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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个东北人说：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对一般老老实实的人民不过是让他们流汗，而慢慢的死！难道胜利后的中国非逼着人民上刀山吗？日本人在的时候，没打！难道日本走了，自己打吗？本文节选自《<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之“‘中间偏左’的立场”部分，作者：张刃，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如果说，《大公报》记者报道苏军与日侨行为举止，是出于民族心理，站在民族立场，那么，他们对随之爆发的国人之间的内战又是持什么心理与立场呢？
新闻报道以真实为第一生命，真实的重要前提是客观。但是，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素材的选择，却又不能不受主观意识的支配，由此产生报道立场问题。以下引述几段《大公报》三位记者各自在报道中表露的对内战所执态度：
吕德润在1946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对于日益蔓延的内战写下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不知应祈祷谁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夜的沈阳又停了电，街上一片漆黑，桌上一条颤抖的烛光，外面是戒严了，连狗吠声也听不到，在黑暗里人们常常想起鬼来，于是我祈祷那些在内战死掉的冤魂，今夜应该分批出动，给那些有力量作践你们的政治家军事家们托梦去，告诉他们，你们是人！你们死的委屈，你们现在还没闭上眼！求他们开恩饶恕了你们未死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即使是引述报道对象的话，也表明记者对新闻素材的主观选择，吕德润的报道说：“东北人和我讲过：‘十四年中也没有看到什么党，我们等了你们十四年，你们来了，你们逼着我们打仗！’”
“一个东北人说：日本人统治的时代对一般老老实实的人民不过是让他们流汗，而慢慢的死！难道胜利后的中国非逼着人民上刀山吗？日本人在的时候，没打！难道日本走了，自己打吗？”
“在沈阳，有人喝醉了后大哭起来。有一个是一位中年人，他说流浪在关内的孩子，十四年了，连他母亲的坟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些当父亲的，又要流浪逃亡了。我们连祖坟也要丢了！这位还作了打油诗，诗中更是满腔悲愤，其中有一段是：‘等了十四年，一场空喜欢，我们流血泪，别人争江山……’。
10月，他在另一篇报道中写道：“现在我们国家看起真富得像不在乎钱似的：枪炮尽管放。我们国家看起来又最穷：用在建设方面斤斤计较，很怕浪费。现在是全国大打了，每天双方动员至少有一百万吧，连吃穿住放的枪炮在内，每天花多少钱？而且那些人民受内战影响损失的，和用了全身之力结果一个枪子便完了一生的有多少？假如把这些财力物力都用在建设上，这是人人都会叫好的事。……当然，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也许说我们打完了再建设将来也许更好。好吧，不过在寒冷的日子，人民挨冻是会诅咒战争的。”
徐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采访不过匆匆数日，他写道：
“站在沈阳街头上，坐在美军给我们的吉普车上在各处走，看一看在这次战争中翻身起来的苏联，看一看在这次战争中没落的日本，再想一想在夹缝中翻身的中国人，要怎样来求今后的自处，是战争呢，还是和平呢？
战争与和平的歧路中，杜鲁门的名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是由于东北脱离中国。’在这里被人一再提起了。但中国对东北的现况也应有一个新认识，使东北能永为中国所有，不至于由东北再引起世界第三次大战。每天徘徊在‘世界和平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下的人们，不能永远在那里静观了，希望越大的人常常会得到更大的失望，东北人民的大希望不应该拖成大失望。……以东北的资源，人力，建起一个征服世界的兵工厂的黩武者之梦是幻灭了。制造兵器的机关如今怎样来转化为和平服务呢？这其中是若干的债务要清偿，但清偿的方式应当是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武力。”。‘徐盈在谈到军调小组的使命时说：“每个到东北来的人应有一个起码的认识，‘祖国不应成为日本的统治方式的接管者。’十四年奴隶生活的解放者，要来接种‘民主’，不要来接种战争。”
1947年7月，张高峰发自沈阳的报道中写道：“东北的局面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弄得老百姓头昏眼冒花，他们认不清是谁先打谁，有的说中共不好，有的说中央的官吏够受。他们只以为今天的内战是争地盘。政权是甚么，他们不懂。‘我们夹在中间了！’老百姓常这样说。
从去年国军入关就在打，断断续续打到今天。究竟打死了多少人，无从统计。我只知道政府在东北招募新兵6万人(约合6个师)，命令上限7月1日招齐。沈阳市征募5000人，已经报到入营。从法库等地逃出的难民说：共产党也在征兵，但数目不详。敌人压榨了14年的东北人，该多需要安定，不幸今天又要去当内战的炮灰。他们对祖国多悲哀，对胜利多失望！‘怎么还打内战呢？’老头、老太婆、年轻人都在发这样的疑问。这有谁能解答呢？
双方兵力在东北成正比的增加，军粮也成了大问题。辽宁不许老百姓吃大米，饭馆旅馆不许卖米饭。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老百姓只许吃杂粮；政府光复了东北，老百姓还是替别人种大米。……因为东北军粮不能自足，已经下令禁止再往关内运粮。见报载平津两地也在闹粮荒，荒是荒在老百姓头上！”
《大公报》是民营报纸，一贯以“不党、不卖、不盲、不私”为宗旨，在国共内战问题上，它奉行所谓“第三条道路”，它的记者、报道也大体如此——尽管《大公报》从来不曾对记者下达过报道“指示、要求”之类。
具体到在东北采访的三位《大公报》记者，徐盈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当时为秘密身份)，吕德润、张高峰都没有党派身份，他们与国共双方都打过交道，但他们的报道并不具党派色彩与倾向，其反对内战的心理、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弄清楚这一点，对于今天的读者理解他们当年的内战报道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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