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孝亲观
如果说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那么孝亲则是人类伦理中的不朽话题，自从人类脱离动物界，产生了人的意识，情感的问题便随之出现，孝亲的观念自然诞生了。“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翻开千年的文明史，孝的观念一直贯穿其中。正如谢幼伟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深有所知”。
一、孝观念的发展演变
中国历史上，孝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观念。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母权制度向父权制度过渡的时期，由于血缘关系的明确和私有制的产生，子女可以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财产。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更为凸显与重要，孝的概念也明确起来。
在甲骨文中，孝字的上部是个老人，弯腰弓背，白发飘拂，手拄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而孝字的下部是个孩子，把两手朝上伸出，托着老人，作服侍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孝做了生动而准确的解释：“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西周时期便产生了“追孝”、“享孝”的观念；孔子把孝的内涵由“孝养”扩大到“孝敬”，儒家把孝由家庭推广到社会，移孝作忠，“忠孝一体”；汉以后，孝观念上的变化，主要是把行孝与上天感应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行孝而重义。即强调“孝感”、“孝义”。
总之，从“追孝”、“享孝”到“父慈子孝”；从“孝养”到“孝敬”；再从“孝敬”到“孝感”、“孝义”的历史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孝”具有两重性，既包含着养老、敬老、有理智的、人类美好情操的“孝”，同时也包含着被统治阶级改造为“忠君尊王”御用品的“孝”。
孝观念的两重性使得传统孝文化在近现代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似乎“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划在做人事业范围以内，好像人做了孝子，便不能够做一个堂堂的人。换一句话说，就是人若要做一个堂堂的人，便非打定主意做一个不孝子不可。”
[①]在“文化大革命”中，反传统走向了极端，骨肉相残的事件不绝于耳，这一切都对“孝”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然而，作为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惊奇的发现，虽然幼时从未诵读过传统典籍，从未接受过三纲五常的教育，但我们“孝”的意识仍然很强烈。这种感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孝”文化积淀的深厚。我们在日常生活、耳濡目染中感受着“孝”。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矫枉过正的反传统，也刺激着我们重估传统。传统不是一条黄瓜，可以一掌排烂。传统有着复杂的层次，某些深层的内容，是无法简简单单反掉的，比如“孝”。
二、论语中的孝亲观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93），这句话道破了孔子在两千五百年中国文明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全面地反映出孔子这位儒学第一人的思想学说，在孔子的众多学说中，“孝”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
（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中国一直从氏族社会到现在都是在血缘文化的支配中。这种血缘关系就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的关系又是以亲子关系为主，兄弟关系为次组成的。以己为中心，上推祖、曾祖、高祖，下及子、孙、曾孙等，横及兄弟、堂兄弟等。但最亲的还是父子兄弟，这就是孔子所讲的“孝弟”问题。既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亲有疏，有近有远的，孔子主张爱心的发挥必须由亲而及疏、由近而及远，才是合乎人情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孔子说：“年轻人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面要敬爱兄长，言行要谨慎诚实，要博爱群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做了这些还有多余的精力，就再学习书本知识。”孔子认为，“孝”是促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弟”是促进兄姊与弟妹关系的，这是爱的根本。“泛爱众而亲仁”，则是促进其他各种人与人的关系的，那是爱的扩充。他于“孝”说“入”，于“弟”说“出”，于“爱众而亲仁”说“泛”，亲疏、远近的次序是很明显的。
