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為什麼需要古文教育？
●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三字经》
●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朱子治家格言》
● 孔子的高贵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为全世界人民提示了丰富的为人处世原则。
— 罗纳德·里根
关于少年儿童读经诵典之当代意义，王财贵、南怀瑾、傅佩荣、净空法师等台湾学界名人或高僧已有精彩论述，故写这类的文章已属多余。无奈能关注这些高人言论的人不多，不能闻其言、得其法、悟其道者甚众，面对那些望子成龙而认知迷茫的父母们，不得不多次重复那些并非高深的道理。故针对他们经常所提疑问，试图使用最通俗的语言进行一个整理，以抛砖引玉。
疑问之一：现代人说白话、写白话，再学古文有必要吗？ 提这个问题的人特别多，看似有理 ，实则偏颇。学过语言学的人知道，语言总是随着时代变迁、语境变化而相应变化的，过去大家能听懂的白话，未必现在的人能听懂，今天视为白话的语言，你的后代未必能听懂；过去作为白话的语言，今天看来就可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过去古人的对话，觉得那是文言文，而当时就是口语，所以对语言演变过和演变特性要有所认识。
明清小说繁荣，10大名著按照标准说法全是白话小说，但今日学子有几人阅读？能读懂的又有几人？一个很重要的的原因就是语言障碍，因为明清的白话在今日众多的缺乏文化底蕴的读书人眼里更像文言文，阅读时会产生一种畏难情绪。当初那些白话文的倡导者，有的对文言文攻击甚为恶毒，但那些批判语言在今人看来就并非白话，如清末白话文运动的主要人物裘廷梁攻击言文分离和所谓的文言之害时道：“愚天下人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人之具，莫白话若”；倡导“文界革命”的梁启超阐述“报章体”的特点时言“务求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这就是当时那些反对文言文的名人们写的白话文，老师和家长可以衡量一下，当今的学生要读几年书才对这类语言不产生任何听读障碍和理解歧义。
上个世纪80年代大陆和台湾开始有了经济交往，结果发现，仅仅30年光景，双方的语言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除了台湾社会的文字功底更好以外，对同一事物的命名有不同的书面词汇，如渠道—管道、天桥—路桥、地铁—捷运、柬埔寨—寮国、本科—大学部等等。再说眼前，不少网迷和其他民间群体创造的新名词，上了年龄的人是听不懂的，但年龄较轻的人中，尽管很多人并不欣赏这些新词，但能听懂的比例就大得多；教育部2007年发布了171个新词汇，指责甚众，我亦认为那不过增添了无知的佐证，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些令教授们莫名其妙的新词能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正是昭示了语言演变的力量和传播速度吗？
既然语言是不断演变的，那么就涉及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不停地演变，那么以什么作标准？每一个朝代更替后、每一个时代结束后，后人遵循什么标准对前人留下的文明成果产生大致相同的理解，而不影响到文明的传承和文明成果的运用呢？
答案就是：“文”与“言”应当分离！
按南怀瑾先生的说法，文言文教学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中国古文体裁的文学，使文字和语言完全分开，使文学词章超然独立在时间、空间之外，保留了几千年的文化思想，现人与后世的意识，完全不受时代环境的变革而有所阻碍难通；按照过去传统教授文字文学的方法，只要真能教、真能懂的，不过化费青少年时代几年时间，便学会了写文章而统领各种语意的作法，终生用之不尽。
即是说，不管时代怎么变，语言怎么变，但由于语言和文字实行了分离，先辈的智慧、文明的成果、文字的美感和魅力始终能为后人所知晓和感悟，文明就不会中断。再退一步讲，即使在使用白话文的社会环境，“文”和“言”分离现象同样明显存在。因为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除了地域方言外，还存在社会方言，有所谓的“贵族语言”和“平民语言”之分，阶层、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宗教等社会因素都可能对语言产生影响。
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古文太难了，应当翻译后，让学生去阅读理解。这个愿望或许是好的，但却不可行：一则很多古文是不宜翻译的。一种情况是翻译使文采意境大变，美感消失，如大家熟悉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之类的名句；另一种情况是，翻译不仅使文采淡化、篇幅过长，还可能词不达意，如《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原文既精炼准确、富有哲理和人文精神，兼有文字之美，如果译成当今白话，可以想象是什么效果；对这类文字即使进行了比较准确的翻译，但译后的文字很长，只会增加阅读背诵的难度。
在文字最不讲究的近半个世纪，但成语和名言警句仍被广泛使用，古体诗词从未真正绝迹，就包含这个原因。
二则每个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译法，客体受制于主体变迁，再无遵循的准绳。如《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包括了从周初到春秋中期大约五六百年间的诗歌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民歌，就是当时的“白话文”，到了唐宋时期，可能就成了“文言文”了，读者可以自己比较《诗经·国风》与唐诗宋词的差别；如果唐宋的教育者对诗经进行一次翻译，那么到了明清时候又觉得不够白话了，只好继续翻译，即使这样，到了民国以后还是会认为不够白话，还得继续翻译。如果真是这样，现在我们就再也不能欣赏到《关雎》、《麟之趾》这样的名篇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每个朝代都要去翻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法，以谁的作品为准呢？
三则古文可以寄情言志，现代白话文根本无法替代。古文文字考究，意境优美，阅读过程可以产生审美情趣，寄托情感和志向，调节情绪；古时官员、文化人落魄失意时，通过吟诗作画，下棋品茶，而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培育乐观豁达性格。
四则古文文字精炼简洁，节约纸张笔墨，这又是白话文望尘莫及的，半个世纪以来，文章越写越长而空洞无物，官场文风尤甚，与过度白话密切相关。
