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兴于诗
孔子之时,诗在知识阶层一次次的引诗、歌诗、赋诗中,不断地重塑着自己的权威和经典地位.诗作为礼乐文化中的举足轻重者,乃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xv].也可以说,诗在当时已经成了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方式和生存方式,小至人与人之间的赋诗应对,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都离不开对《诗》的非现成化的随机运用. “赋诗言志”、“诗以合意”[xvi],“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xvii],表明了当时“六经注我”的用诗风气.这种风气使得用诗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和诗的本意有相当大的出入.这就要求,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xviii]就是对此而言；另一方面,学《诗》也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是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于是,这种学既表现在“对《诗经》数百篇的诗句极为熟悉,不仅可以自己信口拈出,而且能迅速了解对方所赋诗句的出处和含义”,又表现为“对‘断章取义’的称引艺术有高度的把握,能够根据各种复杂的情境用赋诗来应对变化和表达意愿”.[xix]
《论语》中共有两处孔子结合具体篇章与弟子讨论《诗经》的记载,我们且来看看这两场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始可与言《诗》已矣”表明学诗、言诗必须要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也就是说在学诗上要能够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而针对学诗上的学而不化、化而不通等现象,孔子就批评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xx] 除此之外,孔子所强调的言诗要“告诸往而知来者”,更表明了他对诗的诠释有着明显的德化指向,这在上面的两场对话中都可以得到说明[xxi],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对子贡、子夏这些学子大为赏识.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断章取义、“六经注我”吧.而也只有在孔子的这种解释原则下,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切入对“兴”的理解和领会.
关于“兴于诗”之“兴”,朱子的解释是“兴,起也”[xxii].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孔子所说“起予者商也”之“起”也可以说就是兴的意思,虽然此处朱子的解释只是“起,犹发也”.但是在解释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兴”时,孔安国只是注解为“引类譬喻”,而朱熹则解释为“感发志意”.因此,兴就是起、发或者是启发之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孔子所说的学诗不仅仅要我们能告往知来,更要能从诗中领会到德化意味.而诗之兴也能在如上的两个方面启发（起发）我们,它不仅止于让我们学会譬喻、产生联想,更重要的乃是诗“可以通过具体的譬喻和生动的联想,来感发和振奋我们的心志情意,使我们从感性的‘美’的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善’的意识.这正是立德修身的起始阶段”[xxiii].而孔安国的解释显然忽略了孔子的这个最终的德化或伦理指向. 诗的德化指向在孔子之时已是共识,比如“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xxiv].孔子更是看重诗教,《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其中的《诗》就是指孔子在《论语》中一再提起的“诗三百篇”.孔子明确地将诗教与成就君子结合起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xxv] 诗教在于使人侵润于诗中,并最终成为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君子.而诗之所以能有德化之功,乃是因为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xxvi].无邪,就是纯正,无过无不及,也正因为诗（思）无邪,才能起人、兴人.当然,这里面有个孔子删诗、整诗的前提[xxvii],不过孔子对诗的整删本身就是一个对《诗》的伦理化的解释过程.
2．立于礼
在《论语》中,与“立于礼”相同的表述还有“不学礼,无以立”[xxviii]、“不知礼,无以立也”[xxix].这些足以表明学礼、知礼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礼之立人,要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才是恰当的. 直观孔子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耳边回荡着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们的疑问随之而来：孔子的言传身教不正是想把人塑造成一个揖让进退的礼器吗?《论语·乡党篇》中所描绘的那个孔子难道不是一个机械的、呆板的形象吗?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篇的描绘是生动的,但那难道不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吗?“以礼杀人”、压抑人性、束缚自由,“礼”总是这样在最大的程度上被我们误解着,即使我们生来就在礼乐世界之中生存着,我们也可以最轻而易举地从所谓的“礼仪之邦”之传统中读出“吃人”二字.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工作并非是“礼”赞,而是想努力地朝向现象本身、亦即孔子所倡导的是怎样的礼.从其弟子“子绝四”的记述以及《论语》文本记载的很多事例来看,孔子并不是固执之人.比如在对待礼的问题上,孔子并不固守原来的礼而注意到了礼的损益原则[xxx].孔子之时,礼经历着损益,礼的危机使得“在春秋后期,‘礼’与‘仪’的分辨越来越重要”[xxxi].礼与仪也就是《礼记》中提到的“礼之本”（礼义）和“礼之文”（礼仪）.与礼仪相比,孔子更为看重礼的精神[xxxii]：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篇》） 从孔子“吾从众”与“吾从下”的对比可以看出,礼首先并不意味着麻冕或玉帛,所以孔子认为礼仪上的某些损益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损益应该有理有节,如果我们忽视礼的精神,或不能领会到本真的仁爱,那么我们所在乎的也将只是礼在形式上的变化,而礼则会由此堕入形式化.