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敏
上个世纪50年代，语文教育曾有过一次重要的、但又是来去匆匆的改革，即把文学与汉语分开，各自编写了教材，形成了《文学》与《汉语》两种课程。这种改革使文学教育受到空前的重视，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文学素养，也给许多过来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如巢宗祺，虽是语言学家，但他喜爱的是当时的文学课本，说道：“初中语文分《汉语》、《文学》，不瞒大家说，《汉语》我是从来不看，但六本《文学》我是翻烂了的。尽管现在我在大学教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博导。我最喜欢读的是《文学》课本上的小说和古代诗歌。”（巢宗祺：关于语文课程改革主要内容的思考）作家莫言年龄小一些，无缘直接学习那些课文，只是有机会读到那些文学课本，这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文革’前那样，把语文教材分成《汉语》和《文学》两本教材呢？我幼时失学在家，反复阅读家兄用过的《文学》课本，感到受益很大。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培养起来的。”（《虚伪的教育》，《莫言文集》第12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可是，文学与汉语分开教学的这一改革，来去匆匆，从56年开始，到58年即被废止。成为后人研究的一种现象。研究者至今仍在讨论这一改革，分析废止的原因，并讨论其“得与失”。“得”，已经很清楚，即这种分科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文学修养。至于失，有人认为，没有注重培养学生语文应用的能力。但这究竟是不是失？是需要分析的。学生若真的具备了很好文学修养，有了对文字的敏锐的感受能力，要他写好应用文，是很容易的。这也就是说，语文语言能力问题，不是改革终止的主要原因。文学与汉语分科被废止，主要原因在政治。社会政治需要其成员具有一定的语文能力，但这种能力应该是保持在一定幅度上的。太低了不好，太高了也是问题。而文学与汉语分科之后，文学教育在学校兴盛起来了，当时的《文学》课本选进了许多古代和外国文学的优秀篇章。这些作品培养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有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让学生善良、有同情心，有了对美的追求。总之，使这一代学生能够具有“精神的底子”。而这些，都超越了语文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的。语文课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一种工具性的人，超出了这一点，就需要警惕和制止。文学与汉语分科的试验匆匆结束，其深层的原因，不是这种分科教学之“失”大于“得”，而是相反，这种教学所“得”的太多、太快，超出了社会政治所能允许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