孔子的弟子有若有一段话讲的很好，他受教于孔子，真实地道出了孔子对孝弟问题的见解。有子说，“做人孝敬父母，尊爱兄长，但喜欢冒犯上级官长的人是很少的。不喜欢冒犯上级，但喜欢造反作乱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君子致力于做人的根本，根本树立了，仁德也就生发出来了。孝敬父母，尊爱兄长，或许就是仁德的根本吧！”这里说明了孝弟是仁爱的根基，离开了这个，人的形象就树立不起来了。一个人生而为人，就应当不断修炼自己的品性，一个人生而为人子，就应当对父母有一种自然的敬爱，如同父母对孩子有一种自然的慈爱。
子夏也早就道出了这一点。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孝敬父母竭尽全力，对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交朋友言而有信。他就是没学习过，只要做到这些，我认为他就是有学问的人了。汉高祖刘邦是汉代的开国阜帝，可是他对自己的父兄依旧是恭恭敬敬，非常尊重。他在外面接受无数人的叩拜，而回到后宫，对他父亲(他母亲死得早)恭敬地三叩头。有一天，父亲对刘邦说：“你已经贵为天子，我不过还是以前那个庄稼汉，哪里经受得起你的叩拜呢?”说罢，父亲就躲进屋子里不见刘邦。刘邦在屋外长跪不起，说道：“我的身体是父母给的，没有父亲又怎么会有我呢？更不要说有今天的地位了。在过去那些兵荒马乱忍饥挨饿地日子里，父亲和兄弟都尽心照顾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还传给我一身的本事和做人的道理，我怎么能忘本呢?”听了这些活．父亲才出来见他。刘邦的哥哥曾经对他很不友好。因为刘邦年轻时不会做农活，吃得多做得少，哥哥就经常嫌他吃白饭，和嫂子一起讽刺他。刘邦做了皇帝后不仅没有记恨，还给了哥哥很高的职位和很多的财富，平日对哥嫂也总是和颜悦色。哥哥死后，刘邦还把自已统治下的最大一个诸侯国——楚国给了哥哥的儿子，鼓励他爱护百姓，尽心治理国家。父亲死后，刘邦把父亲居住的小屋改成一间大庙，里面存放着父亲生前常用的东西，每隔一些时日就去祭拜，出去巡视时要来这里告别，回来后也要到这里讲述—番见闻。刘邦君临万民，对父亲兄长始终却始终恭顺，不论父兄生前死后都关切和怀念他们，也算是后世的楷模了。当然刘邦这样做，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就是提倡孝道，以维护他们的家天下。但是孝作为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值得发扬的。那么，子女应该怎样地爱父母呢？换句话说，子女应该怎样地尽孝呢？依孔子看来：
（二）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孝，首先是指要在父母活着时尽心尽力地赡养他们。子游问孔子如何是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用现代文来说就是，“现在人们心中的孝就是能养活父母。如此说来，狗和马都能得到饲养，少了孝顺父母的恭敬之心，那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在孔子看来，你以恭敬之心侍奉父母，父母能心情舒畅的享用你为他置办的衣食住行，才可以称得上孝。社会上每个家庭的经济情况不同，孔子并不主张侍奉父母要超越自己的能力。他认为“事父母能竭其力”即可。通俗的讲，如果一个人家经济条件好一些，可以给父母花二两银子买件他们喜欢的东西，如果家里只有二两银子，几乎全都用来为父母买他喜欢的东西那就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做父母会不高兴的。
（三）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如果单纯的要求竭尽全力将最好的衣食奉献给父母，这还不是太难做到，更难做到的是“色难”子夏也曾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指出：“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和颜悦色地孝顺父母是最难得的，仅仅是家中有事，孩子奔走效劳，有酒有饭先让父母享用，就能说是孝了吗？”如果心里本没有对父母的爱心与敬意，还要强颜欢笑，是很难瞒过与之朝夕相处的父母的，因为人是很难伪装自己的。孔子曾感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查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意思是说人怎么可以伪装自己呢？你只要看看他在做什么，观察他做这件事用了什么方法，再考察一下他做这件事的心理动机是什么，人还能怎样伪装自己呢！所以只有当对父母的敬意发自内心，即使自己不高兴，仍能以和悦的态度对待父母，只有这样，才能使父母心情愉快，健康长寿，这样对父母的奉养才算的上是孝。“色难”这句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父母，精神上的安慰最重要。家庭中需要创造一种和谐气氛，使老人见到子女感到内心快乐。真情实感和内心对父母的敬爱是“孝”的出发点，也应是它的必然归宿。古代有个叫老莱子的人。七十岁时他父母还健在，但都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他看着父母一天天地衰老，既欣喜父母的长寿，认为这是自己的福气；同时又叹息父母都老了，怎样才能让他们高兴高兴呢?因为父母喜欢热闹，爱看戏，可年纪大了出不了门。有一天，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方法，他穿上色彩斑斓的衣服，让父母坐在堂上，看他在那儿又舞又唱，把父母逗得哈哈大笑。但老莱子毕竟年纪太大，—不小心摔倒在地，把脚也扭伤了。父母忙关切地过来看伤着了没有，老莱子急中生智，假装直直地躺倒，发出婴儿一样撒娇的哭声，父母一听，以为他刚才的摔倒是假摔，是为让他们开心而做的一个假动作，因此听到这么滑稽的哭声，又像见到小时候摇篮里的老莱子一样，就都捧腹大笑起来。
