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对于全球化，古圣曾有启示：老子倡“小国寡民”，似恐天下一体，一毁俱毁；《圣经》毁巴比塔，怕人类联通，无事不能，无恶能止。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许多部落与帝国、文明与宗教——也包括基督教在内——都向此目标，肇祸行事；结果不是半途而废，便是昙花一现。唯有儒家的“迂回柔克、王道文攻”，稳扎稳打，大获成功。儒家融中国于世界，致太平于人类；从而“华夏天下”不断扩大，她久为政治、文化和科技之中心。——今之全球化由此开始！于是诸神、上帝与魔性化的浮士德（自誉为“上帝的选民”），以及其他所有的借尸还魂者们，都搭乘这趟“顺风船”来到世界舞台上，群魔乱舞，空前盛大地重演历史悲剧——结局是世界末日（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今人皆被魔化，所以茫然于此）！ 莱布尼茨说：“……中国的知识……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它不仅对于我们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人自己也极其重要。因为这是一种知识学问的交流，它可以一举向我们提供他们数千年的成果，并且可以说是能够成倍地发展我们双方的真正的财富。”（《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203页）与其说是“西方冲击中国”、“西学东渐”和“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如此“冲击”是双向的：先前中国对西方之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进而，不如说是：华夏首先“充电”于泰西，后者遂能重创“施主”；最终不如说是：儒家“启蒙”欧美，后者以怨报德，因而东方不得不“学西方之恶”（罗素语）。但无论如何，中西之文化汇合改变了一切：若非科技接力，则无科学革命；如果没有这种合力，就没有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如此“接力合力”也使生物圈变得不堪一击、令地球村岌岌可危。 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虽为“欧洲奇迹”，怎离“中国渊源”？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明会聚，影响至深至远：生命史和人类学中的颠覆性与和谐性之两极相反相成，“大创造、大破坏”的基因与行之有效的“天下观、现世观”相辅相成；从而置全人类于爆炸性的“魔力”之下，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一方面是危险——诸神和上帝欲毁灭世界，今则“一步到位”！一方面是机会——儒家和诸子欲现实大同，将能“一蹴而就”？
第一节○世界历史的文明易位 “边缘支流”在其汇入文明江河之后，一变而为“海洋文明、西方中心”，再变而为“世界大战、全球战国”，三变而为“恐怖平衡、生态末日”。我们正生活在“颠倒梦魂的时代”，也是东方文化的反面！那么，文明还能“正本清源”吗？——老子曰：谁能够把这个混浊动荡的世界变得清静下来？ （一）溯本求源看本元 近现代的西方为何物？它像似上古西洋之复兴，实乃传统中国之派生。其根据有两：一是“文明支流”汇入“文明主流”才发生“文明边缘”和“文明中心”的易位的；一是作为非宗教的“俗世文明”，近代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大抵是源于中国。进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西方文明是中国文化的平天下的“节外生枝”或“变异之果”，后者已经畸形壮大而使文明母亲与自然母亲及其所影响的世界，面目全非，以致全人类与生物圈面临“终劫”；尽管今之天下，已在科技和经济的方面实现了“大同”（车同轨），而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尚有“一步之遥”（汤因比说，除非中国文化及时复兴，人类没有出路）。中古后期，中国从“死神”手中救活了西方人，也救活了“死神”本身；结果，两者“合魔”而害人。西方之神即基督教，其魔鬼即“浮士德”，亦即霍布斯所云“利维坦”——吞噬异文明与生物圈的怪兽。老子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西方撷取中国文化及科技，但舍弃她的“和谐之道”，所以是“鬼神伤人”。近代西方和中华文明的关系，虽是“母子关系”，更像“农夫和蛇”！在《圣经》中，“蛇”要人变“聪明”，从而引发了人的“原罪爆炸”，去摧毁“天人合一”的真文明！ （二）文明海洋怎滥觞 近现代西方经纬几大洲，摇荡数百年；挟其骤起之强势，妄自尊大——正名定分，居世界之正统；演义古今，操未来之演变；而将异文化置于无地自容，使他民族难以安身立命。然而，这种以偷天换日所得之伪论，竟能成为东西方的文化主潮和学术常理——“众流合派银河倾”！天下悖道，世荡劫浩，众煦漂山，人心狂躁。 法国学者、文学家米里耶尔·德特里（Muriel Detrie）批评道： 欧洲人在强迫全世界接受唯一的文明模式时，既剥夺了遥远国家的魅力，又剥夺了诗人们的美梦。（《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445页）在工业化进步和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坚信自己是文明的唯一的掌握者，无法容忍另一个民族具有对于人类的同样抱负。西蒙·利斯还曾指出：“如果有另一个这样的民族存在，那么我们就失去世界性了。”（《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450页） 另一位法国学者、汉学家谢和耐（Jacgues Gernet）也说： ……西方自古迄今的演变则被视作任何世界通史的主干。……但上述看法无视各种文明的紧密联系，忽略中国过去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及其与中亚（伊朗、印度、伊斯兰地区）、东南亚的关系；穿越欧亚大陆的商品、技术、宗教的往来从未中止过，没有这些，欧洲诸国就不能进入现代时期。（《中国社会史》第46页） 若非中国文化及科技的西传，西方则仍将萎靡于世界的“黑暗的角落”，直到内耗殆尽；也就谈不上后来它用科学“爆炸世界”，而置人类于“恐怖平衡”了！真是变幻莫测，凶吉难预！ 上溯其“源头活水”，纵观它“因缘聚散”。就文化而言，今之西方虽说宗本于“两希”（古希腊、希伯来），更是渊源于“大河文明”和古地中海文明（二者也是主从关系）。西方的上古史与近现代都是线形的“死亡文明”，两者并无生命联系，只是形式重复。就人种而言，现代欧美人系古罗马时期的“北方蛮族”，它与中国北方荒漠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乃同条共贯。斯宾格勒说：汉武帝击退匈奴，使之西遁，从而“驱使着一群日耳曼部落，出现在罗马世界的防线之前”（west decline II p35）。自古罗马算起，高卢、日耳曼、斯拉夫，到匈奴为止，依次都称后者为“野蛮人”。但这“终极的野蛮人”于公元4－5世纪，一部分致乱华夏而被消灭或同化；一部分则将其他所有的野蛮人和文明人统统赶入“罗马竞技场”，让其厮杀。天殛罗马，神救蛮族。后者虽然时隔千年而变成了“文明人”，但斯宾格勒却认为他们与古代的野蛮人，乃一脉相承、一丘之貉，以洗劫“高级文明”（传统文明）为能事。（west decline II p36） 这就是说，“西方文明”原是一条汩荡于世界历史之边缘的支流，而今的欧美诸民族那时更是“边缘之边缘”。并且三者（两希＋蛮族）相汇而不容、泛滥却被堵，成了被困的洪水猛兽。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旧欧洲是“海盗式的文明区域”，其人永不和静于本土，但苦于没有出路。（china impression II 164）诚如亚当·斯密所说：“那时，人们由于不知道指南针，……害怕看不到海岸；又由于造船技术不完善，人们不敢置身于大海的惊涛骇浪之中。……驶出直布罗陀海峡，……被视为一种最了不起、最危险的航行伟业。”（Adams Smith. P 17－18） （三）汇入主流泛陆洲 在回答西方是怎样变成“文明的海洋”的之前，先看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若斯怎么说： ……可以断定，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全球的统治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天生优越，它仅仅表明“在那段历史时期”内西欧人获得了天时地利而已。而在历史的其他时期，情况则完全不同。……北欧人……处于边缘地区，……与世隔绝而不发达。于是，我们便能感觉到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写给他在雅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的含义：“你最好不要从英国买奴隶，因为他们非常愚蠢。”……11世纪时……有位穆斯林这样写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种族性情冷淡且永远也不成熟；他们虽然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但在智力和才能上完全缺乏敏锐力和洞察力。”（general history I p340－341页）
正是中国这个“四大古国”（大河文明）的仅存者，改变了欧洲，以致造成了“文明边缘”与“文明中心”的易位！斯塔夫里阿若斯进一步指出： 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儒家学术。于是中国人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欧洲人）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general history I p297页） 英国学者贝尔纳（J. Bernal, 1901—1971）在其所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写道：“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第八章国际科学概况http://www.tianyabook.com/zhexue/science/010.htm）今人多轻视古中国之科技，试问：万里长城、阿房三百里楼台，九河导海、九省运河，皆属世界工程之最，今尚无有其匹！“……鉴于中国非凡的机械发明，……欧洲人独立发明的东西少而又少。在18世纪前，他们真正的发明只有阿基米德螺旋线、曲轴或凸轮轴以及酒精蒸馏法。尽管……欧洲人展现出吸收中国诸多技术发明的非凡能力，但这种吸收倾向与“创造性”的机械时代前景并非一回事。如果说有人展示了这样一种前景，那一定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第3章 中国先驱者（8）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5242-112086386.html）谢和耐又说： ……华夏文明首先也是一种技术文明。……很早就发明了精湛的织造技术：丝织始于公元前1000多年，棉织始于13世纪末。而在炮火工艺方明……表现出卓越的技能。……中国陶瓷史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之一……。还有冶金工艺：公元前1000多年商代的青铜是过去出产的最美的铜器。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铸铁便成为中国的大工业。两个世纪以后，中国的铸铁匠已经能够经常出产钢材。……中国的工匠和工程人员应召到伊朗甚至应召到俄国。……中国……带来世界范围的贸易潮流：丝织品（自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陶瓷、棉布、茶叶……铜镜、漆器、五金、家具、书籍、绘画。正因为东亚存在着非常活跃的贸易潮流，欧洲才于16世纪初以后千方百计地要打进去：（倘若）一个纯农村经济的中国，对欧洲各国毫无吸引力可言。（《中国社会史》第30页）综观11－13世纪的中国，便感到经济与学识的惊人发展。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惊讶并不是无故而发。东亚与基督教的西方之间的差距异常明显，只需就每个领域（贸易额、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将华夏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略加比较便可确信欧洲大大“落伍”了，毫无疑问，11－13世纪的两大文明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国社会史》第306页） 这个原先的世界文明的边缘支流，就在快要干涸的时候，幸运地被华夏的“万古江河”所灌注，得以充实、进而它畸形膨胀而席卷尘世，才变为今之“海洋文明”的！并且是恶浪滔天、大有洪波陆沉之势！——“力引巨海吞百川，神造大观傲九天”。 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断言，1492年对于西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若非借助于中国技术而“发现新大陆”，就不可能出现“欧洲奇迹”。（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pp. 18-28.）英国哲学家培根指出：“……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格言129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说，欧洲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幸亏有了“四大发明”给他们带来了“新世界”： 对于古老的欧罗巴这个历史的杂物库感到厌倦的一切人们，亚美利亚正是他们憧憬的国土。