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明，作为被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禁锢并毒害的顺民或良民，农民一般不愿意起义，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农民都不会参加起义队伍。农民有农民式的忠顺和淳朴，也有农民式的狡猾。这从鲁迅作品中可以看到。为了应付战乱，或被迅速致富致贵的想法所支配，他们偶然也会参加(或投机)起义。因此，在起义队伍中，有时也能看到个别农民的身影。还有就是，一部分脱序农民(即想做农民而不得者，如饥民或流浪民等)更会参加起义甚或成为中坚分子。但既经脱序，就不再是原本意义的农民而是游民了。因此，在起义队伍中有时能发现曾做过农民却不再回头者。但他们的不回头，往往是无法回头而不是不想回头。作为脱序农民即游民，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无法再回到“农”的行列。
既如此，黄巢起义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起义呢？
我认为，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武装贩盐头领(商人)率领着一群由“四民”中脱序而来的人众的起义。这从如下几点即黄巢本人身份、中坚分子成分、流动作战形式及准备起义和进入长安后的假托符命等举措，可以看出。
先说流动作战形式。
以前论者多把不建立根据地归结为黄巢主观上的“失策”，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定论。我认为，它与方镇林立状况有关，更与黄巢和中坚分子的工商杂类身份及惯于从事武装经商活动有关。从前者言，他无法建立根据地；从后者言，他不愿建立根据地。
从宋人欧阳修(1007-1073)《新唐书》“兵志”和今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可知，晚唐方镇节度使权力很大。做一名方镇节度使，意味着有土地、军队、财赋和各种人事任免权，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君，但后面几项权力全根源于第一项即土地。没有土地，什么也做不成。
方镇节度使把土地看得如同命根子，原因即在于此。要保持土地，就得有强大军队。晚唐方镇无不维持庞大军费开支以建造强大军队。这在两书尤其后者的研究中有许多例子。黄巢若建立根据地，就意味着同方镇节度使争土地，也就意味着强敌环伺。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和实际利益，晚唐方镇军队既可拼死与中央博弈，也可拼死与黄巢作战，把他挤出去。
黄巢起义的曹州本来就属于盛唐中唐以来独立性最强方镇军力最强的淄青地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黄巢不是不想而是很难建立根据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武装贩盐的首领以及经常从事武装经商活动的中坚分子，黄巢本人和中坚分子中的工商杂类人员也不习惯守在一个地方。他们需要的是金银和珠宝，而不是土地和粮食。流动作战，便于利用军事行动高效率敛财。从目的说，流动作战能取得最大利润；从战术说，也能使部队始终保持相当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从新旧《唐书》“黄巢传”所记载的起义队伍进长安时广给老百姓散发金银财物，及一年多后退出长安经蓝关奔向秦岭时沿途故意丢弃金银财宝以延缓追兵等事例看，起义队伍通过流动作战形式确实掠夺了大量的财富。
必须说明的是，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可知，黄巢是在广明元年(880)渡过淮河而方镇勤王军队土崩瓦解望风而逃的情况下才自称“率土大将军”(《资治通鉴》记作“天补大将军”的，也才正经有了在京城做皇帝的想法的。在此之前，他自称过“冲天大将军”甚至设置过官属建元王霸，也自称过“义军都统”，但都是虚张声势以邀民心来震慑朝廷，为招安多准备一些筹码罢了。
此前的黄巢一直没有放弃过投降，也一直没有放弃过流动作战形式。他曾多次乞降也曾多次乞降失败。但原因不是他不积极，而是朝廷待他太薄或侮辱了他(如让他任“率府率”等)。换言之，是儒生文官体系之内的党争及他们过于狡猾过于阴损也过于低估黄巢能力和实力等激反了黄巢。如同在自称“率土大将军”之前黄巢没有放弃流动作战形式一样，就是在京城做了大齐皇帝之后，黄巢也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到底哪里才是自己的根据地、到底怎样经营才能巩固等一系列问题。唐以后所有儒生称黄巢为“流贼”。在我看来，“贼”不一定贴切(儒家观念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反映)且有诬蔑和歧视色彩，但“流”还是很准确的。
