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在扉页题有如下文字：如果你把了解的所有知识和周围人的话语都撇在一边，用自己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与你原先认识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也许，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才更加真实。
短短的文字不掩思想的锋芒，透射出作者敏锐、犀利的思想。这段文字高度涵盖了现象学的主要思想，深刻表达了胡塞尔搁置判断、海德格尔抛弃前见、梅洛•庞蒂回到前意识的世界的思想内涵，颇有佛教量论“现量”之意。
通读完全书，感慨系之，这里谈两点肤浅的认识。
第一点，我认为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应该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待其价值。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大致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学习，曰：器物、制度、文化（参：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国人以为，西人不过是挟“船坚炮利”之便，若我有此坚船利炮则一定会国富民强，一雪国耻。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可是，甲午海战，号称东亚第一雄师的北洋水军却败得一塌糊涂，惊醒了国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能解决国家实际问题。于是，一批一流人才，透过技术层面转而探讨西学的内在价值，看到了西方实用的技艺背后必有非实用的理论为其先导，因此，有的学者大量的翻译引进西方的政治理论、哲学著作，如严复；有的直接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希望通过制度的变革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如杨度。这一思潮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国共之争。然而，制度也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依然落后挨打。二十世纪初，有学者乃从文化层面开始探讨中西差异，探讨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鲁迅等人更是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对国人进行的无情的思想精神鞭挞，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其实仍是此大背景下的继续探讨。我们知识分子百年间，引进这个学习那个，弄来太多外国人的洋理论，有什么成效么？我们的国家现状一次比一次糟糕。可见知识分子之害祸国殃民。楚渔先生不是知识分子，他的书也不是什么理论专著，可他却提出了治国救民的良方。
楚渔先生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的最大弱点是：模糊、混乱、僵化。他认为：“思维模式是环境和文化造成的，但是，一旦思维模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就和原来的文化失去了有机的联系，文化对思维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少，反而是思维模式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思维模式开始主宰文化了”。因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实际上，通过楚渔先生的大作，我理解他所指的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是特指宋明以后，中国人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认知心态与认知方法。
这种认知心态和认知方法，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因而出现了殷海光先生所说的“价值迷和事实盲”。这也就暴露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根本缺陷，即容易混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认知的独立性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换言之，就是一般学者较为普遍言及的中国传统中逻辑、知识论的意识不发达，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楚渔先生所批判的中国人不求真、不精确的精神就是和这个缺陷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胡适之先生早在民国初年就批评的“差不多先生”主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十九世纪末，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如俞樾、王闿运等人，面对西学的刺激，其言论中仍无视，乃至漠视西洋文明所取得的成绩，顽固地不加区别地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明（钱穆先生对文化与文明有具体的界定，钱先生的界定代表了传统中国学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内涵，这里就是取此意）。俞樾反对学习西洋文明，主张以中国“拙”的精神文化来制西洋“巧”的物质文明，他说：“彼挟其心计之巧，技术之工，以炫吾之耳目，而吾不为之动，则彼固索然而返矣。即或决命于疆场，彼之利器足以伤我者不过数百人耳，数十人耳。吾赏罚信必，号令严明，千百为辈，如墙而进，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王闿运反对西洋轮船大炮的理由是：“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他们的言论正代表了这种楚渔先生称之为“模糊、混乱、僵化”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危害。
从学理层面来看，从认知心态与认知方法的角度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思想的缺点，梁启超、翁之镛两位先生分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就已经做了检讨。然而，时隔这么多年，鲜有人接着前贤的思考继续深入研究，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直到现在，楚渔先生这部大作出来，才接着这些先贤的思考继续展开了对中国人思维模式盲点的批判。这也正是楚先生在其作品中所批判的。
第二点，我认为楚渔先生的大作提出了很好的探讨中国人思想缺陷的视角，即是从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角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思想史研究课题。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关于中国人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研究，在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是比较缺乏的。中国人注重意义世界、人文世界的建构，尤其儒家，基本上是一种朝向意义建构的人文活动，基本上全是假大空的废话。比较缺乏对客观事物深入细致的客观化的、科学化的研究，不像西方文明，重视一种手术室里的解剖行为，故而产生了精确化的科学技术。
概言之，楚渔先生所指的从思维模式、思维方式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国人思想的缺陷，可以从两个角度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就作为认知手段的思维方式而言，可以具体去探讨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诸如：“类比思维”、“联系性思维”、“具体性思维”、“演绎思维”等；二是就作为建构哲学系统的方法之思维方式而言，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甚为多样、多元，不一而足，诸如：“身体思维”、“隐喻思维”等（参：杨儒宾、黄俊杰编：《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探索》）。如果我们学界能够以对楚渔先生这部作品的研讨为契机，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思维方法，认知态度、认知方法的研究，乃至对于中国人素质、素养的提升，都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