（history philosophy p80）。……自从印刷术有了新发现……和火药相同，都是……供给当时的需要，使人类互相发生一种理想的联系。……航海术又因为指南针的新发现，得以大大有所作为，不再像从前那样仅沿着海岸行舟；所有各种技术的工具，当人们需要它们的时候，就一一地出现了。……好像在长时期暴风雨之后，第一次又预示一个美丽的日子的来临。……它经过了中古时代的森阴可怕、漫漫悠长的黑夜，终于破晓了！一个因富于科学、艺术和发明欲而著名的日子，……由教会解放出来的人类精神，显示出永恒的、真正的内容。（history philosophy p385） （四）蛰居长夜重见日 相对封闭的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世界文明。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说： 在沙漠边上的草原之路，给在今天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一地区摆脱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尽管总是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或控制），使商路上的这些绿洲具有都市的、商业的特征，通过这些链条式排列的绿洲，这一地区形成了西方几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与远东的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线。在干涸的塔里木河南北的两条凹形河岸上形成了两条道路：北道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喀什、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南道经过敦煌、和田、莎车、帕米尔山谷和巴克特里亚。这条纤细的双线，交替着穿过沙漠，越过山峦；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蚂蚁爬出的婉蜒而漫长的路线，然而，它已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世界，足以维持中国的“蚁穴”与印欧的“蚁穴”之间的低限度的联系。这就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沿着它，进行着贸易交往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经过这条路，托勒密曾提到过的希腊－罗马商人们争着控制那些易于获得到来自“塞里卡”大捆丝绸的地方，中国东汉王朝的将军们试图与伊朗世界和罗马帝国东部建立交往。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法）勒内·格鲁塞/ 黎荔等译《草原帝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10页） 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决定作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A.中古后期，主要通过蒙古征服，间接输送技术或发明；B.近代早期，主要通过耶稣会士，直接提供思想和制度。8－13世纪，欧亚大陆两端差别极大，判若云泥。偏远的欧洲犹如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嗷嗷待哺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然而地理之不利却变有利：当蒙古扫荡两大文明之际，欧洲不仅幸免于难，反而成了受惠者。现摘录谢和耐所著《中国社会史》的有关片断，如下： 西方这种落后不足为奇：意大利各城邦处于亚洲贸易的终点，到中世纪末，才接受新生活。欧洲位于欧亚大陆之端，远离伟大的文明潮流、贸易潮流。但欧洲的位置也说明何以一直免于遭受严重侵略之害，起码其西面部分是这样。蒙古人占领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孟加拉湾的地区，……欧洲利用了交换与借鉴的新潮流……。只需单纯列举一下这时期东亚对中世纪欧洲的贡献（间接借用或受中国技术启发的创造）便可以显示其功绩之巨大，诸如：……造纸、指南针、尾柱船舵……织布机、带平衡仪的透射器、……独轮手推车……火药……纺车……木版印刷……铸铁。……有了上述重大发明，西方才有可能进入近代阶段。（第306页）……中国水文地理工程人员受雇从事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灌溉工程。蒙古人实行的政策是将最熟练的技术人员从欧亚大陆一端移往另一端。……中国技术在伊儿汗国与金帐汗国传播。14世纪西部蒙古诸汗国引进纸牌、印花布、纸币等，……与活字印刷不无关系。……伊朗历史学家剌失德·哀丁（1247－1318年左右）第一个提及中国发明木版印刷，他曾在自己的《关于中国科学之伊儿汗宝库》（1313年）中介绍中国医学。至于……火器……，蒙古人则于1241年在匈牙利……使用这种新兵器。（第332页）
（五）起死回生恶纵横 获得了中国的“法宝”之后，欧洲人便是否极泰来、柳暗花明，从而迎着“新时代”的曙光，奔向远方！欧洲中世纪曾被启蒙学者说成“黑暗无比、死气沉沉”，但经现代西方之研究，则变成了“丰富多彩、激荡变动”；而传统中国则相反：她本是“日新又新、可大可久”，却被贬为“停滞不前，专制保守”。不管怎样，欧洲人所搭乘的“告别中世纪、驶向近现代”的航船，毕竟是传统中国为之启动的！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因素，欧洲的前景会是怎样呢？那是完全相反的！当时宗教与世俗已是势如水火，另一方面，面对着矛盾聚爆，那既腐败、更不能再以“十字军”向外突破的神权，则不仅穷途末路、智尽能索，而且自身难保、不可终日；这样，欧洲就会陷于一场灭顶之灾——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大群互戮）＋“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耗丧）。这仿佛是重蹈古罗马崩溃前后的无限混战的历史覆辙，但再无基督教拯救了，因为它是众矢之的，先被牺牲掉了！其结果或许退回到蛮荒，甚至湮沉作史殇。啊，真是中国拯救了“上帝的选民”和上帝本身！（但得救以后的“选民”，便把基督教之善抛到了九霄云外，而挟其恶到天涯海角“传福音”去了。自古迄今，西方人离不了神，但在其得势之时，则只要“神力”，不要“神约”）。 透过现象看本质。“前近代”欧洲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突破地理限制？否则的话，其内在斗争性与冲突性势必自我毁灭；基督教原是以禁锢人性相救赎，但今则不堪原罪必殉道。如此危厄情状，就否定了“技术温床”、从而否定了自我突破的可能性——欧洲在前一次毁灭之后，须等待下一次的“因缘相合”（内在的毒素借助于外部技术），方能再生“文明”。虽然中国科技使之“突破”，从而告别“画地为牢、生不如死”之黑暗期，迎来“知者乐水、豪放驰骋”之新时代；这就像下文麦金德所言（一如黑格尔《历史哲学》里的话），欧洲人重新展开生存竞争于海外生态圈之中，而且是享有“全球性生态”——“生态帝国主义”！然而尽管有近代“欧洲奇迹”和现代“文明极致”，但由于其内在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语），充分外化，从而置全人类与生物圈于“科学爆炸、恐怖平衡”之中；所以，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是“以空间换时间”来多活数百年而已——基督教云“最后的晚餐”，佛教云“梦幻泡影”！地理学家麦金德下面的话反映了西方这个“生态暴发户”的狂妄心理，即： （地理突破）它改变了欧亚关系，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的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中世纪时，欧洲一直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边无法莫测的海洋和北面、东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经常受到骑马或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欧洲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添了三十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路上强国。（哈罗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页） 拥抱这么大的生态圈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生存竞争最大化也会变得有序，就是动物也会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人性再恶，如禽似兽，也能创造出“文明奇迹”的！ （六）突破障碍决堤塞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1668－1744）认为，中古后期的世俗化的欧洲是通向毁灭的，但会重获宗教拯救，遂致历史循环。（world history & save. p156）不妨推演其论，让我们俯瞰全景：如果西方人不能“出海”，他们必自毁于内，或许再被拯救，然而绝非原先宗教；不过，他们终于成功地走向了世界，但即使这样，他们是不是更大循环、更大毁灭，只是多活一程而已？几位唆使欧洲人漂洋过海的学界“巨臂推手”，除了黑格尔把有限的海洋看作“无限”之外，其余皆不乐观——牛顿认为“世界末日”是2060年，康德担心“万物之终结”（The End of All Things, Immanuel Kant PP.93-103）；亚当·斯密也说凶吉未卜：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但其全部影响，不可能在这两大发现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展现出来。这些重大事件此后为人类带来的是利益还是不幸，是人类智慧不能遇见的。（Adams Smith. P445） 亚当·斯密的如此悬念，被他在古典经济学上的承扬者马克思推出了这样的结论：当资本主义扩及全球之际，其本身乃至西方文明也就寿终正寝了。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确实因而陷于“总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阶级斗争风暴；但却是“死而不亡、越发亢奋”。果真是西方暴殇于20世纪上半期，那全人类也就得救了！——虽是忧患余生，也会走向大同。然而，美国为了保住西方和称霸世界，则变本加厉地坚持其文明模式——必将导致“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的生存方式；即它以深度挖掘地球生物圈来造成高科技与高消费，两者因而延续了资本主义或西方文明的繁荣与周期。 再看“文明中心易位”。因为迥异的地理环境及其在前工业时代所具有的决定性，那相对先进的中国科技，被用于她自己的广土众民跨越海洋、外倾发展乃不足，而用于海洋性较强的欧洲打通“天堑”则有余。换言之，虽然历史中国的航海事业最为发达，但她面对着艰难险阻也最大（因而远航的成本极高）；而另一方面，人类从欧洲去征服海洋，所需要的“技术量”则最小。因此，通过科技传递，欧洲人在这里克服了“天造地设”。西方学者是这样比较客观条件的：古代中国属于内陆性，她的海洋风浪大、陆距远；而欧洲则像是一个伸入海洋的半岛，特别是南北的两个良好内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及北海），使其人谙熟海事，习于远征。（china impression. p116）甚至黑格尔说，“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它激励欧洲人去怀抱外部世界。（history philosophy p80-83）这就是说，“善用”中国科技的欧洲人终于从地球的“薄弱环节”，突破了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所以其影响之大，远不止“文明中心易位”！数百年后的今天，在西方科学及其联通世界的条件下，中国也成功地以利用“全球性生态”（参与世界市场），来平衡她自己大竞争大发展（现代化），这势必就像欧美智士所预测的那样，再次发生“文明中心易位”。然而，东西方的科技接力和诸文明的轮番冲刺，其终点是什么？谁将是最后的赢家，是欧美，是中国，还是别的？自从两千多年前管子－司马迁倡导自由经济，由于文化限制和地理阻碍，直到今天，竟因为“迂回西洋、曲全其事”，中国人终能如愿以偿地拥抱资本主义了！但愿这不是“最后的晚餐”，大地母亲尚留余地！在西方宰世之时代，不发展则无以为生，我们已退不回那田园诗般的家园了；发展则也遗患无穷，因为这毕竟是在冲击生命的栖息地；现代人总在进退维谷之中求生存、找出路。 
第二节华夏天下的西洋变异 奄奄一息的“饿鬼”（佛语。指中古后期欧洲的连续几百年的生存危机）[1]，在其被文明母亲救活之后，一变“浮士德”（“有肉无灵”而魔鬼化），再变“利维坦”（吞噬诸文明和生物圈的海兽），三变将是“新选民”（崇拜科学，耗丧生态，实践基督教的“创世→末日”模式）。我们正生活在“历史的反面”，这似乎是暂时的阴阳交替；那么，文明还能“拨乱反正”吗？——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1] Norman Housley: Religious Warfare in Europe 1400-153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1.
