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州半岛：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区
雷州半岛是中国三大半岛之一，历史上因为远离中原王朝，开发时间相对较晚，而被称为“蛮荒之地”、“瘴疠之乡”。但经过一代又一代原居民和移民的开发，这里不仅成了天南重地，而且成了独特的亚文化地域。无论在岭南还是在全国，都是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区。我们称之为雷州半岛文化区，简称半岛文化区。
称为文化区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地理空间和地理环境。二是要有独特的文化，即该地域独有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及其精神内涵。这也是划分文化区的根本标准。
雷州半岛毫无疑问具备第一个条件。雷州半岛是中国第三大半岛，地处中国大陆南部边陲，广东省西南部，突出于南海之中，北依岭南丘陵，南隔琼州海峡与国际旅游岛海南岛相望，西濒北部湾，南北长约140公里，东西宽约60～70公里，面积8千多平方公里，包括湛江、遂溪、雷州、徐闻4市县。作为地域文化形成的初始物质条件，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作为文化区域，它不仅仅包括地理的雷州半岛，也包括受到这一地域文化辐射的周边区域。廉江和吴川的一部分属于半岛范围，受半岛文化影响较大，其他地区和半岛之间互有影响。历史上廉江、吴川与半岛三县在归属上有分有合，共同归属湛江市以后，相互间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可以视为半岛文化区的一部分。所以，前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祁峰先生明确指出：“雷州文化应是泛指雷州半岛及受其影响的周边地区的地域文化。”[1]
第二个条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因着一定的地理形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得以与其它地方区别开来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2]笔者认为，地域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独特的语言和仪式。尽管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等物质层面对地域文化的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物质层面都会通过精神层面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语言和仪式最能象征文化独特性，最能集中体现文化的独特性。
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一论断，让我们认识到，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更根本的意义。相同的语言不仅是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和标志，也是地域文化形成的重要条件和主要标志。以地方方言为符号形成的文化，则更多地体现出文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的个性、独特性。所以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雷州半岛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雷话，雷话把半岛与其他文化区区分开来。
相同的仪式是地域文化另外一个主要标志。仪式包括宗教仪式和生活仪式。仪式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仪式集中而纯粹地表达某种象征意义和精神信仰。在社会生活中，婚丧嫁娶等重要活动和节庆等重要事情，如获得丰收，要欢歌庆贺；遭到灾祸，要祈求神灵保佑；重要节日如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都有特定的仪矩。相同的仪式表达共同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和精神向往，是独特的地域文化主要表征。而“雷”就是半岛文化区文化和仪式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词。
雷州半岛因古雷州而得名，古雷州因何得名，意见不一。一说因此地有擎雷山、擎雷水。一说因半岛多雷，并称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同属世界上两大著名雷区。但有论者称“因多雷得名”无现代科学依据，并引证了我国著名气象学家林之光先生的研究成果。林先生依据建国后五十年各地的气象资料的分析，认为，我国的多雷地区首推云南、海南，次为青藏高原东部和横断山区北部，第三才是两广地区。
以现代科学结论为依据，论证雷州半岛多雷还是少雷，对解决雷州得名的原因，事实上意义并不大。多雷少雷只是先民们主观上的感性认识，先民们不可能有什么科学依据。尽管雷州半岛不是全世界、也不是全国雷暴最多的地区，但至少是比较多的地区之一。以先民们有限的认识水平，有可能认为是多雷。所以，有关雷州半岛多雷的传说广为流传。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注》中说“雷州无日不雷”，并且详述了雷州半岛的“冬雷”、“旧雷”、“新雷”、“阴雷”、“阳雷”等等。此其一。其二，先民们很早就崇雷，已是定论。先民们崇雷极有可能与半岛多旱有关。翻阅雷州史籍，多有干旱记载。打雷往往下大雨，是生活经验。所以，生活在河流短小、地表水缺乏环境中的先民们，祭雷祈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多雷或盼雷都有可能是雷州得名的缘由。
