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2年，南宋名将陆秀夫所带领的南宋水师大败于崖山，陆秀夫带着小皇帝赵昺和最后的名族气节投海自尽。靖康之耻后一百多年风雨飘零的南宋政权终于淹没在茫茫大海。
崖山之败不同于其他政权的衰亡，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之败”。史学界历来有认识，认为1272年的南宋科技水平已经领先世界一千年，换言之，如果再假以200年，南宋就可以步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不过历史永远没有假如，元军的铁蹄踏过长江，临安的一宿春梦终于破碎。据称崖山海战后，20万忠烈（其中大多为名士和读书人）纷纷投海殉国。一切都没有了，在鞑子的“屠城政策”和对汉人压抑无比的统治下，汉人精神受到极端凌辱。特别是读书人，在宋朝和元朝待遇极端的落差下，他们纷纷愿意藏匿在民间，中华的文明在民间在底层无奈地耀着余晖，但再也没有大思想大理论问世了。短短80多年，中华文明惨烈断层，几乎巨大得无可弥补。在这个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开始萌芽，但丁出现了，《十日谈》问世了……
当然中国也出现了一个拯救者——朱元璋。他虽然赶走了鞑子，却再也没有拯救回汉民族一脉相承的思想跳动。
镜头推回200余年，因为赵构对皇权的贪欲，最终没有北上。淡淡忧愁笼罩在江南一蓑烟雨中，武夷山后的朱熹苦思冥想救国之策，终于有一天和北宋程颢、程颐发生一场空前伟大的思维碰撞——程朱理学诞生，且为汉民族文明打上一点熹微。其中核心思想“格物致知”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延续至今。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对南宋科技的极端快速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以估量的影响。
元朝灭亡后，明清统治者有了更“高明”的统治手段，他们深知读书人的号召力的巨大，所以他们比元朝更甚地在精神的高度压制读书人，在文明精神本身上进行歪曲和荼毒。愚弄士人，逼着读书人读规定范围内的圣贤书，禁锢思想，抹杀创新，甚至把思维方式死套。最最可恶的是不知道哪一个人有一天将已经在战火中化作灰烬的“朱程理学”请出来，按照政治需要涂脂抹粉后登场亮相。将“格物致知”的文化追求限定在“人”的求知范围内，对文明永远呈现出一种实用价值的探寻，而且把科技与哲学思想本身竟然等同于文化概念之内，终于把精神事业禁锢在了小小的圈子里，读书人地位永远不可能第一了，有的只可能是文字狱大兴，程朱理学微光终于在变异的文化氛围中消亡了。
之后的中国读书人在八股文中津津乐道“格物致知”的价值时，却不知道“格物致知”中“物”的概念是什么，它绝对不可能等同是认知范围内的“物象”，这种“物”更如道家所言的“物”，是认知范围之外的，在如今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乃“自然之无法见者”，这更像是老庄思想的玄学清谈，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爱因斯坦的理论出现后，没人再敢说“见者为物”了，道学似乎成了一切哲学与科学的载体。所以这也是“程朱理学”被称为“程朱道学”的理由吧。
一个科学理论，哲学理论诞生的时候，一定是没有一个实用价值的衡量，而为实用价值量身定做的理论一定是从前人的论著中翻阅而来的。所谓去定义一个理论的价值，却不知道该理论的产生本来不是为了满足这样价值所需的。
纵观中国，程朱理学两次被歪曲而产生两次巨大的文明断层，即外国史学界所称的：“崖山之后无华夏，明亡之后无中国。”文明断层，思想停滞，这样的影响甚至可以见于当下的文化生态。中国若想要有真正的“大师”出现，就一定要先对“格物致知”进行一场复兴运动！在“格物致知”之前不必去探讨其实用价值，创造更良好宽松的科研氛围与文化氛围，让中国知识分子改头换面去“致知”，追求纯粹精神层面的完全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