（一）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哺育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说：“中国……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她）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哲学……，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china impression. P133）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 1705年8月18日，莱布尼茨曾给韦米斯神甫去信，他写道：“余看汝等大部分教士相当倾向于以轻蔑的态度谈论中国人之学识；然其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工艺制品，乃至游戏娱乐与我们大不相同，宛如另一天地之人；……其举止习惯……亦能令吾人大开眼界。以余之见，远比认识古希腊、罗马之礼仪与器具更为有用。”……莱布尼茨……预感到两个世界接触所产生的深刻效应。（social history 第459页） 关于传统中国对近代西方的决定性作用，谢和耐进一步说： 中国人自汉代以来已实行人口调查，沃邦也进言路易十四、建议仿效中国人的方法。西方国家已知的早期人口调查1665年于法属加拿大，1749年于瑞典举行。整个人口统计学产生于实践之中，……但首先是受中国的启示。美感本是亦受到中国影响。我们都知道，18世纪欧洲特别盛行康熙年间的蓝白瓷器、中国家具与小摆设。中国的园林建筑由于W.钱伯斯（1726－1769年）……的推广而大行其道；中国也促成对大自然感受的变化，使之朝浪漫主义运动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启迪并不限于政治社会思想、制度、技术等领域；而极有可能曾推动现代科学思想的形成，如果中国这种影响一旦被证实，那么在关于各种文明密切依存的无数证据中又将增添一份至为重要的材料。（social history第461页） 法国学者学者杜瑞乐（Joel Thoraval）说：“……启蒙时代欧洲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发现了中国，……它占据了浪漫一代的梦想……。”（P269）法国学者彼埃·于阿尔（Pierre Huard）说： 如果说，发现中国是西方中世纪最大的发现事件，……18世纪是一个亲华、恋华和仇华的时代。……远东以其思想和物质文明，而对欧洲人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不仅仅是在物质文明方面才成为欧洲的楷模。莱布尼茨……赞扬中国人伦理的高尚性。他向伏尔泰提供了其论战武库的最佳武器。（P475－476） 法国学者雅克·布洛斯（Jacques Brosse）说： 中国被发现……产生了撞击作用。……此次撞击，是近代西方文明与另一种遥远而直到那时又恰恰不为人知的文明所造成的撞击。……17世纪发现中国至少与16世纪时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要。此前，欧洲与美洲、印度文明之对抗被掩盖起来了，因为殖民征服者在人们能够从事这种文明的研究之前，就摧毁了它们。至于印度，当葡萄牙人重新发现它的时，该地区正由穆斯林莫卧儿人统治。它很久就丧失了其统一，它从前的灿烂文化仅存在着一些零星的残余了。（P22） （二）两种文明的汇合决定现代世界 英国学者李约瑟及其同仁断言：“最大之一的历史未解之谜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代世界’乃中国与西方因素之综合体。现代世界立于其上的基础科技，可能大部分都来自历史中国。”（Bobert Temple: the Genius of China, pp9.） 玛里奥·普拉兹指出：“一种杂交现象，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是两种不同文明的人工授胎。它们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品种。”（P15） 中国作为世界的“母体文明”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做出了极大贡献；对此，谢和耐进而概括道： 华夏文明激发过广大人类，它给人类带来文字、技术、人生观与世界观，带来宗教与政治制度。中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均属同一文明集体。但中国的影响范围要广得多：传至蒙古与阿尔泰之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远播至中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其影响还播及更为遥远的地域——西方。后者迄今仍借鉴中国而却未意识到此点。西方并不了解从中国获得的益处，倘无此借鉴，西方就不会有目前的局面。（social history，第1－2页）中国人的政治社会观念（仁政、德治、礼治等——引者）、政制、工艺、技术都会产生影响，……对于近代思想的形成也许起着决定性作用。（social history第403页）中国提供了第一个文明富强国家的榜样，……中国大大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形成……。（social history第460页）16世纪以来欧洲发现中国的全部效应，我们还远远未充分了解以及正确评价。总而言之，这一发现促进现代世界的形成，作用可能比想象要大。的确，自华夏世界经历衰落与屈辱时代以来，18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技术及工艺曾引起的热烈兴趣已被遗忘。西方为自己的迅速进步而自豪，竟将一切功绩全归自己。或许有一天我们对西方的飞速发展会有更恰如其分的判断。（social history第458－459页） 让我试作三点“恰如其分的判断”：第一、源流分析：近现代西方是中华文明的“子文明”——这种“母子亲缘”，较之以往欧洲与其他任何文明都要密切（三大文明古国、古地中海文明、近东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尽管西洋原是“逆子弑母”，而变本加厉；甚至，华夏与泰西之“横向关系”超过了古希腊、罗马与近代西方之“纵向关系”，尽管欧美坚持“西方优越”，而颠倒历史。第二、静态考量：现代世界大抵是两大文明的综合体，即它是旧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化汇合的产物——其善面是以欧美为表、以华夏为里，其恶面则以东方为形式、以西方为内容。它的至恶的本质（性恶原罪）表现为“善”，东方却相反。第三、历史趋势：今之“天下”似乎仍在中国的“阴阳周期”之中，只不过暂时和表面上被西方的“资本周期”打乱而已；它为“阳”居上，她是“阴”处下，这在中国“吞吐天下、迈向大同”的过程中乃屡见不鲜，只不过这回是最大最后一次而已；除非西方文化导致全体毁灭，中国是一定会实现其终极目标的！ （三）中国文化与西方哲学 诸位须知，中国大抵是当今世界优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发明者；现代西方的文明主体——包括自由经济和哲学，特别是那最能代表“西方优越性”的“民主与科学”——是受哺于中华文明的结果。分别论述，先谈哲学： 谢和耐说：“中国的发现……对18世纪的欧洲哲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113页）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 。现代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说：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郎士这些17世纪欧洲哲学的最大明星，都介入了中国问题。……巴黎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安田朴（Etiemble）……讲授了一套课程“18世纪哲学家们的东方”。……有人希望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源头中寻找中国的影响。总而言之，……欧洲发现中国所产生的成果，并不比中国发现欧洲逊色。（223－224） 雅克·布洛斯也说：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撞击。……唯有中国……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哲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哲学思想受到刻板严峻的社会制度的奴役。中国为17世纪的“不信教者”，为18世纪的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甚至是提供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他们……可以证明伦理和宗教并不一定是互相联系的，或在基督默启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自然宗教。所以中国的发现竟然成为形成了旧秩序卫道士和蔑视者之间斗争的赌注。这种态度从蒙田在其《散文集》的一段文字中，提到中国就出现了。当时谈论中国就已经意味着指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一个最佳社会，但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真实的社会。（22－23） 黑格尔哲学与老子有着某种渊源关系。黑格尔是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那里接触老子思想的，他自己也诠释了《道德经》中的诸概念。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两位跨越万千时空的哲人，竟是旨奥雷同，如：“道－绝对精神”、“无→有→万物”和“正→反→合”等概念。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中国渊源，杜瑞乐在其所著《黑格尔与中国宗教》一文中，这样写道： ……黑格尔所拥有的资料之特征……，可以与一种在欧洲掌握的有关中国信息的发展相联系。……黑格尔于1920年左右，突然一举掌握了有关中国的已经相对较完整的资料，既包括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们的研究，又包括比较持批评态度的文献……。唯有与雷慕沙的个人相会，才能明显改变黑格尔有关中国宗教世界的立场。这次相会发生黑格尔于1826年应维克多·库散（Victor Cousin）的邀请，赴巴黎的一次旅行。他当时在法国科学院出席了雷慕沙的一次报告会，并且仔细地阅读雷慕沙于1920年报告的《论老子》一文。……黑格尔于其逝世前一年，当他正准备其《逻辑学》第2版时，不可能与对中国宗教界的……诠释毫无关系。……将中国宗教作为巫术的观念，早在1824年就形成了，在黑格尔的整体观念中占有中心地位；1827年，又重新发现了道教，是由最早重新阅读其法文史料而引起的。（272） 黑格尔哲学与老子及中国文化的迥异之处，有两点：A.关于“正反合”之“合于道”，在中国文化是合和于自身及万有（万物一体）；而黑格尔则是“合”于上帝或绝对精神（世间冲突）。B.用“正反合”来衡量两种文明之优劣，西方恒处于第二阶段（反），而不能和合，直到毁灭为止（现代西方必将重蹈希腊、罗马之覆辙，更祸及全人类与生物圈）。相比之下，中华早就进达第三阶段（合），且已历经许多个“正反合”，不断地“平天下”而融消世间忧患。