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之于中国，是个异常响亮的名字；应该说，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当代外文出版物中，是被中国读者阅读最多的书籍了。他那些充满对立矛盾、让我们似懂非懂的哲学语言，也成为中国文化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时髦。至于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懂了他，在我看来，还是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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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总是一次次地随着米兰-昆德拉，试图去理解现实生命的承受之问：在习惯的思维中，我们总是认为，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然而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而我们几乎没有想到，当生命的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人间的所有，人也就成了一个虚幻的存在，生活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是生命之重还是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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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哲学是在没有人物、没有境遇的条件下进行的。于是，我们在他的书中，感受更多的是生命的思考，而不是艺术的感染。而他对生命的感悟，一生都在异国飘泊之中，灵魂处在叛逆之中；生命正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轻，变得没有依凭与支撑。即使他现在隐居于巴黎，远离媚俗的、到处充满了故作感伤和自我愚弄的世界，但那颗曾经叛逆、至今仍没有改悔的心灵，甚至不如随风飞舞的羽毛，那样飘浮，没有确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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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被称为捷克小说家，而他实在也曾经长期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生命协奏曲的前半部，都是与捷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1968年，苏联人入侵捷克之后，把布拉格之春蹂躏不堪时，他的作品被列为禁书，文学创作难以为继。于是，他选择了叛逆祖国，出逃法国，而且，至今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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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离开捷克之前，他的生活也是充满着离叛。无论对过去的捷克斯洛伐克，还是现在的捷克，米兰-昆德拉的政治面貌，都是个复杂的问题。1948年，19岁的昆德拉加入捷克共产党，两年后即因反党行为被开除；1956年他二度入党，但1970年再遭开除。他的一生，绝对体现了东欧历史的变迁和矛盾，他的叛逆也成为了历史变异的最好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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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如此，他的叛逆，还纠缠于对朋友的告密事件之中。 2008年10月，一位捷克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指控昆德拉曾向当局，告发他的同学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虽然米兰-昆德拉本人矢口否认，这一事件至今没有定论，但米兰-昆德拉的人格，却因此蒙上阴影，他的叛逆人生，也因此平添了一笔诡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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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叛逃西方的东欧人士中，米兰-昆德拉的叛逆行为是最为彻底的。他流亡法国，六年后获得法国国籍。他不仅抛弃祖国，而且抛弃母语，逐渐转向法语写作，宁愿以生硬的外语筑起与青春和故国之间的高墙，政治隐喻更多地被哲学思考所取代；他不再为他的同胞们写作，也不再把同胞们当作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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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他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风行全球，他还是长期拒绝捷克版的问世，以至于该书直到2006年才得以在捷克出版，这时已是此书问世22年之后了。而中国读者远比捷克人幸运，早在1987年，韩少功由英文转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已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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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米兰-昆德拉，祖国，或者说精神家园真的可以彻底叛逆么？在他的书中有关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轻易地说她想说的话。正是这种游离于母体之外的不安定感，使特丽莎坚决地离开瑞士，与她深爱的托马斯不辞而别，回到她正处于灾难中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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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何尝不是米兰-昆德拉的心理感受呢？对于他来说，离开祖国，也是他所承受的生命之轻。表面的离叛，获得了自由，但是，内心却承受着水深火热的煎熬。因此，他说，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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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起一个故事：国王让他手下的大臣们比赛，看谁是大力士。比赛的办法居然是让大臣们把一根鸡毛扔过高墙。几乎所有的大臣们都失败了。只有一位大臣很聪明，他抓住身边的一只鸡，一把扔过高墙，然后对国王说：我能把整只鸡都扔过高墙，何况一根鸡毛？而昆德拉揭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他和我们一样，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永劫回归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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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米兰-昆德拉面对自己精神的叛逆，在远离故土的自由之中，而无法得到安宁。有人说过，自由是一种劫难；因此，我们宁愿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就象在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里，女人总渴望压在男人的身躯之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