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诗乐之分合导致诗体之演变，实则与其表述形式有关。古代音乐文学之表述形式甚多，大概可分“诵、歌、弦、舞”四类，其中又以“歌”、“诵”之不同形式，分文学为入乐与不入乐两大类。六类“乐语”和诗经“六义”皆是诗之表述形式。吟诵是古代诗文最重要之声音形式。关键词：音乐 文学 诗乐 吟诵 风雅颂赋比兴 中国古代文学以音乐文学为主体。文体变迁，与诗乐之分合相关；而诗乐之分合，又与其表述形式有关。文学作品之声音形式有“歌”“诵”“吟”“读”等，大部分在先秦诗经时代已发展成熟，后世因之。故欲探文学之表述形式，必先考其源流，明其本义。本文即对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之各种表述形式（主要是声音形式）略加考述。“欲明歌、诵之实情，必先说诗、乐之关系。”故先论诗乐之关系，而后论诗歌之表述形式。 1、诗乐同源 诗乐同源，关系密切。古今之论文学、音乐起源者，多从物感说，最著者如《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诗乐本同源。“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则诗乐互为体用也。“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则诗、歌因其表述形式而别也。此皆体要之论，俞平伯总之曰：“据《虞书》‘声依永’与《乐记》‘音生人心’之说，以心之感动而成声，声成文谓之音，比音而为乐，备乐始有舞容，其由内而外，本之自然，是古代诗、乐同源，歌、诵一贯，《诗》三百之所以可诵、可弦、可歌、可舞也。”可见，最初诗乐一体，浑然未分。后人叙述诗体时，亦往往及此，如钱钟书谓“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20此时 期诗乐未分，是无意而合也，其后之分合，则由人为。 2、诗乐分合“诗、乐之忽离忽合，造成二千年之诗史。”故有必要先述其分合之历程。诗乐同源于声，其初混沌未分。待器官进化，思维提升，语言、音乐各具特征，诗乐乃渐分离。然 而“先王制雅颂之声”“周公治礼作乐”（音乐），王官采诗、公卿献诗（歌词），而后“乐 盲被律”（诗乐结合），诗乐合矣，“洋洋乎盈耳”至于西周。及至春秋，“礼崩乐坏”，于是诗乐分矣22。孔子自卫返鲁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诗乐复合。战国以后，“王者之迹息而诗亡”。之后各代诗乐分合，又演出诸多诗体。今依鄢化志说，归纳历代诗乐之分合及其特 征为五期：（一）孕育期——原始艺术——诗乐舞一体；（二）形成期——诗经时代——诗乐礼一体，重乐而轻辞；（三）发展期——楚辞、汉魏六朝乐府——声辞并重。（四）高峰期——唐宋律诗、词——诗乐密合，声形兼得。（五）蜕变期——南宋雅词、元曲、明清传奇——诗乐疏远。由上古至宋，诗乐结合 由疏而渐密，其后则由密返疏，并呈多元状态。由诗乐之分合可知：古代诗体之演变皆取决于音乐，凡音乐新变，皆有新诗体产生。如巫音之于楚辞、胡夷里巷及清商之乐于汉魏六朝乐府，燕乐之于唐五代词，南北曲之于元明清杂剧传奇等，此皆可称“一代之文学”。细思之，则其实质在于雅俗之变，其形式在 于传播方式之变。盖吾国文学多以歌唱形式起于民间，是为俗乐；而后王官采之，文人学之（如三百篇之采自民风，《九歌》之出于祭词），不复歌唱，而代之以吟诵。然诗一与乐分，则随之衰落雅化，必又借新民歌以活之，遂为新诗体所取代。此俞平伯所谓“新旧声 迭为雅郑（俗）”也。 此即音乐之制约诗歌者，古今论诗者多不重之。以《诗经》为例，以礼言诗者有之，以文学言诗者有之，以草木鸟兽虫鱼言诗者亦有之，惟以乐言诗者甚少。然而诗之分类，本系于乐；诗之用，“为声不为义”（孔颖达语），“为声不为文”（郑樵语）。故有云：“说诗而不将音乐成分综合考虑，而仅从字面求之，则无论训话考据析义如何深微，终不免路有未通，难见全貌，也难尽得诗之深味真谛。对楚辞、乐府、唐宋词、元曲乃至明清传奇等一切合乐文字皆当作如是观。”25然哉，是说也！今之言吟诵者，多征引古籍，常涉及文学作品之表述形式，本文特为溯其源流，探其本义，有裨学者之用。二、《诗经》之表述形式 《诗经》为吾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用诗广泛，故诗歌之表述形式亦当溯源于此。昔人多谓《诗经》为音乐文学，毋庸置疑。郑樵《通志•乐略》云：“仲尼编《诗》为燕、 京、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明刘濂甚至称《诗经》为乐经，其《乐经元义》云：“六经缺乐经，古今有是论矣，愚谓乐经不缺。