但黑格尔看不到中国是动态平衡，还以为其静如初（正，太初和谐）。黑格尔真得毒害了东西方的学术界，此乃今之华人“殖民文化心态”的根由之一！另外，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之二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后者也是渊于中国、源于老子：亚当·斯密承袭司马迁，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则本于老子和管子。 关于中国思想及其科学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谢和耐说： 中国思想的另一个基本特色是普遍自发秩序概念凌驾于直接机械行动概念之上。莱布尼茨热心研读驻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报告，并与闵明我神甫通信。他视世界为无数小机体构成的大机体，并以此思想代替将世界看作是一部机器的思想。这种“单子论”的终极观念，远离西方原先的传统，就其单子的等级与预定和谐，令人不禁想起新儒家关于“理”（普遍秩序的内在因素）……；“理”表现为宇宙万物的所有层次上，使得在大统一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一部分“理”，没有既定方向也无需机械推动便自然而然参与宇宙的秩序。神学唯心论与原子唯物论之间的尖锐对立一直支配着整个西方思想。莱布尼茨得以成功地解决这一对立，其凭借的观念正与华夏世界普遍接受的观念相通。西方世界必须放弃追求事物之外的现实，舍弃在其思想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自然与生物由一副机械及其操纵者即由躯体与灵魂构成；西方还必须接纳中国人的观念，即认定事物本身已包含全部现实及其微妙奥秘；只有这样，科学思想才能发展起来。（social history第462页） （四）中国文化与西方民主 首先指出，历史中国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她的宏观管理的有效性和影响力都远远超出国境，不仅历时最久，而且带来“天下太平”（基督教历史和现代西方皆相反）。如果考虑到她不像古今西方和现代国家那样地施压外部世界和损害地球生态，反而承受内忧外患——她是自我调节，向内平衡，因而治理的难度极大——这一点；那么，中国政治，不论是以朝贡制度去安排天下，还是以内部行政来管理国家，此乃举世无双，古今奇观！关于历史中国的内部行政，谢和耐说： 中国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发展了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人类社会史上最完善者。一种统一的行政制度能够在如此早期便延伸到如欧洲幅员的广阔地域，而其居民的多样性亦堪与欧洲相比，这确实令人惊讶，值得一书！请想一下米拉博就1789年之前的法国发表的言辞，他将其视作是：“一群分裂的缺乏组织的人民！”中国……系统安排自己的空间：道路、驿站、粮仓、城池、御敌围墙、河水调节、水库、运河等。中国政治功能发达……。（《中国社会史》第29－30页） 相对于中古欧洲的教俗对抗及其各自内争与分裂，广土众民的华夏乃政通人和与整齐划一、以及推广和平而“中天下而立”；所以17－18世纪的西洋人视之为楷模和标准，并按其改造他们各国的制度。现从西方文献中摘录片断如下： 他（利玛窦）在中国发现这个比欧洲还大的国家被全部组织于唯一的权力之一，……中国可以向欧洲人提供某种与理想国家相似的内容。17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迷恋中国的形式。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第323页）中国吸引了那些反对英国政治中的唯金钱论者。因为他们把中国视为一种理想国，即经过有关伦理知识的严格考核之后，根据每个人的品德而选择官员来行使政府职权。为什么英国不能这样做呢？（第389页）在18世纪时，越是接近……法国危机的爆发，兴趣的中心越是向政治转移。……中华帝国以其前所未闻的财富与法兰西的贫穷相对立。这种运用中国楷模的做法，……也不是法国所独有的。荷兰使节纽霍夫……赞叹不已：“啊，王公们！我可以保证，如果按中国人的模式行事，那么你们甚至会从最低层找到某些人，以向他们传授美文学。但你们会从他们之中选拔大臣……。”个世纪之后，人们取得了一致或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可以衡量欧洲社会弊端的标准。人们特别赞扬其政府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和会考制。这一制度首先被英国运用于其文职机构中，后来在整个欧洲都取得了成功。（第24页） 李约瑟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朱谦之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8页）泰西各国原先皆仰慕中华，并模仿其国家制度；直到黑格尔（1770－1831）较为系统地提出“东方专制主义”过一个多世纪之后，它们才反客为主、且恩将仇报的。但黑格尔也承认中国政治乃公平而高卓，因而是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他说：“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历史哲学》第117页）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等理念的故乡。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指出，中国文化在17－18世纪的法国导致了“精神的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孔子哲学”甚至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杰斐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西方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等，皆源于儒学。伏尔泰对中华文明全面赞美：“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人类智能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不少现代汉学家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场受中国观念激励的运动”。（476）戴密微说： 在18世纪时，由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和那些被称为“哲学家”学者们的活动，使欧洲感兴趣的已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哲学了，而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但欧洲的思想阵地最终还是以最为激烈的方式感到了中国的影响。那些认为中国曾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的“启蒙哲学”的主要源泉之一，实在不乏其人。（223－224） 近代早期，脱离神权的欧美，均在草创制度，其思想之源泉和设计之灵感，主要是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启蒙学者都崇尚它；所以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皆浸透着儒家精神。总结欧美学者论述此事有四点：A.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中国热”，启蒙学者利用儒学来打破神权；B.“康乾盛世”是非宗教国家的楷模，以此证明非基督教的、俗世政治的可行性；C.科举制度是世界最伟大发明之一，它是近现代欧美的文官制度的蓝本；D.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之理念，颇多撷取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 顺便一提：轻蔑传统、挑战政治的西化华人，都把《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敬若神明，奉为圭臬；却鲜知其弊，且罔闻史实。凡是违反“修己安人”的原则讲人权，必起祸争，人性解放亦致“原罪爆炸”，从而殃满世界，物种渐灭。西方的任何理想（从基督教到今文明）一经落实，无不损人利己，而且总体相反。例如《独立宣言》怎样带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呢？是以灭土著而拓西部为其实现的条件！法国更成问题：《人权宣言》紧跟着长期动乱，全靠殖民扩张为之缓和；20世纪中期以前的两百年间，它是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英国）。所以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所有现代白人国家都在理论上有一套高尚道德，但在现实中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况从不发生于传统中国。”（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PP557.）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人道兼爱与四海兄弟这些宗教美德，在西方民主的实践中却表现为“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历史研究》第8页） （五）中国文化与自由经济 三位西方经济学泰斗都与中国文化有缘：凯恩斯赞叹“孔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陈焕章《孔门理财学》）；“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法国人魁奈(1694—1774），因为研究和推崇中国文化，而被称为“欧洲的孔子”。谢和耐说：“清代……启发了重农学派……；魁奈及其友人……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进西方……。中国思想通过重农学派的传播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social history第461页）魁奈的经济思想影响了亚当·斯密（1723－1790），后者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戴密微说：“近代经济学是在18世纪由受中国史料启发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理论家们创立的。”（224）另一位法国重农学派杜尔哥，受中国影响尤深，因而写下经济学名著《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亚当·斯密曾访学于欧洲大陆3年（1764－1766年），逗留法国10个月，交往魁奈和杜尔哥等人；其间斯密构思和草拟《国富论》，后者直接继承了重农学派“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 根据港台及日本学者的研究，亚当·斯密大体是“祖述”司马迁而成就其学说的。