据《新民晚报》2001年6月15报道，黑龙江塔河县就出了一个“今日老莱子”。七十五岁的儿子王一民已五世同堂，因百岁老母“我也没几年好话了，你带我出去逛逛吧”一句话，于2000年5月1日蹬着一辆写着“七旬老翁拉百岁老母，尽儿女之孝心”字样的三轮车，离开塔河县，开始了万里游历行程。他们历经东北三省及河北、山东、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等九省三市一万多公里行程，2001年进入深圳时．都仍精神抖擞、身体硬朗。母亲出游后还胖了二公斤。儿子因蹬三轮车腿骨作病，膝盖有点疼痛，每天要吃点钙片。他们将继续去广州、海南，然后回头北上，返回老家。这一真实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四）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从真心里孝敬父母，敬养父母之体，那么在心理上就不要让父母为子女担心，或者说尽量少的让父母为子女担心，以保持他们精神上的愉悦。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子女除了自己的身体让父母担心外，其余的如工作、家庭都应做得很好而不让他们操心，这便是对父母的孝了。但是，为人父母不担心自己的子女是不可能的，那么尽量减少父母的担心，子女还是可以做到的，对此《论语》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几条很具有启发性的建议。首先，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尽量陪伴在父母身边，使他们尽享天伦之乐，即使要远游也要有一定的方向，不可使他们担心。古代交通落后，信息流通缓慢，如果出远门往往很长时间没有音讯，令在家等候的父母忐忑不安，孔子的这条建议，是很切合人情实际的。现代交通发达，信息快捷，“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遂早已成了古训，但它却时时提醒为人子女者一定要常回家看看父母。正如唱遍大江南北的《常回家看看》中描述的“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生活的烦恼向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洗洗筷子,刷刷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一辈子总操心,就换个平平安安.”。
其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论语·先进》）子路问：“知道了就去做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活着，怎么可以知道了就去做。”子路勇敢、鲁莽、爽直、刚强，因此孔子教育他不要勇猛过头而有生命危险，应该考虑还有年老的父兄在。《孝经》记载：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要想让父母释忧，子女必须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要“惜己”，不让自己的身体受到损伤，不做威胁生命的事情。反观这句话，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大概多以它为借口吧。但从孝亲的角度来讲，此话却是有道理的。
（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孔子认为，子女还应继承父辈的遗志，使之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这也是孝。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孔子说：“当父亲活着，观察他的愿望和志向；父亲死了，观察他的行为和活动。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途径、方向，这也就可说是孝了。”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曾子说：“我从老师那里听到：孟庄子的孝顺，其他都能做到，他那不改动父亲的臣下和父亲的政策，是很难得的了。”孟庄子因不改动父亲的臣下和政策得到了孔子“是难能也”的盛赞。
要想正确的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社会，由于教育不普遍，子女的教育及职业受家庭的影响相当大，“养不教，父之过”便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映，所以孔子的这个要求并不高，只要子女不败坏家风，能够继承父亲的合理志向，孔子认为这便是孝子了。对古人来说，一位父亲的最大心愿便是儿子能够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了，故而“承父”之志是一种孝的最高表现形式，这并非是任何父子之间都能做到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史官，学识渊博，只是遗憾自己未能将当时的历史记录下来，临终之前曾涕泪横流的嘱咐自己的儿子司马迁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司马迁自幼受父亲家学的影响，学识恐在父亲以上。父亲去世以后，他秉承其父遗志，潜心撰写史书，即使遭遇宫刑，仍凭着顽强的意志最终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父亲的遗愿也成就了司马迁的千秋伟业。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了。《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记载：子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司马迁的做法，无疑是孔子所认为的孝的最高点。现在社会，由于教育的发达，子女和父母的职业意趣往往相异，但做子女的适当满足老人生前的愿望也可谓孝了吧。