三百篇者乐经也，世儒未之深考耳。夫诗者声音之道也，若夫子删诗，取风雅颂一一弦歌之，得诗得声者三百篇，余皆放逸，可见诗在圣门辞与音并存亦。惟所谓诗者以辞义寓于声音，附之辞义，读之则为言，歌之则为曲，被之金石管弦则为乐，三百篇非乐经而何哉？”故《诗 经》可为“言”、可为“曲”、可为“乐”，在其运用之异也。先秦用《诗》之方式甚多，然以诵、歌、弦、舞四种为基本。《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汉初毛亨，移易其序，曰：“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以下试为辨析之。 1、讽诵辨异 何为诵？《说文解字》曰：“诵，讽也。”又曰：“讽，诵也。”则二字互训，“讽”“诵”同义。然据《周礼•春官•宗伯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其“讽” “诵”并列，义不当同。郑玄注曰：“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贾公彦疏释曰：“云‘倍 文曰讽’者，谓不开读之。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背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段玉裁曰：“《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 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可知二者近义，然亦有微别。别在有无“吟咏”、“以声节之”。何为“以声节之”？《尔雅•释乐》曰“和乐谓之节”，则“诵”者，依声调，合节拍也。 清徐养原亦曰：“讽如小儿背书声，无回曲；诵则有抑扬顿挫之致。”何以能抑扬顿挫？在 于合其语音之长短、顺其声调之高下也。故可美听，故能沉醉。《诗•大雅》云“诵言如醉”。概言之，“讽”为无吟咏之直述，如今之所谓“朗读”；“诵”为有抑扬之吟咏，如今之所谓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第二章“中国音乐文学之关系”亦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平民文学，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文学’，所以文学史和音乐史是同时合一并进的，如果一个时代的音乐进化了，使文学也跟着进化，另发展一种新文学，而前化的旧文学就不能普遍，只好供好古家所赏玩，便成为贵族文学了。” “吟诵”。“诵”较之“讽”，其音乐性更强，但不及“歌”。“诵”固为“歌诗”最基本之表述形式，汉武帝设立乐府，以观风俗，乃以“采诗夜诵”。“讽”“诵”因其近于语言故，便学便用，一直为后代学习、考核之法。如《论语• 子罕》云：“子路终身诵之。”《韩非子•难言篇》云：“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又如《史记•儒林传》称“儿宽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真诚之劳矣。” 2、弦诵辨异 何为弦？《礼记•乐记》“北面而弦”注云：“谓鼓琴瑟也。”则弦者，丝乐器也。此处则指歌《诗》时配以器乐演奏，如《乐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亦曰“弦歌”。《乐记》云“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则 诗乐一体矣。又《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则诗乐礼为一体，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周礼•春官》曰“瞽蒙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注“讽诵诗，谓闇读之，不依咏也。”贾疏云“不依琴瑟而咏也”，孙诒让《正义》：“不依咏，谓虽有声节，仍不必与琴瑟相应也。”则知“诵”有抑扬顿挫，而无伴奏；“弦”则有伴奏。《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郑注云：“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孔疏曰：“诵谓歌乐者， 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孙希旦《集解》：“诵，谓诵《诗》也；弦，以丝播其《诗》也。”