（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3期）细读《史记》的有关文字便可知，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已是一应俱全、炉火纯青，其不外乎如下七点（请注意引号中司马迁的话）： A.重商主义:“……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B.追求利润：“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C.发财致富：“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D.自由竞争：“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E. 经济周期：“……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F.价值规律（价格波动）：“……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G.放任政策（无形之手）：“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自然之验……！”。（司马迁写《货殖列传》冠以老子之言，而老子尤论“自由竞争”和“自然均衡”，例如：“我无为……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所以法国经济思想家魁奈把老子“无为”直接意译为“自由放任”。另外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引用《老子》第57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 此须说明，亚当·斯密所倡的“无形之手、自然均衡”，绝非真理，因为它须要条件，方能促进经济发展；那就是不断地向外开拓新市场，来缓解“自由经济”的内在张力。在这方面，外交手段乃至诉诸武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19世纪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频繁发动战争。深究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那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30年代“大萧条”——的起因，在经济学上应该归罪于亚当·斯密（凯恩斯学派所论）。而后各国，市场经济都加以宏观调控，计划经济亦引入市场机制，两者大同小异。然而这种“混合经济”——中央计划＋自由竞争，实为中国古史之常情：西汉是中庸调二端，唐朝是中和运两仪；此乃儒家之正理：保民安富，上下设限，中间竞争，波动平衡（《周礼》和董仲舒之论）。或问：如果儒家的“中道经济”早能昭示泰西，那岂不会防止世界战祸？但西方锐意扩张，顺之者昌；亚当·斯密应运而起，适逢其会而领宏纲！ （六）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 科学革命与现代文明是文化及科技传递的结果——华夏向西洋赠予传统科技，而后，现代中国被迫接受科学。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阴阳变异”。虽然西方人性（原罪性恶）之斗争性与冲突性，很适合推进近现代科技；但若无早先中国为其打开“全球天下”，从而平衡其大竞争大发展，则如此斗争性与冲突性必是内里聚爆和民族自杀，所以须用神权禁锢，扼制人性。唯有中庸调节、向内平衡的传统中国拥有最高水平的传统科技，后者不仅使西洋人发现美洲、拥抱世界，而且还奠基彼方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总而言之，由于文化、人性、生态和地理等多因素之综合制约，历史中国不能在科学革命方面越雷池一步，否则便是万劫不复；西方唯借助于中国的传统科技，才能勇往直前，但其终点则是全人类与生物圈之同归于尽。 根据李约瑟及其同仁的研究，构成欧洲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基础技术的大部分，都是来源于中国。李约瑟说：“在公元最初的14个世纪里，中国向欧洲传播了许多发现和发明。”（china impression II.P142）谢和耐说， 17－18世纪自中国引进不少在欧洲尚不为人知的植物……。西方采用活动簧片乃G.J.沃格雷之功（簧片成为簧风琴、口琴、手风琴的基本装置）。他曾有机会去圣彼得堡考查中国的笙，还借鉴过其他事物，如：……簸扬机、船上采用的密封舱装置、丝蚕养殖、瓷器制造工艺……。1675年，一俄国使团要求中国派工程人员至俄国修建桥梁。自16世纪起中国通行天花接种，其办法是将微量的天花小疱接种人的鼻孔中。也就是说，欧洲发明种痘之前，……中国人早已谋求减轻病毒毒性的方法。17世纪期间，这种方法传至土耳其；18世纪初开始为欧洲所了解。1718年，英国驻康斯坦丁堡大使的夫人蒙塔古曾叫人给自己全家接种。1796年，爱德华·詹纳制定预防天花接种法。（social history第459－页）……铁索桥大体起源于四川与汉藏交界地区，自600年起便在中国使用。但欧洲于1741年才建成第一道铁索桥，由奥地利建筑师F.埃尔拉克（1656－1723年）提议建造，埃尔拉克公开声言，曾受中国式样的启发。……关于磁的研究与学术纯粹由中国热所创。中国了解极性、感应、顽磁性、磁偏角比欧洲要早得多。……18世纪欧洲极可能已受其影响。（第402－403页）莱布尼茨，这位亲华人士已走到科学思想最新发展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自16世纪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就其现代面貌方面，与中国概念相符（磁学、力场观念、微粒旋风思想、波传播观念、组合逻辑、有机整体与机体自我调节观念等等），这些皆为西方传统所无。（social history第462页） 在科学上，希腊是理念的，它是在中国影响欧洲之后才被充分发掘的；中国是实用的，李约瑟说它是世界历史之最。另一位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在为其著《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在技术上的贡献——指南针、火药、纸和印刷术——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所以，现代科学纵然是古今中西之融会的产物，那其建设性和生活面是属于中国文化的，而它的客观性、割裂性、非我性和非生命性则属于希腊文化；至于西方科学的爆炸性和破坏性以及无所制约性，应该是希腊诸神与基督教的谋和之作。 李约瑟还认为，中国是西方用科学爆炸世界的“施主”。（china impression II.161页）法国学者瓦莱里也说：中国古人“已经掌握了足以无限扰乱地球安宁的方法”，尽管他们没有“知行合一”。（同上，上册，第85页）难怪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未能发生于历史中国！华夏圣贤确实担忧人类自毁。他们如此“保守”和“迂腐”，与其说是“杞人忧天”，不如说是“悲天悯人”；与其说是“悲天悯人”，不如说是唯恐“天诛地灭”；一句话，在打破世界与自然之和谐的方面，传统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舍後且先，死矣！”又说：“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试想，假如中国古人采取西方模式，那世界大战岂不会提前千百年！人类还能存活至今？华夏圣贤把发展与科技皆圆融于和谐大道，进行中庸调节，使之“利而不害”——儒经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旨在“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进言之，尽管中国的物质文明冠于世界历史，但祖先对待“硬实力”却很谨慎：发而中节或备而不用、厚积薄发或后发制人；他们总是顾及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例如《易经》曰：“各正性命，保合大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后一句喻：中华不可用其诸多发明去征服世界；前一句喻：中华要为全人类及生物圈进行“文化保险”。控制技术滥用和“科学的爆炸性”，是文明母亲（轴心文化）的天职！今人能理解古圣贤的一片苦心吗？ （七）中西汇合的忧患 （甲）文明临近尽头。西方的因缘：“ 因”乃自身毒素，“缘”靠母亲文明。“西方”，原本因其生态贫瘠与高度紧张，本质上是个相争相害、生生灭灭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语），所以无缘自我创发文明。另一方面，欧洲的“海洋地缘”使其人易于获得外来文化与科技而向外突破、向外平衡，遂能把它的内在毒素（性恶原罪）和能量（斗争冲突）变成发展源泉和征服力量。这就是康德所谓“理性的展开”、黑格尔所谓“人性恶创造历史”。这样，在向外突破、向外平衡的条件下，以牺牲外部世界及其生态为代价，“西方”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之中，走向“文明”（物质文明＋民主法制）。然而，外部世界是有限的，自然尤多障碍；故生态趋于饱和，“文明”愈益冲突，直至毁灭。此如佛经云：“世间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已灭绝的文明大抵如此，西方文明就是这般“死亡文明”，以致今人在生态上是“如履薄冰”、在和平上是“恐怖平衡”。 古希腊、罗马的毁灭只限于其自身，世界安然无恙；现代西方之兴亡，则系关全人类与生物圈。西方历史表面上是“前后继承、源远流长”，实际上是“死灰复燃、借尸还魂”。它在一次死亡之后，须等待新的外来机会，再一次“因缘聚合”。上古西洋渊源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三，而近现代西方则在中华文明的哺育下成长和壮大——欧美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养子”和“逆子”。 （乙）但愿能有转机。自古迄今的世界历史，中国是唯一还活着的“母亲文明”（今天印度并非四大文明之一，而且长期的“异族化”使其文化暗淡无光），其他的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子文明”。中国既是母亲文明（天下中心），又是中流砥柱（轴心文化）。假如历史中国采取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的模式，那世界早就毁灭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如今之趋势）；再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母亲文明和中流砥柱，那么，世界恒处于相争相害、生生灭灭的“自然状态”之中（低级的“霍布斯邦”，但经过中华文明的中介，西方遂能在更高的物质层面上变异世界，故今之地球村亦是个走向毁灭的“霍布斯邦”）。 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中国传统的科技和其他文物制度传到化外之邦（西洋），变成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怪物，乃至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生“阴阳逆转”（文明中心的易位，文明母亲和大地母亲被摧残，而面目全非）。