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俄国，人们相信眼下的胜利坚不可摧，相信胜利者会永坐江山。他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害怕陷入孤独，甘愿接受那种可运行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所谓完整、有机的世界观。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一书，正如俄文本序者所言，“与其说是回忆录，不如说是文学政论。”因为作者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不仅作为遗孀追述了诗人奥·曼德施塔姆的悲惨遭遇，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反复追问：什么叫知识分子？
据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源于俄国，然后传到西方的。然而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那是一个“重估价值”的时代。“重估价值”的倡导者正是知识分子，他们立志打翻偶像，抛弃旧的价值观念，建立一种自认为更崇高的新价值体系。在娜杰日达看来，这些知识分子既热衷发展，也嗜好自我毁灭。在“重估价值”的同时，他们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却单单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因为知识分子特征主要表现为：特定的受教育程度、批评思维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患意识、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等等。随着这些特征因“重估价值”而消失，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就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那也是一个“普遍投降”的时代。对各种传统价值的抛弃，以及对一致和服从的强求，迫使几乎所有人在心理上都趋向于“投降”。他们相信眼下的胜利坚不可摧，相信胜利者会永坐江山。他们害怕置身于一致的运动之外，害怕陷入孤独，甘愿接受那种可运行于一切生活领域的所谓完整、有机的世界观。而在当时的俄国，养家糊口的一切手段均已被国有化，即被国家所掌控；紧紧抓住旧东西不放的人，将一无所有。对于大量新信徒而言，再也不存在任何价值、真理和法律，除非它们“有用”。到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当局已经学会提高那些“有用者”的生活水平，待遇层次的划分变得十分醒目。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艰难获取的安乐生活，再也不关心其独立性了。
对于那些“搞科研的知识分子”，娜杰日达尤其无法忍受。她引用奥·曼德施塔姆的话，称“他们全都是叛徒”。那些所谓的专家，国家需要他们的工作。他们住在两居室、三居室或四居室住房里，或在等着研究单位分房。他们害怕变化，他们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静静地坐在计算机前。他们的休闲生活则丰富多彩，有人爱好文学，有人爱好音乐，有人爱好旅行。当然，还有一些人依靠其能给人好感的“知识分子面孔”和柔和的嗓音混迹于官场。而这些技术专家和官场人士，还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
在“普遍投降”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娜杰日达说：“诗歌在我们这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爱好。这就是我们价值体系的黄金储备。”奥·曼德施塔姆将诗人称为“意义的振荡器”，也就是说，诗人不会使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惯用的判断公式，而要从自己的世界观中抽取思想。诗人不会无动于衷地面对善和恶，他们从来都不会说：存在即合理。因为感觉真理在握，敢于实话实说，诗人能让许多人生气和发疯。奥·曼德施塔姆也正是因为写了一首讽刺伟大统帅的诗，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娜杰日达认为，最为可怕的是，本应诞生知识分子的大学，如今却只提供一种不完整的教育。而在接受这种奴化教育的人群中，总是更易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低级民族主义乃至对一切知识分子的仇恨。这种情绪，始终充斥于一切人满为患的单位。在那里，既得利益者疯狂地捍卫着自己不学无术的权利。他们接受的是苏联式教育，他们获得的是苏联式证书。因此，他们自然要捍卫那张证书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否则他们便无路可走。
在娜杰日达看来，反知识分子的攻击一直在苏联持续着，而“反知识分子倾向是二十世纪的遗产，应该让这一倾向寿终正寝”。在她去世将近十年之际，苏联终于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