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一百来年前的“五四”前后，许多人大力反对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理由白话文能“启民智”。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可能是有问题的。
启民智，应该是让民众有智慧。那么就有一个问题：白话文包含的智慧更多，还是文言文包含的智慧那多呢？应该是文言文中智慧更多。如《周易》，《老子》，都非常富有智慧，这大概是没人否认的。就说后来的《资治通鉴》，也是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特别是统治的经验非常丰富。这本书书名的意思就是“帝王的镜子”。古代不说，就说当代，领导人也非常喜爱这部书，阅读多遍。书中若无自己需要的统治群臣的智慧，读它作甚？这样的文言文，其智慧的含量，岂是白话文可比？
再回到五四前后，那个时代，许多人倡导白话文，自己也用白话写文章。如陈独秀激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李大钊用心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但这些文章，是不是让民众更有智慧呢？恐怕难说。
白话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本身包含丰富的智慧，而在于文字比较简单，能够比较容易地让民众“看懂”宣传家的文章，接受宣传家的思想。
若果真是为“启民智”，那么，应该做的是，让民众学好文言文，以能够阅读和深思《资治通鉴》的统治术，了解政治的奥妙。读白话文，对这些政治智慧，是无法了解的。
“五四”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中期之后，白话文愈加成为语文课文的主体，文言文越来越少，且学生也学不太懂，毕业之后也就几乎没有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因此，文言文言所包含的智慧，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就无从知晓了。这也就是说，白话文不是能“启民智”，倒是相反，让民众与智慧更加隔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