以上皆可证明“弦”有伴奏，而“诵”无伴奏，此二者之别也。 3、歌谣辨异 何为“歌”也？《康熙字典》释“歌”甚详，兹引如下：《说文》：“咏也。”徐曰：“长引其声以咏也。”《释名》：“人声曰歌。歌者，柯也。以声吟咏上下，如草木有柯叶也。”《扬子•方言》：“兖冀言歌，声如柯。”《书•舜典》：“诗言 志，歌永言。”《正义》曰：“直言不足以申意，故令歌咏其诗之义以长其言。”《礼•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又“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又曲 合乐也。《诗•魏风》：“我歌且谣。”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疏正义曰：“谣旣徒歌， 则歌不徒矣，故曰曲合乐曰歌。歌谣对文如此，散则歌为总名，未必合乐也。”又《韩诗• 章句》：“有章曲曰歌，无曰谣。”又《古乐府注》：“齐歌曰讴，吴歌曰歈，楚歌曰艳。奏乐曰登歌，曰升歌。”此处并立三解：“人之声”、“合乐之曲”、“有章之曲”。而前二者竟相矛盾。“人声曰歌” 则为“徒歌”，“合乐曰歌”则“不徒”，岂不矛盾？当从第一解。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故歌发自人声，不假乐器，是为“徒歌”，若依毛传“徒歌曰谣”，则“歌”等同“谣”，而“我歌且谣”本是对文，义不当同，故有一解必误矣。考毛传本诸《尔雅•释乐》“徒歌谓之谣”而此解粗疏，悖于《释名》《方言》等说。而《初学记》又引此，增“声比于琴瑟曰歌”一句，则亦将“歌”“谣”对立，以为合乐者为“歌”，徒歌者为“谣”，谬矣。殊不知“歌” 本为“徒歌”，然有依琴瑟者为“弦歌”，总名曰“歌”。上引《周礼•春官•宗伯下》贾 疏同条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请观周乐，而云‘为之歌齐’，‘为之歌郑’之等，亦是不依 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曰谣，亦得谓之歌。若依琴瑟谓之歌，即毛云曲合乐曰歌是也。” 此“疏”中受《尔雅》影响，插入“徒歌曰谣”一句，甚为突兀，反使人不解，“亦得谓之歌”，使人误以为“歌”、“谣”皆为“歌”，似如孔疏所谓“歌为总名”之谬也。“歌”当为“弦歌”“徒歌”之总名，单用则为“徒歌”。既然“徒歌曰谣”之说不确，则“谣”者何谓也？汉薛汉《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有章曲”乃有乐律之曲调，“无章曲”则为无乐律之念诵。“谣”既无曲调，则不可“歌之”，益不可“弦之、舞之”，但能“诵之”。宋吕祖谦云：“诵咏之为 谣。”故谣者，无乐律之念诵也，作名词则亦是歌诗之一种。 4、歌诵辨异 前引贾疏“《文王世子》‘春诵’注诵谓歌乐，歌乐即诗也。以配乐而歌，故云歌乐，亦是以声节之。”47据此，则“歌”“诵”皆是“以声节之”，然二者亦大不同，古人分之甚 明。《国语》卷九《晋语》三“舆人诵之”条下孙吴韦昭注曰：“不歌曰诵。”48又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 朱谦之《中国音乐史》举此例赞同顾颉刚“歌与诵原是互文”之说。实则不然，此处 公使“歌”之，而师曹则故意“诵”之，其意在激怒孙蒯以叛卫从而报复卫公鞭笞之辱。何以“诵”而不“歌”？杜预曰：“恐孙蒯不解故”也。由此可知，“诵”比“歌”更易解。 何以“诵”易于解？“盖诵虽有声节，而视歌为简易易明。”以“诵”近于言也。《广雅》 亦以“言也”释之。上文亦言及“诵”合于声调之抑扬顿挫，以语音为主导；而“歌”则长言咏叹，语音淹没于音乐中，从而难解。故此处万不可解为互文，歌、诵根本不同也。总之，“歌”与“诵”之别，其一在“诵”无伴奏，“歌”可有伴奏。其二，从音乐性而言，“歌”强于“诵”；从语言性而言，“诵”强于“歌”。 5、舞容 何为舞？《左传•隐五年》云“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此诗乐舞一体也。《九歌》有“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洪兴祖曰：“展诗，犹陈诗也；会舞，犹合舞也。”王夫之 曰：“展诗，陈诗而歌之；会舞，谓歌与舞交作，皆合于一律也。”朱熹曰：“作乐者以律和 五声之高下。节，谓其始终先后、疏数疾徐之节也。”