《雷州府志》记录的雷州古谚“雷打秋有作无收，秋打雷稻籽累累”，至今仍在雷州半岛的乡村中流传。可见雷暴对半岛农业生产颇有影响，所以也深深影响着居民的心理。雷声滚滚，撼天动地，惊心动魄。在雷压倒一切的威势面前，万物降服，大雨普降，滋润生灵。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面对雷的威力和恩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神秘感、敬畏感和崇拜感，并因此产生雷图腾，形成求雷、拜雷、崇雷、祭雷的民间风俗和相应的仪式。史载雷州半岛上的先民是西瓯、骆越人，唐时称俚人。骆越人以雷为图腾，造青铜鼓以应雷。祭雷之时，雷鼓相应，人神共通。陈文玉改东合州为雷州，顺民俗而聚民心，以致自身也被神化为雷祖，足见民心所向和“雷”的影响。而此后雷州半岛，直至民国二年，1279年中，除南汉改称古合州外，其余均使用“雷州”名号。李堪珍先生认为：“雷图腾——雷传说——雷州——雷震王·雷祖——雷神——雷州换鼓（祭雷），就是古雷州的雷文化发展脉络”。[3] “雷”是雷州半岛人民很多习俗和文化的源头，是半岛文化区的文化基因，以雷为文化裂变的内核，最终衍生出一系列关于“雷”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仪式。雷祖、雷神、雷祖祠、雷话、雷歌、雷剧……其中“雷州换鼓”被明代冯梦龙著的《警世通言》称为天下四绝之首。还有数以千万计与雷有关的传说故事世代流传。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内蕴极为丰富的雷州半岛地域文化谱系。
湛江市博物馆馆长陈志坚先生也指出，从考古上看，湛江各地包括吴川、廉江，出土的文物许多具有“雷”的标志，反映出雷州半岛各地原始居民的“崇雷”思想。被称为“戏剧活化石”、历史极为悠久的傩舞，在广东，独有湛江有傩活动，而湛江傩舞中多有雷公面具。足以说明雷文化深远的历史渊源。如今崇雷、拜雷，以及雷歌、雷剧等已是雷州半岛居民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广受欢迎，也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雷州半岛形成的这一地域文化，其独特性及其影响，足以成为岭南文化系统中，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并列的子系统。对此，蔡平博士曾经指出：“一种文化的构成，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民系，而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民系，最关键的又是语言，即是否有相对独立的方言系统。现代广东的方言分为三个支系，分别是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广东客家民系所使用的客家话和广东‘闽方言’。广东闽方言又分潮汕方言和雷州方言两个次方言区，潮汕方言和雷州方言都是以福建闽方言为母体，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各自形成独立的方言系统。与广府民系所使用的粤方言相对应的是广府文化，与广东客家民系所使用的客家方言相对应的是客家文化，与潮汕民系所使用的潮汕方言相对应的是潮汕文化，那么，与雷州半岛地区民系所使用的雷州方言相对应的便应该是雷州文化。”[4]
《解放军画报》原副社长陈立人先生在《雷州打雷好——关于雷州半岛本土文化定位与发展的思考》一文中也分析说：“中国有三大半岛，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地域面积均比雷州半岛大，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本土文化体系，为什么？因为它们没有拥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和独特艺术形式。广东省内，为什么形成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因为他们分别拥有本土文化的标志物，如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以及粤剧、客家山歌、潮剧等独有的艺术形式。雷州本土文化的标志物和精髓是：雷州方言、雷歌雷剧、雷祖雷神，等等，这些无一不打上‘雷’的印记，抓住了‘雷’，就抓住了它有别于其他文化系统的基本特征，找到了它的遗传基因。”[5]
前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祁峰先生也明确指出：“正因为它具有这些特色和风格，使它能够在我国众多的地域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成为岭南文化中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亚地域文化。”[6]
综上所述，雷州半岛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区是毫无疑问的。
二、半岛文化区的形成与历史演进
半岛文化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远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雷州半岛就有人类居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雷州半岛归属象郡。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徐闻、海康、遂溪三县属交趾部徐闻县。以后，雷州半岛先后属交州、合州、南合州、东合州，至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东合州为雷州，统管雷州半岛三县，从此以后，直至民国二年，1279年中，除南汉改称古合州外，其余均使用“雷州”名号。雷州半岛稳定的历史区划，是半岛文化区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也可以称雷州半岛文化为雷府文化。
但这一历史过程是漫长的。 据考古发现，雷州半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经有十三个。诸多史前社会的遗址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雷州半岛就有人类居住。遗址的实物显示，四五千年前，已有种植、饲养、编织、制陶、建筑业。史前文化、民族、风俗已明显形成；多处汉代古墓出土的文物，有受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楚越文化影响的痕迹，也有岭南文化的显著特征。雷文化的历史，就是半岛原住百越族和中原汉族不断融合的历史，文化不断交融的历史。半岛文化区形成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奠基、形成、成熟、新的演进四个时期。
（一）奠基阶段
由于资料有限，雷州半岛史前社会的文化状况，如今所知甚少。但毫无疑问，史前社会的文化也应列入半岛文化区孕育的社会历史背景。
先秦至唐是半岛文化区的奠基时期。
雷州半岛是古越族聚居之地。史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清嘉庆《雷州府志》也说雷州 “古为百越所居”。生活在雷州半岛的俚、僚、僮等部落，他们以刀耕火种、渔猎为生，并各有自己崇拜的图腾。俚人以狸（野猫），僮、苗人以猫为图腾，傜人先以盘瓠为图腾，后又以犬为图腾。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百越人不断杂居相处，他们在雷州特殊的自然条件与多样的社会民族民俗文化的相互影响作用下，对各自原先的图腾崇拜经历了保留、演绎与融合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半岛雷府文化的源头。
