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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及其笺注 文远村人 我学国文的经验（1） 周作人（2）著 沈广达 笺注 我到现在做起国文教员来，这实在在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古怪的，因为我不但不曾研究过国文，并且也没有好好地学过。平常做教员的总不外这两种办法，或是把自己的赅博的学识倾倒出来，或是把经验有得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但是我于这两者都有点够不上。我于怎样学国文的上面就压根儿没有经验，我所有的经验是如此的不规则，不足为训的，这种经验在实际上是误人不浅，不过当作故事讲也有点意思，似乎略有浪漫的趣味，所以就写他出来，送给《孔德月刊》（3）的编辑，聊以塞责：收稿的期限已到，只有这一天了，真正连想另找一个题目的工夫都没有了，下回要写，非得早早动手不可，要紧要紧。 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4）起首两句，并对一课，曰“元”对“相”，即放学。此乃一种仪式，至于正式读书，则迟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个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终日躺在榻上，我无论如何总记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试帖诗云，“梅开泥欲死”，很是神秘，后来终以疯狂自杀了。第三个的名字可以不说，他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光复的那年（5），他在街上走，听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进城了!”立刻脚软了，再也站不起来，经街坊抬他回去，以前应考，出榜时见自己的前一号（坐号）的人录取了，就大怒，回家把院子里的一株小桂花都拔了起来。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十一岁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所读的书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约从“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读起。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老实说，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宽容的，对学生也颇有理解，我在书房三年，没有被打过或罚跪。这样，我到十三岁的年底，读完了《论》《孟》《诗》《易》及《书经》的一部分。“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之经于我毫无益处，从来的能够略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的方面来的。因此我觉得那些主张读经救国的人真是无谓极了，我自己就读过好几经，（《礼记》《春秋》《左传》是自己读的，也大略读过，虽然现在全忘了，）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毫无用处，也不见得有损，或者只耗废若干的光阴罢了。恰好十四岁时往杭州去，不再进书房，只在祖父旁边学做八股文试帖诗，平日除规定看《纲鉴易知录》（6），抄诗韵（7）以外，可以随意看闲书，因为祖父是不禁小孩看小说的。他是个翰林，脾气又颇乖戾，但是对于教育却有特别的意见：他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有时高兴便同我讲起《西游记》来，孙行者怎么调皮，猪八戒怎样老实，—一别的小说他也不非难，但最称赏的却是这《西游记》。晚年回到家里，还是这样，常在聚族而居的堂前坐着对人谈讲，尤其是喜欢找他的一位堂弟(年纪也将近六十了罢)特别反复地讲“猪八戒”，仿佛有什么讽刺的寓意似的，以致那位听者轻易不敢出来，要出门的时候必须先窥探一下，如没有人在那里等他去讲猪八戒，他才敢一溜烟地溜出门去。我那时便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到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8），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9）里边去了。不久而“庚子”（10）来了。到第二年，祖父觉得我的正途功名已经绝望，照例须得去学幕（11）或是经商，但是我都不愿，所以只好“投笔从戎”，去进江南水师学堂（12）。这本是养成海军士官的学校，于国文一途很少缘分，但是因为总办方硕辅观察是很重国粹的（13），所以入学试验颇是严重，我还记得国文试题是“云从龙风从虎论”（14），复试是“虽百世可知也论”（15）。入校以后，一礼拜内五天是上洋文班，包括英文、科学等，一天是汉文，一日的功课是，早上打靶，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分两堂，十时后休息十分钟，午饭后体操或升桅，下午一时至四时又是一堂，下课后兵操。在上汉文班时也是如此，不过不坐在洋式的而在中国式的讲堂罢了，功课是上午作论一篇，余下来的工夫便让你自由看书，程度较低的则作论外还要读《左传》或《古文辞类纂》（16）。 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并非预言家也可以知道国文是不会有进益的了。不过时运真好，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几道的《天演论》（17），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期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18）止，这期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虽林琴南的礼教气与反动的态度终是很可嫌恶，他的拟古的文章也时时成为恶札，容易教坏青年。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一九○六年南京的督练公所派我与吴周二君往日本改习建筑（19），与国文更是疏远了，虽然曾经忽发奇想地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讲过两年“小学”。总结起来，我的国文的经验便只是这一点，从这里边也找不出什么学习的方法与过程，可以供别人的参考，除了这一个事实，便是我的国文都是从看小说来的，倘若看几本普通的文言书，写一点平易的文章，也可以说是有了运用国文的能力。现在轮到我教学生去理解国文，这可使我有点为难，因为我没有被教过这是怎样地理解的，怎么能去教人。如非教不可，那么我只好对他们说，请多看书。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学与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炼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自然，这不要成为乱读，须得有人给他做指导顾问，其次要别方面的学问知识比例地增进，逐渐养成一个健全的人生观。 