（六）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但是有时候，父母的意向并非总是正确的。曾读到报纸载有的一段新闻，说是湖南的一个家庭，几个孝子孝女竟然听从老父的指使，疯狂行窃。实际上，孝道也罢，其他的什么也罢，一旦绝对化，就非常可怕。在具体的时空，永远会有特殊的、无法界定的东西。
孝，对父母要耐心、宽容，但不能盲目信从。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说，父母有了过错，做儿女的要劝谏，但应讲究方法，不可操之过急，即使他们一时听不进的话，也不能埋怨。朱熹也曾经说：“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等他们心情好时再进谏。（《论语集注》卷二）或许有人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不对，如果明明知道父母错了，还要看着错误继续，不也是对父母的一种不义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僵化地理解孔子的话，任何话都是有其应用的背景和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真理就是谬误，关键要看孔子的关注之处是什么，他关注的是亲子关系的和谐，关注的是对父母的“敬养”之心。只要不是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不强迫父母接受你自己的观点，而是等待合理的时机，难道不是一种合理的处理父母子女之间关系的方式吗？不强谏，实际上是给了别人一个改正的空间，反而会收到应有的效果。
任何人都会犯错，如果父母有了过失，以至于遭到外人的谴责，做子女的应该站出来揭露父母的过失呢，还是应该为父母适当遮掩呢？孔子选择的是后者。《论语·子路》篇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一位叫叶公的人对孔子说：“我们家乡有一位正直坦白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做儿子的便揭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说：“我们这里理解的正直和您那儿理解的正直不一样，父亲应该为儿子的过失遮掩，儿子也应该为父亲的过失遮掩，正直的品德就包含在其中了。”[
]叶公所说的“直”，是为购买“直”的名声，而牺牲父子间的纯情的。纯真的情感，已为虚矫的名声所压抑，这怎么能算是“直”呢？只是假“直”而已！孔子所说的“直”，是从纯真的情感来说的，父子是骨肉至亲，父爱子是真情，子爱父也是真情，父亲犯了过失，儿子代他隐瞒，这是自然流露的亲情。凭着纯真的情感做事，这才是真“直”。
（七）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子女对父母的关怀要无微不至，对于垂暮的父母，尤其要知道他们的年龄。“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孔子幼年丧父，母亲在他十多岁时也离开了他，父母早丧、过早的品尝了人世间的艰辛的孔子无疑更会在心里羡慕那些父母双全的人。因此孔子感慨，子女应该留心父母的年岁，知道父母的年岁后，往往又喜又惧。喜的是父母年岁已高仍然在世，子女还能稍尽孝养之心，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要喜；惧的是唯恐父母哪一天会突然离世，父母寿考，父母衰老，子女孝养父母、报答父母的时间不多了，所以要惧。简短的文字，折射出来的是几千年来为人子女者共同的感受。
]叶落归根，父母也终究会离我们而去。父母去世，这是人生最悲痛的事，所以《论语·子张》中有，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曾子说：“我听老师讲，人只有在父母亲去世的时候，才能不顾一切，放声大哭，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就是说人真情尽到了极端的，只有父母的丧事。孔子主张，在丧礼上，要诚心敬意的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哀思，至于丧礼是否备办的奢华与完备，那则是次要的。《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这是个大问题。礼，与其铺陈奢华，不如俭朴节俭。比如说丧事，与其仪式隆重，不如真正悲伤。”在这里，孔子更清楚地说明了表面形式与真情实感间的关系。对于那些在父母丧礼上毫无哀伤之色的人，孔子常愤愤的感叹：“吾何以观之哉？”，孔子实在是看不惯这种行为。
有时参加朋友的婚礼，场面很大，人数众多，但那种热闹与奢华反而剥蚀了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应该具有的庄重与神圣；而在许多殡仪馆，追悼会如同农贸市场，熙熙攘攘，感觉不到肃穆与悲伤。当形式掩盖了内容，就像寓言中的那个人，只对装珠宝的漂亮盒子感兴趣，而忘了最重要的东西——珠宝。
（八）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曾子说：“认真办理父母亲的丧事，追怀、祭祀历代祖先，老百姓的品德就会忠实厚重。”原始人注重祭祀，追怀死去的先辈。祭礼的仪式肃穆而充满感染力，大家相信那些死者没有消失，而仍与自己在一起。在追想缅怀中，会感到自己是过去的一种延续，是过去与未来的一个点。我不单单是我，我是种族、乃至是整体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这种感觉使我们对于过去，对于我们的祖先饱含温情。