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古代社会，自然环境险恶异常，狗嗅觉灵敏，勇猛忠诚，吠声辽阔，既是狩猎和生产中的得力助手，又能日夜护守家园。傜人、僮人的狗图腾逐渐为其他部族接受，雷州石狗文化开始奔流直下。
雷本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在雷州半岛，不仅雷暴较多，而且雷之迅、雷之猛、雷之威，也非同一般。所以，雷在所有的自然现象中，成为最具震撼性的力量。雷霆万钧之下，万物萧肃。但雷又能带来雨水，滋润万物。在认识能力极为低下的古代社会，雷很自然成了雷州半岛先民们心目中的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既令人敬畏，又令人渴望。通过精神的发酵，他们最终把一种威猛的异己力量，转化成了保护力量。雷图腾诞生，开启了有关雷的文化现象的闸门。崇雷，祭雷，发明铜鼓以应雷。大旱之时，宰杀三牲，擂鼓狂舞，对先民来说，不仅可以在震耳欲聋雷鼓声中，沟通人与神的世界，体味、觉悟、延展、传扬神赋予的无穷力量，威慑一切鬼魅魍魉，获得雷鼓相应、人神一体、威震天地的效果，而且可以祈祷天雷降雨，求得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从原始的祭祀活动中可以看到，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皆被认为由超自然的神明所掌握，于是便产生了雷神、电母、风伯、雨师等自然诸神。雷州半岛人向雷神求雨替代向龙王求雨，成为我国独特的民俗人文景观与祭祀文化。俚、僚等土著部落创造的这种俚僚文化，是奠基半岛文化区的最初因子，是萌芽时期的半岛文化。萌芽时期的半岛文化最主要的形态是图腾崇拜，是原始的宗教信仰。
秦统一南方后，置三郡，雷州半岛隶属象郡。至汉，平岭南置九郡，雷州半岛属合浦郡。因为雷州半岛地处边陲，交通极为不便，秦时虽开灵渠以通南方，但管理粗疏；汉时虽然进行了更精细的管理，但对岭南采取的统治方略是“以其故俗治”，事实上对雷州半岛文化状态均未有显著改变。到西汉末年，情况稍有变化。地处合浦郡之南、距离中原王朝更远的交趾郡，史书记载“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7]由此推断，入交趾的必经之途合浦郡，至少情况与之大体相当。秦汉时期，中原文化已经有所渗入，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最初的交融，为雷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隶属合浦郡的徐闻县管辖范围基本上包括了整个雷州半岛，此后雷州半岛在历史沿革中虽然不断更名，但整个半岛始终归属一个辖区，也为半岛文化区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条件。
半岛文化的萌芽时期也是半岛文化的独立发展时期，又是半岛文化区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各部族形成的土著文化，表现为自然的发展过程，并相互影响，受到外来的影响较小，是一种原生文化。此后越来越多的北方汉族出于不同原因徙居于此，使得土著或被融合同化，或外迁异地，族群结构和文化结构在不断地朝着汉族主体和汉文化主体的方向演变。
（二）形成阶段
唐宋元明时期，半岛文化区形成。唐代开始，以闽人为主的汉人大量移入。“唐朝闽南一批居民移入雷州，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唐宋以后，外地移民大量迁入雷州半岛，主要来自闽南兴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等地。明清时期，雷州府属海康、徐闻和遂溪三县，均有闽人迁入。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渔业等。”[8]移居到雷州半岛的汉人承袭了土著的图腾崇拜方式，将雷神作为求雨祭祀偶像膜拜礼敬。在半岛文化形成过程中，陈文玉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陈文玉（570—683年），唐代先后任东合州和雷州刺史。今附城镇南田村人。聪敏好学，武力绝伦，威望高播。在陈、隋时期，借以双亲年老，谢辞朝廷荐举。唐贞观五年（613年）才接荐出任本州刺史。在职期间，精察吏治，安抚百姓，使雷州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民皆富庶，风俗大变。同时奏请朝廷改东合州为雷州，组织营建雷州城池，为开发雷州半岛，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唐太宗曾经降诏给予褒奖，说他“养晦数十年，恶事非君；受职父母邦，德政彰明”。雷州半岛人民对陈文玉深为敬仰和爱戴，尊之为“雷祖”，并建“雷祖祠”以为纪念。雷祖祠除供奉雷祖外，堂庑两侧又有雷神十二尊拱立，还有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等诸神。百姓每年都在雷祠举行“开雷、封雷”的酬雷仪式，雷鼓、雷车、雷火是“开雷”必备之物，还有擎雷公、擎雷水、打雷沟、唱雷歌、演雷戏和斗雷等内容的活动。开雷仪式疑即是古代的“雷州换鼓”。而在这些丰富多彩的行为文化背后，还有人们对陈文玉作为雷祖形象的不断塑造。“犬报喜、雷霹雳、卵出身、掌有文是雷祖以奇而神万古者也”。狗成为雷祖陈文玉的呈祥灵物。崇狗与崇雷、人与神在雷祖陈文玉身上汇合，陈文玉成为聚合、生发半岛文化的第一个人间形象。陈文玉雷祖形象的出现，标志着雷以人神合一的身份切近了人们的世俗生活，并生发出半岛文化发达的根系。
古时雷州每年举行三次敬雷活动，二月“开雷”，六月二十四日“酬雷”，八月“封雷”。自雷祖陈文玉后，盛大的敬雷祭祀活动改为每年正月十一至十五日举行，府、县文武官员入庙至祭，办酒席官民同乐。盛大的敬雷祭祀活动，雷州城乡士民进香络绎不绝。在敬拜雷祖之时，亦诚心地向祠前的石狗供奉香火，祈求为家门呈祥报喜。条条涓涓细流的汇合，初步形成了半岛文化。一如屹立在都江堰旁边的李冰，屹立在半岛上的雷祖陈文玉，修筑的文化都江堰开始灌溉整个雷州半岛。在一定意义上，雷祖陈文玉就是雷州半岛形成共同信仰和风俗的起点。在雷祖的身上，至少完成了土著部落原始信仰的融合、统一和升华。
