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秦国历史究竟该如何评价？
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往往以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而告终，但就在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的过程中，它却被文明民族的文明所征服。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话语。
以秦国的文化身份而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一直被中原和东方各诸侯国所小视。秦穆公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其实有些担待不起。因为当时秦国所霸，只是西戎地带，也就是它周边的少数部族。这些当时的小部族，文化落后，组织力量也不强。秦穆公只是霸西戎，不是霸中国，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境内造成大的影响，并未真正进入当时“主流中国”的主要视域之中去。秦孝公不想被“中国”看成是蛮夷，要跻身于文明的诸国之林，任用商鞅，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秦王嬴政的手上，攻灭了“山东各国”，猎得了“中国”全境。但它在文化上，当时依然较被攻灭的诸国落后很多。它能“吞二周而亡诸侯”，跟它的野蛮和嗜杀有很大的关系。
史载长平之战后秦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图为长平古战场尸骨坑局部。
没有文化积累的政权和国家，虽然在文明程度上不及其它拥有文明历史的国家，但野性相对更足。在城防不够坚固的冷兵器时代里，这种野性就是战斗力，就像成吉思汗的蒙古一样。契丹辽国能够欺辱大宋，金国却能灭了它；金能灭辽，背后的蒙古也能比较轻易地把它灭掉。一个比一个野蛮，一个比一个凶悍。这种情况在冷兵器时代，几乎就是一个法则。不是谁失败了谁就孱弱，更不是谁战胜了，谁就先进。胜败跟好坏、善恶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谁都希望善者胜利，文明程度高的胜利，这是我们的好心。可历史的前行，尤其是在私有制的时代里，推动历史演进的常常是邪恶的力量——人类自私的贪欲，而不是正义的力量。这是黑格尔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予充分肯定的经典理论。
后起的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政权，既然没有足以自豪的文明积累，它就可以不在文化取胜上面耗费心思，负担相对轻一些。精神上既不能取胜，它会用更加简捷的方式去争取出头露脸——追求在物质上的强大。而追求物质上的强大，多半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这种考虑一旦可以给自己带来实际的益处，比如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社会地位的提高，在战争中的胜率高等。以美国为例，为什么美国能够在二百多年间成为强大的国家，跟它没有必要的文化积累肯定有关系。美国的文化，起初都是外来的。它没有文化上的自豪，所以必须创造“新文化”。它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文明国家的承认，只能首先通过物质方面的发展。这种内在要求，促使他们走上“效益主义”的道路，不顾及（也没什么可以顾及的）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单纯追求经济实力的增长，追求技术上的领先，追求在战争中的优势地位等等。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功利主义的盛极流行。所以，美国是现代功利主义的重要策源地。中国也有功利主义，当下正在愈演愈烈，但是中国的功利主义，跟美国的功利主义不一样。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所以中国的功利主义总是羞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而美国的功利主义，则是赤裸裸的，毫无掩饰和顾忌的，所以才会在短近的期间内获得实力上的发展，就像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一样。
美国国土的扩张（资料图）
但是，功利主义的特点是只在眼前，不在未来；只在自家，不在大家；只在实惠，不在价值。由于这样的特点，功利主义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如今的美国人已经走出了纯粹功利主义的视野，开始有更加长远的文化建设的考量。而我们的社会，似乎却返身努力地步起了美国当年的后尘。从前穷怕了，现在感受技术的恩惠又太便利了。于是大家就只图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忘记了人文的重要意义。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如不唤醒民族文化的自觉，就将彻底将自己的文化基因舍弃掉了。秦国当年的情况，就跟美国现在的情形相差不多，所以它才能很快就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商鞅变法，完全是“效益主义”的，或者叫功利主义的。因为秦国据此强大起来，他们尝到了甜头，所以，直到李斯和秦始皇，还在继续坚定地推行这种功利主义。他们只知道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优异，却不懂得文化在人生和社会中重要意义。历史和社会人生，不是为了政治、经济和技术而存在的；但政治、经济和技术，却必须为历史的进程和社会人生的需要服务。