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如何阻碍国民政府接收东北
1945年8月，苏联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随即占领东北，以致国民政府在战后不得不与苏联商谈接收事宜。在此过程中，苏联设置了重重障碍，导致中国的接收工作几乎失败。
…[详细] 一、“接收东北”问题的产生，以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所谓“接收东北”系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恢复对这一地区行使主权。因为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过程中遭遇了重重阻力。
1、美英出卖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苏联借机占领东北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商谈战后格局。在没有中国代表与会的情况下，三大国通过一项史称“雅尔塔密约”的协定，要求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许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等划归苏联、苏联重新获得大连商港和旅顺军港使用权、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
为取得苏联、美国等盟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件，承认了“雅尔塔密约”强加给中国的各项要求。苏联则承诺会援助国民政府，并在出兵后三个月内撤出东北。
…[详细] 2、国民政府行动迟缓，接收之初就感到苏军压力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向日本宣战，仅仅几天后，天皇就发布了投降诏书。当月31日，苏军完成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中共在华北有敌后根据地、在东北有抗日联军，占了地利优势。中共在8月11日下达向东北进军的命令后，八路军、新四军于11月初即与抗联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司令。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方面慢了好几拍。国民政府在9月1日公布了对接收东北人员的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张嘉璈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10月12日，熊式辉一行抵达长春，开始与苏联方面进行接收谈判。
长期管理国民党东北党务的齐世英是熊式辉的随员之一，他后来回忆说，他们“下机皆坐俄军军车前往住处……到达一看，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皆为俄国人，站岗的也是俄国兵，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是怎么回事，而接收的热情突然降至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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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
二、苏联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制造麻烦苏联不愿将东北如约交还中国，继而在国军登陆、行政接收和物资处理等问题上屡屡刁难中国，使接收工作遭遇了极大阻力。
1、苏联不允许国军在大连登陆，极力排斥国军力量在东北的存在抗战胜利后，国军主力还集中在西南地区，按军方计划，要到12月初才能开始向东北运兵。国民政府为尽快前往东北接收，只能请求美国海军出动军舰予以帮助。
如果从海路向东北运兵，首先就要选择适合的登陆港口。大连港口宽阔，能停泊大吨位的船只。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港虽然被苏军管制，但中国政府拥有主权。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国政府，苏军已开始从东北撤离，到11月底全部撤完，请中国接收人员到长春与苏军统帅谈判。中国政府也照会苏联：“查中国方面之第十三军部队, 现已定于本月十日前后, 自九龙乘美国船只, 由海道前往大连登陆。”苏联不愿美国军舰进入其自视为势力范围的东北地区，严厉地回复中国：“这些军队前往何处, 为什么和有什么目的？”
10月6日，苏联正式回绝了中国政府的要求：“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 大连港是商务港口, 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军队的地方。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大连有任何部队, 因为这违背中苏条约的规定。”外交部次长刘锴针锋相对地回击说：“大连现在也有苏军，但中国并没有将之视为违约行为。”苏方代表反驳说：“苏联军队进入大连, 是为了驱逐那里的日本军队, 否则, 日本人直到今天仍然会呆在那里。”
蒋介石得知苏联的反对理由后大怒，指责苏联不遵守条约。他亲自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商谈登陆大连问题。彼得罗夫明确回复:“斯大林以大连为一商埠,如贵军在大连登陆,无异破坏同盟条约。”蒋介石说:“大连乃我国领土, 如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乃真破坏条约也。但余今日不以条约与法律对尔争执, 我今特将条约与法律问题避开不谈,而仅与斯大林以个人关系，及同盟互助精神,要求斯仍予我军在大连登陆也。”苏联方面最终不肯让步，国民政府只好放弃从大连登陆的计划。