唐五代之后，中原汉人与闽南人大量迁雷。北宋末年，被贬雷州的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的引言中说：“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9]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在《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宋元时期，福佬系已自发展为一个族群以后生齿日繁，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除部分人留在当地谋生外，大批福佬人远走他乡，开始了大规模的民系迁移潮，首先之地即为地理环境相类似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沿海，继及东南亚各地……”[10]到宋代，汉民已经成为雷州半岛雷府民系的主体。移民不仅使雷州半岛的族群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也推动了雷州半岛大规模的开发。雷州半岛的农业、手工业、盐业、渔业、采珠业、航海业等获得了全面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到南宋，中原板荡，北方兵连祸结，偏处南方的雷州半岛相对稳定，移民增加，农商繁荣、交通便利，已成富庶之地。道光时期修撰的《广东通志·雷州府》引宋《图经》指出：“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闽浙，故居民富实，市井居庐之盛，甲于广右。”[11]移民潮也带来了汉化高潮。大批的闽潮人移民携带着他们的文化与宗教信仰来到雷州半岛，安身之处多建天后宫、天妃庙等，祭拜海神，希冀出海平安。这些带有海洋文化特色的闽潮文化，对雷州百越族的俚僚僮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大部分俚僚僮人接受移民文化而汉化，并继续居住雷州，另一部分则迁往海南等地。以闽人为主的汉族成为雷州半岛雷府民系的主体。迁雷闽人由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半岛先民民俗文化的陶熏，对雷祖神明顶礼膜拜，对石狗虔诚供奉。
唐宋时期中原王朝的贬谪官员也是雷府文化形成的重要力量。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秦观、汤显祖等名臣贤相文豪来到雷州，体恤民情，爱护当地老百姓，并设学官，置书院，教化民风，培养青年才俊。他们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使者与重教兴学的先驱。“十贤”及其衍生的文化现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纪念这些名臣贤士，雷民于南宋咸淳末年（1274年）创建了“十贤祠”。“十贤”分别是北宋宰相寇准、学土苏轼、侍郎苏辙、正字秦观、枢察王岩受、正言任伯雨以及南宋名相李纲、赵鼎、参政李光、编修胡栓。“十贤祠”内有南宋末年抗元英雄文天祥在雷州挥泪写下的《十贤堂记》碑文，文天祥称颂十贤功德，表彰雷州百姓“敬贤如师，嫉恶如仇”。文天祥本人也与雷州结下不解之缘，道德文章，高风亮节，厚泽雷州半岛，推动了雷府文化和半岛文化区的形成。
流人带来的中原农耕文化，闽潮移民带来的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闽潮文化，与土著文化交汇融合，彻底改变了唐朝以前以土著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雷府文化，汉化的雷府文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宋元之后，到明代，向雷州半岛的移民活动始终没有间断。明朝时期，政府推行军屯和移民垦荒政策，刺激了大批闽人和闽潮人移民雷州半岛。闽人大量涌入，带来的一个重要文化后果是，雷话形成。宋代之前，当地用的都是少数民族俚族的语言，此后与闽人的语言发生融合，以来自福建的闽语为基础，吸收当地土著语言的某些成分，逐步形成了一支新方言的雷话。对此，李新魁明确指出，“现代雷州半岛等地的‘黎话’，是宋、元、明时操闽语的人向西迁移所带来的方言，明朝时，这种黎话已经形成。”[12]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也指出：“雷州文化吸纳多种文化渊源，其中包括土著越人的俚僚文化、移民带来的闽潮文化，南下汉人的中原文化，以及海交、外资移入的海外文化，由上述四种文化的交流、整合，至明代，以雷州话的形成为标志，雷州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已经产生和基本定型。……雷州文化，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区，在岭南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13]蔡平博士认为：“一种方言的成熟与定型，意味着流行该方言地区文化体系的形成，也意味着雷州外来闽人本土化的完成。雷州本土化的闽人才是雷州主流传统文化的缔造者。”[14]从唐到明，雷州半岛的居民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风俗、共同的语言，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体系——以农耕文化为特色的中原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闽潮文化、土著文化融合而成的雷府文化，同时也标志着半岛文化区的形成。
（三）成熟阶段
清代，政府大力推行移民开发政策，雷州半岛开发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雷府文化迎来了鼎盛时期，半岛成为特色鲜明、成熟的半岛文化区。
至今有广泛影响的文化艺术形式在这一时期成熟。由汉末雷谣发展而来的雷州歌到清代定型。广东省四大地方剧种之一、广布于海康、遂溪、徐闻、廉江、电白等五县以及湛江市郊区和海南岛北部地区的雷剧，在清代定型。该剧由雷州歌演变而成。历时约三百年。中间经过姑娘歌(始于清代康熙1662～1722年时期)、劝世歌(始于清乾隆嘉庆1736～1820年间)、雷州歌剧(始于清道光1821～ 1911年的清末间)而至雷剧。雷州音乐产生于清初盛行于清末，流行于雷州（海康）、徐闻、遂溪、湛江市郊等地。雷州音乐艺术有节奏鲜明、旋律朴素、主音突出等特点。主要流行郊区、遂溪、海康等地的人龙舞据传也是在明末清初创于市郊东海岛。
本土一批杰出人物出现也是雷府文化成熟的重要标志。明代，雷府文化孕育出本土杰出人才开始走上前台，到了清代，更是人文繁盛，人才辈出，进士、举人大批涌现。而清代的著名清官陈瑸与文化巨匠陈昌齐是最突出的代表。雷府文化孕育出一批英才，花繁果硕。从雷州走出的几位名人陈瑸、陈昌齐、陈乔森等开雷州一代昌明之风。“三陈”已被公认为广东才俊，影响十分深远。陈瑸在清代有“天下第一清官”的美称，与明代的海瑞齐誉。他勤政爱民，无论在福建台湾，或是在湖南四川，都广有政声。台湾至今还保留有纪念他的祠庙和塑像。陈昌齐是乾隆时进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编校工作。他还参与了《广东通志》的编写并主持《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的编撰工作。他仕不忘儒，潜心学问，不仅编撰了不少文学、训诂、音韵等方面的书，还编著了一批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论著，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他还倾心教育，先后在雷阳书院勤恳教学十多年。他在河南等地任职期间，清正廉明，深受称赞。陈乔森在文学、艺术、教育等诸多方面均作出了突出成就。大批本土杰出人物的出现是雷文化结出的硕果，意味着雷府文化进入成熟阶段，半岛文化区则基本定型。
