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孔子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而我们常常称之为西方的孔夫子。因为他们异曲同工的探究，同时在地球的两端，开创了新的人文时代。这种时代，并不是凭借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和智慧，对人生哲学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为人们指出一条如何活的更好的途径，展示了人生可能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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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太多相识之处，他们都处在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的时期，都有一种庆幸，同时也是铸成悲剧的际遇；他们几乎都一无所有，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企图建立各自的理想国度；他们都把真理当成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宁愿舍弃生命而求之；他们都被视为丧家之犬，不被现实的权威所接受；最终，他们都变成了永恒，成为东西方不可逾越的两座人文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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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格拉底比孔子更具有悲剧的色彩，他的生命，最后成了真理祭坛上的牺牲品。公元前399年，他被控告有罪，最后被雅典法庭以不信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他曾获得逃出雅典的机会，也得到如果放弃执着的思想，就可以免于死罪的承诺，但苏格拉底还是选择死亡，喝下了为他准备的毒药，慷慨地为真理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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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格拉底之死，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人民的意志，有时却成为统治者压制自由、扼杀真理，祸害忠良的工具。据说，为了审判苏格拉底，雅典当政的民主派组成了一个五百零一人的法庭，原告中有诗人、演说家和政客，还有民众代表。最后，以投票的结果，二百八十一票比二百二十票，决定苏格拉底有罪，而罪名就是不敬神和蛊惑青年。也就是以思想，而不是行为来定罪，很显然，雅典当政的民主派为后代的统治者，开了一个最为恶劣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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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苏格拉底即将被处死的那天晚上，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打发走了，而去同他的学生谈论灵魂永生的问题。当有人送毒洒过来，苏格拉底镇定自若，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也许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有为真理而死，才能完成思想的绝对和永恒，因而，他的人生结束语平淡而达观：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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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格拉底一生对灵魂附庸的肉体，早看成是累赘。在他看来，只有放弃生命，灵魂才能得以永生。当人一无所需才最像神，所需越少越接近神。因此，他总是穿着褴褛的衣装，赤着脚，出现在公共场合；别人是为了吃而活着，而他是为了活着而吃。唯有真理，才能值得他崇尚，因此，他一生象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他相信：对哲学家来说，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的天国的视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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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人把哲学当作他的职业，即谋生的手段，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种哲学家；另一种人把哲学视为生命，甚至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前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他们是智慧的出卖者；而苏格拉底自己则堪为后者的典范。因此，他也许是人类哲学史上，因为思想而被定罪，并且为了思想而献身的第一位哲学家了。苏格拉底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圣徒和真理殉道者；时至今日，几乎还找不到哪位哲学家，象他那样痴迷于真理，执着于正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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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想是世界上最神奇而伟大的存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灵的唯一证明。但是，有时候，思想却成为最大的邪恶，成为罪过的根源；那些睿智而富于思想的人，往往因为思想而获罪。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苏格拉底如此，孔夫子、哥白尼、达尔文也如此，这些引导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思想家、科学家，无不被误解过，甚至被戕害，成为令全人类引为莫大耻辱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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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虽然人类早就进入高度文明时代，但这种事件也未能幸免。我们还清楚记得，在中国的文革时期，也许是人类历史上，以思想获罪最多的时期，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容不下任何异教邪说。让我们记忆犹新、作为民族之痛的张志新之死，就是因为反对个人迷信而被审判，她受尽了精神的凌辱，而在她押往刑场杀害时，为了防止她喊口号，竟然还将她的喉管割断。说明思想之罪，罪莫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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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曾评价他的老师说：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让我们哭笑皆非的是，这个一贯重视形而上学、而忽略生活细节的人，在弥留之际，最放不下的竟是人间一件琐事，苏格拉底最后喃喃地对身边的人说：你过来，我曾向克雷皮乌斯借过一只公鸡，请你不要忘记付钱给他，说完才安静合上眼。可见，这是一颗多么善良的心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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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不管人们对他的学说作何评价，但谁都不能不承认，他为后世树立了人生追求和人格上的典范。据说在他死后，雅典人忏悔了，给他立了雕像，并且处死了刽子手，驱逐了策划者。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苏格拉底之死，以及人类历史上那些因为思想而获罪的悲剧，但愿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