五则古文看似难读，实则容易。由于目前60岁以下的人，较完整地受过古文教育的人很少，所以普遍认为古文难懂难记，其实，这并非古文的特质。觉得难，正是因为你从小没有进行认真的读写训练，这与我们学习外语感觉难的情景类似，通过对老一辈的读书人到现在的少年儿童的调查看，古文背读带来的学习效应十分显著，老一代的人只要读过两三年私塾，就可以适应一般行政工作、管理工作甚至技术工种，在现在的教育方式下，干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质量要求，其学历要求远远超过原来了；现在的学生，只要坚持背诵，一般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在不影响正常的功课前提下，背诵完《论语》只需要4个多月；有的语文成绩不佳的学生，仅仅是利用暑假背诵完《声律启蒙》，并通过自己查词典完成注释，就感觉到语文学习有了兴趣，树立了学习的信心。
六则没有古文底子，根本写不出有品位的白话文，也不具备对名著的阅读能力、阅读习惯和翻译能力。那些主张白话文的名人们，那些以白话文进行创作的名流们，哪个没有深厚的古文底子？梁启超、胡适如此，陈独秀、瞿秋白仍然如此，谢冰心曾说过，他们那一代作家，基本都能背诵《古文观止》。大家可以观察，古文修养太欠缺的人，其文字表达能力如何，是否能读懂名著和有习惯阅读 —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文学类、还是经济类，而越是缺乏对名著的阅读，就越发难以培育鉴赏能力和人文精神，其危害就不仅仅是影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传承和了解，还将影响对世界各类名篇名著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一些高学历者，连读中外名著的习惯都没有，其世俗身份与其学术水准的落差就显得过于悬殊。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感叹，我的研究生们不少，但翻译经济名著时我必须亲自动手，他们的英语成就很好，但中文水平不够。
疑问之二、古人的观点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管理和知识要求吗？ 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古代文化对应的农耕文明，即使有其科学性、合理性，也限于过去时代，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古代文化中经常遭质疑的语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无为而治；患寡而不患均；父母在，不远游；中庸之道等等。质疑者认为，强调君臣父子关系，是在宣传等级观念，不符合民主、自由的要求。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无论任何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等级差别，这与佛教的“众生平等”和西方启蒙运动倡导的“天赋人权”观是不相矛盾的。以社会形态存在的群体，既有不同的社会分工要求，又存在不同的智商、体魄、德性、修为、爱好和社会影响力、组织能力和生物场能，位序差别是客观的事实，甚至说，位序规律可以扩大到形而上的层次。既然这是一个规律，就不会以任何个人的偏好而存废，只有去面对它，倡导和追求一个理性的、更趋近于人性要求的等级体系。
古代强调君臣父子关系的含义是：君应尽为君之道，臣应尽为臣之道，父应尽为父之道，子应尽为子之道。依《礼记·礼运篇》所解五伦十义，君义为仁，臣义为忠，父义为慈，子义为孝，即是君要做仁君，臣要做忠臣，父要做慈父，子要做孝子，推而至于夫妇兄弟朋友，也各有其道，此即五种人伦之教。《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再次表明君臣关系是双向的，忠者，做事尽心也，礼者，待人恭敬也。这有什么错呢？任何上级都希望下级做事尽心尽力，下级都希望获得上级的尊重认可，这个是不分时代和民族的，可以扩大到所有的上下级关系和师徒关系。
现代国人一听说“忠人之事”，就觉得属于“旧道德”，你换个说法叫“敬业精神”，他就觉得很时髦；说到上下长幼，认为很“封建”，强调“管理层级”，就觉得很现代；讲祭孔，觉得很过时，轮到圣诞节，可以狂欢三天三夜；讲“慈悲”，说宗教太玄，讲“博爱”，又觉得那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词汇了；讲“惜福”，他说应该“刺激消费”，你换个说法“节约资源”、“循环利用”，他又似懂非懂地认可。给当代人交流文化思想很麻烦，因为有太多的分别心。
言归正传，古代文化始终强调君王的责任和推崇君王的德行，《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天子章第二》：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不止对君王，对高位者亦有相应的道德要求，《论语·公冶长》认为 “君子之道四焉：其形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大学》中言“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没有认为最高统治者有什么道德上的特权！
更进一步讲，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民本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不算稀有。《尚书》里讲“民惟邦本”，民为国之根基、源泉和主体；《尚书·秦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成为了自行与天相通的独立的人格主体和政治主体；《左传·襄公十四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一人凌驾万民之上，违背了天地之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杀，大夫晏婴不肯从君而死，理由是“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国家与君王、政权与个人已经区分开了，国家社稷高于君王；《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吕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民众不仅可以借天来伸张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还被看作天下集体的主人，对天下享有天然权利；《周易·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公在训诫殷商遗民时强调政权受命于天，政治合法以德行为准，敬天明德之要不在祭祀，而在保民；统治者不能保民，便失去了继续统治的权利。