（4）新的演进阶段
明清时期，雷州府地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天南重镇海北名邦”。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到了近代社会，得到了进一步认识。中国近现代100多年，风云激荡，雷州半岛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几乎是同步上演着同样的历史活剧。
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中，法国强租广州湾（今湛江市），把广州湾辟为自由港，开埠通商，常有轮船开往外洋，广州湾便成为贩卖人口（俗称卖猪仔）出洋的中心港口，赤坎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港口相继沦陷，作为法国租借地偏安一隅的广州湾，成为战争的避风港，外埠难民蜂拥而至，人口激增至六十万。运输业、对外贸易、金融、工业盛极一时。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大商人先后到广州湾开设商号。大酒店、剧院、舞坊、百货、杂货、银号、金铺、珠宝商店等星罗棋布，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赤坎成了大西南的物流中心，各地商人南迁的经营地，各种商货除了销往高、雷、廉、琼及桂、滇、黔、川等地外，还远销东南亚各国。当年上海《申报》曾经载文称：广州湾现为中国海陆交通仅有之国防路线。凡由港、沪、青、津转内地或由内地转沪、青、津道经其地者，实繁有徒。抗战时期广州湾的文化事业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仅图书文具店就有“商务”、“中华”、“世界”、“联合”、“正文”、“大达”、“生生”、“国华”、“正华”、“光明”等。报馆有《大光报》、《南路日报》，还有《南商报》、《雷州民国报》等，它们以广州湾为主要市场，销量颇大。1938年至1942年，一批教师和各类专业知识分子逃难到广州湾，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湾很自然地成为半岛接触西方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的窗口。半岛文化区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的养分，逐步实现了现代转型。中日战争爆发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封建主义的文化、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无产阶级的文化，在半岛文化区，出现了极为剧烈地碰撞和激烈的冲突。在激烈地碰撞和冲突中，半岛雷府文化加速转型，到1949年湛江解放，转型基本完成。
转型中的半岛文化一个突出表现是商业主义盛行，文化具有鲜明的重商逐利特征。精神文化与商业行为密不可分，大众商业文化流行，包括一些腐朽的商业文化，均大行其道。如出现了剧院、舞坊等现代娱乐场所，但大街小巷也遍布着妓馆、烟馆以及美其名曰为“俱乐部”的赌馆等腐朽东西。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在雷文化转型的后期，迅速增长，直至1949年取得胜利。
半岛文化区形成演进的历程，实际上是一部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历史，也是汉民的移民史。其中的成就足令世人敬仰，其艰难的过程也使人扼腕。步入近现代，半岛的雷府文化与时俱进，汲取着各种文化的营养，不断地焕发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并走向新的天地。
三、半岛文化区文化的基本特征
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为五岭阻隔，南被海洋包围，古代陆路交通极为不便，航海技术有限，明清时期又长期推行“海禁”政策，形成了岭南较为封闭的地理格局，在较长的时期内，失去了与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交流渠道。在唐代之前，岭南文化的发展极为缓慢，大大落后于中原内地的先进文化，导致岭南地区文风不盛，风俗奇异。秦汉以后，修灵渠、开庾岭，岭南与中原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原文化随着屯军、贬官、移民进入岭南，并逐渐构成岭南文化的主体。而航海技术的提高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也密切了岭南与海外的关系，为岭南文化注入了海洋元素与发展动力。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这一区域逐步形成了具有开放兼容、重商务实、求新善变等文化特质和风格的岭南文化。
作为岭南文化的子文化，岭南文化所具有的特性与品质，在半岛雷府文化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基因或要素。但是，由于雷府文化产生的具体地理环境是雷州半岛，所以雷府文化又有自身的特色和个性。
第一，开拓创新。
雷府文化之所以成为岭南文化中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亚地域文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独特的文化支系。这种独特性是开拓创新的结果，也是雷府文化具有开拓创新性的最好证明。
