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
李约瑟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认识的发展过程中，西欧人很自然地会从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回溯过去，认为科学思想的发展起源于古代地中海各民族的经验和成就。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大量文献中看到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数学家、工程师和自然界的观察者们所奠定的基础。一些早期的著作，例如威廉·休厄尔1837年所著的《归纳法科学发展史》，全都不自觉地透露出，作者们甚至连其他民族在人类认识自然环境的历程中同样有所贡献这一事实也不知道。以后，人们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的比较成熟的科学思想，曾经受惠于古代埃及人的开拓工作，受惠于肥沃的新月地带各民族，如苏美尔人、巴比伦人、、赫梯人等等的辛勤劳动，并对这些史实进行研究。由于环境的关系，欧洲人从麦伽塞因斯时代到麦考来时代都一直和印度的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能对印度人的成就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这种评价还是很不够的)，不过，在这里存在着许多年代学方面的困难问题，使人们仍然看不到一幅清晰的图景。至于远东的文明、特别是其中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直到今天还仍然为云翳所遮蔽，而没有被人们所认识。“远东”这个名词本身，就说明了欧洲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连那些怀有良好意愿的欧洲人，也很难排除这种偏见。我自己在前面也自然而然地使用了“远东”这个名词，但是以后在这部书中，我将不再使用它。本书的主题就是要论述亚洲、特别是中国在科学上的贡献。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即在古代和中古代，中国人对于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发展，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虽然自从耶稣会传教士在17世纪初叶来到北京以后，中国的科学就已经逐步融化在现代科学的大熔炉之中，但是，人们仍然可以问：中国人在这以后的各个时期里有些什么贡献?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末，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从另一方面说，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虽然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有不同形式的解释，但它和现代科学经过机械唯物论统治三个世纪之后被迫采纳的自然观非常相似。这些问题是本书想讨论的问题的一部分。
在一些普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土所传出来的古代中国传说时代的纪年表至今仍然在起作用，它使人们把过多的东西看作是东亚发明的。而在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或发现都绝对不可能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方诞生。在我写这一章的几天前，一个正在拍一部陶器制造史的科教片的电影制片人写信来征求我的意见，他认为陶工用的旋盘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这种工具早在黑陶制作工匠以及后来的中国商代人使用它们之前15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知道了。与此相似，在过去几年当中，有一些谈到晚期物理学、工程学和制陶业的某些方面的历史的论文，也由于与传说的资料不一致，而被人们不公平地忽视了。反之，在一部1950年出版的关于工艺史的著作中，作者则没有把一些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成就归功于中国人，例如，关于中国人最先认识到磁极性、发明火药以及最早制造铸铁等等，在这部著作中都只字不提。中国科学工作者本身，也往往忽视了他们自己祖先的贡献，例如，1952年在北京出版的一部介绍地植物学找矿法的佳作，就没有提到这种技术早在梁代(公元6世纪)就已开始应用。因此，本书的宗旨应当是使所有这一切都摆脱不一的传闻和“公认的看法”的束缚。
当然，有一些欧洲的学者也早就已经模模糊糊地觉察到，远在欧亚大陆另一极端的这一浩瀚繁荣的文明，至少也和他们自己的文明一样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多彩。在18世纪时，欧洲人对于中国文明虽然往往了解得很不全面，但却常常把它当作典范。中国所使用的是一种与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作为最古老的现行语言的记载工具而被历代沿用不绝。使用这种文字的人数之多以及历史之久，曾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但是，正是这种难懂的汉字成了人们了解中国时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大多数汉学家都必然具有文学爱好和文学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世界的进步迫使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学会外国语言的时候，欧洲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却恰恰相反，他们当中懂得一点中国语言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
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倒退，它使欧洲的自然科学家把学习东方语言看作是一件极为反常的、有点奇怪的事情，有时甚至被看作是该受到指责的事情。但是，从前并不都是这样的。例如，中古时期许多翻译阿拉伯书籍的伟大翻译家都是生长在英伦三岛的英国人。正如希蒂所说，曾经在西西里岛和叙利亚寓居的英国巴思城的阿德拉德，于公元1126年把麻奇里蒂的天文图表译成拉丁文，此外，他还翻译了其他许多天文学和数学的著作，从而成为许多通晓阿拉伯文的英国人中的第一人。在他的后继者当中，有同一世纪的切斯特市的罗伯特，以及13世纪的艾尔弗雷德·萨雷希尔和迈克尔·斯科特，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西班牙工作。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同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东方研究(这是现在的名称)是探索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的唯一途径，而这样的情况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我们所以要设法穿过这幅由语言构成的帷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整理文明史。好在现在有个别学者，如霍姆亚德和温特，还保持着巴思城的阿德拉德的传统。至于谈到中国的情况，只有绝无仅有的几个懂得中国语言的人具备足够的科学造诣，能对中国人的贡献作出评价。在18世纪，宋君荣神父曾居住在中国(1722—1759)，研究中国的天文学和中国天文学史。到19世纪，研究中国的科学的还有传教士兼数学家传烈亚力，航海家利奥波德·德索热尔；更近些，还有马伯乐，他虽然原来是人文学家，后来却为了研究中国的科学而深入钻研天文学。除此而外，还有工程师恰特莱，天文学家哈特纳。研究中国植物学的有贝勒，研究中国医学的有胡勃特，可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在中国科学的广阔领域中，还有许多东西甚至连中国学者本身也从来没有涉猎过。
