已经处于不利地位，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关键是在社会主义的原则指导之下，或者是在一种被曲解了的原则之下，它创造的生活实践形态、生活的秩序、生活模式敌不过西方的生活方式，苏东的剧变为此提供了一种经典案例。 现在一个新的对话已经开始，就是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谁胜谁负目前尚难判断。目前有一批纯粹的西方人向往儒家的学说。山东大学有两个老朋友，一个是安乐哲先生，他和杜维明先生齐名，包括杜维明先生，绝对是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反戈一击，崇尚儒家的学说。另外一个是贝淡宁先生，目前在清华大学任教。贝淡宁先生也同样是这样，是从自由主义的阵营当中杀出来的。他们是把儒学作为信仰，我们国内很多人是把儒学、把传统文化、把国学当作饭碗，当成职业，境界完全不一样。依我个人的看法，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谁胜谁负很难说，儒家对于人类社会理想、仁义礼智信的那一套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战胜自由主义的理论预设、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很难说，假以时日不好说，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未来，到底是会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来组织，还是按照儒家的基本原则来组织，现在不好说。《文史哲》杂志前两年开辟了一个专栏——“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儒家的未来”，贤能政治这个概念是贝淡宁先生提出来的，他要用贤能政治这个概念去对冲西方的选举政治，当然他举了一些例子，如奥巴马在这之前没有管理国家的经验，通过选举他杀出来了，贝淡宁先生说中国这些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总书记的产生，这一套选拔体制优于西方的选举政治。贝淡宁先生这些人认为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有巨大的问题，他也许夸大了，因为他生活在西方，他厌倦了，他认为选民并没有这么多人参与，而且不像中国的严格考核。当然，他的这些话我们也可以将信将疑。但我2013年参加“上海论坛”，有个埃及驻美国大使，被作为学者邀请过来，他也大谈美国选举政治的弊端。这就是贤能政治与选票政治，一个儒家的概念和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的深度对话。但是，《文史哲》杂志上的这个对话没能进行下去，因为现在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我需要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能把儒家学说的那些问题、毛病都能看得很清楚又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搞这个对话的时候，想找的儒学专家多得是，但是想在中国找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目前找不到。这个对话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我想找一个人能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把儒家选贤任能的弊端揭示出来，指出问题在哪里，还必须既有实证材料，又有理论上的说明，但我找不到这样的人。由于没有这样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像贝淡宁这样一拳就打个空，打着打着就没有激情了。像这样的对话应该多多开展，应该深度对话，这两种选拔官员的体制、选拔领导人的体制，它的弊端、优势在哪里，这种对话应该是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对话主题，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对话。我们的经济究竟怎么样管理更好？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自己会修复，市场自己会趋利避害，达到一个均衡，然后让大家都能接受，国家最好不要干预。干预主义者，像美国的凯恩斯，他主张干预，强调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政府的作用，这个应该对话。西方是市场主导型，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本质是政府主导型，这个道路是典型的中国道路，这个道路的弊端在哪个地方，它能不能持续下去，这个都需要对话。 像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对话，应该进行下去。三权分立与党的领导也可以对话。儒家学说要想获得世界性的地位，除了和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它不在于你研究多少，也不在于你是不是办读经班、国学班、书院、儒学研究机构、传统文化研究机构，关键是你能否在基本原则问题上和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这样才能获得世界性的影响。 这个对话涉及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儒家学说是不是传统的？而自由主义是不是现代的？自由主义和儒家学说的对话是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个需要讨论，我感觉我们以往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与儒家学说的对话是不是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对话，我觉得我们在理论上得解决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对话就没法进行，假如说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那怎么对话呢？毫无疑问大家都会拥抱现代。假如自由主义和儒学的对话不是工商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对话，而是两种文明形态的对话，是两种对等的、并列的治国理政的学说之间的对话，那就是另外的问题。100年前，我们发现了儒家文化的时代性，从此我们老是认为儒家学说是中世纪的学说，而自由主义是现代的学说，这种理解弊端非常大。后来像庞朴先生这些人发现了儒家文化的空间属性，认为它是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不是一个落后的时代文化，而是一个带有永久的、独特追求的、独特价值指向的一个文化形态，它永远不会被现代社会所同化。假如把儒家文化放在这个层面上去看，它和自由主义之间就是对等的。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即儒学和自由主义必须展开对话，儒学才能获得世界性的地位。这个对话实际上从牟宗三先生那里就开始了，我们现在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这个对话更大规模地继续下去。 