雷府文化的创始者，应该是生活在雷州半岛的原始社会的先民们，以及此后的俚、僚、黎族等土著部落。他们最早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为了生存，他们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海洋，要面对幽深的原始森林和遍地的荆棘，要面对随时袭来的猛兽、瘴毒和其他各种自然灾害，相对于他们手中简陋的工具，生存的环境是恶劣的。他们靠着手中简陋的工具，刀耕火种，渔猎谋生，创造了半岛最早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半岛最早的精神文化。他们创造的图腾文化，如石狗文化、雷神文化等，至今是半岛居民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在全国、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其独创性，播下了雷府文化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基因。如果说开拓创新对雷州半岛早期居民来说，是恶劣的环境因素使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文化行为。但此后的居民秉承开拓进取的精神就不仅仅是环境使然，不自觉的行为，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的精神追求。
雷府文化形成的主要力量是移民。雷州半岛的移民主要是来自闽潮的汉民。移民背乡离井，犯难冒险，远入他乡，无论是生活所迫，还是其他原因，无不需要开拓创新的精神。否则，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很难立足、生存。而来自闽潮的汉民在移出地已深受外来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多重影响。闽潮地区与雷州半岛相似的之处是“山高皇帝远”，是游离在当时的政治和权威中心的边缘环境。唐宋以来，闽南人就冒风涛之险搏击海洋，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宋元时期养成崇尚工商的习俗，到了明清时期，在海上亦商亦盗，但遭到封建政府的强力打压。由于闽南一带地瘠民稠，为养家糊口，自唐宋至明清，一批一批的闽南人远走他乡，或移民海外。地理环境与之具有相似性的雷州半岛，始终是他们移民的重要目的地。进入雷州半岛的闽南人实际已经形成了敢于冒险犯难、勇于开拓的自立进取精神。在长达数百年的移民历史上，源源不断的闽南移民，给雷州半岛输入了具有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创新精神等带有海洋文化特色的闽潮文化。移出地文化的特色，移入地土著文化的特点，新的生活环境的需要，多种因素交汇、融合、发酵，使半岛文化区的文化具有了更加鲜明的开拓性和创新性。
第二，开放兼容。
雷府文化是由多种文化熔铸而成的独具特色的地域亚文化体系。历史上，不同的文化支系不断进入雷州半岛文化区。半岛文化区最早的居民百越，各部族各有不同的信仰和习俗，之间相互吸纳和融合，形成了雷府文化最早的源头。而中原文化也在源源不断的输入。楚灭越后，楚子熊挥受命镇粤，在雷州开石城，建楚豁楼以表其界，带来了楚文化；秦平岭南设象郡，带来了秦文化；至汉代，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平粤，略地至雷，带来了汉文化。而自唐代以来，源源不断的闽潮移民带来了闽潮文化，唐宋贬官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不断融合，构成了雷府文化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此外相邻区域的广府文化，近代殖民主义侵略带来的海外文化，以及其他文化，都对雷府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所以在雷府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雷府文化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兼容性。一方面，雷州半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形成了较大的文化注入空间；另一方面雷府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性文化融合的结果。从土著部落之间，到土著部落与移入居民之间，从半岛文化区与相邻文化区之间，始终在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雷服文化开放性有两个极为典型地表现，一是兼容相互冲突的文化。比如有的部族视狗为神，崇狗，敬狗；有的部族则性尚啖狗。最后两种文化习俗熔为一炉，崇狗啖狗，圆融兼通，并行不悖，可谓文化奇观。二是吸收贬官带来的中原文化。雷州半岛地处边陲，为蛮荒之地，历来被封建王朝视为惩罚“罪臣”的首选地，尤其是南宋以前。仅唐宋两代，被贬谪到雷州或途经此地的名人就不下20人。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秦观、汤显祖等名臣贤相和大文豪们接踵而至。但是面对中原王朝的贬官罪臣，半岛居民不仅没有歧视，反而深为敬仰，把他们奉为老师，积极支持他们设学官，置书院，教化百姓，吸纳中原文化，并因此厚泽整个半岛，流风余韵至今举目可观。因此在雷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土著文化、移民文化在半岛文化区始终呈现出相互兼容的态势，构成了雷覅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第三，敬神尊贤。
雷府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敬神尊贤。雷州半岛古为蛮荒之地，瘴疠之乡，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生活在雷州半岛的先民们，产生了对神灵的敬畏心里。而外来移民冒着千难万险，山水迢迢移居半岛，在前途未卜，生死难料的情况下，神灵的护佑是心灵深处的冀望。敬神几乎是人类普遍的历史现象，但在半岛文化区，敬神却又有独特的表现。一是有各种各样的神灵，不同的神灵有不同的职司，不同的事项求拜不同的神灵。二是祭神的方式极富特色，其中游神，不仅郑重，而且规模宏大。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的半岛文化区，敬神活动不仅普遍而且世代相传，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
与希望神灵的护佑同样重要的是希望祖先的护佑。在背乡离井，，漂泊天涯的过程中，回首乡关万里，既有失根的心理恐惧，也存在着祖先护佑的心理渴望。所以激发了移民牢记根的动力，形成了对祖先敬奉、对家族依赖的文化倾向。半岛文化区遍及城乡的宗祠，恒守不变的祭祖仪式，以家族为核心反抗压迫的形式，都是在尊祖旗帜下展开的。半岛文化区视为神灵的雷祖，性至孝，终父母丧始就仕，成为雷府文化中尊祖的榜样和典范，从而反映了半岛文化区居民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陈文玉自身最后也被神化。敬神与尊祖并无本质上的差别，都有迷信色彩，也都表达着人们美好的愿望。
