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脉溯源）倪方六：古代教学成绩也与“升学率”挂钩？ [复制链接]

    在唐宋及以前，对教师业务的考核主要在“教学量”上，明代则开始与教学质量和升学率挂钩。明朝对教育主管和教师的考核，除了和其他行业官吏相同的“考满”、“考察”外，还单设有“学官考课法”。
    “学官考课法”是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教师考核制度，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颁行。该考核办法的中心是，“以九年之内科举取中生员名数为则，定拟升降”。据《明会典》记载，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州学学正有6名学生中举，县学教谕有3名学生中举，方算称职，可获升迁资格。
    平时对教师也有考核。如在月考中，学生三月无长进，教师要被扣工资。当时教师工资由现钞和米两部分组成，扣工资的形式主要是“罚米”。如果学生在学年末举行的“岁考”中仍不进步，问题就大了——凡府学12人、州学8人、县学6人以上无长进，府州县地方官及所属学校教师除被“罚俸”外，还要被“训导”。
    如果“岁考”中，府学24人、州学16人、县学12人以上无长进，要取消教师资格，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权直接开除（罢黜）教师。不仅教师被处理，府州、县的地方官员也跟着受罚，要被处以“笞刑”。
    对国子监教师的考核更加严厉。曾任明代南京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的黄佐，在其《南雍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北京国子监学生唐谦等想出来做官，吏部安排考试，结果成绩很差，“不通经书”。
    按规定应该将主管教学的司业（相当于副校长）赵季通治罪。明成祖朱棣听说后，放过了他，但就此向全国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凡弟子员再试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师，发烟瘴地面安置。”
    学生学不好，教师要被发配到环境恶劣的地方去，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考核教师最狠的一项规定。

在古代，朝廷很注意控制师生的言行。如明朝便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监察制度，当时在国子监专设1名“监丞”，其工作不在教学，而在监督师生，有“纠举惩治”之责。而在州县学校，则由地方提学官督察。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明朝的学规是最为严厉的，学生评论人物，非议朝政，都在禁止之列。据《南雍志》记载，有个叫赵麟的国子监学生，因为写了张大字报（无名帖子）表达不满，朱元璋听说后亲自裁决，判他枭首示众，悬挂赵麟首级的长竿在国子监里竖了160年。
    对学生如此，对教师自然也不放过。国子监老师的教学讲义都要送审。据明末王夫之《识小录》中所记：“每值讲之前一日，具讲义稿呈内阁及勋爵知经筵者阅订，有疵句，则批驳令自改正。改已，复编呈之。虽至再三必改定，乃缮写一本进呈。”
    此外，朱元璋在国子监还创设了“绳愆厅”，绳愆厅相当现代学校的纪检室，实际与监狱的审讯室无异，监丞的办公桌就放在绳愆厅内。据《大明会典》，“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并课业不精，廪膳不洁，并从纠举惩治。”可见绳愆厅并非专为不良学生所设，而是针对师生群体，厅里置放一本过错记录簿（集愆册），不当言行一一记录在案。
    教师如果“妄生异议”，下场将很惨。《大明会典》记载，违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发化外。”明朝这套控制师生言论自由的做法，亦为清代所仿效。

古代“教师”也需要有“编制”？
   古代公办教师吃的都是“皇粮”，所以教师都是有编制的，尤其是大学教师，都是有相应级别的“官”，所以“编制”控制很严。根据学校级别和在校生人数，会定出相应的教学岗位。
    秦朝官学有“三老制”、“博士制”、“吏师制”等教学形式，其中，博士制教学规格最高，朝廷给出的博士官编制是70人。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朝廷颁布了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地开办学校。学（相当于大学）、校（相当于中学）设经师1人，称为“文学校官”；庠和序（相当于小学）设《孝经》师1人。汉武帝时，太学博士首设五经博士，编制为7人，至东汉时，增加至14人。
    唐代的教师编制相对系统、合理，一般根据师生比来确定。如国子学设博士7人，助教、直讲各5人，学生300人，教师与学生比为1：25。太学、四门学师生比例则分别为1：45和1：72。
    唐代地方学校同样划定了师生比，以县学的儒学来说，师生比为1:10至1:25。但唐代的专科学校师生比又有不同，学生人数更少。以州学的医学专科为例，师生比在1:7.5至10之间，1名医学博士最多带10名学生；1名医学博士配1名助教，最多带15名学生。
    明朝的国子监规模大于唐朝的国子学，设祭酒、司业各1名，下设教学管理机构“五厅”和教学单位“六堂”。五厅中的“博士厅”负责具体教学，编制是：博士5人，助教15人，学正10人、学录7人。其官衔分别为正八品、从八品、正九品、从九品。
    当然古代也有“代课老师”，以补充教师编制的不足。