儒学能不能最终拯救中国尤其要体现在另一点上：儒学要想主流化，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去创造出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儒学要想获得生命力，不是在讲堂上，也不是在研究院，也不是在研究所，它必须根据自己的原则去创造一个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更好，生活得更舒服，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儒学能否复兴，不在讲堂上，不在读经班，不在书院，而在生活实践上，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高于美国的，是高于自由主义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大好，没有人情味，尤其尊老不够，彼此的权利义务过于清楚。我们发现按照自由主义原则建立的生活方式有问题，但我们能不能根据儒家的原则创造出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长幼有序、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温情脉脉、讲信修睦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呢？如果能创造出来，儒家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免谈。假如我们培养出来的都是君子，彬彬有礼、富有教养，那不是很好吗？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创造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感觉我们曾经创造过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中国的唐代，当年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很向往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那是按照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儒家生活的基本原则创造出的一个让当时的其他各国感到最好的生活方式。我一直认为，当年的唐代就是现在的美国，大家都自发地来学习，不需要强迫，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效法、可以复制的。今天的韩国、日本，都采用过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能不能再造一个礼仪之邦，这一点攸关儒家的生命。 我一直主张，要重建中国礼仪之邦。重建礼仪之邦可从重建礼仪山东开始，不但要建礼仪山东，还要建仁义山东，我们就在山东试试。我的研究院同事曾振宇教授连续在政协会上提案，要创建曲阜文化特区，重建一种生活方式，你要了解一种典范的儒家的生活方式，你到曲阜去看看，就像你想了解改革开放到深圳去看看一样。山东大学王益民教授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在西方展开的，而是在中国伦理网络中展开的，使无情的市场经济带有人间温情的色彩，有什么不好呢？伦理关系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值得讨论。中国有一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按照儒家的概念来说，中国人重然诺，守信用，有什么不好吗？西方重契约，很好，中国重然诺，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要废弃、批判呢？纸币早在宋代就出现了，那完全是建立在守信用、重然诺这样的儒家原则之上的，当然儒家这样的原则能和西方的契约精神互补起来当然更好，所谓的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如果有这些因素，没什么不好。曾经有人写过一篇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期，1943年左右，有大批的北方人逃到西南，当时的政府也不大管用，这些逃到西南的人最后几乎全部消融在朋友当中、亲戚当中、老乡当中，没叫政府出一分钱。现在我们也是这样，一家有难周围人都帮助。甘阳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90年代中期有大批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当时叫买断工龄，这一批下岗工人多数是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渡过难关，帮助国家解决了这个困难。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什么不好吗？很好啊。这些原则没有错误，能不能把这些元素都融到按照儒家的生活原则来构建的那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去？我们能否创造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既能吸收社会主义的平等元素，又能吸收自由主义尊重个性、尊重隐私的元素，既有契约精神，又有人情味，这一点攸关儒家的生死存亡。 以上就是我在儒学复兴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我的工作使我能够看清当前儒学复兴的问题所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更好，而不是一味地狂热。一味地狂热不好，西方中心主义不好，华夏中心主义就好吗？中国中心主义就好吗？自由主义不好，儒学就好吗？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很冷静的态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首要品质，是你必须拥有理性。你和老百姓不一样，你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样，国家拿了钱叫你接受高等教育，你还和那些草根一样狂热、上街砸日货，那能行吗？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最重要的，第一，你必须有人文精神；第二，你必须得有理性，能克制自己，知道大局所在，你能知道哪个事情有危害性、发展下去有问题。 以上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就是儒学能不能够持续下去，它的生命力何在，它的前景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光大儒家的思想和主张，才能成为主流。我对儒学未来的前景很看好，但是现在有些做法不行，没找到真正的方向，这个是需要大家坐下来共同讨论的问题。 儒学复兴、国学复兴的三大指向 第三个大问题，跟大家交流一下国学复兴和儒学复兴意味着什么？它在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复兴，它的指向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我认为儒学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文化复兴指向三个东西：第一，主流意识形态也即马克思主义；第二，西方中心论；第三，现行的学科设置。下面我分头谈一下个人的想法。 习总书记关于儒学的一系列讲话，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讲话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迄今并未止息。他的讲话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文史哲》编辑部从今年开始和《中华读书报》联合评选“年度十大人文学术热点”。我们的初衷是要介入人文学术重新主流化这个过程，从我个人的角度、从杂志的角度、从一个人文学者的角度，我们要推动人文学术的主流化进程往纵深发展。在这个考虑之下，我们和《中华读书报》联手评选“2014年十大人文学术热点”，这个评选于5月1日发布，发布之后反响强烈。其中有一条是习总书记2014年在人民大会堂国际儒联会议上关于儒学的讲话。