则知其舞诗之时，未尝不歌也，且“舞”必有“弦”为伴奏，歌舞交会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往鲁观周乐，先听其歌，后观其舞，“见舞《象箾》《南钥》”，孔颖达疏曰：“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且歌则听其声，舞则观其容。礼法，歌 在堂，而舞在庭乐必先歌后舞。故鲁为季札，先歌诸《诗》，而后舞诸乐。其实舞时， 堂上歌其舞曲也”由此可见舞必伴歌。又清徐养原《顽石庐经说》卷七《堂上堂下说》释 乐、舞关系云：“必先有堂上堂下之乐，然后及舞，凡乐皆然；未有不歌不管而遽舞者。” 可知“弦”、“舞”皆有“歌”，“歌”亦有词，故皆不能离“诗”而独存，是又诗乐舞一体 也。 以上所论“诵”、“歌”、“弦”、“舞”四者，孔颖达之疏曰：“古者教学子以诗乐，诵之 谓背文暗诵之，歌之谓引声长咏之，弦之谓以琴瑟播之，舞之谓以手足舞之。”若以今语 言之，则“诵”为无曲调有抑扬之念诵，“歌”为无乐器伴奏之清唱，“弦”为有乐器伴奏之歌唱，“舞”为有弦歌伴奏之舞蹈。诗之由诵而歌而弦而舞，内容渐复杂，情感渐强烈。故毛亨《诗》传移易《墨子》“诵、弦、歌、舞”为“诵、歌、弦、舞”，或非偶然，应缘 于其表述形式之递进繁复。三、乐语六类《诗经》之表述形式， 非止以上四者。前引《周礼•春官•宗伯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 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此注前二字者以诗之功用， 而后四者乃以传播方式，前后不一，殊可怪也。按大司乐所教国子者，有“乐德”、“乐语”、“乐舞”等项，而此处为“乐语”，“谓言语应答，比于诗乐”，则此六者皆应为用诗之表述形式。以下试为说之。 1、兴为合唱“兴”亦为“六义”之一，故历来解释繁多，然从传播方式解之者寥寥，今人多分析其字形，始有为声音之说。興，篆文作，象两人同举一物。《说文解字》曰：“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商承祚据钟鼎文（较篆文多二“口”字）谓“兴”为合力举物所发之声。杨树达亦解云：“众手合举一物，初举时必令齐一，不容有先后之差，故必由一人发令命众人同时并作，字从口者盖以此。”故从字形而可推知其有合唱之意。王一川谓“兴”为 有歌乐舞之集体活动。叶玉华则明言“兴诗”为集体劳作之合唱。如从此解，则“兴” 亦为诗歌声音形式之一，如今之所谓“合唱”。 2、道为和唱 道，郑玄以通“导”相训。《说文解字》“唱”亦训为“导”。则为歌中之首唱加以引导，余人对唱，是为“和”，《说文解字》曰:“和，相应也。”即一唱一和也。故此“道”可解为“和唱”。唱和有对答之用，故可用于交际，是以大师乐教之以为“乐语”之一。 3、言语辨异 郑注、贾疏于“兴”、“道”解说不尽人意，然于“言”、“语”则申发甚好：云“发端曰言，答述曰语”者，《诗•公刘》云：“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语。”许氏《说文》云：“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论者语中之别，与言不同，故 郑注《杂记》云：“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又《论语》“寝不言”注曰：“自言曰言。”可见“言”、“语”之别在于：“言”为一人 自言，而“语”乃为人论说。由此可知，《诗》之为用，既可一人自娱自乐，“赋诗言志”； 亦可供人答述交际，出使专对。又《尚书•洪范》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疏曰：“言者，道其语有辞章也。”可见“言”多有文采，为韵文；而“语”则在于答述，为白语。此亦二者之别。如此解释，则“兴、道、讽、诵、言、语”六者皆为诗歌之口头表述行为，且六者之间，颇有层次：“兴、道”为歌，“讽、诵”为吟，“言、语”为读，分别对应“音乐”、“诗 歌”、“语言”三层，其音乐性递减，而语言性增强。盖其初学，以歌唱引其兴趣，而后循序渐进，最终至于语言，以其学诗以达政专对为目的也。如此观之，则大师乐颇得教学之法矣。四、六诗新说《周礼》曰“六诗”，《毛诗》曰“六义”。六诗之义，千年聚讼，各得一偏，殊难辨别。总历代之众说，可分之为二类：“三体三用”说与“六诗皆体”说。然视六者皆为《诗经》 之表述形式者，鲜矣。今特出“六诗皆用”说，聊供参考。（“兴”同“乐语”之兴，见上） 1、风同于讽 旧说中，“风”义大概有三：风教；讽谏；四方民谣。唯后一种有关音乐。