说到温情，记得高阳好像说过：对历史缺乏温情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说到黄帝，说到黄河，心中会萌生感动，会萌生眷恋，那仿佛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是我们的根源。人只有明白了他的源头，他才能活得充实。所以，在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说中，总是弥漫着孤儿意识，那些男孩子或女孩子为自己的来源感到困惑和痛苦：我的父母到底是怎样的？我来自何处？
有些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但一旦踏上父母的故国，虽然陌生，仍有心的悸动：这就是我生命的起点。有一部美国电影，主人公从头至尾在寻找得克萨斯州的巴黎——他父母初恋的地方。另有一部日本电影，主人公则游荡在香港的大街上，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悲哀，因为已经很久了，没有人问他从哪儿来的，问他什么时候初恋，问他的祖父是怎样的人，渐渐地，他自己也遗忘了这些。
过去可能是一种桎梏，但完全挣脱这种桎梏，虽然有解放的喜悦，紧接而来的则是巨大的虚空。人的生存，像一条河流，涓涓地流淌，汇入大海。必得从某个方向而来，必将归于某一个方向。从天而降，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都只不过是神话。
著名诗人余光中曾就说过：患了梅毒的母亲仍是你的母亲。我们无法选择父母，血缘意味着注定的联结。因而，无论怎样，我们对于父母，只能是敬与爱。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常言道：“羊有跪乳之恩，鸦有返哺之情”，甚至连动物也有类似的天性。如果连父母、连祖先都厌恶、冷淡，就比禽兽都不如。
对于父母、祖先无条件的感情，可以培植我们温厚的性格，以及对于宿命的坦然承受。当我们有所归依，我们就不会无法无天，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有着更广大的背景，我们会感到安宁和沉实。
所以，曾子会说：慎重地办理父母亲的丧事，追念远代的祖先，人民的道德就会归于淳朴厚道了。
慎终追远，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大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侨胞、外籍华人等大批炎黄子孙纷纷来华寻根问祖，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他们通过这一活动来寄托对祖先的缅怀和追思之情，同时也激发起爱我中华、爱我祖国的热烈感情。其中要数中美建交后我国接受的第一个美国记者——《华尔街日报》曾任驻北京办事处记者秦家聪的影响最大。秦家聪英文名为弗兰克·秦，年代出生于香港。他是上海名律师秦联奎的幼子，当时因逃避战乱，全家从上海移居香港。60年代，他毕业于美国福达姆大学及哥伦比亚新闻研究院，—度在《纽约日报》国际新闻部工作，1979年到《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任记者，他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在美国新闻界颇获好评。1974年他回国探亲时，发现自己是宋代大词人秦观的后裔。后来，他从同父异母的姐姐秦家娟转交的亡父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无锡秦氏家谱》。从此，他开始了寻根问祖的长途跋涉。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了1873年以前的《秦氏宗谱》，对照查核，知道除了秦观以外，秦氏家族中历代还有不少名人，上海城隍秦裕伯也是其中之一（秦裕伯是元末明初河北大名人，曾在上海住过。传说他是一个孝子，因其母感叹未见过金銮殿，故专门建了一座像金銮殿的建筑。被人告密，皇帝派员来查，他就连夜将殿改成金山神庙，躲过了一场灾祸。清军南下时，遭到上海地区人民的强烈抵抗，清军将领原准备屠城。屠城前夜，清军将领梦见了秦裕伯，秦警告他不准杀人，这才取消了屠城计划。因秦裕伯“显灵”，救了上海百姓，故被列为城隍爷。）在北京图书馆，他又找到了秦观后代散居各地的各房子孙的家谱。他由此而萌发了写一本家史的念头。1984年，他辞去了《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职业，在中国第一档案馆埋首三年，翻阅了明清两代约一千万册的典籍，内中有秦氏家族写给皇帝的奏折等；另一方面，他实地调查，亲自到秦观的诞生地江苏高邮及其子孙后裔散居的常州、无锡等地探亲寻根。当他知道自己的一房祖先定居无锡后，便频频访问无锡。1980年冬，他访问了无锡的秦氏家园——“寄畅园”，这是秦氏十三代秦金在明朝正德年间所建。1982年的访问是他最难忘的一次，在无锡惠山发现了他的祖先秦观的墓地。回去后，他写了一篇专稿登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并被译成中文在我国报刊转载。1988年，秦家聪终于将他多年来艰辛寻根的结果，用英文写成《秦氏千载史》一书，后被译成中文，书名《宗族之恋》，1993年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大大推动了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活动的深入发展。