《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家庭、家族内的孝道也是很重要的，父子关系、长幼关系同样是双向的，长辈有教育、抚养之责，晚辈负尊崇、孝顺之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家庭的稳定，社会能稳定吗？没有家庭的教养，能培养合格的人才吗？《论语·学而》言：“其为人也孝弟，也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也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懂得孝道的人，就不会轻易违法作乱，因为长辈可以约束其行为，很少有长辈希望儿孙因作乱而遭殃，所以孝道是社会的稳定器，这就是长期为统治阶层所推崇的原因之一。即使站在个人自私的立场，也要使自己的下一代接受孝道教育，以免其行为失控。西方国家或许没有这套完整的世俗忠孝理论，但有上帝管者他们，家庭成员要定期参加祷告仪式、要阅读《圣经》，有的国家公立学校的学生要向国旗敬礼，念效忠誓词。以美国为例，表面上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从建国至今，政治生活和宪政历程中处处打上了宗教和文化的烙印：“我们信赖上帝”一语不仅铭铸在美国政府发行的硬币上，也悬刻于国会大厦的墙壁。联邦国会开会的开场白是牧师的祷告，最高法院也要先诵读“上帝拯救合众国和这个可尊敬的法院”才可以开庭，联邦军队中也设有随军牧师，即使你去法庭作证，大都要象总统宣誓就职一样，手按《圣经》，发誓你所说的一切句句属实，否则你是必输无疑。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意义也是为了规范家庭角色，各得其位，各尽其责。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就是要让妻儿有所依靠和保障，所以这个规定不是歧视女性的而是保护女性的。
师生关系、师徒关系也必须要讲究，中国传统讲究师道尊严,形成了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尊重和知识的神圣感；如果徒弟缺乏对师父的敬重，缺乏拜师求师的过程，就很难学到那些绝学绝技，所以，严谨的师承关系，保证了知识和工艺的传播和继承。如果你是一个教师或能工巧匠，能保证自己始终不渝地、无私地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那些不尊师重道、不谦虚低位、不遵守学习纪律的弟子吗？
在今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企业中层向另一企业高管请教如何看待“无为而治”的问题，这个拥有博士学历的高管回答说：不能无为而治，该管的还是要管。显然，“无为而治”是被误读了。《道德经》的原话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一方面，强调天地万物循道而行，因遵循自然法则而不妄作妄为；另一方面，所谓"无为"，并非是什么都不做，而指处事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以"与其无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之境界，引导其自然发展，最后达到水到渠成，实现"清静自正，无为自化"。举一个例子，奉行自由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很少直接管理和控制经济，由市场和价格自发地作为资源配置和供需调节的基本力量，较之那些政府对经济高度集权的国家，显然政府机构规模较小、职能有限，而经济发达社会全部由这类国家和地区所组成。所以，经济理论界对“无为而治”理论是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治世理念与此契合，主张仁政、节俭、惠而不费，追求民富国强，藏富于民，所谓"政之所急，莫大于使民富且寿，固民之所利而利之"，"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自然之道"还为未来的新型的工业系统提供了管理智慧。按照《自然资本论》的观点，目前工业化社会，始终面临着资源利用的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而在大自然中，根本没有垃圾这回事，生态系统中任何生命的死亡都能滋养其他生命，自成循环体系。而在师法自然的循环型社会中，以「减量、再利用、回收」资源来提高使用效率,将成为新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新型的工业系统，将师法自然，模仿生物系统和生态系统，来设计工业生产流程，使废弃物排放为零。该书认为丹麦的「卡伦堡(Kalundborg)生态工业园区」正是向大自然学习的最佳范例。园区内有电力公司、制药公司、建材厂、炼油厂、养殖厂等,不但共享水、电、燃料，而且一家公司的废弃物往往变成其它公司的宝贵资源。举例来说，炼油厂将剩余的天然气供火力发电厂及建材厂作为燃料，发电厂产生的蒸汽则做为炼油厂、制药厂的热源，排出的灰变成水泥厂的原料，冷却水使用后排出的温水,则由养殖厂利用；制药厂产生的多余酵母，卖给近郊农家喂猪。所有参与企业的获利加上所节约的成本，已超出原本投资额一倍。包括日本山梨县在内，目前全世界已经有十几个地方在发展这类师法大自然的生态工业园区。
无为而治作用于具体的经济管理和经营活动亦有用武之地。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投资和经营中学会取舍和正确决策；大道似水，方圆自如，当事业遭遇逆境和阻障，不要停止下来去作无谓的争论和冲突，要效法水性，尚有一丝空穴、一条通道，就绕过阻碍物继续前进，最终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企业经营“蓝海战略”的要旨所在；"有为于前，无为于后"，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保持政策和管理制度的一贯性，改变时要依据客观规律，并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健全管理制度，通过制度规范和健全内部管理，减少人治因素，管理者因省事而"无为"；个人理财不计较一时损益跌涨，着眼于长远趋势，若信息不对称或对经济前景缺乏准确判断时更是如此。
再上升一个层次讲，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学说、五行生克制化理论，所揭示的规律适应自然、社会、生命三大领域，社会生活形态无论怎么变化，规律性的东西你是无法改变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传统哲学“过时”的问题。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由阴阳两种物质互为组成，法于阴阳，阴阳互根，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平衡；于事物发展运行，则衰极必盛，盛极必衰，盛中有衰，衰中有盛。以经济经济领域为例，阴阳规律随处可见：