其说源自《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时“效八风之音”，即各地乐曲。然据今刘毓庆考证，采诗制当生于共和之后宣、幽、平时代。故“八风之音”不能厕身雅乐之列，而六义之“风”乃另有其 义。前人已言“风”、“讽”相通。《毛诗序》“风，风也”注曰：“崔灵恩《集注》本下即作‘讽’字。刘氏云‘动物曰风，托音曰讽。’”孔颖达正义曰：“序又解名教为风之意，风训 讽也，教也。”见其通假，而解为“风教”“讽谏”者代不乏人。及至近代，始有人以表述形式释之。梁启超“释风”云：“窃疑风者讽也，为讽诵之讽字之本。”“‘风’殆只能讽诵 而不能歌者。”故，风同讽，讽读之义也，“讽”义上文已辨，兹不赘述。 2、赋有广狭 赋有二义。郑玄《郑志•答赵商问》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据考证，“作”诗而称“赋”，始于《左传》。如《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孔疏云：“赋有二义。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馀言赋者，则皆诵古诗也。”然而所诵者不必古诗， 亦可诵其自造之篇，如《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邃之中，其乐也融融’”是也， 此犹后代之所谓即兴口占也。故，“赋”有创作、吟诵二义，时而兼有之。 然则“赋”之为表述方法，其意何指？《楚辞•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诵些。”王逸注曰：“诵，赋也。”《汉书•艺文志》亦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则“赋”似同于“诵”。然而《国语•周语》有“瞍赋，朦诵”之对文，则“赋”又异于“诵”。盖大而言之，“赋” 略同“诵”，若欲细究，则“赋”近于唱，而“诵”近于“读”。此为后代常用之义。然证诸文献，则为后起之义。《诗经》、《周礼》屡见“歌”诗或“诵”诗，独不见“赋”诗之说73。而《国语》、《左传》则纪春秋赋诗之事尤详，故“赋诗”之名为后起。以“诵”训“赋”者，皆出于汉儒，而其初之“赋”，有“歌”之义。虽《国语》、《左传》尚留其迹，如《国语•鲁 语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而为赋《绿衣》之三章。老请守龟卜室之族。师亥闻之曰：‘善哉！男女之飨，不及宗臣；宗室之谋，不过宗人。谋而不犯，微而昭矣。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今诗以合室，歌以咏之，度于法矣。’”前言“赋《绿衣》之 三章”，后言“歌所以咏诗也”、“歌以咏之”，故知“赋诗”可歌。 由是可知，“赋”之涵义不定，因时渐变，由“歌”而至于“诵”。故“赋”之涵义，从广义而言，含“歌”“诵”二义，又因其义兼创作，于是泛化为赋诗活动之总称，如云“陈诗” “称诗”等，不必具言何种方式；就其狭义而言，则近于“诵”也。 3、赋诵辨异 上既言狭义之“赋”近于“诵”，然则二者有何不同？除上所言及“赋”音乐性强于“诵”之外，尚有一重要差异处，即其使用主体之等级不同。赋诗者多在公卿以上，歌、诵则多 普通大众。如《左传•文公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 注云：“非礼之常，公特命乐人以示意，故言‘为赋’”。孔疏云：“诸自赋诗，以表己志者，断章以取义，意不限诗之尊卑。若使工人作乐，则有常礼。自赋者，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顿赋两篇者也。其使工人歌乐，各以二篇为断，此其所以异也。”77由此可 知，赋诗分为二类：工人作乐，有常礼可循，歌二篇；公卿大夫自赋，无常礼可依，歌一 篇或一章。而其中必以公卿大夫自赋者为多，以其言“为赋”者，示其非礼也79，则不言“为赋”者，皆为公卿大夫自赋也。又如《左传•昭公十六年》：“夏，四月，郑六卿饯宣 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于是子齹、子产、子大叔诸人皆 赋诗言志。郊外饯行，当无乐工相随，乃知此赋诗为自赋。《左传》中凡为廊庙间事皆称“赋”， 闾巷之谣则作“诵”。又《艺文志》引“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也。”章太炎释之曰：“登高 孰谓？谓庙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则“赋”乃“为大夫” 九德之一，非庶人所能也。