与敬神尊祖密切相连的是尚贤、重教、厚德。陈文玉作为本土出现的第一个名贤，就任雷州刺史后，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致力化解族群纷争，使百姓安居乐业。民众尊之为“雷祖”，奉若神明，世代受民众供奉。宋代先后谪居雷州或谪琼崖路过雷州的寇准、苏轼、苏辙、秦观、王岩叟、任伯雨、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10位名相贤臣，在雷体恤民情，倡办教育，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了雷府文化的发展，也深受当地人民的敬仰。虞应龙为示雷州人“敬贤如师，疾恶如仇”，乃建十贤祠以奉十贤。雷府文化孕育出陈镔、陈昌齐、陈乔森等本土贤才，成为本地人的骄傲。
“贤人千古，浩气无涯”。贤人之贤在德，德在教化。雷州唐虞时代已通声教，唐宋时期，文风逐步盛行。从宋代寇准贬雷办起真武堂传授中原正音开始，半岛文化区先后出现了很多书院。代表性的古书院主要有宋代真武堂、浚元书院、濬元书院、元代海康学宫，明代雷阳书院、“应星书室”等。雷州明代书院之风大兴。明正德11年办怀坡书院，嘉靖13年办崇文书院，万历30年办文会书院，崇祯9年(1636年)办雷阳书院。史载清末民初的雷城就有书院学社16所，雷州府设有贡院，历史上半岛文教事业十分发达。古代书院教育的主旨是道德教化。所以，雷府文化孕育出的杰出人物，多崇文重教，清正刚廉，勤政爱民，仕不忘儒，讲信修睦。
半岛文化区敬神尊贤、重教厚德的原因，一方面与生存环境、移民自身的特殊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半岛文化区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有关。蛮荒之地的阴影，摆脱落后文化的挣扎，从化外到化内的追求，形成了对文化的崇尚，对名贤的敬仰。
第四，务实善变。
雷州半岛居民主要是闽南人，为了养家糊口，克服重重艰险来到雷州半岛，他们必须有务实的态度，不墨守成规，不画地为牢，不自怨自艾，不妄自菲薄，自立自强，兼容并蓄，为我所用。所以半岛文化区的居民，虽然有较强的忠奸意识，但威权意识、贵贱意识较弱，士农工商，百业并作，重农不轻商更不贱商，讲究实利，善于变通。如前所述，崇狗与食狗本来水火不容，但雷民通过创造文化传说，轻松地通过了这道难关，而使两者并行不悖。传说讲，雷祖降世后，雷州民间以狗为呈祥灵物更加崇狗，石狗面前常常红烛高烧，香火不断。后来到了十二生肖的狗年，雷州半岛竟无一个婴儿出生。雷祖察知急忙上奏。唐太宗也甚为纳闷。第二年太宗游地府，向阎王提起这档事。阎王回答说：“十二生肖均为畜物，在人间生存只有受尽苦难，任人宰杀，才能转世为人。雷州人崇狗为神，再没捕杀，哪有狗仔转世投胎呢！”太宗传旨雷祖，狗肉经肠过，神灵心中留。雷民得知，开始大啖狗肉，于是崇狗食狗并行不悖。这则故事极为典型地说明了雷福文化务实、善于变通的特征。
第五，质朴雄壮。
受自然、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它没有中原、江南文化的深厚、精致和华美，雷府文化是直率质朴的，是强悍而雄壮的。在雷府文化中，雷、狗、鼓具有特别的地位和意义。雷声滚滚，撼天动地；狗吠声辽远，此起彼伏；鼓乐喧天，震耳欲聋。所有这些，无不勾画出一幅幅直抒胸臆、雄浑壮阔的图景，展现出雷府文化质朴雄壮的风格。这种质朴雄壮的文化，是对险恶的生存环境的精神对抗，是人与神无所顾忌的联欢，是对人的力量的奋力张扬，是对恐惧和苦难的消弭和释放，是对生存繁衍的执着追求，是对坚毅的人生态度的火热表达。所以，雷府文化气势磅礴、雄浑壮阔、质朴强悍，而少含蓄与阴柔。这种特征既是生存环境使然，也与半岛文化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天高皇帝远，较少思想禁锢密切相关。半岛文化区皇权意识、汉族中心意识、华夷之辨意识、贵贱意识都相对比较弱，思想束缚较少，文化表达往往不拘一格，酣畅淋漓，无所顾忌。
事实上，作为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的结果，作为半岛文化区居民历史创造的结果，它既有独特性，又包含着普遍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园地里的一枝奇葩，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基本精神品质，雷府文化毫无疑问都具备。只是雷府文化产生的具体环境的差异、以及文化创造主体的差异，形成了雷文化独具的特色。险恶的生存条件，落后封闭的文化环境，举家迁徙的历史记忆，失根的恐惧，挣脱蛮荒的内心追求，形成了雷州人对祖先的尊奉、对神灵的敬畏、对贤者和文化的崇尚，对开拓奋进、顽强拼搏精神的追求和沉淀，对开放兼容心态的习成和对人世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雷府文化作为多面体的亚文化体系，既有开拓性、开放性等积极的一面，也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等消极的一面。雷州半岛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对雷府文化保守性的一面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岭南的大区域内，雷州半岛远悬西南部，三面环海，不仅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远离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其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偏僻性更为突出。历史上，这片土地开发较晚，生存环境险恶，直到唐代以前，雷州半岛依旧是荆棘遍地，森林茫茫，猛兽出没，毒瘴遍野，台风、雷震、碱潮、干旱、虫灾、瘟疫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所以雷州半岛长期被视为边远蛮荒之地、瘴疠之乡、化外之境，成为历代中原王朝贬谪官员的流放之地，也成为中原汉民的逃生之地。在这种封闭、偏僻的地理环境中生存，既需要开拓创新，又容易导致独处一隅，自我封闭。
雷府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地域文化。农耕一方面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条件和文化创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当地居民看世界的视野，羁绊了他们走出雷州半岛、走向海洋的脚步。所以，尽管拥有长达1556公里的海岸线和许多优良港口，早在汉代就与海外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湛江，却始终未能形成外向性、开放性的海洋文化，或者说始终未能使海洋文化走出农耕文化的羽翼，获得主导地位或者平分秋色的地位。因此，广东沿海地区的粤东、粤中，雷民移出地闽南都是著名的侨乡，但雷州半岛的居民大多固守家园。甚至到了近代社会，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中，首当其冲的广东人因为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卷起了滔天巨浪，同样背景下的雷州半岛，除了农民组织的几次武装抗争之外，其他领域尤其是思想领域相当平静。对此，蔡平博士指出：“三面环海的有利条件没有驱使他们远渡重洋，即使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文化的强势逼近，依然没有改变他们对海洋的朴素认识和利用，海洋除了提供他们足够的食物来源以外，似乎别无他用。土地和海洋更多地供养了雷州人，也使雷州人安逸于眼前的拥有，也限制了雷州人创新文化的脚步。”[15]所以，以农耕文化主导的雷府文化，不仅限制了海洋在文化创造上的意义，也使自身呈现出某种保守性和封闭性。
