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近邻日本，我们能发现：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是日本民族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这个危机忧患意识就是日本民族思想文化精神的唯一自生元基因。在这个内生元基因的基础上，日本民族历史上成功地经历过两次关乎民族存亡发展的思想改革而发展完善了日本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核心价值体系。日本的思想改革，主要表现在向外民族学习引进吸收的进步过程。
日本的第一次向外民族学习进步过程，是向中华民族的学习。这个过程长达近2000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以徐福东渡与鉴真东渡为典型事件的1000多年，日本民族逐步吸收中华文明，并将其转化为日本民族的基础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自强不息”中的勇敢拼抢精神的选择性结合，成为了日本“武士道”的核心精神；“厚德载物”的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被吸收改造成为日本的“大和精神”。
日本遣唐使（资料图）
这个第一阶段向中华民族的学习，让日本民族紧跟了当时世界最先进强盛的中国，让日本民族在自己“忧患意识”的元基因上，第一次完成了构筑自己完整的民族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以“武士道精神”为硬的、自强不息的一面，以“大和精神”为柔的、厚德载物的一面“合二为一”形成。日本在这一学习阶段，没有丢失与“自强不息”精神相关的“武士道精神”而发展成单边的“大和精神”，也没有象中国同时期出现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偏科。
第二阶段的向中国学习，是发生在“宋明理学”时期之后300年间。
这个阶段，中国宋朝的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对孔孟儒学有所发展，但它对中国社会更主要的影响，是通过把孔孟儒学作为国家取士科考的方法，进一步大大强化了孔孟儒学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精神的实际控制。
在这个阶段，中国明朝王阳明的良知心学，提出了“良知”与“知行合一”的观点理论，正好弥补了孔孟儒学在“自强不息”与“行”两方面的偏科甚至缺科。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在理论上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精神核心价值，重新回归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健全完整、知行合一健全完整的轨道，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对中华民族与华夏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王阳明
但很可惜，因为当时孔孟儒学已经统治中国思想文化2000年、已经太过于强大，王阳明良知心学的亮光被孔孟儒学的阴影完全遮盖。在中国，王阳明的良知心学只被当成了孔孟儒学的一个小分支或小补充，甚至是孔孟儒学的叛逆，因而没有普遍而深入地植根于中国思想文化精神核心价值体系，更没被中华民族躬行于社会实践。所以，这个王阳明良知心学，并没有对中华社会现实产生根本性普遍性与划时代的影响与变化，中华社会，仍然沿着孔孟儒学的方向继续偏科地发展着。
中华民族与华夏文化诞生了王阳明，但又丢失了王阳明。
但在日本则完全不同。在日本社会，孔孟儒学与王阳明良知心学都是外来思想，无师无徒，谁管用，谁直达“良知”、谁更符合真实世界的客观规律与价值，就吸取谁。所以在这一阶段，日本民族又向中华民族学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这个狠招。
日本民族向中华民族的学习中，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上没有偏科，在“知行合一”上也没有偏科，并在“与时俱进”上也没有耽搁。而中华民族这个老师，孔孟儒学的发展至今，在“自强不息”与“行”这两个方面，都是偏科的，在“与时俱进”上是落后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日本民族学习中华文化，比中华民族掌握中华传统文化优秀核心价值的精髓更好，原因在此三个方面。
日本民族向中华民族的这两个阶段的学习，加上日本民族元生的忧患意识基因，构建成了日本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体系，它就是日本传统武士道+日本传统大和精神。日本的这个传统思想精神核心价值体系，已经初具科学性与完备性，且在当时已经具备较好的先进性与务实性，从而使日本产生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武士道精神，最鲜明突出的特质，就是“过度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偏执到极端、偏执到拼命的霸道意识”的结合。危机隐患意识，是一个个人或一个民族内生自强发奋、甚至发狠的精神源动力。但这个基因过度强烈、膨胀，就会导向凶残。
日本思想文化改革的启示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日本民族的危机忧患意识过度膨胀而孕育出来的凶残怪胎。因为日本民族有这个基因，又有这个土壤，而且，日本民族的这个元基因特别特别强烈，强烈到高于一切、压倒一切，一旦气候条件适合，军国主义这个凶残怪胎就可能重新投胎。
所以，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与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民族自己，都必须有所防范。如果日本民族也热爱和平，日本民族就应该对自己的这个元基因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与定位，应该对它有所控制，应该放弃对外、对它民族的侵略、攻占、掠夺的元欲动力，与时俱进，坚持和平，坚持以勤劳坚毅融入新时代的和平世界。
日本民族的第二次向外民族的学习进步过程，是近代的这200多年向欧美学习吸收的过程。
在向王阳明学习的末期，日本社会已经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萌芽。约200年前，日本与中国同时被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国门。这次事件，导致了日本全社会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让日本很快就找到了有效学习吸收欧美普世价值精神的方法，很快就把“强权霸道科学务实”精神有效融合于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将“自由民主公平博爱”有选择地融入日本民族的“大和”精神之中，使日本的“武士道”与“大和精神”与时俱进、优化与强固，提升为近现代版。这样就最终形成了日本民族近代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
“黑船事件”敲开了日本的国门
日本民族的第二次思想改革，让日本民族又一次与时俱进，并快速跟上了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新一轮发展，帮助日本这样一个贫乏的小岛国，幸免于近代的重重灾难，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并保持100余年精进不衰。日本以这个向外学习、并有效结合本民族基因而得到的较完备先进适合本民族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应对当今的世界与人类格局，很合适恰当、很讨巧、很成功，对日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处境也相当合适。西方与日本的这些思想改革，都是很好地解决了他们民族当时的社会思想核心价值体系问题，从而帮助他们国家社会实体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
日本与欧美的思想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在于都把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作为基础性的关注重点，为此强化自强不息精神，在处理民族与国家利益时，把勇敢拼抢的“霸道”精神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第一位。从本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层面考虑，他们的这种选择在过去的200年中是成功的，在未来的若干年还会成功。但可能永远成功吗？
在即将到来的几百年中，欧美社会将会出现变化与分化。欧洲的早期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等，已经领先步入“自强不息”精神的退化：尤其是勤劳的严重退化，其次是勇敢与坚毅的退化，因此而导致将发达强国的位置让给了依然保持在“自强不息”精神中的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这种演变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美国与日本发展到发达顶点后，也已经出现“自强不息”精神的退化端倪。在这最近的20-30年中，日本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否还仍然坚持在近代的那个较优秀的体系上呢？是继续与时俱进还是退化了呢？
欧美与日本”自强不息“精神的退化，如果表现在“强权霸道”的拼抢方面的退化，是符合人类向和平发展的趋势的，是向善向好的进步。如果是表现在“勤劳创造”方面的退化，则是堕落性的。“勤劳创造”的退化会是导致欧美与日本强国地位的丢失主要原因，但欧美与日本可能会用更加凶狠的“强权霸道”向全球其他民族与国家抢夺勤劳创造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