故赋诗之主体乃是大夫公卿。然“不歌而诵”之后，不复言其 等级。“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之野诵变体，遂为俗赋之源。此《文 心雕龙•颂赞》所谓“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也。 殆汉儒以“不歌而诵谓之赋”为准绳，而“歌”之义渐晦，于是乐歌之外乃别生一体， 曰辞赋。《汉志•诗赋略》分“歌诗”、“辞赋”二体，即依“歌”、“诵”之不同形式。汉代辞赋以诵为主，去乐已远，而此后赋体离乐又愈来愈远，《文体明辨》云：“三国、两晋及 六朝（古赋）再变而为俳（赋），唐人又再变而为律（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赋）。”至 于唐以后，则与乐相脱矣。此亦与其表现形式有关。 4、比为和唱《尔雅•释诂》云：“弼、棐、辅、比，甫也。”甲骨文“比”之义项以此为大宗，习例为“某人比某人”、“某人惟某人比”，如《合集》6480 云：“贞：王令妇好比侯告伐尸？”《合集》6460 正云：“贞：王惟侯告比，征尸？”西周中期金文中，此义项有尊卑之分，只能“下比上”，如班簋（《集成》8.4341）云：“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此“比”之义为“辅”也。 《说文解字》“二人为从，反从为比”。《论语》“义之与比”句朱熹注曰：“比，从也。” 则“比”有比次跟从之义。“比”亦可与音乐、言辞相联，如《鬼谷子•反应》：“比者，比 其辞也。”《汉书•食货志》：“比其音律。”《集韵》卷一《韵例》：“比音择字”。“辅”“从”二义亦相通，《易•彖》亦云：“比，辅也，下顺从也。”由此可推“比”乃比次歌唱，即《诗经》所谓“和”或“要”。《郑风•萚兮》：“倡予和女”，“倡予要女”。倡，“本又作唱。”。 要，和也。毛传：“要，成也。要凡乐节一终谓之一成，故要为成也。”闻一多《风诗类钞》 云：“要，会也。歌者以声相会合，即和。”恰“比”又可训为合。《左传•桓公二年》“五色比象，昭其物也”中“比”训“会、合”。《礼•射仪》“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注 曰：“比，亲合也。”《汉书•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比意同力，冀得废遗。”颜师古注曰“训 合”。故“比”可表声之会合，即“和歌”。推“比”之义，不论“辅”、“从”、“会”，皆可得“轮唱“或“和唱”之义。故“比”亦为诗歌表述形式，对应“乐语“之“道”，即“和 唱”也。 5、雅为乐歌 雅，本为乐器。《周礼•春官•笙师》：“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笛、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郑众注:“雅，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 鞔之，有两纽，疏画。”据此可知，雅之本义为管乐器，近似于竽。《礼记•乐记》：“治乱 以相，讯疾以雅。”孔颖达疏：“讯疾以雅者，雅谓乐器名。舞者讯疾，奏此雅器以节之，故云讯疾雅。”可见雅为重要之乐器，可加快音乐节奏。如此，则“雅”亦可为器乐之 代表，于诗之表述形式，则为有伴奏之乐也，与“弦”同理。 《小雅》有六篇“有目无辞”之“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学者疑其本为伴奏曲，如梁启超《风颂雅南释名》云“笙诗六篇有声无辞。晋 束皙谓其亡而补之，妄也。窃疑歌与笙同时合作，相依而节，如今西乐所谓‘伴奏’”。观《仪礼•乡饮酒礼》：“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 山有台》，笙《由仪》。”《燕礼》：“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则笙 诗伴奏之说可证。“雅”亦为管乐，其伴奏情形，亦当如“笙”，何况“笙诗”本出于《小雅》，“笙”、“雅”俱是管乐，举“雅”以为代表，故曰《雅》。 6、颂为舞容 《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正义》：“美盛德之形容，明训‘颂’为‘容’，解颂名也。”颂”与“容”皆从“公”，文献多互训，以清阮元《释颂》言之最明：“颂之训美盛德者，余义也。