本书实际上既不是为汉学家、也不是为一般群众写的，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与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像学术杂志上的论文或者劳佛所著《中国一波斯》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结果变成脚注所占篇幅甚至比正文还多。本书也不是像费子智所著《中国》或乔治·桑塞姆所著《日本》那种“普及读物”，基本上不注明引证的出处。本书是有脚注的，但是恐怕有许多注释不能被利用(因为我只打算指出事情的要点而不打算提供大量的细节)。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向我查询这些背景材料或考证资料。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这样，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没有把汉字全部删去呢?我认为在这样一本书里是绝对不能没有汉字的，因为汉字的同音字极多(当然也可以像本书一样，将汉字集中放在脚注和索引中)。任何一位懂得中文的人，如果只看到汉字的音译或拉丁拼音而没有看到原字，便会感到非常难懂，而且这样的著作便很难用作研究的工具。况且拉丁拼音的方法很多，人们往往各执一说而争论不休。同时，没有一种拉丁拼音能精确地表达出汉字发音中的许多细微的区别，因而至今还没有——种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法。上面已说明，本书主要不是献给汉学家，而是献给广大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读者的，可是这并不是说希望汉学家们不要去翻阅这本书；事实上，我敢相信他们在本书中能够找到一些新鲜而有用的科学材料。我特别希望目前正在学习中文和其他亚洲语言的青年学者当中，有人已具有或将具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样，本书就可能会鼓励他们对这一引人人胜的边缘领域进行深入的探索。因此，如果由于本书只用拉丁拼音而没有汉字，使他们受到涵义不准确甚至混乱之害，那将是不可饶恕的。此外，我们还应该同样考虑到中国的读者，无沦他们是科学家或是一般学者。
对于任何一个单独工作的作者来说，即令他能像我这样，得到几个亲密的合作者的帮助，在这样广阔的领域里，要单凭第一手材料来写作，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尽量利用原始材料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事实上，大部分中文或日文的资料都是西方的科学史家们所不知道的。因此我感到，即便本书主要只是一本书目，那也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相信，读者会感到它还不止是一本书目而已。
实际上，这本书难道不能看作是对增进国际了解的一个贡献吗?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才智难道没有被西方所大大误解过吗?中国人的这种才智，过去很普遍而且经常地被一些中国文人向西方读者说成是主要表现在农业和艺术方面的才能，结果，西方人就完全忘记了在公元后的头13个世纪曾从中国传去许许多多技术发明，而且往往一点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例如，人们已经忘记了，整个化学中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唯一根源)就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的。不过，这种例子实在举不胜举，要是在这里举太多，下面就不好谈了。
由于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那个运动中诞生的，因此也许有人在评价过去的科学和技术时，会以它是否曾对这个运动作出过直接贡献来作为标准。中国的发现和发明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实际上究竟有多大，还有待研究。可是，即使假定研究的结果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并未作出什么贡献，那末，是不是有任何理由贬低研究中国的发明创造的价值呢?不管怎样，事情是已铸定了的：世界只有一个。全世界人民必须共同生活在这个由于飞机和无线电的发明而日益缩小的世界内。如果一个人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先驱者们的成就能像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先驱者们的成就那样清楚，那他就必定只能对其他民族的成就给予应有的了解和赞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种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时期。假使人类能战胜那些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强权而不负责任的人们所带来的危机，那末，大同世界的观念便能把一切国家的劳动人民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合作的社会。这座大厦的柱石就是相互间的谅解。事实上，本书就是本着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的团结精神来写的(而且“应用了出类拔萃的东方语言”)。”世纪为安德鲁斯写传记的人曾说过：“许多人认为，在各种语言和意见纠缠不休的时代，他可能恰好成为一个最高的仲裁者(假使他还活着的话)。”
今天，虽然有一些“白种人”可能已经放下他们的“包袱”，甚至把它忘记了，然而，难道就没有一些欧洲人，当他们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会常常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归根结底，这一切毕竟是从欧洲的伽利略和凡萨里乌斯开始的，从而得出欧洲人得天独厚的结论吗?这种看法必须加以有益的纠正。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像伽利略和凡萨里乌斯等一类人物之所以都出在欧洲，很可能完全不是因为欧洲人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而是由于欧洲有一些有利的环境因素，而这些有利因素过去没有也不能够在其他民族的不同的地理背景以及受其影响的不同社会进程中起作用罢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目前，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集体曾经垄断过对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各个民族的成就，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赏识，纵情歌颂。
选自《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选人教材时有删节。李约瑟(1900—1995)，英国学者。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7卷34分册)。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