写了之后重看一遍，觉得上面所说的话平庸极了，真是“老生常谈”，好像是笑话里所说，卖必效的臭虫药的，一重一重的用纸封好，最后的一重里放着一张纸片，上面只有两字曰“勤捉”。但是除灭臭虫本来除了勤捉之外别无好法子，所以我这个方法或者倒真是理解文章的趣味之必效法也未可知哩。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1）本文最初发表于《孔德月刊》第一期，署名岂明，后收入北新书局1928年1月版的《谈虎集》下卷。本文用大半篇幅较为详尽地叙述自己学习国文的许多有趣经历和故事，用很少篇幅谈到学习的体会：“请多看书”，指出古今中外的各种书都要看一些，包括好的、坏的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学与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炼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但也须有人“作指导顾问”。“其次要别方面的学问知识比例地增进，逐渐养成一个健全的人生观。”本文颇能代表周氏亲切幽默、冲和闲适而又丰腴的风格特色。 （2）周作人(1885—1967)：原名寿，后改名作人，字起孟、启明，号知堂，浙江绍兴人。鲁迅胞弟，1923年兄弟失和。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赴日本留学，开始学建筑，后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11年回国，曾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浙江第五中学教员。1917年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文科教授。1920年底参与筹组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1921年后写了许多针砭时弊、批判封建文化的散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留任北京，曾任伪职，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监禁在南京。1949年后，居家北京从事翻译与写作。主要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苦茶随笔》、《苦竹杂记》和《风雨谈》、《知堂文集》等。 （3）《孔德月刊》：北京孔德学校同学会文艺部创办的文艺刊物。1926年10月创刊，1928年6月停刊。 （4）《鉴略》：旧时学塾所用的初级读物，清人王仕云著，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迄明代弘光。 （5）光复的那年：指辛亥1911年。据《中国革命记》第三册（1911年上海自由社编印）记载：辛亥九月十四日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即日宣布光复。 （6）《纲鉴易知录》：清人吴乘权、吴楚材编著，凡107卷，是一部简明的中国编年史。其编著目的是“科童子”。 （7）诗韵：供写诗用的一种韵书，按字音的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分类编排。周作人的祖父殊重音韵。张菊香《周作人年谱》：“一八八九 祖父从北京寄回《诗韵释音》两部。祖父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该书‘可分与张、魁两孙（引者按：鲁迅小名阿张，周作人初名櫆寿；櫆，同“魁”）逐字认解，审音考义，小学入门（吾乡知音韵者颇少，蒙师授读别字连篇），勉之。’” （8）《阅微草堂笔记》：清人纪昀晚年所著笔记小说，原名《阅微笔记》,凡24卷。 （9）《唐代丛书》：即《唐人说荟》。旧有桃源居士编刻本，收小说、杂记144种，清代乾隆间陈莲塘增编为164种，后来坊刻本又改名《唐代丛书》。 （10）“庚子”：光绪庚子（1900），德、法、俄等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通称“庚子赔款”。这里的“庚子”当代指八国联军。 （11）学幕：做衙署聘用的幕僚，即做师爷。当时绍兴籍的幕僚较多，故有“绍兴师爷”之称。 （12）江南水师学堂：清政府1890年设立的一所海军学校。初分驾驶、管轮两科，不久增添鱼雷科。 （13）方硕辅（1854—？）：河南禹县人。清举人。曾任江南水师学堂总办、淮北督销局总办、四川监理财政官、江南机器局会办、萍乡制造厂坐办、四川清理财政正监理。1915年5月任两淮盐运使，1916年5月因病辞职。曾校《王阳明先生传习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邵阳魏允恭石印本）。 （14）云从龙风从虎论：1901年9月22日周氏参加江南水师学堂额外生考试的作文题，题目出自《易·乾·文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意即云跟着龙出现，风跟着虎出现；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就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此题意义似偏重于“圣人作而万物睹”。周作人的文章被批为：“文气近顺”。 （15）虽百世可知也论：1901年9月29日周氏参加江南水师学堂额外生复试的作文题，此题出自《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6）《古文辞类纂》：清人姚鼐编，共选上起战国下迄清初的古文700多篇。把古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选编的目的在于宣扬桐城派的主张。 （17）严几道：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著有《愈樊堂诗集》、《严几道诗文抄》等，译有《天演论》等。 （18）《黑太子南征录》：探侦小说，英国柯南达利（A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通译为“柯南道尔”）著,林纾、魏易合译。 （19）督练公所：官署名。清光绪三十年（1904）置于各省。掌编练新军，裁汰旧营。初设总办、帮办、提调等官，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宣统三年(1911)，改设督办、军事参议官、副官、书记官等官，改置筹备、粮饷二科及军械局。吴周二君：张菊香《周作人年谱》：“一九○六 约在五、六月（阴历四、五月），江南督练公所决定派遣周作人、吴一斋和另一个人去日本学建筑，于秋间出发。”“另一个人”当是“吴周二君”中的周君。 （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及其笺注将于2005年8月发表在《大学语文阅读文选》“现代散文”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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