大家在拟这个条目的时候，把落脚点放在哪里，一时颇费斟酌。我们要用100字到200字把这一个条目的入选理由解释出来。最后我们把落脚点放在习总书记讲话引起的强烈反响上，认为这事实上再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从而引发空前关注。 光就儒学谈儒学不要紧，关键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一直是问题。习总书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同样更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同样更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个有目共睹。但同时，我感受到一些搞儒学的师友和同事，他们在推动儒学复兴的同时，确实有人主张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置换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不必讳言。在这一点上学界有巨大争议。 我个人不赞成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拒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否深入当前的世道人心，这一点暂且不论，这里我仅仅指出一点，在这个大过渡时代，把握当前社会转型、把握这个大过渡时代的最好的理论工具、最好的分析工具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更不是儒家学说。在此试举一例，马克思当年说过一句话，当然他是引用别人的话：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大家看现在，到处都是资本的狂欢、资本的盛宴、资本的凯歌行进，每天都是他们的欢呼。原来被我们看作是十分抽象的资本就在我们生活中间，每天都在发挥作用，而且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到处都看到资本的作用，十分可怕，恰好在资本凯歌行进、在我们的社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们进入资本黄金时代的同时，高等教育却放弃了《资本论》。《资本论》的课没人开，学生也没人选这个课，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专门选修《资本论》，是经济系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我从头听到尾，现在肯定没人听。恰好资本的作用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资本每天在我们身边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我们放弃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常吗？我有一个看法，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马克思的学说最能解释我们目前的大过渡时代，因为马克思的落脚点是要解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他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又不得不重点探讨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型，《资本论》就是代表作之一。在我个人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分析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大过渡、大转型时代的最好的理论工具、分析工具，最好的理论框架。什么自由主义，统统都不能解释这个时代，它们只能解释这个大过渡完成之后，像美国这种比较成熟的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但是它恰好不能解释这个过渡时代。我们身处其中的自由主义占主流的生活方式，它是怎么样运转的，这个没有问题，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但是从农耕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它是怎么样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之内一步步地孕育出来的，恰好不能解释，恰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而当我们这个过渡时代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论来把握的时候，我们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大家经常看到拆迁与城市扩张，每当看到城市扩张所导致的那些灾难后果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马克思说的一些话，马克思说从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以剥夺小生产者为前提的，这种剥夺的基础、这种发展的基础是以对农民的剥夺为前提的，这种剥夺目前只有在英国完成了，而西欧各国正在经历英国已经完成的过程。马克思在谈到俄国的时候，说假如俄国想要按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来发展的话，他除了把农民变成无产者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他首先剥夺农民，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的出现必须有一大批一无所有、一点生产资料都没有而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东西的那样一批无产者。我经常想英国的那种所谓的对农民的剥夺是通过羊吃人这样一个圈地运动来完成的，我认为中国的这种剥夺是通过房吃人、城市吃人来完成的，城市扩张，把农民都赶到楼上去，农民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打工还能干嘛呢？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除了运用马克思关于剥夺农民的理论来解释目前所有的变化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变动。官僚的腐败也和资本有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无孔不入，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会干什么，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它会干什么，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会干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会灭掉所有的良知，丧失天良，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从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特别是理论界不可缺少的一个分析工具，这绝对不是政治表态，这是本人学术研究经历的感受。