据此,孔子明确指出了若是“人而不仁”,礼乐也就无从谈起,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如果为孝不敬,那么这种仅仅意味着能养形式上的礼就是不合礼的.在这里,似乎有点仁为礼乐奠基的意思,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场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篇》） 尽管孔子在此的“克己复礼为仁”只是重复“古志”[xxxiii],但是从其下面的解释来看,孔子是相当认可这句话的.问题是如果说仁为礼乐奠基,那么何来“克己复礼为仁”?因为后者似乎又表明了礼乐为仁奠基的意思. 其实,孔子在此使用的乃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循环的方法.我们在前面的工作已经凸现出仁奠基于本真的生存现象,是对人与人之间本真生存关—系的本真领悟.礼不是别的,礼就是在这种本真领会基础上的一种伦理建构,并进一步体现为礼仪与礼义的结合,只是礼仪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和变化性.因此,本真的礼就“是人与人之间动态关系的具体的人性化形式”[xxxiv],而也只能在这种动态关系中,仁爱这种情感才能生发出来.《礼记》有言：“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xxxv] 又说“礼者,理也.”[xxxvi] 讲的就是这个“理”.所以,“克己复礼为仁”并不意味着礼乐为仁奠基,而是说只有返回到非礼勿为的本真生存现象中,我们才能很好地领会仁,并由此踏上行仁的道路.否者,一味沉沦于无礼的行为之中就难以上路,因此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xxxvii]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礼视为一个框架,而是充分地认识到本真生存之礼的“人情”味,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礼乐恰恰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等,“依‘礼’而行就是完全向他人开放；因为礼仪是公共的、共享的和透明的；不依‘礼’而行则是隐蔽的、暧昧的和邪恶的,或纯粹是专横的压迫”[xxxviii]. 礼毕竟有着一套礼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的活动难道不是一种束缚吗?芬格莱特曾举过一个相当恰当地比喻：一个确实尽力学习礼的人,最终都能够富于想象力地以适应环境的方式,娴熟地将各种形式融合或重新融合起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以一种精审而非盲从的方式,显得自然而优雅——富有创造性地.因此,娴熟于礼的个体都类似于音乐表演的大师,尽管总体上遵从预先定好的乐谱曲调,但是,他却以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积极主动的方式来诠释着这首乐曲.（《孔子：即凡而圣》,第108页） 比如我们演奏《春江花月夜》,当然是要依照它的乐谱来演奏,可是一个好的演奏家却能将之诠释的淋漓尽致,而听众也会沉醉其中,余音绕梁,以致“三月不知肉味”.乐谱只是对生手才构成限制,而对于高手来说,乐谱不仅不构成他的限制,反而恰恰是成就他的机缘和舞台. 学习礼仪也是同样的道理,最初或许只是蹩脚的人云亦云或亦步亦趋,甚至只是一种“限制”,而一旦我们领会到那本真的仁爱并娴熟于礼乐的世界之中时,我们才能真正的“立”起来,而我们的生活也才由此充分展现出它的丰富性来,“当种种礼仪行为被视为构成一天日常事物的诸多圆满的事件时,这些礼仪行为就是多种多样和多姿多彩的”[xxxix].
3．成于乐
孔子有很好的音乐素养,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xl] 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xli]；更为重要的是,孔子的正乐、乐教还体现着他自己独特的乐感、乐论. 在《论语》中,《韶》与“郑声”是孔子树立的两个“典型”,而对二者所持态度之强烈反差凸现着孔子乐的取向.“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人若不仁,乐则不乐.因此,孔子强调乐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由此,孔子对于尽善尽美的《韶》很是看重[xlii],并能沉醉其中以致“三月不知肉味”[xliii].孔子还认为乐应该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平和,而其“乐正”就是正淫乐以归于“雅乐”,正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xliv] 为什么孔子不止一次地指斥“郑声”?[xlv] 就是因为“郑声淫”而“乱雅乐”,[xlvi] 所以孔子才深以为“恶”,并主张“放郑声”. 在学乐方面,孔子可谓言传身教：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 从“习其曲”、“习其数”,到“得其志”、“得其为人”,孔子生动地诠释着一个好学的学子形象.这个例子还表明,只有“得其为人”,才算是真正的学有所“成”.这是“成于乐”的第一层意思.而且这里的“成于乐”之乐（音“岳”）还不是一种完结,毋宁说此时的“成”恰恰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开始,因为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乐（音“洛”）起来,或者说是以之为乐. 所以,我们还要充分注意到乐（音“岳”）与乐（音“洛”）在古代乃是相通的,正如《礼记·乐记》所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前为乐（音“岳”）,后为乐（音“洛”）,皆是人情之展现.不过,孔子强调“乐”（音“洛”）要懂得节制,所谓“乐也者,节也”[xlvii].否则,“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xlviii].骄乐（音“洛”）指“侈肆而不知节”,宴乐（音“洛”）指“淫溺而狎小人”,[xlix]皆不符合孔子“乐而不淫”、“乐节礼乐”的原则. 能否“节乐”（音“洛”）关键还是一个能仁与否的问题,比如孔子就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就像只有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一样[l],也惟有仁者能好乐（音“岳”）、能好乐（音“洛”）.这就表明乐乃是奠基于仁之上的,“孔颜乐处”也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成于乐,既意味着成于乐（音“岳”）,又意味着成于乐（“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