次说黄巢身份、中坚分子成分及舆论准备和假托符命等举措。
我认为，黄巢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又有武艺且善于团结人的盐商，中坚分子是一个以亲戚为核心、以脱序四民(“人士”)为外围的武装集团。
关于黄巢的学儒经历，新旧《唐书》都有躲避。《旧唐书》干脆不说他与儒学有任何瓜葛，《新唐书》只说他“稍通书记”l81。只有《资治通鉴》(卷252)痛痛快快地承认了黄巢与儒学的密切关系：“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这是对的。因为，(l)司马光(1019-1086)撰《资治通鉴》时既可阅读新旧《唐书》，更能参考当时还存在的其他史料。(2)《全唐诗》(卷733)收有黄巢参加科举考试未被录取的失意诗(如《不第后赋菊》等)。黄巢的盐商身份，却全被三书所记载。尤其《新唐书》，说他“世贩盐”。
可知黄家做盐商不是一代而至少是两代以上。贩盐，使其家很有钱(“富于赀”)。至少到父辈那一代，黄家有了对子孙进入官场的期许，由此也必须使之学习儒经，并准备科考。黄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儒学的。有唐一代文化上有儒释道并重趋向，但科举考试(不管明经还是进士)主要内容却是儒经。
由司马光记载可知，黄巢应的是进士科。从《不第后赋菊》看，黄巢确有文采。在僖宗(李儇，原名李俨，873-888在位)那个时代，晚唐政治腐败病人膏肓。这从《全唐文》刘允章《直谏书》可以看出。许多比黄巢后台硬百倍的人都不能正常录取，何况他这样的商人子弟！在司马光看来，黄巢之所以起义的重大动机之一，就是在屡试不第过程中积攒下来的怨气及仇恨。“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我认为，这不是凿空之言。科举在晚唐已成为下层人人仕的主要通道，一旦堵死，恨何如之？由落第引发的仇视仇杀事件，在晚唐层出不穷，原因就在这里。
曾因镇压黄巢有功的宰相王铎(？-884)在赴任义昌节度使途中，就被“数举进士不第”的儒生李山甫教唆李从训杀死[12]。后来教唆朱温(即朱全忠，852-912)杀尽朝中儒官以投黄河的李振，也是“屡举进士不第”的人。
黄巢之怨气和仇恨，在《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早有端倪。在我看来，“蕊寒香冷蝶难来”，表达的就是浓浓失意。“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则是由愤怒渴望期许等混合而成的怨气。“我花开后百花杀”，已转化为莫名仇恨。“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透露出升华迹象，宣泄性怨仇正在默默地沉淀并升华为实践性思考。由于有学儒且应进士科的经历，黄巢在流动作战中对儒生怀抱一种复杂心理。一方面，他对普通儒生抱有一定同情，如大军入福建时所实行的宽大政策，“俘民绐称儒者，皆释”；另一方面，对不附己的儒生官员(尤其对通过科举进入文官体系者)又抱有极度的不耐烦和敌意，如对某些节度使的粗暴处置。
黄巢的基本队伍，我认为，也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由核心和外围组成的既有武夫也有士人的很有凝聚力的中坚集团。关于中坚分子之成分，新旧《唐书>躲躲闪闪但有灰踪蛇线可资分析。在我看来，他们由核心和外围两部分人组成。
关于核心，我认为，应当就是黄氏兄弟八人(即《旧唐书》所云“黄揆等昆仲八人”)、亲戚(如外甥林言)及从事武装贩盐的武士(即后来成为起义军各路将领的人物)和徒众等。黄巢贩盐，必须采用武装形式。这是因为，(1)盐在晚唐由国家专营，不是谁想贩就能贩的，没有武装不行；(2)所过之处每一个方镇都会征税或刁难，为了避免被过度勒索，也必须得有队伍。由此可见，黄巢不是想不想而是不得不拥有一支能打能拼的基干队伍。为了建设它，黄巢又必须得有能力和手腕儿。也就是说，本人得有较强武艺，又要结纳心高胆大的武艺精强之人，还要收编某些有专长的人如医卜星相及会计等做参谋或账房先生。在他们中间，多少会有一些如《水浒传》吴用那样略通儒墨名法阴阳兵农各科的博雅士人。《新唐书》说黄巢“善击剑骑射”“喜养亡命”，应该说，就是对其能力和手腕儿的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