社会生产分为先进的生产和落后的生产，生产工具分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生产工具，在生产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工具逐步取代落后的生产工具，阳质战胜阴质。每一种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载体（阳质）逐渐磨损到最后报废，阳质消失，而这种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其工作原理所表现出来的优缺点逐渐显示出来，阴质上升，随着工具使用寿命的结束，工具工作原理的优缺点也就全部表现出来了，阴质上升到极点，工具报废阳质消失。人类又会根据原来工具的其利弊发明新的工具，又产生新的阳质，这一过程，事物按照阴长阳衰，阳长阴衰的规律发生了一次质变，先进的生产工具代替了旧的生产工具。
收益与风险就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承担风险是获取收益的前提。
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虚拟经济，显与隐、实与虚也是互根互存。
近现代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分布符合“太极图”原理，欧美经济为阳为盛，但盛中有衰，如古巴、阿尔巴尼亚、30年代的俄国等、50年代的匈牙利，属阳鱼中的“鱼眼”；亚非经济为阴为衰，但衰中有盛，日本、亚洲“四小龙”、土耳其、南非就是阴鱼中的“鱼眼”。
就产权制度而论，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极其重要，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既不能完全“公有”，亦不能完全“私有”，两者要在平衡和谐中相互促进、共存发展，这是处理社会财富所有权关系大的原则，“一大二公”和“全盘私有化”皆不可取，排斥自由竞争的国家垄断方式在全球均遭失败。
垄断和自由竞争也是共生共存的，如自由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但竞争本身又导致垄断。
阴阳规律的一个派生规律是五行生克制化。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大类物质构成，五大类属性的事物之间存在相生相克关系。扩大到自然环境分析，地球上的生物圈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子生态系统，各子生态系统中，生物与非生物遵循着五路途径，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与转化。人类在进行改造自然、发展科技、经济、生产的活动中，若不认识这种生态系统的循环与转化，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大至一国一域，小至企业社团，五行生克制化规律均作用于内部的管理、制衡和运行。以企业为例，治安保卫部门属于金类，直接的生产劳动（机器的运转和工人的劳动）属于木类，生产技术、科技含量、管理水平和流动资金属于水类，产品质量、数量以及经济效益属于火类，固定资产、行政领导机构属于土类。每类又可按照金木水火土继续分类，以木——直接的生产劳动包括机器运转和人的劳动为例，又应按照机器和人的劳动分开划分各自的金木水火土。机器的凝固件、保护装置属金类，机器的动力装置属木类，机器的传送、排泄装置属水，机器的质量、性能属火，机器的固定装置、稳定装置属土。
关于“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首先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均的字面意思也不仅仅是“平均”，还有“均衡”之意，分配制度追求均衡有什么不妥呢？任何社会都要考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一些西方大公司高管人员收入和普通劳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屡遭质疑，并认为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原因之一，和日本等东方经济体作过对比，显示东方社会的劳资关系更为和谐。《论语》的原文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里的“寡”是指统治区域人口稀少，告诫统治者小邦有小邦的治法，要将公正、安定作为追求的目标，在战国那个群雄并举的混乱年代，这样的倡导是很恰当的。很多浅薄之辈往往将其与“计划经济”的“绝对平均”观念、“大锅饭”挂钩，实在荒谬无知。从论语的原文中你能读出“绝对平均”和“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意思吗？那时又不存在“国营企业”、“集体经济”，官方不可能掌控劳动力的报酬分配，即使说“平均”，也是指土地等生产资料，在农耕社会关注土地的分配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当今发达国家，谁会去否定“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呢？“计划经济”是苏俄的实践产品，一度流布甚广，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遍布欧、亚、非、美，真正属于汉文化圈的又有几个呢？就在东亚这几个国家里，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内地搞“计划经济”，但台湾不是，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也不是；北朝鲜是，但南韩不是；越南北方是，但南方不是。中华文化从来就是鼓励创造和奉献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授之鱼，不如授之渔”，“达则兼善天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薪”，今人不争气，到底是我们愧对古人呢？还是古人亏欠我们呢？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那些攻击古代先贤的人，能保证自己的理想有效地影响家族内的三代人吗！
那些攻击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事实上不了解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历程。我国古代文化和经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明朝中期以前，全球重大发明300项，属于中国人发明的175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农学、纺织印染、冶金、工程机械、造纸业、钻进技术、探险测绘、造船航海、制曲酿酒、水利工程等长达十几个世纪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全球地位中发生逆转是近500年的事情，即便如此，这几百年的发展史也十分令人寻味：