这个基本道理，秦始皇和李斯们不懂，也不想懂。他们只要懂得“我强大，谁见了我都得怕”就行了。而站在民众的角度，确实觉得他们很可怕，不仅是因为他们强大，还因为他们没文化。没文化还强大，那才真可怕。因为他没有顾忌，只要有利，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秦国君臣对于文化的疯狂打压，一方面出于文化是经济和利益发展的“滞动力”。文化总是试图要扶正方向，它要搀扶社会和人生，不要因为单纯追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滑向深渊，就像长者扶着孩子走路一样。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总想撒腿就跑，这样容易摔倒，容易摔坏，甚至摔死。长者们总要上去搀扶，嘴里还不断地叮嘱说：“慢点，别摔了。”文化就是这个社会的长者，面对技术和经济发展，不断发出各种劝诫和警告。没有这种劝诫和警告，经济和技术就会遵照物理学定律一样，把社会当成“物体”，只管向前推，社会就会因此而毫无阻挡的沿着下坡路加速度下滑，直至滚翻、摔碎为止。这就正是文化和文明，作为发展的“滞动力”的意义和价值的表现。
这种看似“滞动”之力，实际上却是正面的强大扶持之力，就像父母们仁慈和关爱的双手那样坚实而有力。这还只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之一，至于为发展提供后劲，为稳定提供资源，为和谐提供精神源泉之类，更不是本文所能道尽。
我不是说不要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说必须把技术的发展，置于人文的引领和监督之下，否则它将泛滥成灾。没看见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吗？说来说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发展技术的时候，舍弃了人文的引领和监督。因为意识不到人文引领的重要性，等到问题严重时，又想着用技术去解决。如果跳不出从技术到技术的怪圈，环境还将继续恶化下去。同时，社会还必须给经济的发展，注入充足的人文要素，这样它才会有长久的动力，同时也能相当程度地防治一切向钱看，而不是一切向前看，有效地防治人被金钱所奴化，成为马克思批判的那种“异化”的——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的奴隶。
贾谊和历史上的很多学者们，都认为秦国的灭亡在于不懂“攻守之势异也”，没有施行仁义，只是一味实施暴力。尽管这是一个理由，但却是站在为统治者牢牢把住政权的角度立言，没有站在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历史的长河中去申说。当然，历史局限了他们，这不是他们的毛病。但我们今天看待历史，不能局限于只为统治者立言的立场，要是还像从前那样的话，我们的历史研究，就是自说自话，自己人在自己家里唠家常，跟世界既没有关系，也引不起世界的注意。现在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我们所处的国家，已经不是古代的小村落式的小邦国，我们需要跳出习惯性的窠臼，努力争取站在世界或者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来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要不然，我们的历史，就永远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德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根本不用来关注，因为是你自家的事情，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我们也将永远引不起别人的关注，更不要说尊重了。所以，今天的历史研究，一方面要照顾历史本来的处境，一方面也一定要有世界视野和世界襟怀。“开眼看世界”，乃一百六七十年前晚清湖湘精英魏源所提倡。可是直到今天，我们的民众的整体见识和心态，似乎离魏源的提倡还有不止一百六七十年的距离。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但是更多的民众，除了到国外旅游观光，看到的都是外国的不足，好拿回来证明自己的不错。“开眼”的便利，变成了“闭眼”的理据，辜负了小平、耀邦等同志倡导并实施改革开放的良苦用心。
魏源《海国图志》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历史只有在当代的照耀下，才能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辉，也只有参与当代的历史进程，为当代的历史进程提供借鉴的过去的历史，才具有当代的意义。不能总像母鸡一样，只在自家的鸡窝里，跟自己的鸡雏们“痛说革命家史”。必须展开视野，放开胸襟，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的中国历史研究，才能引起世界的注意，这种研究也才有世界历史的意义，我们才能因此受到世界意义上的注视和尊重。惋惜秦国的寿命不长，是没意义的。努力不断地分析秦国的历史教训（而不是单纯考虑它作为政权垮塌的原因），才更有价值。
王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卷一中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秦王朝正是因为只知道给自己带来好处，才去摧残文化，才去钳制人的思想和言行。他们的心里只知道有秦朝，不知道有天下；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生民；只知道有功利，不知道有价值；只知道有当下，不知道有古今。秦国君臣，在历史上的地位，都应该在这样的框架里确定。船山先生还就为秦国“早夭”的事实感到惋惜的人们指出：“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单纯为秦国失掉政权惋惜，那是出于替一家一姓考虑，并不出于为天下考虑的公心。“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不懂得有一人一姓之天下，有天下人之天下，就永远也逃不出“武打天下文守成”的习惯性思维误区。因为你没站在天下人的立场上，还站在人家的屋子里。在澡堂子里洗澡和在大海中冲浪，感觉到的效果怎么能一样！