这就是说，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亦即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是华夏的“和谐之道”的反面——物质文明或科学文明。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无为而不为。”或许现代历史仍在“道”冥然掌控之中，就等下一个“阴阳交替”了！——但愿还是文化调节（天下归仁），而非自然平衡（世界毁灭）。 （丙）圣贤救世宝训。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如果我们超越时代之局限，而观察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文明的“正反合”和变动的“阴阳鱼”）；那么，世界文化必将发生“否定之否定”，从而印证孟子之论（总的来说是“夏变夷”，“夷变夏”只是以退为进的间歇期而已：一张一弛、一阴一阳）。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从中世纪到如今、乃至未来，中国与西方及其所决定的世界历史可分为三阶段：夏变夷（正）→夷变夏（反）→夏变夷（合）。 第一阶段，“夏变夷”：A.中国科技使欧洲人发现美洲、发现中国，从而利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其大竞争、大发展；另外，中国的众多发明是彼之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基础技术。B.中国文化“启蒙欧洲”，即帮助其解脱神权；美国独立战争及《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及《人权宣言》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C.近代西方以中华文明为楷模来建立“俗世文明”，诸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文官制度、哲学人文及人口普查等等，大体是模仿中国或受其影响而来的；近代早期的欧美是“中国热”，即以中国为样板和源泉来创造“新文明”。 第二阶段，“夷变夏”：A.兴起的西方，摧毁了由中国所维持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天之下的和谐”，把人类带入了“世界战国”，把中国推向危亡之境，置地球村于“恐怖平衡”之中，破坏“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家园。B.中国被迫“极端西化”——人性：“仁者静”→“智者动”；人生：“礼乐人生”→“物质人生”（先是政治动物，今为经济动物）：文化教育：“道”（形而上、中学）→“器”（形而下、西学），抛弃了高级的和谐智慧与中庸之道；政治：“德礼之治”→“政刑之治”，并且形成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的“军国机制”；国际：天下观或世界主义→国家观或民族主义；经济：正德利用厚生（天人合一）→大竞争大发展（牺牲生态）。 第三阶段，“夏变夷”（条件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上一个“夏变夷”至今，差不多已是五百年了）。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关键是，中国科技西传和它在彼方发生了“裂变”，从而形成“文明强势”；但今天则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另一方面，科技和经济上现已实现了“大同”，在政治和文化上远未达到；所以“地球村”有同室操戈、一毁俱毁的危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除非儒教即中国文化能够及时复兴，人类将会自我毁灭。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国学大师钱穆改写为：“美一变，至于中；中一变，至于道。”眼下，中国正忙于“迎头赶上”，战略上也在对峙抵牾；只要能突破“岛链”，就会大为改观。——果真如此，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按其既定目标和文化志向，向前迈出一大步，此如《易经》所云：“见龙在田”（农业文明，普施德泽）→“或跃在渊”（海洋文明，利进无咎）→“飞龙在天”（和谐世界，万国咸宁）。 
第三节 合力聚爆的前因后果 （一）把握来龙去脉 用常人的眼光看，西方象征着进步和创造，其智慧乃高超和完美；但在更大的视野中，它是破坏生物圈和颠覆世界的。所以实际上，西方智慧（分裂性的智慧）是低劣的，或曰“死亡智慧”：若无外来文明的刺激，西方是自我毁灭；遇到中国文化和技术，却发生了全球性效应——进步与创造的最大化，伴随着破坏与颠覆的最大化！我们来概括一下西方由地理环境和生态特定所决定的固有人性与社会特质，及其兴亡趋势如下： 第一、自身的“死亡本能”：A.地理：北温带、高纬度 → B.生态：低生长、压力大→ C.人性：斗争性、非仁德 → D.社群：冲突性、频祸乱[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相争相害，生生灭灭]……→第二、放大的“死亡本能”：E.文明条件：海洋地缘、外来技术 → F.文明启动：向外平衡、大竞争大发展 → G.文明性质：战争霸权、内部佳境 → I.文明趋势之一：地理极限、市场饱和、世界大战 → J.文明趋势之二：生态极限、市场饱和、世界毁灭。 （二）通观中西文明 今人所了解的“历史”，大抵是“西方中心论”；即它是以主导当世的西方文明为主线、以基于进化论的“进步史观”为方法，而被欧美学者所精心设计出来的。这却有悖于世界历史的“轴心”和人类社会的“经纬”，两者焦距所透视的中国与西方和它们的关系，包括如下“三维”： 第一、历史图象。分两点：A.“直观捕捉”：中国是圆形，总是首尾相连；西方是线形，像是勇往直前。B.“长河俯瞰”：中国好像多个圆圈，它们环环相扣；西方看似鱼贯而入，实乃断线之珠。 第二、动态画面。中国是“正反合”或“阴阳图”，其是完整的和不断放大的；西方是都是“反”（阳），直到毁灭，其“正”（阴）与“合”（阴），已非文明本身（历史起伏），而是蛮荒状态（自然劫运）——尽管黑格尔以其“历史哲学”的浪漫主义，来演绎“西方中心论”：“正→反→合”之“正”与“合”，是上帝之“绝对精神”，而“反”则是“人性恶创造历史”（称作“理性的伸张”或“自由的展开”）。 第三、整体场景。中华文明就是“历史长河”，西方文明则为“断流之溪”，两者汇合变成了“海洋文明”。因此，从表象上和形式上讲，现代文明是上古地中海文明（希腊、罗马）的放大；但实际上它被卷入了中国的“阴阳”之中，只不过西方是“阳”、中国是“阴”，并且“阴阳周期”已被“资本周期”所掩盖而已。将来阴阳交替如何？若按“西方蓝图”，则为“破旧立新”——即使耗费地球，也能太空移民；如从“中国视角”，则或是西方式的“自然劫运”，或是儒家式的“分久必合”——“太平大同、天人合一”。 （三）探索古今之变 上溯到欧洲中世纪的中后期（1492年之前），那确是无比“黑暗”呀！——上帝几乎快要窒息了它的“选民”，后者却又丝毫离不了他们的“主”，否则一定是自相毁灭。而基督教则亦是内外交困：既无法整合欧洲——自体冲突及教俗斗争，均有增无已；更不能冲出海陆——本身虚弱及耶回对抗，皆十分严重。然而，当这条快要干涸的“文明支流”在被中华文明的“万古江河”灌注之后，其历史命运则根本改变了：四处倾泻，泛滥成灾，以致形成今之“文明的海洋”！——虽在吾人的视野中，叹曰，蔚然大观的“海洋文明”！但从历史长河来看，险呀，隐约可见的“上帝洪水”！ “万流归宗、百川归海”，本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趋势和中国文化的“既定计划”——把“合天人、和内外”的文化模式扩及“四海之外”，通过“朝贡制度”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安排世界秩序，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民胞物与”，这只是时间迟早而已！不过，儒家希望按照“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进程，做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三者同步，知难行易、智圆行方；并且，儒家还兼顾“道”（形而上、和谐文化）和“器”（形而下、物质文明），以及保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之间的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泰西之“蛮夷”，因为“近水楼台”，故而“捷足先登”，以致打乱了中华文明“平天下、进大同”的历史步骤。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西洋人凭借中国科技及文化，走了“海洋”的捷径！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历史哲学》）在利用中国科技去寻找文明母亲、无意中“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条件下，欧洲人首次能够寄生于“全球性生态”；因而，海洋既成了人们逐取无量财富的捷径，也是人类自毁的捷径。不是吗？欧洲人是“知者乐水、知者动、知者乐”，却不要“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他们所造成的“全球化”，仅意味着在科技和经济的方面实现了“大同”（车同轨、器的文明），但在政治和文化的方面却是背“道”而驰。这样，人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免“同室操戈、一毁俱毁”，终将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老子曰：“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就中华文明的历史趋势而言，有两点：第一、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走到了“历史的反面”，其不仅是中华自己身陷逆境、屈居低谷；而且在文化上整个世界是“道”与“器”的分离——儒家讲“道器之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今是：“器的文明”日新月异、一日千里，“道的文明”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第二、既然是“走到历史的反面”，那必将“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两种可能：A.文化复兴，发挥功效，扭转乾坤，回归“天下”，实现“大同”；B.自然报复，强制平衡，全体毁灭，复归于无极。 （四）世界文明主流 世界历史上，天灾人祸是由各个局部（地方）的人口/生态之异常紧张所致。人祸能变为战争之源，最大者，乃欧亚大草原之“游牧暴力”。天灾可演成文明之殇，最大者，乃亚非诸大河之“叹为观止”。中华文明荷受内忧外患，却岿然屹立而可大可久。她不仅融和遍天下的祸因乱源，而且行之有效地推广其和谐模式——承受人类忧患的中国，把和平与文化赠予世界。若非如此，世界历史全然为“霍布斯邦”（相争相害、生生灭灭），这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呀！今之“地球村”是个高技术、更危险的“霍布斯邦”（西方及其盟邦是“阴性的霍布斯社会”，其余很多是“阳性”的），其趋势岂敢想象——洪水陆沉大化劫！ 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之文明大体是：古者则有古无今，今者则有今无古；中国作为世界历史的主流和母亲文明，乃贯通两者，从而维系着人类大我之生命。