在无法于大连登陆的情况下，蒋介石继续与苏军谈判，要求从葫芦岛、营口登陆。苏联方面开始说，可以保证国军在两地登陆；后来改称，葫芦岛仅有苏军一个排，因此不能保证登陆安全，但营口没问题；最后，苏方又说，苏军已从葫芦岛、营口撤出，两地由八路军占领，都不能保证安全。
此时箭在弦上，不管情况如何，蒋介石都要开始往东北运兵了。当美军军舰载着国军靠近葫芦岛时，遭到岸上非政府武装扫射，只好返航。在同苏军交涉后，国军又尝试在营口强行登陆，同样被击退。
面对大连、葫芦岛、营口登陆都不可行的现实，熊式辉逐渐了解到苏联意图，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苏联“为应付国际视听，表面依照协议，容许我方空手接收行政……当苏军撤退，国军不能到达时，苏方有可能把行政交给八路军，或在地方扶植各种势力，或造成各种变乱，使行政人员不能立足……”熊式辉建议对苏联违约行为进行抗议。
蒋介石不愿与苏联闹得太僵，所以在海运失败的情况下，打算往长春空运国军。结果遇到在葫芦岛、营口同样的问题，空运计划也告夭折。张嘉璈在日记中分析，苏联“不欲吾方以武力接收，甚至不欲吾方在东北建植武力，其意甚为明显。”最后国军只得选择打进山海关，由陆路入关。
…[详细]2、苏联一再以“不安全”为由反对国民政府官员接收地方行政，使接收成了“冒险”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在已收复的领土上有权建立行政机构，“而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国民政府将东北划分为九省三市，分别委任了省主席和市长。
熊式辉要求蒋经国与苏方交涉，允许派遣东北籍官员去沈阳、哈尔滨等地“宣慰”民众。苏军让联络官陪同莫德惠去了一次吉林市后，就声称：“中方官员径可以自由去各地访问，无须苏方派人陪同。”这看上去是给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以自由和便利，事实上当时东北治安很差，国军没有出关，苏军也不陪同，谁还敢到长春以外的地方去？
宣慰不成，熊式辉想在长春内挂一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的牌子办公，也被苏军制止。苏军表示，依据之前的双方协议，“在苏军占领期间，除中国方面的文职人员接管地方行政权外，不允许任何军事机关进驻，要求立即撤去‘军事委员会行营’的牌子。”熊式辉要求蒋经国向苏军解释：“‘行营’并非单纯的军事机关，而是兼管地方行政及经济事务的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最高代表机构。”苏军方面不肯让步，声称“除非有莫斯科的指示，苏军不能承认这个机构，如被武装占领，苏方不负任何责任。”熊式辉无奈，只好摘掉了牌子。
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
东北行营将中苏交涉的艰难状况汇报给国民政府后，蒋介石判断，“问题的中心是共产党军队在苏军的掩护下，正在迅速涌入东北，并且必然会利用苏军所缴获的关东军武器扩充武力，对抗国军。如果国民党能早日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利用地方政权就地组织保安团队及建立警察武装，可以制止共产党势力迅速蔓延，再配合中央军的到来，东北局势是可以控制的。”因此，他命令加速对东北各地的行政接收。
长春市长赵君迈、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来到长春，准备前往接收各地行政权，成立省、市政府。苏联方面此时忽然生出种种借口，“或强调交通不便，目前不能去，或说地方秩序不安宁，苏方不能保障。”行政接收无法开展。随后，苏方还勒令行营机关报《光复报》停刊，禁止行营所有人员出城。
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无法登陆，行政上无法接收。蒋介石说，“我们认清了俄方对东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诈手段，乃决定将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移至山海关。”11月17日，行营开始大张旗鼓地撤退。当时被任命为吉林省民政厅厅长的尚传道后来回忆，“这次总撤退，是蒋介石在外交上对苏联采取的一次攻势。其目的在向世界宣告苏军阻挠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主权，从而违背中苏条约所承担的义务。”
东北行营的撤退果然引起美、英的注意，苏联在压力下很快照会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和解。经过谈判，国民政府允许苏军延期撤退一个月，作为条件，苏军要“对中国政府接收东北的工作人员，允予各种道义的及物质的协助；对接收人员赴各地编组地方团警尤愿予以协助。”随后，东北行营第二次布置行政接收。
国民政府方面，先由赵君迈接收了长春。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等也在苏联联络员的陪同下，陆续完成接收。这次接收也谈不上顺利，董文琦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自己的是“冒险接收沈阳”。
曾参与东北接收，后任北平市长的刘瑶章回忆，“听说他们（指国民政府在东北任命的省市官员）的政令不能出政府大门，在中共领导的当地民众组织包围下，完全陷于孤立。因此接事不久，随着苏军向北满方面撤退，他们失去‘保护’，就纷纷逃回长春或锦州了。至于大连、旅顺，被苏军认为是‘军事禁区’，一直不允许任何国民党人员前往。连外交特派员公署几次要求派员去视察也遭拒绝。这里附带提及一事，足证凡苏方不愿你去的地方，根本是去不得的。”可见，苏军撤退以前，国民政府所任命的官员，在东北各地只是“有名无实”的封疆大吏。
…[详细]3、苏联拆走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大量工业设施，留给国民政府一个烂摊子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4年，日本在东北投资84亿日元（相当于21.4亿美元），发展工矿业。抗战胜利后，日本在东北留下的工业设施，理应作为给中国的赔偿，由国民政府接收。但自苏联对日作战起，就开始拆卸东北机器，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