古代“教师”的待遇如何？

    在古代，教师与官员一样也都有稳定的收入。汉代太学博士的官秩，初为四百石，后升为六百石。四百石级别，每月的工资（俸禄）是50斛谷物，以“汉代1斛（石）=2市斗=27市斤”来算，50斛相当于今天1350斤；以成人每人每月消费30斤来算，够45人消费，这是当时大县县丞的工资水平，属“副县级待遇”。而六百石则为70斛，是当时郡丞才享受的“副市级待遇”。
    宋代除了朝廷拨款外，自仁宗起还陆续赐给官学土地，称为“学田”，这一制度为后来各朝所继承，元、明、清学校都有相应的学田。学田收入除一部分用于办学和补助困难学生外，不少都成了教师福利。
    宋代书院一类私立学校的“民办教师”，由于社会捐助多，有的教师收入远高于公办老师。教师的工资开支是学院费用大头，如南宋明道书院，山长（院长兼主讲老师）的月俸100贯，每天还补助700文伙食费。
    历代教师待遇数明代最低，而且常被扣罚。以太学来说，博士与助教的薪俸是一样的，月俸米6石 ；县学教师（教谕）收入只有博士的一半，月俸米3石。明代一石米相当于现代120斤，也就是说，博士每月的工资是720斤大米，比汉代少多了。不过即便如此，这个收入也可以保证教师本人及家人的日常生活。
    古代教师还有不少工资外的正当收入，如汉代太学的教师，经常有皇帝赏赐的酒肉或实物，称为“劳赐”。至于古代教师的“灰色收入”就不好说了，如清代，学生上学拜老师要交“进见礼”，升级要交“喜钱”，接到教官“赠送”的题诗题字，得送“谢银”。乾隆三年七月十九日礼部仪制司郎中周祖荣曾上奏揭露：凡不送的，“将来月课岁试、举优报劣之时，必遭挫折”。

古代“教师” 也要有“从业资格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太公家教》已记载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春秋时期的孔子更留下了“有教无类”等至理名言……在中国古代，教师一直是备受尊重的一个职业。那么，古代什么人才能当老师？现代要想当老师得有从业资格证，古代“教师”从业也要通过考试吗？
    古代“教师”从业也得通过考试
    《登科记考》记载：“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
    在西汉以前，教师多是推荐，并不需要从业考试。但到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要想成为太学博士，得通过太常主持的考试（有点类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试）。当时，经学名流才有任职资格，而且，对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要求曾教过学生50名以上，年龄不小于50岁。
    隋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学制度。官学，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学校，既有小学，也有大学；既有综合性学校，也有专科学校。当然，教学管理和要求也更规范更严格了，对教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办法。
    唐代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在内的学官，同其他官员一样，均要定期“考课”，一般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考核内容分业务、品德及教学效果等，考核结果分为九等。其中，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即《登科记考》中所说的：“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
    古代教师称谓很多，继秦汉出现“博士”后，到宋代教师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教授”。石介、孙复、胡瑗等宋代一批著名学者都曾被聘为太学教授。宋代是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和繁荣的时代，私立书院流行，但朝廷对官学同样抓得很紧，要当上“公办教师”同样得考试。
    宋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实施的“教官试”制度，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和教师资格考试。《文献通考·学校七》称，由于考试过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全国州、县的教授“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古代教学成绩也与“升学率”挂钩
    《明会典》记载：“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方可升职。
    在唐宋及以前，对教师业务的考核主要在“教学量”上，明代则开始与教学质量和升学率挂钩。明朝对教育主管和教师的考核，除了和其他行业官吏相同的“考满”、“考察”外，还单设有“学官考课法”。
    “学官考课法”是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教师考核制度，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颁行。该考核办法的中心是，“以九年之内科举取中生员名数为则，定拟升降”。据《明会典》记载，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州学学正有6名学生中举，县学教谕有3名学生中举，方算称职，可获升迁资格。
    平时对教师也有考核。如在月考中，学生三月无长进，教师要被扣工资。当时教师工资由现钞和米两部分组成，扣工资的形式主要是“罚米”。如果学生在学年末举行的“岁考”中仍不进步，问题就大了——凡府学12人、州学8人、县学6人以上无长进，府州县地方官及所属学校教师除被“罚俸”外，还要被“训导”。
    如果“岁考”中，府学24人、州学16人、县学12人以上无长进，要取消教师资格，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权直接开除（罢黜）教师。不仅教师被处理，府州、县的地方官员也跟着受罚，要被处以“笞刑”。
    对国子监教师的考核更加严厉。曾任明代南京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的黄佐，在其《南雍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北京国子监学生唐谦等想出来做官，吏部安排考试，结果成绩很差，“不通经书”。按规定应该将主管教学的司业（相当于副校长）赵季通治罪。明成祖朱棣听说后，放过了他，但就此向全国下发“红头文件”，规定“凡弟子员再试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师，发烟瘴地面安置。”
    学生学不好，教师要被发配到环境恶劣的地方去，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考核教师最狠的一项规定。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