船山先生王夫之
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的卷29中指出：“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也。”就商鞅而论，提倡“燔诗书而明法令”，还制定连坐之法，奖励告奸，挑动民众之间的争斗，诱导人与人之间互相防范、互相猜疑，毁坏人间和谐氛围，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为秦国的富强发展考虑，也确实使得秦国富强起来，但这正是船山先生所说的那种——为国家考虑，却给天下后世留下无穷祸患的罪人。其所败坏的，不止是自己所处的时代风气，还由此延续成为历史的习惯，实在是罪孽深重。而李斯踵接商鞅，上书要求“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尽管也是出于为秦国作为国家政权的稳定性考虑，但却无视历史文化的尊严，想要把中国拉回到只有专制政权，没有文化、文明的黑暗隧道中去。两人一样，都是一国的功臣而天下之罪人，一时之功臣而千古之罪人！其实秦国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没有必要一定要毁灭历史文化。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只要不断在两端之间，顺应时势而调整，就能获得相对的稳定。为什么一定要毁灭历史文化，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和人之间不再有基本的信任？这不是丧心病狂又是什么？
当然，由于他们出于敌视历史文化，把天下人都当成自己敌人的考虑，《诗》、《书》也都焚毁了，所以也就无法理解像圣人孔子这样伟大的话语的善良用心和有效性及其意义。
当然，在战国晚期以后那样的时代情势之下，走向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不统一，齐也会统一，齐不统一，还有楚。可以完全没有必要，非得以毁灭历史文化为代价，去换取自己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秦以私心得天下，秦又以私心害天下。至于失天下，那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就像人要死一样，没有哪个王朝不会灭亡，只是早晚的问题，一点都不奇怪，一点也不意外。秦国虽然以野蛮“民族”的身份，战胜了中原各国的文明民族，但它不愿意甚至坚决拒绝接受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的洗礼，那就只能很快夭折，尽早消逝。
秦始皇的罪孽，自然要较商鞅和李斯，尤其是李斯减一等。李斯本可以稍微有点良心，劝说秦始皇除了为自己考虑，也给天下做点善事。可是他诱导君王作恶，实在是可恶至极，失掉了作宰相的本分和品格。临刑的时候，还想“牵黄犬逐狡兔”，黄犬会让他再去牵吗？狗都会厌弃他！
秦王统一全境以后，实行郡县制，这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尽管这种郡县制不是首先由秦国创立的，但是推广到全国，却是秦始皇不世的功绩！由此，中国才有真正确定的管辖范围，才有真正清晰的版图可画。不仅如此，这项制度被后世彻底继承下来，中国才真正把“家”和“国”在形式上划分开来，要不然别说“国家”和“天下”分不清，文化民族和政治国家分不清，就连“家”和“国”，也还会继续粘连在一起，很难纠缠得清。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才使得中国人形式上从“家”中走出来，考虑问题的范围变大了，视角转移了，胸襟和视野也更加宽大了。
但是秦始皇进入了一个稍大的范围，却又陷入了新的误区，以为这个自己设定的大一点的范围，就是“至大无外”的了，他的心胸没有扩展到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中去。于是，生民、历史文化、还有……都没法进入他的考量视野。李斯更是如此，从他临被行刑的话语中，完全可以感觉出来，他的心中只有秦国，没有天下，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利害，没有善恶。以为为国家谋，总是没错的。但却不知道只为国家谋，不为苍生谋，不为天下谋，不为历史文明的传承谋，本身就是有重大问题的。
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秦帝国治下“黔首”苦难的写照
而秦国的所谓法治，并不是用来保障全体“黔首”（秦国对百姓的称谓）的生存利益的，更不是为了限制当政者的权力的。在秦国的法治里，没有任何人的权力和尊严的影子，只有违背了要受什么惩罚的规定。纯粹就是单方面的独裁者的霸王条款。简单说，在秦国的法治里，只有治的实质，没有法的精神。就是用法的名义整人，用法的名义害人，其所体现的，不仅不是今天法制的内容，而只是人治的法的形式和美妙的外衣，驱民力以成己私，不听从就将受罚；逃避和抗拒，更将作为不遵守国家法令的罪行，为此承担不堪想象的后果。船山先生的“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的伟大教诲，正是我们行进在历史隧洞中的一盏明灯，没有这盏明灯的照耀，我们就很难看清历史上的是非、美丑、善恶，甚至连真正的得失都看不清。只此一点，船山精神就可以千秋万代，永垂不朽了。
有关秦国和秦朝，我只能讲到这里，下一次我将顺着《资治通鉴》的时间顺序，了解汉代的一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