（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认为，孝，不仅贯穿父母身前，还应延伸到他们去世后。论语中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如何是孝？孔子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替孔子赶车，孔子对他说：“孟懿子问我如何是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亲活着，按照礼制来侍奉；死了，按照礼制来祭祀。”生前死后都要遵守一定的礼制以尽孝道。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取火，期可已矣。”（《论语·阳货》）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这段对话比较长，大意是：宰我问道：“三年的居丧守孝，未免太久了吧。君子三年不参加礼仪活动，礼一定会生疏；三年不练音乐，音乐一定会忘记。陈粮吃尽，新谷登场，一季一换的打火木已轮了一圈，一年也就可以了。”孔子说：“吃好粮食，穿好衣服，你安心吗？”宰我说：“安心。”“你安心，就这么做好了。君子守孝时，吃饭没味道，听音乐不快乐，起卧不安心，所以才不做。如今你安心，做就是。”宰我出去后，孔子感叹道：“宰予不仁啊！，一个人生下来，要在父母的怀中呆三年，方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独立行走。为期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用的。难道宰予回报三年的父母之爱都不能做到吗？”
在这里，孔子将“三年之丧”视为应该遵守的“礼”，“三年之丧”是建立在自然心理情感原则即“心安”之上。这种内在的自然情感的存在，奠定了“礼”存在的合法性。宰我借“三年之丧”的疑问对礼的内在根据提出了质疑，理由是“三年之丧”之礼费时太长、耗人精力财力太甚、妨碍其他社会事务的正常运作。这个理由是有其合理性的：生者为死者累，从现实角度讲，是不合理的。然而，宰我在这里是以三年之礼纯属外在规范、是一个相沿而成的习俗、徒具形式，因此可更改为一年，很明显，宰我对礼的理解是外在的。“三年”或“一年”并不重要。“三年”大概是沿袭远古氏族传统礼制，却无理性的依据和解释。正是孔子给了它一个解释，即以心理情感作为最终依据。其实，“三年”当然是太久了，现实社会中早就行不通了。
（十）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勤。”
前面所言及的“孝”，主要是指家族关系中子女对父母的由衷情感。而春秋之时，礼崩乐乱，天下无道，孔子企图通过教化，重建当时社会的伦理新秩序，使民德归厚，扭转混乱的社会现实。他为此设计了一幅理想的蓝图，即以家庭为支点，人们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发展到治国平天下，建立和谐而充满仁爱的宗法等级社会。因此，孔子常常把“忠”与“孝”并提。季康子，鲁哀公时的正卿，当时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他曾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勤。”（《论语·为政》）季康子问：“要使老百姓尊敬、忠诚而相互勉励，如何办？”孔子回答说：“严肃地对待他们，老百姓就会尊敬；孝顺父母，慈爱幼小，老百姓就会忠诚；提举好人而教育那些无能的人，老百姓就会相互勉励。”为人臣者只有孝才能忠，为人君者只有孝才能仁治天下。如果各个等级的人都履行和实践着这些道德职责，天下大治不就能实现了吗？这固然带有封建统治者的烙印，但从历史上来看其实也不无道理。一切有违法律和道德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耻辱，还会让父母而羞，这就是不孝，行孝就必须对自己的工作生活负责，忠于职守。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呀，只有孝，又能友爱兄弟，就会作用于政治。这就是政治，还要另搞什么政治？”尽孝道就是从政了，因而天子行孝的话，也有助于其施政。孔子认为治国和治家的道理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道德把一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应担负的责任，都建立在对父母的孝的基础上。”家和国家才能兴，不正是这个道理吗？家庭的稳定最终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士子行孝可以导致忠顺于国君，所以孝的最终指向是“忠”。而国君做到了孝的表率，也就能使民服、民顺，实现自己的统治。孝的范围和功能在此扩大化了，孝能为君王服务，成为其治理天下，管理臣民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使孝由“善事父母”走向“以孝治天下”成为可能，使孝在以往的氏族宗族个体家庭之外又添上一抹政治色彩，也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尊崇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特殊模式在这儿得到了体现。
以上就是我与大家对《论语》中孝亲观念的分享。最后，我们用诗经中《蓼莪》中的几句话来结束本节课。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蓼莪》
（父亲啊，生养我；母亲啊，养育我；抚爱我来扶持我，喂养我来教育我，看顾我来庇护我，出出进进抱着我。要想报答这恩德，恩大如天怎报啊！） [ 此帖被王洪在2010-01-24 10:3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