明代的炼铁炉得到较大改进，并发明了活塞式风箱；冶炼工艺方面，明代发明了生熟连续生产法；明代的造船技术先进于欧洲，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有“巨舶百艘”，最大的宝船长48丈、宽18长，船队的总人数达27000人，此后60年，当哥伦布驶往美洲的时候，他所带领的是载着88人的3只小船，最大的“圣玛丽号”才5丈长，1长8尺宽。在衰退的大趋势中，还是出现达130多年的“康乾盛世”，版图空前辽阔，城市、农业、纺织业、冶炼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北京、扬州、江宁（南京）、杭州、广州、佛山、汉口等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市，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桑、棉、麻的生产则出现了高度商品化的特点，冶铁业、采煤业、纺织业、铜矿业规模不断壮大。到道光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仍占世界28 %（一说36%），对英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正是如此才导致英国的鸦片贸易。
历史上曾经的“中国品牌”享誉全球，持续长达十几个世纪，瓷器、丝绸、水银、锌和铜镍合金等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经中亚传到西方，到13世纪意大利和阿拉伯产生了丝绸生产工业，但质量远低于中国。并且中西贸易基本是单向的，除了金银等贵重金属外，西方不能向中国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德国人贡德正·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18世纪以前，世界贸易始终是以中国为中心来开展的。
近代社会中国经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甚大，但仍然没有停止的探索的步伐，现代实业仍然不断取得进展。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迫击炮厂。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条铁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唐胥铁路，1881年开始修建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真正成功并保存下来加以实际应用的第一条铁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干——京张铁路（丰台柳村--张家口）。1906年开工建设，1909年建成通车。1923年平绥铁路/京包铁路（北京（北平）--张家口--包头（绥远））建成通车。
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
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学堂：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
中国第一个近代民族机器工业：1869年方举赞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个近代轮船公司：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
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业：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
中国第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1937年侯德榜创建的南京永利氨厂。
第一家由中国人开设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银行：1897年在上海建立的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
中国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1907年在北京成立的京师图书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国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发展机遇，学界称之为民国“黄金10年”。尽管外忧内患不绝，但1927年—1936年间，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到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近代以来最高水平，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初具雏形。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7%；水泥工业为9.6%；钢为40%。当时的中国正逐步走向现代化，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在上世纪中期就进入“起飞”阶段。
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港澳台新诸地区和几千万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就，为天下共知，不再赘述。
我曾经在《经济与文化》将中国古代经济和科技奇迹归纳为八大因素：
1、道德基础。
2、创造精神。追求安身立命、建功立业，是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义再高者更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己任，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直接。中国始于公元前138年西汉时期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大了中原的经济视野，但伴随探险者脚步的是商队马鞍驼铃而非烽火狼烟，以平等互利的商业交易而非征战掠夺实现了财富积累，单从商业文明讲，中国也不愧为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