我也读过哈耶克这些人的东西，感觉这些东西用来解释都不大行，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目前在对待儒学的复兴问题上所存在的两头热中间冷的问题，它的本质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在90年代就出现了，现在越来越严重，历史学界的老前辈林甘泉先生在十八大之前发了好几篇文章，话说得很重，他说不能儒化中国，也不能儒化马克思主义，恰好我们现在理论界一部分人要做的工作，是把以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相结合。这在理论界分歧比较大，不少人痛心疾首。直到今天，这个问题怎么平衡仍然是个巨大的问题。但是我跟大家实事求是地说，儒学热的出现、国学热的出现、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一部分人那里，确实带有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考虑，不然不会这么热，一部分人很坚决。当然我们绝对不能怀疑这些人是否爱国、爱民族，相反，他们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来考虑我们当前所碰到的困境。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消灭私有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既不仁也不善，不如儒学。你看俄国，俄国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已经降下了，你看东欧，你看社会主义国家还剩几个？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你不能说他们考虑的不对，有他们的道理。所以说真正的悲剧是善与善的冲突，不是善与恶的冲突。悲剧就在于双方都有合理性，双方都不能相容，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合理性，提倡儒学、国学复兴也有自己的合理性，两个合理性之间的冲突，这才是一些最重大的问题由来。 第二点，西方中心论。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在学术界也早就开始了，包括在西方自身也早就开始了，但是在中国，它的确有特殊的内涵，这就是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的确立问题。大家都知道一部电视政论片《河殇》，那是当时典型的全盘西化的代表，这个作品要放弃黄河文明，它认为黄河文明代表着一种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是被超越的，是落后的，甚至于是腐朽的，我们应该奔向大海，奔向蓝色文明，全盘西化，是反传统的，更是反国学的。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从1989年就开始了，但90年代恰好是西化最深入的一个时期。自由主义在中国长驱直入，在理论界占据一个相当的地位恰好是在90年代实现的。所以全盘西化的80年代固然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但复兴国学的90年代也同样是全盘西化特别发展的一个时期。真正的全盘西化倾向被遏制就是从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概念提出来之后开始的。普世价值提出来之后，问题立即就产生了。 我感觉西方中心论有一个核心，它总是认为西方的道路是正宗、是正常、是一般、是正统，而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是特殊、是个别、是化外、是变种、是例外。我们总是在这样谈论问题。西方发展的道路是一般道路，而中国的道路是特殊道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当我们这么提出问题的时候，正显示我们仍在西方中心论的掌控之下，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在目前已经遭到根本性的颠覆。这一点理论界非常清楚，特别是国学热的出现，我甚至感觉已经出现了从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华夏中心主义这样一个倾向，认为我堂堂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优越，都高人一等，比西方人更好，更有优越感，更标准，更具一般性质，西方人固然经济行、政治行，但文化不行，很多现象都带有这种倾向，文化上的优越感非常强烈。但是这样一种观点有它正面的意义，瓦解了至少是两三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这是积极意义，包括国学复兴。铺天盖地的国学热、读经班的另一面意义是带有拒绝西方中心论的意义，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他们认为整个20世纪打开国门之后，西方的学说就像洪水猛兽一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礼仪、传统的伦理冲得稀里哗啦。一位老先生说，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加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破坏了我们的人文生态。我个人感觉，国学热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拒绝西方中心论的这样一种含义。我们现在找不到典型的、纯粹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呢？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危害，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和儒学这中间没有矛盾，为什么不能联手呢？所以说，拒绝西方中心主义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共同的底线。另外什么叫中心，中心本身也被颠覆、解构了，也被质疑了，哪有中心？谁是中心？纽约是中心？伦敦是中心？还是北京是中心？都是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之所以认为伦敦是中心、纽约是中心，和西方中心主义密切相关，和20世纪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密切相关。就像“中国”这个概念一样，“中国”就是中原中心主义，我是中央大国，你们都是四夷，还有更难听的名称，你看中国历史上对那些少数民族都加个“虫”字，那个概念，是典型的中原中心主义。这个中心主义本身现在已经被瓦解、颠覆了，中心本身已经被解构了。这些都是问题，都是人为构造的结果，都是观念锻造的结果，它不是先天就有的，是逐渐构建出来的，是大家逐渐认可的一个东西。 儒学复兴或者说是国学复兴的第三个指向，是挑战现行的学科设置、学科体系、学科框架。我们现在的学科设置、学术分类都是西方的，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全部都是，我们现在的学科框架、学科分类体系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当然有好处，而且好处非常大，不然的话，我作为一个大学生到大学来学习，你要是不分科的话我怎么开始我的学习过程呢？我必须把一个完整的学问切割成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信息、计算机，然后把大家分门别类装到某个箱子里，你在这一块学习，他在那一块学习。中文、历史、哲学、外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新闻学等，这一套分类是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有它的好处，而中国传统没有这种分类，中国传统是四部分类，经、史、子、集四部分。在中国的四部分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观察没观察一个现象，经、史、子、集只有一项能和现代的分类直接对接，剩下全部都不能对接，这就是历史学。