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北面有座阳明山，这座山原本叫草山，因多生茅草而得名，与明儒王阳明毫无关系，但如此充溢着文化气息的名称从何而来？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选择这里做官邸，却忌讳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遂以其偶像之字改曰“阳明山”，这里的公园也改称曰“阳明山公园”。
蒋介石对王阳明一直是十分推崇的，他常自言：“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
蒋介石在台湾除了煞费苦心地“造”了座阳明山，还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有着不解之缘。蒋氏虽中年后皈依基督教，但其思想主要以中国道统为根源。终其一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甚力，自诩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他时常以儒家道统的卫道者自居，为此不惜殚精思虑。在退居台湾的最后岁月里，仍旧发动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打政治牌作文化秀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因为有海洋天堑的屏障，得以有喘息的机会。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复任“总统”，岛内混乱的局面得以稍稍安定。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已趋稳定。在1952年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光复大陆”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但内战失败的阴影长期困扰着蒋介石，他反思丢掉大陆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思想、文化、教育方面也是惨重的失败了，丧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所以他力图修复反共思想体系。
此时岛上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也颇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因为台湾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日本人从此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影响巨大，使得台湾民众文化心理上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在长期孤悬海外的时代，很多台湾民众连对国家认同都发生了疑惑。台湾早期作家李昂小说《迷园》就是写主人公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长期的迷惘失措，而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描摹出台湾民众沦为半个世纪历史孤儿的困惑。
抗战胜利后，备受异族蹂躏的台湾终于光复，可惜没多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这深深刺伤了台湾民众的情感。后来国民党败退后大迁徙，使台湾的人口自然地划分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块。台湾人对外省人有着一定的敌意，极端的“台独分子”挑战着蒋介石。
一些“台独分子”将政治矛盾放大为文化乃至种族冲突，鼓吹“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等等。就在“台独”势力叫嚣不停时，岛内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一场“中西文化论战”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保护传统文化，1966年11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名发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这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
1967年7月，蒋介石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
“文复会”草创之初，蒋介石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如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则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定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蒋介石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学校坚持以“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岛内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介石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冀使传统文化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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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这些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借文化复兴运动来禁锢岛内异端思想，达到其维护统治的目的，但无论如何在复兴文化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
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既是传统道德的倡导者，亦是文化上的复古者。他在台湾推行的文化复兴运动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即推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运动标榜“新”生活，内容却是“旧”道德。
蒋介石从古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言中，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确定“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他提出新生活运动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从而使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
但这场新生活运动是虎头蛇尾，成了一出场荒唐的闹剧最后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旋即陷入内战，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无力兼顾，这场历时15年的运动因此面临诸多困难，于1949年悄悄“暂停办理”。然而蒋介石没有忘记这场新生活运动，他晚年在台湾发动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蒋介石之所以一再把挽救中国危亡求助于传统文化，是由于其一贯的主张和信仰。蒋氏曾说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邹容的《革命军》；第二本书是王阳明的《传习录》；第三本书是黄梨州的《明夷待访录》。其中三分之二皆为道学旧说。他自青年时代读新学诸书常食而不化，而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并常用旧学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从政治国、用兵打仗的轨范。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儒学，不仅笃信不疑还身体力行，常以“存天理，灭人欲去人欲，存天理”自律，果真能一日三省吾身。蒋氏年轻时私生活荒唐不堪，在其日记中他尽量一日三省吾身来克服常见自省之语，比如见女色心动本乃人之常情，可就是这么一闪念，当天日记他就会检讨：“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类似这样的“狠斗色欲一闪念”在他日记中，特别是认识宋美龄之前举不胜举。严格按照道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致使传统文化对蒋介石影响极大，他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
1959年蒋介石在台北订正《科学的学庸》，对《大学》、《中庸》进行解读，认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这颇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把一些典籍功用过于夸大的无所不能。
不过中国哲学多为政治哲学，传统文化亦为政治文化，在蒋介石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中，无不含有政治上的目的。
回溯蒋介石一生，他始终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其思想也是以儒家道统为根本。所以，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为何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了。
薪火相传的传统文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其遗嘱声称：“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蒋介石带着他光复大陆的迷梦走了，复兴民族文化大业的接力棒要交到了蒋经国之手。
蒋经国成长过程中受蒋介石影响极大，蒋介石一再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蒋经国因此着重传统文化的研习，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影响作清算。
蒋经国上台后，继续了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他将父亲去世的4月定为“教孝月”。礼义仪孝为先，希望能通过发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文复会于1986年提出“现代国民生活纲要”，发动了“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推行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诸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去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终于告一段落。这场历时20余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然常被人认为是“食古不化”，钳制了学术自由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它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它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
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有钱穆、徐复观、牟宗三等这些“国学”大家在台湾开馆收徒，带出一批批“国学”传人；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演绎出《薪传》、《九歌》、《水月》这样现代和古典完美结合的作品；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这样意蕴悠长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等著名词曲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艳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
然而，近年来台湾社会同样也遭遇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浪潮进一步侵蚀。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大力推行“去中国化”与“去蒋化”，主张“非断奶不可”。历经浮沉后，传统文化在台湾影响日渐式微。
(摘编自澳门《新华澳报》 作者：周为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