所以，雷府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面体的亚文化体系，它是绚丽多姿的，五光十色的。上述概括不可能尽善尽美，更不可能穷尽雷府文化的所有特征。
四、对半岛文化的现实思考
雷府文化赋予半岛居民以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以开放豁达的文化态度、以重德尚义的精神品质，成为半岛开发、半岛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但这些文化特征在半岛文化的转型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萎缩或变异。原因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雷府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农耕文化本身内在地包含着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东西。如狭隘的宗亲观念，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以农耕为主的半岛居民，生活有了较好保障，进取精神则相应地衰退。还有一些本来就具有某种程度上糟粕性质的东西。如江湖义气和好斗的民风。因为移民迁徙是一个充满危险而艰难的选择，背乡离井，抛离故土，山水迢迢，寻找生存之路，其千难万险，可以想见。没有敢于犯难冒险的强悍作风，没有宗亲家族团结一致，几乎难以成功。所以自唐以后大量闽人移入雷州半岛，往往是同族、同姓结合，举族而动，形成强大的宗族派系。为了争夺生存资源，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不同宗族之间，常常发生大规模械斗。好斗的民风延续至今。好斗强化了宗亲观念，宗亲观念又强化了好斗民风，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
二是雷府文化自身的成熟，形成了文化自足和文化圆满，从而带来了某种文化惰性，降低了吸纳其他文化的能力和动力。因此雷府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雷话出现，一方面使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获得了重要支点；另一方面，也构筑了地域文化的边界，形成文化围墙现象，成为其他语言群体进入的障碍。
三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对旧意识形态的排斥和抵制，新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和抵制，人为地削弱了传统文化的正常传承，影响了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的滋养。而以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文化对半岛居民的进取精神和重德品质产生了某种腐蚀作用。
三是缺少文化自觉，不能与时俱进，不积极主动地改造提升自身的文化，接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导致文化本身由开放走向封闭。半岛居民相当一部分人仅仅会说当地方言，普通话、粤语不会说，甚至听不懂，文化心理上处于某种封闭状态。缺乏远大目光，开放意识不足，接受新生事物缓慢，对外来人口有明显的排斥心理。自身则多安于现状，眷恋乡土，外出打工闯世界、拼搏进取、开拓创业的意识相对薄弱，人口流动性差，与岭南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形成鲜明对比。比如在全国普遍提倡讲普通话的今天，即使在雷州半岛的政治文化中心湛江市，也很少能看到在公共场所提倡普通话的宣传，造成了外来人口在文化心理上扎根半岛困难。很能典型地说明半岛具有的某种保守性和封闭性。
在某种意义上，雷府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是雷府文化自身决定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人，是半岛居民的文化自觉程度和文化态度，如果我们拥有较高的文化自觉性和良好的文化态度，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会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否则，精华也有可能转化为糟粕。
参考文献：
[1] [4] [6] [14] [15]蔡平.文化定位的当代性与历史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cd6d540100hv3p.html，[2010-4-6]（2010-6-21）
[2]杨善民，韩铎.文化哲学[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3]景东升. 湛江文化定位问题的若干思考.
http://blog.stnn.cc/zjlmq/Efp_Bl_1002650114.aspx[2009-12-8](2010-6-10)
[5] 陈立人.雷州打雷好——关于雷州半岛本土文化定位与发展的思考[J].《湛江日报》2009-12-25(5)
[7]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36
[8] 林国平，邱季端.福建移民史[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122
[9] 苏辙.栾城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93
[10] [11] [13]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49-51
[12]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