经、史、子、集有历史，西方现代学术分类中也有历史，所以20世纪的这些大学问家没有一个不是在历史学领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垣、陈寅恪，你要找哪个不是历史的，很困难。而在中国找个哲学家很难，别人说只有金岳霖先生，我不清楚。经学和什么对接呢？不知道。诸子学和什么对接呢？不知道。集部和什么对接呢，也不清楚。换句话说，经、史、子、集，除了历史之外，其他各类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和西方现代学术分类对接，还没对接完几十年过去了。只有历史在20世纪是个非常繁荣的学科，为什么呢？他不经转化，从古代的历史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对接了，从传统进入现代，在历史这个通道里面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四部分类和西方学术分类之间有非常大的问题。 剩下一个问题，国学是个什么概念呢？据说国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现在已经开始在教育部挂号了，马上要开始国学专业的招生。当年纪宝成先生这批人呼吁了几年要为国学在教育部落户口。儒学高等研究院也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本科生是尼山学堂，尼山学堂学生授学位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当中没有儒学。尼山学堂的学生怎么办呢，如同其他学校一样，我们现在也只能采取一个委婉的办法，你愿意学历史，我给你授历史学位，你愿意学中文，我给你授中文学位，你愿意学哲学，我授给你哲学学位。将来有国学这个学科了，儒学毫无疑问是在国学当中。而中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用现代的学科分类肢解了中国完整的古典学术。比如说《论语》，《论语》是历史吗？是文学吗？是哲学吗？是思想史吗？是政治学吗？既是又不是，没办法分类，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三家分晋，这三个学科把中国古典学术基本上切割了，儒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中文系叫古典文献，在哲学系叫中国哲学，在历史系叫中国思想史，大家研究的都是儒学，但是三家都分开了，所以说现行的学科分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完整的古典学术加以切割，我把它叫做三家分晋，就像战国年间的变法一样，把一个完整的儒学车裂了，国学也车裂了。现行的学科分类尽管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中国古典学术无法完整地对接到现代学术当中去。所以现在高等院校纷纷办国学班、儒学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看到了现行学科分类的局限性。比方说琴棋书画怎么办，花鸟虫鱼怎么办，经学怎么办，子学怎么办，往哪放呢？有很多分类没办法做，我个人感觉国学这个学科的概念，这样一个国学热的出现，是对现行高等院校占统治地位的学科分类的一种抗拒、质疑，当然从正面的角度讲是一种补充。 当前学科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淡化学科、突出问题。山东大学从前年开始到去年连续招聘了一批院长，我在那做评委，我发现如果这个学者不说我是学生物学的、电子信息的，我简直无法判断这些学者自己的专业方向是什么、他的学科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解决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比如攻克癌症。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学科在目前越来越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而不具备科研的意义，它甚至于已经对现有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呢？学生进了高等院校来，不能什么都学，我得暂时把你分开。所以我主张《文史哲》杂志要发表那些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的文章，因为《文史哲》要发表历史的文章赶不上《历史研究》，要发表哲学的文章赶不上《哲学研究》，要发表文学的文章可能赶不上《文学评论》，但《文史哲》的好处是总有一批课题，既不是中文也不是历史也不是哲学，恰好它又是中文又是历史又是哲学。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恰好就是儒学，恰好就是国学，所以我是说，现行的学科分类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我前些日子接到一家大报的约稿电话，让我谈谈学科建设，我说这个稿子一定写，我正好有一肚子话要说。现在学科设置、学科壁垒越来越具有消极的意义，不带有积极意义。学者的研究，我不能说你是研究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关键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要紧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我在《文史哲》编辑部经常说，我们应该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当前的国学热，要反抗现行的学科分类，或者说要逼迫教育主管部门调整现行的学科分类，而调整现行的学科分类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光是中国问题。所谓跨学科研究、交叉研究已经成为潮流。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现行的学科壁垒影响了人们对真实问题的追求。离开了整体的脉络，谈什么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我认为国学复兴带有深刻含义，它已经变成一个运动，大家不要轻看这个运动。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话，窗子外边不知道同时会成立多少儒学研究机构，不知道会建立多少书院，不知道又有多少少年、多少儿童走进读经班。我是要帮助大家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窗子外面正在变成现实的那个强大的变迁过程本身，从而在让我们置身其中的同时，了解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并把握未来的趋向。 最后，还有一句话要说，这就是儒学的生命力不取决于儒学本身，而取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能不能最终取得成功，这就是我的结论。 另外，我今天所讲，只是陈述事实，不判断是非，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也就是说，我不说这个事情好还是不好，对还是错，我只给大家陈述我所观察到的事实。当然我的观察是有限的观察，带有我个人的局限性，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并请批评。 作者附记：本文是2015年7月10日在山东省“全省社科理论骨干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的演讲记录，研究生汤莹根据录音转换整理，整理稿完成后，笔者又进行了校阅和修订。（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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