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且颂字即容字 也。容、养、漾一声之转，„„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无深义也。何以三颂有样而风雅无样也？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也。” 此已论及“颂”为舞容，歌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说周颂》一文虽不满其三颂皆舞之武断，而于其释“颂”亦颇首肯：“阮文达《释颂》一篇，其释颂之本义至确， 然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则恐不然。”颂虽不必皆舞容，而其大要为舞容，则可无疑。又有释“颂”为钟磬等乐器者，意谓“颂”为器乐。然三颂之中，以舞为多，而“舞”亦必 有伴奏，故二者不相矛盾，舞而含歌，上所论“舞容”已明。梁启超又申发阮元之说，以 颂辞为乐舞剧本，其《风颂雅南释名》云：“颂字从页，页即人面，故容貌实颂字之本义也。然则《周颂》、《商颂》等诗何故名为颂耶？南、雅皆唯歌，颂则歌而兼舞。舞则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类诗曰颂。„„三《颂》之诗，皆重舞节，此其所以与雅、南之惟歌者有异，与风之不歌而诵者更异也。”此诸家所解恰矣，“颂”之所以异者，在其有舞容 也，故训“颂”以舞容。以上具论“六诗”之涵义，而六者之排序亦当重视。《周礼》“六诗”与《毛诗序》“六 义”之排序竟同，为“风——赋——比——兴——雅——颂”。试观“六诗”与“六乐语” 之排序，则竟相反。大师掌“六律六同”，以乐工为教，故“六诗”偏重于“乐”，按风（讽 读）——赋（吟诵）——比（和唱）——兴（合唱）、雅（配器乐）——颂（配打击乐及舞 蹈），其音乐性次第而增；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合国之子弟”为教，故“乐语”六 类则偏重于“语”，乃按兴（合唱）——道（和唱）——讽（讽咏）——诵（诵读）——言（韵语）——语（白语）排列，音乐性递减。又以“六诗”比诸《墨子》所云“诵、歌、弦、舞” 四者，则“风”、“ 赋”犹“诵”；“比”、“兴” 犹“歌”；“雅”犹“弦”；“颂”犹“舞”。可见“六诗”之排序，亦符合毛亨所易之序，循“诗——乐——舞”而渐复杂。五、余论 音乐文学之口头表述形式，除以上所论之外，常见者尚有“吟”、“咏”、“读”等，今亦简要说之。 1、吟 《说文解字》曰：“吟，呻也。”又“呻，吟也。”段玉裁注：“按呻者，吟之舒；吟者，呻之急。浑言则不别也。”“呻吟”连用则有“诵读”之义，《庄子•列御冠》：“郑人缓也， 呻吟裘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故“呻吟”可有“诵读”“缓急”之情态。 “吟”常与“咏”连用，然义有不同。《诗•周南•关睢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 孔颖达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长言”，乃发音舒缓，曼声长吟。故咏者，歌唱也，音乐性强；吟者，嗟叹也，语言性强。然“吟”既云“动声”， 则其音乐性又较“诵”为强，“吟”实介于“诵”与“歌”之间。又“吟”与“唱”之别， 在于唱多有谱及伴奏，吟则较为随意，不必依谱，亦不必有伴奏。先秦用“吟”诗方式者不多，然亦非无有，如《楚辞•渔父》“行吟泽畔”者是也。两 汉魏晋时，吟乃演为诗体，以哀伤为基调，低沉哀怨。《白头吟》、《梁父吟》、《逸民吟》、《渔父吟》等莫不如此，故汉代刘熙《释名》曰:“吟，严也。其声本出于忧愁，故其声严肃使 人听之凄叹也。”故吟之为声也，低沉，此有别于“高歌”。格律诗之后，吟更盛行。盖以律诗之韵律、节奏皆适于吟。太白“吟诗作赋北窗里”、老杜“新诗写罢自长吟”、义山“夜吟应觉月光寒”等可表明，吟已成文人生活之习常事。 2、咏 《康熙字典》所引甚详，摘录于此：曰：《说文》：“歌也。”《玉篇》：“长言也。”《增韵》： “咏歌讴吟也。”《书•益稷》：“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传：“以合咏歌之声也。”《尔雅 序》：“叙诗人之兴咏。”疏：“咏者，永言也。”《前汉•艺文志》：“咏其声谓之歌。” 又鸟鸣亦曰咏。《陆机•悲哉行》：“耳悲咏时禽。”注：“禽声应时而变也。” 又通作咏。【史记• 乐书》：“歌咏其声也。《礼•乐记》：“作歌咏，又《说文长笺》：“省作永。”《书•舜典》：“诗 言志，歌永言。” 