3、行政体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职业文官队伍，中国文官制度的经验传到了西方，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马可?波罗游记》拓展了西方人的视野，使得刚从中世纪愚昧中醒过来的人们看到了东方文明的光彩。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官员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书籍，在1570年——1870年的300年间即达70种之多。其中的《文学考试制度》、《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书，极力称赞中国文官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并力主英国政府仿行，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他们的启蒙主义著作中，对中国的文官制度也进行过介绍和评述，西方人心目中表现‘机会均等’的科举制，曾使一代西方哲人心悦诚服。隋唐以后，中国录用政府官员，实行的是公开考试、择优取仕，而在中世纪以前的西欧各国不仅没有中国那种以儒生为主的职业文职官员阶层，而且根本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文职官员。14世纪末叶以前，英国的‘官吏’全部是教士和贵族；16世纪以前，法国统治人民的是占有大片土地互相割据的封建诸侯；17世纪中叶以前的德国与法国情况类似；日本当时的社会结构与西欧接近，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统治国家的官吏还主要是武士”，到了14世纪末叶以后到文官体系形成之前。后来英国于1870年、美国于1883年、德国于1919年才使文官系统得以最终形成。
4、经济理念。在把握人的创造性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关系方面，中国古代有相当精当的论述，那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按照南怀瑾的观点，参赞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价值之所在。我们这个天地并不完备，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只要它能合情合理地运用，便能创造一个圆满和谐的人生，弥补天地的缺陷。这种人类因天地间种种现象变化所作的因应与开创，就叫做‘参赞’。此等人类的智慧与能力太伟大了，所以中国文化将他和天地并举，称为‘天、地、人’三才。……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够‘赞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对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间开演了一套渊源流长的历史文化。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理念是自由经济的推崇。经济学家盛洪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中指出：“兼相爱，交相利”、“无为而无不为”、“道上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这类古训比“看不见的手”有更深远的内涵；在《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里克谈到，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性条可能会影响诸如朱德温这样的欧洲人，就像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契约性的商业社会，而把这以后的两千多年与在这之前的历史统统纳入‘封建主义’这个用以划分西方历史的概念中。早就有人指出，‘封建主义’在西方是指以庄园制为主的经济时期，中国与庄园制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周代的井田制，这一制度在春秋时期就已崩溃和瓦解了。更少有人知道，我国很早就奉行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
第三个重要的经济理念是对个人产权的肯定。《孟子》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意即普通的人，一定要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可能奉公守法，才可能讲礼义廉耻。所以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会走动的资产中》中言“中国在鱼塘养鱼的悠久历史，就证明了中国在地产上私产制度的实行，要比欧美早得多——中国在唐、宋期间的富庶，可不是侥幸的”。
5、社会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过程就是佛、道、儒、墨的融合过程，显示了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对外来文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不仅将东方文明推向了高峰，也给国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籍慰，所谓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
6、有序的等级观念。或称理性的位序关系。
7、独特建筑艺术。经济的意义在于，居住条件的改善，为民众安居乐业创造了物质环境；建筑的艺术化和景观化效果，不仅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个民族的艺术气息和文明理念，还极大地促进了对外交流，对外来者产生吸引力；工程质量；堪舆价值。
8、英才俊杰。《论语·为政》道：“子曰：君子不器”，即强调对通才的培养，“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允文允武。在《论语·宪问》中，孔子还提出“全才”的标准，即“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人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礼记》中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学”，先由学习洒扫应对开始，渐渐地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洒扫，是人生基本的生活卫生和劳作；应对；是人伦之际的语言、礼貌、态度；“礼”是文化的总合统称；“乐”是包括音乐在内的生活艺术；“射”是习练武功；“御”是驾驶技能；“书”是包括公文学习在内的文学学；“数”指算术和数学）。可见，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理念是培养通才、全才。