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就没有科学革命与现代文明；尽管这并不是中国直接产生的，更不是她所“乐观其成”的（华夏希望有、并致力于在和谐文化制导下的“科技文明”或“物质文明”，其发展是以与自然和解为前提）。阐述五点： 第一、在历史时期，较可观的科技园地，既不在生态优、易和谐的印度（无必要），更不在生态贫、多冲突的欧洲（太紧张），而在“中庸之道”之国（大空间）；唯有后者能够长期保持科技创新，却又控制它，以免“科技爆炸”，破坏和谐。老子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第二、科学革命和现代文明，是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大竞争大发展的结果；在此之前、囿于地区性的传统时代，相对高、且持久的物质进步和科技创新，决定于中庸之道而向内平衡（调节意欲，中庸中和，发而中节）。过于“静”，则无进步创新之动力；太多“动”，则有冲突毁灭之可能。老子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第三、传统时代，在无外来科技的条件下，科技缓解人口/生态之压力，和它加速生态饱和、而致人祸天灾，两者是相等的；再考虑到科技会导致生态圈的萎缩这一点，那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科技会导致民族自杀和文明毁灭——已有之科技，在它尚未被提升而用于突破地理障碍和开拓空间之前，就已化为灰烬。正因为如此，非“中庸之道”而莫能享用科技（指全球化以前，而后则是“以空间换时间”，另当别论）。老子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第四、科学或科学革命须要向外平衡，首先需要外来文化与技术为之突破思想和地理障碍，而使其潜在的“科技文明”拥抱二维（精神、地理）的“新天地”。所获的平衡范围有多大，科学或科学革命的成就也就有多大；当然其所冲击（乃至毁夷）的生物圈，也就有多大。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第五、科学革命是在科技传递的基础上和全球平衡的条件下发生的。虽然西洋内在的对立性（物化性恶→自我中心→生存竞争），可作为现代科技的原动力，但其亦具有冲突性和毁灭性；只有在中国科技为之奠定基础、并为欧洲打开“新天地”、从而平衡它的大竞争大发展之后，科学革命才有可能发生，现代文明才有可能出现。中国传统科技是“中庸中和”的产物，所以它虽是“等而下之”，但无副作用；近现代西方文化及其科学，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冲突的最大化，以牺牲生物圈为代价！老子曰：“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附文：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科技 英国人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中国的天才》一书的前言《西方欠中国的债》写道：“历史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乃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结合的产物，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但是这个事实却不为世人所知，对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地无知。从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中国人被西方的技术所震惊，犯了对自己成就的健忘症。”自然科学统计资料表明：世界科技史中的中国比重：公元前6世纪之前为57.4%；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为50% ；公元前1世纪到400年为62%；401年到1000年为71%；1001年到1500年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大科技成就有300多项，其中175项在中国。坦普尔将李约瑟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总结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的发明，著《中国的天才》一书，经李约瑟认可，并为此书作长达三页的序言。这100项发明分为11大类。这100项发明、发现，都是中国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有的早3200年，最短的也有50年。 （A）农业：行耕与耘锄：领先世界2200年。铁犁 ：领先世界2200年。高效马具：领先世界2000年。旋转簸扬：领先世界1800年。播种打眼器：领先世界1800年。 （B）天文舆地：太阳黑子：领先世界2000年。定量舆图：领先世界1300年。太阳风：领先世界1400年。麦卡托投影法：领先世界600年。 （C）工程：驻波：领先世界1700年。铸铁：领先世界1900年。风箱：领先世界1900年。铸铁炼钢：领先世界2000年。深钻开采天然气：领先世界1900年。传动带：领先世界1400年。悬索桥梁：领先世界1800年。蒸汽机的核心技术：领先世界1200年。西门子炼钢法：领先世界1300年。弧拱桥：领先世界500年。传动链：领先世界800年。 （D）工艺：漆器--世界上最早的塑胶：领先世界3200年。烈性啤酒：至今领先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燃料 ：领先世界2300年。纸：领先世界1400年，独轮车，幻灯，马镫，瓷器，除虫，雨伞，火柴，白兰地，机械时钟，印刷，纸牌，纸币，长明灯。 （E）医疗卫生：血液循环，内分泌学，糖尿病，免疫学。 （F）数学：十进位制，零位，负数，开高次方和解高次方程，十进位分数，几何学的代数化，多位圆周率，贾宪三角形（早于欧洲，但晚于印度）。 （G）磁学：罗盘，仪表盘与仪表指针，地磁倾角，剩磁与磁感应，生物地球勘探，雪花六角形结构，地震仪，地质学，夜光漆。 （I）交通运输:风筝，载人风筝，最早的运河，降落伞，孔明灯，小型热气球，船舵，桅杆和风帆，船只隔水舱，转轮船，陆地行舟，运河水闸。 （J）声学与音乐：十二平均律。 （K）兵器：化学战：毒气，烟雾弹，催泪弹。弓弩，火药，火焰喷射器，烟火，焰火，炸弹，手榴弹，地雷，水雷，火箭，多级火箭，火枪，大炮，臼炮，来福枪。 （五）中国启蒙欧洲 在13－18世纪之间源源不断西传的中国科技，一方面为西洋人打开了“新天地”，使之拥抱世界；一方面奠基“科学革命”，从而他们成为自然与全球的征服者。再者，中国文化“启蒙”了欧洲，帮助其摆脱神权禁锢，从而建立起一个世俗的、实用的和“以民为本”的文明（古希腊、罗马的“公民权”很狭隘，勉强开放，而且倚靠奴隶制；《大宪政》是贵族本位，与下民无关；“社会契约”在理论上与基督教相对立，在实践时则以中国文化奥援）。17－18世纪西方“启蒙时代”，欧美文化和学者的主流倾向是“中国热”。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中国对西洋的影响是“俗世文明”的全部。法国学者伊莎贝尔·微席叶和路易·微席叶（Isabelle et Jean -Louis Vissiere）写道： 18世纪出现了……《耶稣会士书简集》。……这批要经过数月旅行才能到达的私人信件为欧洲带去了“另一个星球”的形象和芳香。（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第87页）这些书简……在整整一个世纪间吸引了知识界，不仅仅向他们提供了……异国情调的冒险活动，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形象和思想库。欧洲发现它（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于是便寻找方位标和可比因素。……勒蒂夫……写道，这些书简“甚至部分地造就了18世纪的人类精神面貌”。它们出乎其作者和巴黎的审查官们的意料之外，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武器，传播他们所喜欢的神话并为他们提供了楷模。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皇帝甚至变成了开明和宽容专制君主的典范，中国的制度……经过科举制而选拔的官吏是一批真正出类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宗教哲学的占有者。这样一来，入华耶稣会士们便从遥远的地方……不自觉地参与了法国社会的改造。（同上第90页）世界史是随着中国而开始，文化、科学、和艺术也是随着中国而发明的。中国的优越性在所有的领域中都闪闪发光，如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百科全书》的“历史”条目中写道：“这就是中国人超过了大地上的所有民族。无论是他们的法律、风俗，还是他们之中的儒生所讲的语言，自近4000年以来，都未曾变化。‘中国’几乎在我们所知甚少之前，就发明了所有的艺术。”（同上第91页）……伏尔泰是从耶稣会士们的文学著作中，找到了一个理想政府的轮廓。这是一种君主立宪制，其中皇帝依靠庞大的国家机器而行使政权。“人类的思想肯定不能想出……比那种一切均由互相依赖的部门决定的政府、更好的政体了。这些部门的成员都是在经过几场严格科考之后而被录取的，……在这样一种政府机构中，皇帝不可能武断地行使权力。”……中国于伏尔泰的著作中无所不在。在诸如《巴比伦公主》那样的故事中，也认为女主角在到达汗八里（北京）时，发现了那里的稠密的居民、文雅的官吏、豪华的艺术兴趣、躬耕的皇帝、公正廉明和智慧等。在舞台上，伏尔泰改编了一出中国戏剧，……这就是《赵世孤儿》，其中用古典的亚历山大体诗表达了中国热的民族精神：“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法律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永远纯洁的宗教。已得到证实的100个世纪的荣耀……。”（同上第91－92页） （六）引发西洋剧变 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宏观管理大抵是撷取中华文明而来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中国的发现……对18世纪的欧洲哲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深深打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们。”（《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第113页）首先是那个相对理想、但在世界史和人类学中最为公平合理的科举制度，被引进于欧美诸国；再是，该制度中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弘旨，加上中国人民之安居乐业与安和乐利、中央王朝之政通人和与王道睦邻，这般“经世致用”的典范，便主导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向，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第三是，从管子、老子到司马迁的“无为放任、藏富于民、市场起落、周期波动”的经济思想，经过法国人魁奈和英国人亚当·斯密转手并发挥，而形成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在那时的法国，孟子思想和民本主义曾被偏激化、用于反宗教、反暴政，但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即社会保障。