由此可知，“咏”同于“歌”，亦有音阶旋律之歌唱也。故沈括《梦溪笔谈•协律》云“古 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故后代诗人制作，往往谓之吟咏。如太白“余 亦能高咏”，老杜之“独立苍茫自咏诗”，乐天之“发于歌咏形于诗”、“吟咏传千古”等。 3、读 “读”，《说文》曰“籀书也”，段注曰“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又曰：“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96可见“诵”、“读”有别，先秦典籍中亦分用之，如：《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孟子•万章下》：“又尚论古之人。颂（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礼记• 文王世子》：“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左传》：“公读其书。”从中可见，韵文 多以“诵”，散文多以“读”。盖“诵”有音乐性，较“读”为悦耳，故用于韵文。然二者 各有妙用，“读”易得文义，“诵”得其声情，故汉以后二者常并用。如《史记•留侯世家》 载：“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可诵读之。”上引贾疏“讽”为“不 开读”，则可知“讽”之音乐性不如“读”。注意，古代所谓“读”，亦是声情，不似今日朗读之枯燥也。 结语 以上所论诗歌之表述形式，若按“语言—音乐—舞蹈”之序粗略排列，大概如此：语—言—讽（风）—读\念—诵—赋—吟\哦—谣—歌\咏\唱—比—兴—弦（雅）—舞（颂）。 此外，诗歌之声音形式尚有“讴”“哦”等，因不甚常见，不具论。 用诗之法虽多，而其基本类别，不出《墨子•公孟》篇所言“诵”、“歌”、“弦”、“舞” 四者。此四层次中，后世用“诵”、“歌”较多，盖“弦”、“舞”需有道具，不必常得；而“诵”、“歌”纯乎人口，便于操作。且后代之诗歌，与乐分合，或可“歌唱”，或可“吟诵”， 于是分为“歌诗”与“诵诗”两类。故传播方式之影响亦可谓深远也。而“吟诵”尤为最 重要之表述形式，不得不重之。俞平伯先生已有妙论，引以作结： “诗、乐合则歌、诵相兼，诗、乐离则歌、诵异趣。无乐之诗，古已有之，不歌而诵。非诗之乐，肇自近世，歌不必诵。夫喉舌宛转，诵为利便；音律繁会，歌实专门。诗不必歌，乐不必诵，理也。计其实事，虽有绝不可歌之诗，尚少绝不可诵之乐。何则？诵之为用大也。论其大齐，辄兼被诗、乐，而为论中国诗主要观点之一。”参考文献：《礼记•乐记》，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2 月《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2 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中华书局，1962 年6 月《论诗词曲杂著》，俞平伯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10 月《梁启超、章太炎解读中国文化经典》，辽海出版社，2003 年1 月叶嘉莹《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1992 年钱璱之《话说“吟诵”》，《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 年10 月陈炳铮《读诵吟唱》，《中国音乐》，1998 年第3 期刘丽文《<周礼> “六诗”之本义》，《北方论丛》，1998 年06 期朱渊清《六诗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 年3 月鄢化志《论中国诗歌发展中诗与音乐的合与分》，《宿州师专学报》，2001 年第2 期韩高年《颂诗本义研究述评》，《甘肃高师学报》，2002 年第6 期杜兴梅《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发展轨迹扫描》，《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02年12 月李欢喜《吟诵艺术初探》，《内蒙古艺术》，2004 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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