那么，古代教育理念下的通才、全才，能够适应现代教育吗？答案是肯定的。比较一下中国留学生的历史和近现代有大成就的各类人物就可知大概。
中国留学生制度始于清朝，包括詹天佑在内的首批30多个赴美学生全为农家贫寒子弟，之前只读过私塾，缺乏现代教育的课程，但他们在美学习非常出色，轰动一时。过去我们到欧美的留学生数量很少、有的在国内学历很低甚至根本没接受过现代教育，但留学后成功率非常之高，即使没有出国经历的者而成就卓著者也不在少数。那一代人的成就至今仍具有世界性影响，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潜力与智慧，如严复、张元济、梁思成、费孝通、王国维、辜鸿铭、晏阳初、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马一浮、梁漱溟、胡适、陈寅恪、蒋百里等，过去在学术、实业界和政界成大器而对国学一窍不通者几乎闻所未闻。现在一年到国外留学生达数万人之众，同样就读于西方的大学，但再也不易听到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现。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外国的大学，但对比如此强烈，其差距就在于文化底蕴和品位、在于人文精神。杨振宁有言：虽然我是研究物理学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让我受益匪浅，在上初二的时候，经过两个暑假的学习，我就能将《孟子》从头到尾背下来，领悟了许多教科书上学不到东西。 在一次中国与外国的贸易谈判中，关于葡萄酒是否属于中国传统产品的问题，外方认为不是，或许在他们心目中葡萄酒、啤酒之类都是近代由外国传入中国的；而中方则认为是传统产品，其根据就是那首著名唐诗《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依据这首古诗赢得了谈判。一战以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想取代德国将山东纳入其势力范围，中国外长顾维钧坚决反对，声称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就是中国的耶稣，可以想象耶稣的故乡被随意侵占吗？顾先生的发言立刻获得了欧美国家的支持，从而阻止了日本的野心。二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国法官主张对一些主要战犯处极刑，但反对的占了多数，中国法官差点忍悲自杀。在后来的辩论中，一位印度法官坚持说，佛教主张慈悲、不杀生，中国法官梅汝璈说：你信佛教，我也信佛教，但这些战犯杀害了上千万无辜的人，他们信佛教吗？中国法官最终获胜了，不是靠的法律知识，依靠的是文化元素。以上是几个小例子，但发人深思。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重点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多年前谈到的，他发现，那些民国时期培养的老牌教授和科学家，胡子一大把，但衣着讲究、举止高贵、精神矍铄，棋琴书画皆通，而那些较为年轻学者、科学家们，其精神面貌就明显逊色了，而且经常上演英年早逝的悲剧；他的结论是老一代的学者有更好的古文修养和艺术欣赏能力，更懂得养生之道，有更好的精神内涵，就生活景况而言，他们较之后来者更差，军阀混战、抗战、内战和大大小小几十次“运动”全部经历了。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比较比较，看有不有点道理！
上述的这个例子与养生之道有关，不妨借此多说几句。中国传统智慧包罗万象，文学艺术、宗教 、行政、礼仪 、兵法、术数、营造、农事、水利、修身养性等等，尽在其中。你即使认为传统文化有些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那么也不会涉及生命领域、不涉及健康祛病的内容，你能说你处的社会“现代化”了，生活方式“现代化”了，你的身体素质、你的生理功能、生理特征就自动“现代化”了吗？你的各个脏腑之间、脏腑与五官之间、脏腑与经络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就随之改变了吗？你拥有了现代知识和高官厚禄，就解决了生老病死的烦恼了吗？中国传统智慧有一整套养生健康的学问，存在于各类古籍之中，如果现代人都看不懂这些古籍，或者在情绪上就不愿意接触不愿意传承，就不能使用和享受这些文化成果，等于自动放弃了一套有效的、花费很少的、无副作用的养生健身技术！有些人一味迷信西医，如果了解联合国卫生组织每年公布的淘汰的西药品种以及对其副作用的描述，会吓你个半死。一个全面的健康医疗理念应是什么呢？就是西医、中医以及各类民间的、少数民族的、佛道儒的方式，都不能排斥，是什么病情，就对应什么治疗方法，法无定法，以效果为准绳。人体生命是多层次的，即肉身、经络、脉轮、中脉、元神，西医的治疗对应的是肉体，经络属于阴阳之间，是中医的治疗范围；脉轮、中脉、元神都属于阴性物质，包括经络和肉体，都是传统养生治病手法的治疗范围。一般都认为心脏病难治，但只要修炼了道家的小周天，就不算什么大患，甚至说，只要打通了督脉，体质都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善，绝大部分人可以在几天之内完成；一般人谈癌色变，但佛门道家的辟谷大法就是癌症的克星，只要有辟谷8天的能力就有了希望，而开发出这个能力本身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关键是要有以身证道的兴趣；又如骨质增生，按照传统阴阳五行的观点，肾生水，肾主骨，治此病需强肾固本，具体方法很多，在此不一一介绍。经络学说，人体生物场、生物光的观念，中国自古有之，并作为诊病、治病和判断修炼层级的依据，当代有人曾怀疑过，前者在90年代初为法国的医学仪器所证实，后者为80年代美国发明的人体光谱仪所证实。
关于中庸之道，总有人将“中庸”理解为不讲原则、得过且过或不求进取这类。而“中庸”之本意是“以中为度”，不偏激，不过分。做任何事情，包括生产活动、科学实践、身体锻炼、社会交际，其行为都存在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现代社会本身是弊端丛生，为什么要求人类的传统文明一定要无条件地去适应它呢？为什么不反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呢？
疑问之三：学古文影响学习成绩吗？影响功课时间吗？ 这个担心纯属多余。现在实行双休日，加上寒暑假和各类节假日，在校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其余的时间学生是如何分配的呢？相信大家都清楚。看电视连续剧、看无聊的书籍、上网、玩电动游戏、上街吃垃圾食品、睡懒觉、说废话、三朋四友闲逛大有人在，家庭期望值较高的，用于大量时间补奥数、外语。如果这些时间比较固定地分配一部分用于学习生产劳动、家务活、身体锻炼，那么还或多或少符合所谓的“素质教育”的目标，可现实的情况是，大量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缩短并没有带来综合素质的相应提升。