法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即在革命之后仍连续动乱80年之久）。遗憾的是，儒家的中道通观的经济学——从《周礼》到董仲舒之保民安富、宏观调控、天人感应（生态）——则鲜为人知；否则，那个万恶的、以剥削工人阶级与弱小民族和吞噬生物圈为能事的西方资本主义，多少可以从根本上被抑制。马克思学说是治标不治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进化说，是以暴易暴；制度决定论，乃非道非心；辩证矛盾观，岂中庸中和？ 至于西方民主，亦当全盘考量，不可轻信其“善”：第一、从文化理念上讲，它背离了“母亲文明”的原旨；因为中国文化是王道而非霸道、是天下观而非国族观、是君子尚德而非利益取向。第二、从历史实践讲，1945年以前的整个西方民主（包括上古之希腊和罗马），都是以牺牲外部世界为其必要条件，都与扩张、战争、霸权、殖民地或灭绝土著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西方民主被霸主（美国）整合而“一体化”，并蓄谋制造“东方共产主义”为其“替罪羊”和“陪衬物”（苏俄共产主义之国际化得力于美国的扶植，其余的共产主义大体是美苏英三强“雅尔塔密会”的产物，特别是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换取西欧民主）；自那以后，西方文明及其民主乃以深度挖掘地球生物圈（消费革命）为其存在条件。 论及中古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史，前期真像“母子关系”，后期佯为“师生关系”（中国应对西方的致命挑战，被迫“转型”而“向西方学习”——罗素说，“向西方学恶”）。实在谈不上“善缘”，用中国话说，西方是“盗憎主人”；借用西方寓言，则为“农夫与蛇”——《圣经》中，蛇诱惑人偷吃“智慧果”，从而引发“原罪爆炸”，摧毁“仁者静”与“天人合一”的文明。对此法国汉学家愤愤不平地说：“对中国的排斥是这样起作用的，这是殖民主义的序曲。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由大炮来摧毁它。”（《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下卷，第286页http://economy.guoxue.com/?p=4122。） 关于西洋人从“亲华”到“仇华”的变化，米里耶尔·德特里说： ……17和18世纪……欧洲撰写了大批著作，论文或传奇故事（小说），都把……中国人推上了舞台，从而向欧洲上了一些智慧、伦理、治国和经济方面的课。……19世纪……中国人已不再是教训人了，而是接受别人的教训；他们已不再被推荐为楷模了，而是变成了批评对象；他们已不再是被人理想化和受人仰慕了，而是受人歧视和嘲笑了。……事实上，中国在19世纪前几十年，是一个令人梦寐以求和令人觊觎的民族……：但……从鸦片战争到对义和团的远征，中国变成了一个……牺牲品。（第346页） 难道实力超人就应该反目为仇、以怨报德吗？中国承受忧患、守护和谐而“落伍”，西方打破平衡、致乱寰宇而“领先”。但无论如何，西方本质上是“弑母”，即它的所作所为，是要杀害文明母亲和自然母亲！——老子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七）世界根基动摇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不仅是主脉，而且是中流砥柱；她具有“天下太平”的和谐文化（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种文化，世界历史可称之为“轴心时代”，全人类与生物圈才能够延续至今），只不过她表面上充斥着天灾人祸而已（中华民族承受着遍天下的祸因乱源）。由于生态缘故，自古迄今之北半球多为“祸因乱源”的发生地：有的宣泄于外，但暴兴暴亡；有的承受于内，但或夭或寿。唯具有和谐文化的民族或国家，才能长期幸存于内忧外患。除了中国创发并推广她的“和谐模式”之外，其余世界大抵是相争相害、生生灭灭（霍布斯邦）。但是，这对于地球生物圈来说，也“无伤大雅”，最多是留下几个“伤疤”，例如文明古国之废墟；对于儒家平天下来说，也“无关宏旨”，最多是有时陷于低谷而已，此乃通向其终极目标的过程中的周期起伏、阴阳交替！ 纵横比较：“东方理想”是儒释道之共通之境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皆恢复和谐，文明长生久视，人与生物圈共存无疆（几十亿年，而非基督教之两三个千禧年，更不是科学革命之后数百年地球变废墟）。这就是说，“东方理想”虽为中国文化的终极目标，但实际上也是传统中国之“善面”，并将其最大化！中华文明的“恶面”或阴暗面，并非其文化所致，而是她在承受忧患、融和遍天下之祸因乱源的过程中的历史表象；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又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进言之，“天民、无为、大同”乃东方理想之三要素，也是历史中国之实情：第一、“天民”即董仲舒所云“教化大成，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亦即辜鸿铭所云传统时代之“良民”。“前现代”之中国，人民有耻且格，乡里自治，“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第二、“无为” 即儒释道之治道。往古中国，人性恶用霸道暴政（法家、济之道家），人性善用仁政德治（儒家），性至善用无为而治（儒释道）；当然，中国文化还积极地从事“教民新民”，而使政治向上升华。中国近古之治世，乃大抵如此（乡里自治，百姓自为）。第三、“大同”即把上述情况（第一和第二）推而广之。其全过程是“修己安人、内圣外王、尽精微而致广大”，其在历史上表现为“朝贡制度”；并且“天下”不断扩大，越来越接近“世界大同”。 然而历史是曲折的：中西相汇，转入歧途。西方自古因生态差而人性恶，固含斗争性与冲突性，此乃“自我否定”或“死亡本能”——已毁文明之症结。当它遇到外来文化与技术便会骤起而趋灭：骤起则繁荣而扩张，趋灭则波及而遍殃。古地中海文明、希腊、罗马、中世纪皆重蹈覆辙，现代文明也难免重演悲剧；其关键是中国与西方“因缘相聚”，使得“自我否定”或“死亡本能”与全球化形影相随。换言之，中古后期，“华夏平天下”及其文化科技之西传，催生了新文明；从而“轴心时代”结束，人类社会丧失“四维根基”、丧失“中流砥柱”，因而全面倾轧，全体倾荡。近代以来，“白人的负担”及其文化科技之东渐，摧夷了大传统；以致世界历史进入“五浊恶世”、进入“末法时代”，因而面对终结，面临终劫。 （八）吾人近忧远虑 现代文明，科技文明或物质文明，实为“感官刺激的文明”。此种文明不是植根于尚善之心灵，通感和谐，因而愧称“人是万物之灵”；它是被竞争之意欲（佛教“五蕴六识”）所驱动，基于自我中心，因而妄称“人是万物尺度”。今人正在建造的物质文明（人造景观），像似接近“人间天堂”，实则离“人间地狱”不远了！ 如前所述，近现代西方是“人性恶创造历史”——打破传统羁绊，撤销文化限制，启蒙理性，解放人性，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大竞争大发展，引起人口爆炸、知识爆炸、科学裂变和武器聚变，人类被置于“恐怖平衡、一毁俱毁”，在生态上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今日世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第一、从静态讲，这是“文明社会”三要素之争衡，它们是“庶众、政治、国际”，皆有其正反之两面——A.“庶众”的正面：维持生计、争取权利；反面：人欲横流、洪水猛兽。B.“政治”的正面：从民所欲，有效管理；反面滥用权力、高压手段。C.“国际”的正面：恐怖平衡，政教相安；反面：世界战争，宗教冲突。第二、从动态讲，怎样才能保持“正面”和抑制“反面”呢？无非是“发展”。但它也是隐患——酝酿危机，恶性循环；因为现代经济并非“天人合一”，而是“戡天役物”，即：发展是以深度伤害生物圈为代价的，并造成地球村的高度紧张！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 那么，就今而论（直到灭顶之灾、万劫不复到来之前），哪些国家易于保持“正面”和抑制“反面”呢？答：是人类危机的制造者西方和它的盟邦，因为它们暂能倚靠霸权来维护既得利益和战略优势！除此之外，在西方的受害者当中，文化深厚和智慧玄奥的民族能够“翻身”。然而当中国“保住球籍”之际，全人类也包括中华民族在内快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 人类未来的出路何在？ 第一、考虑一下，华夏主要发祥地的生态逆变和中古后期欧洲的极度紧张，分别通过“江南开发”和“地理大发现”得以缓解；和现代中国是依靠参与并分享“全球性生态”（世界市场）来把其内乱之源，转化成了现代化的动力的。那么，今之趋于矛盾聚爆的地球村，将如何宣泄于外、从而平衡呢？是开拓太空吗？ 第二、鉴于近代西方和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它俩所依靠的都是对方的科技，即都是科技接力所致“科技裂变”的产物。这就是说，在没有外来科技的条件下，地球人往昔不能以“自我突破”来开拓新生态（生存空间）；因此从今往后，人们很难依靠自我力量来缓解地球村的危机，亦难实现太空移民，除非有外星人的科技帮助！ 第三、再鉴于历史上几个成功地利用外部生态来缓解危机的文明，在其过程中都发生过全面战争（战国时代是中华天下的”世界大战“，西方时代的世界大战是“全球战国”）；那么，现代人或未来人即使有条件、有能力开拓太空殖民地，他们还能承受因生态紧张、争夺生机和科技负面所引起新的、显然是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吗？ 第四，如果以上三点都不成功，那还有两条路，人们必须选择其一；一是“都随大流、自然而然”之死路，一是“强人所难、脱胎换骨”之活路；前者是自然报复、全体毁灭，后者是文化调节、返璞归真。让竞争性的个人和国家来接受和谐文化，那不是“痴心妄想”吗！除非发生两种情况之一：或是危机爆发，人口巨耗，幸存者祈求神灵；或是中国压倒西方，传统全面复兴。后一种情况，首先又得加剧世间对抗。 
（九）图解：现代文明向何处去？ 说明：◇三个多重椭圆：先看图B(右下图)，分别是蓝天白云绿水及生物圈，即“东方理想”（亦是传统时代）；图A（左下图）分别指天空与水污染及生物圈退化（老子曰：天污地废，河谷干涸，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即今之“地球村”。◇（下面两个椭圆之内）交叠三园：图B指世界和谐；图A为今日争衡（锯齿形，即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其暂能以牺牲生物圈来得到平衡。◇（下面两个椭圆中的）心状即“世界的心”——世界精神贯通世道人心，它决定着地球村的善恶祸福及其前景。世界精神邪恶，社会从恶如崩（图A）；世界精神纯正，社会从善如流（图B）。拯救之道系于人心，人心系于学术。图A.今日世界：三位一体“文明社会”之争衡，通过发展、以牺牲生物圈为代价来保持平衡，因而愈益紧张、充满灾难、趋于总体毁灭。图B.东方理想：全面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人与生物圈共存长生。唯中国文化调伏人心以清净天下，实践于终古，今则相反，未来如何？ 图C.西方理想：“上帝的选民”模仿“神之创世”，建造人为的、超越自然因而是损耗生态的“新世界”，哪怕是毁掉地球，也能在无垠的太空中开拓和建成“新家园”。遵照上帝的召唤，奔向遥远的天庭，科学是“神功”，最终“科学天堂”印证“上帝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