国民政府在东北经济方面的接收，由张嘉璈与苏联方面谈判。他与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会晤时，对方就说，要用东北物资来“赔偿苏联之战争损失”。苏军总参谋长与蒋经国会谈时，说：“只要是日本人的东西就应该属于战利品，都归于苏联。”蒋经国回答：“按国际惯例，战利品一般是指武器弹药、军用飞机、铁甲火车、兵舰、兵工厂及其他军用器材等。如果把日本人的东西都算作战利品，那么东北剩下的仅是一块空地。须知东北所有工矿企业设备、铁路交通灯，都是中国人用自己血汗在自己的领土上建成的，理所当然应属中国，而非日本所有，因此不是什么战利品。”
对于东北的物资接收问题，中苏间几次谈判都谈不拢。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了张莘夫被杀事件。张莘夫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鞍山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他听说鞍钢很多重要部件都被苏军拆走，于是决定亲自去核查一下。此前张嘉璈已就此事与苏军方面交涉。谁知张莘夫在苏军联络员陪同前往的途中，就被人赶下火车杀害了。
至1946年5月3日，苏军全部撤退时，东北主要工矿企业中的重要设备，几乎全部被拆走了。东北原有发电设备1775880千瓦，被拆走1051000千瓦，占总数的59％。阜新等11家煤矿，1945年产量1661万吨，经苏军拆走设备后，1946年产量降到293万吨，减少80％。国民政府统计，在电力、钢铁等133个部门中，苏军拆走后，资产损失约值12亿美元，如包括全部工矿业损失，总数达20亿美元。
因为苏军阻挠，国民政府到1946年3月，才开始办理接收事宜，所接收的也只是被苏军拆毁后的企业残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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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总部,此为日本在大连设立的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
三、苏联突然撤军，让国民政府来不及控制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张莘夫被杀事件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反苏游行。如尚传道回忆，“国民党所操纵的反动报纸，公开宣传共军‘阻挠国军接收东北主权’，在蒋管区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恶浪。”这促使苏联加快了撤军步伐。但是苏联依旧不想与国民政府真诚合作，而想通过突然撤军，给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
苏军从东北撤军的时间前后延期两次，理由看上去是为国民政府着想，“沈阳以南，因中央军未到，故有十八集团军。如苏军撤退一地，而中央军不予接防，十八集团军必趁虚而入。故苏军只好暂不撤退，一俟中央军开到后，认为足以维持秩序后，苏军再行引退。”但是到了苏军真要撤走的时候，才不管国军有没有占领各地。
苏军从1946年3月7日突然开始撤退，国民政府要求苏军协助接收、会见苏军驻东北统帅，都无结果。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苏联大使：“苏军撤退不通知中方，使中国接防人员感受重大困难。非法武装部队，因得趁机骚扰，破坏地方与交通。”苏方对中国的抱怨不予理睬，只是简单回复：苏军必须在4月底前全部撤出。
长春以北，包括哈尔滨在内，没有国军驻扎。长春以南地区，苏军在公主岭设置了“鼠疫检查站”，封锁了国军北上的道路。已经进入哈尔滨等市的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因为没有国军护卫，在苏军离开后，也相继撤走。这使得国民政府仅实际控制了从沈阳，经锦州，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地区。
1948年，任沈阳防守司令官、辽宁省主席的王铁汉回忆，“表面上，苏联并未公开反对我们接收东北，但事实上则处处阻挠国军接收工作，藉词拖延，迟迟不肯撤兵。其后撤兵期间，亦经数度冲击，其阴谋与目的，显而易见是在掩护林彪，培植中共，使之壮大，使其接收东北，以遂俄人彻底控制东北之最终目的。”他的说法不一定与实际相符，或许有恶意揣测在其中，但苏联阻挠了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却是没有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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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沈阳。机场上欢迎美国军事调停的国军士兵，标语上写着“肃清东北残余势力，实现自由民主”。
参考资料：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伊原泽周《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王铁汉先生访问记录》、《齐世英口述自传》、《蒋经国自述》、刘瑶章《参与接收东北和中苏谈判》、尚传道《参加接收长春、吉林的经过》、薛衔天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张亚彬《苏联在东北移交问题上的两面政策及其影响》、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等。
结语苏联不肯依照约定移交东北，为国民政府接收设置了重重阻碍，埋下了中国内战在东北率先开打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