家长应算一算时间账。背一首古诗，以七言绝句为例，中等记忆能力的大约需要15—20分钟，再用10-15分钟巩固或抄写一遍，每天花费30分钟而已；这是从看电视、上网和睡懒觉等不良习惯中可以轻而易举地节约出来的时间。寒暑假更有条件将每天的背诵时间适当延长，在这个期间就可以安排篇幅较长、难度较大的古文，实验证明，3-6年级以上的学生在一个暑假里，在不影响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前提下，背完并根据辞典注解《声律启蒙》和《大学》是很轻松的事情。
有的家长特别是做母亲的，往往占用很多时间拿个故事书为小孩讲中外童话故事。这是在浪费时间，既不能提高小孩对自然和社会的感知能力，又不能提高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沉浸在那些虚幻故事里，可能使人更加幼稚；那些大灰狼、鬼故事，增加小孩对自然环境的恐惧感，更为胆小；如有时间讲什么大白兔拔萝卜的之类，还不如带着孩子到农村、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哪些东西是个什么样子。
以下再谈三个观点，请家长务必记着： ①古文知识不存在高段覆盖低段的问题。你三岁背诵的古文、古诗，到了你一百岁时仍然不过时，你即使精通了二十四史、看完了古今名著，也不会觉得《孙子兵法》、《幼学琼林》以及唐宋诗词就没有了意义，古文对你一生来说，高段的知识和低段的知识是连续的、累加的。而白话文就未必如此，你上了初中，就觉得小学课本没有味道，你上了大学，就觉得中学的文章没有味道，高段的知识往往替代了低段的知识。所以，大多数人对自己拥有的古书都保存完好，对那些白话中文教材、杂志，很少有人长期保存，这个行为的差别非刻意为之，是在不自觉中自然出现的。对一生算总账，古文学习比白话文节约时间。
②除了中文专业以外，你就是读到博士后，中文水平基本上还是中学那点底子。中学以后，无论你的学位和职称如何高，但就课程设置而言，中文、历史、地理基础只能依靠中学那点基础。而现阶段中学生的包括中文在内的人文知识底子根本无法支撑一个高级知识阶层的文化需要，所以有文凭没文化、有知识没学问的现象比比皆是。当年那些少年科技大学生们，确实是神童，10来岁学习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已无障碍，二、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华罗庚、陈省身第二！
③要充分认识中国文字的优势。中国文字具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无论出现多少新生事物，只需增加词汇，不需要增加文字，将已有的文字进行组合就可以表达任何事物。英语的单词在20几年前就高达50多万，目前已达到100万之多，英美人对于哪些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专业词语，字面意义都难知道；中文就不一样，即使出现不熟悉的专业术语，其文字是熟悉的，还可以望文生义地部分了解其意义。只要坚持背诵三五年古文，掌握三伍千个汉字，其文字的拥有量就基本可以满足终生学习之用，就可奠定较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如果不去强化训练，等于使这个优势打了折扣。有了古文的基础，驾驭白话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寓繁于简”的道理！
书法也是这样，练两三年毛笔字，钢笔字就自然过关了。
疑问之四 小孩连意思都不懂，能起作用吗？是否拔苗助长呢？ 能背诵古文而不懂其意思，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能据此怀疑背诵古文的意义。语言能力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岁多小孩就可以说话，家庭一般最早教的就是“爸爸”、“妈妈”、“书”、“桌子”、“电灯”之类的简单名词，小孩能懂得父母、爷爷奶奶跟自己的生命和伦理关系吗？长大了自然就懂了。所以语言文字首先就是追求能说、能写、能使用，而不是如何去解释。我们经常使用很多成语，如五花八门、七上八下、丢魂落魄、文质彬彬等等，在什么场合、在什么语境下使用，一般人都不会出错，但真要去做一个准确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学好外语也是这样，首先要立足于大量的听读训练，而不是先去说文解字。
古文都很精炼，重复的字很少，不象当今流行的白话文废话连篇，背诵古文对积累词汇非常有利，是高效速成之捷径；古文背诵养成了习惯，不管能理解多少，再去阅读白话文，就觉得简单，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刻意追求，因为起点就高于单纯的白话文学习；由于古文博大精深、蕴含的知识丰富、信息量大，小孩哪怕只懂得其很少一部分，就运远超过其他同龄人了，高僧真华法师说：他少年时只读过《三字经》和《论语》这两本书，但他就凭着这点基础而著书立说。
最后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当时不懂意思不等于背诵就失去了意义！小孩5岁背诵的句子，当时不懂，到了6岁就可能懂了；今年背诵的文章，能懂10%的内容，明年就可能懂得20%，再过三年就可能达到50%，成年后就可能全懂了；但你不去背诵，终生不懂！学数、理、化、生情况与此类似！
如果小孩坚持要家长解释，须注意三点：一是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只讲大意，对于详细解释一定要查阅辞海（语词分册）、词典，孩子有能力查阅的时候，要让他自己动手，然后在书上标注解释，家长不可代劳；二是不要追求完整地翻译成白话文，只对其中不理解的词语作注释；三是家长要帮助选择比较好的讲解读本，如《论语》和《大学》可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和《原本大学微言》。
王财贵教授认为：语文有语文学习的规律，它是跟科学很不一样的。科学是要按照理解的程度，懂什么才能教什么。譬如，到三年级才可以学三年级的数学和科学。而语文不是！语文是学什么就懂什么，这是大大不一样的学习规律啊！我们不能说科学是学什么就懂什么，教一个小学生微积分，他就能就懂微积分吗？不然，微机分是高中生，大学生的事。提前教，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扰乱孩子而已。所以凡属于科技知识一类的学问，都是能懂什么才学什么！而语文是学什么就懂什么，中国两千多年来的语文教育，从小就教一生所要用的语文，高度语文，经典语文。儿童懂不懂？当然不懂！但只要教下去，教多了就懂，教久了就懂。而且懂一辈子。
王教授的话可供参考。具体怎么对待将在“疑问之六”中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