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日前，小说家野夫与诗人韩东就“当下诗歌是否平庸”打起了笔仗，野夫认为诗歌“注定是平庸的”，韩东则明确表示反对，引发诸多网友和作家的热议。
中国作为诗歌大国，80年代的“诗歌狂潮”曾在当代文学史和精神史写下浓重的一笔。而随着商品化大潮的来临，诗歌热又迅速退潮，回归本位，以致有人惊呼“中国，你的诗歌丢了”。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当下中国诗歌究竟处于何种水平？在微博微信时代，诗歌究竟是面临被严重边缘化的困境，还是迎来了创作的“另一春”?
就此话题，野夫先生通过《洞见》栏目做出回应。他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反诗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病态社会里，诗歌的式微也是必然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这个末世的虚张浮华之中，那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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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野夫
诗歌的当下窘境：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诗人这个群体，在精神层面上说应该是强势者，而在物质层面貌似成为了弱势者，这几乎是诗人的宿命。似乎上帝创造了这样一种珍稀种群，就是命定他们来人世间体验苦难和黑暗的。所谓的贵族和宫廷诗人，本质上不算诗人了。真正的诗人，是哥德形容的痛苦的笼鸟，是中国古诗说的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诗人应该安于这样的物质弱势，也足以享受他的精神优越。
严格意义来说，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不需要官方和社会认定，诗人是自命的精神身份，是一种存在方式。古代东西方诗人都不是职业，偶尔拿诗歌换酒，那也不是手艺和生存术。今天西方的诗人依旧如是，必须有其他职业身份。只有集权国家会豢养诗人。被嘲讽“湿人”，是这个堕落的时代对某些诗人诗歌的蔑视和侮辱，或者鄙视的玩笑。
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反诗性的时代，或者说最堕落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病态社会里，诗歌的式微也是必然的，诗人的从俗也是命定的。诗歌不揭露现实，不批判恶世，而仅仅是附丽于这个末世的虚张浮华之中，那这样的诗歌怎能走出困境？社会走出困境之时，诗歌或许有望走出。
诗歌曾经出现过“黄金时代”，但眼下似乎不太可能回归，就像文艺复兴也就一去不返一样。社会转型的激烈时刻，诗歌可能再次爆发，涌现一批天才巨匠。但真正转型成功之后，诗歌依旧还将归于沉寂。今天的西方和平社会，诗歌和诗人依旧是特别边缘的。
中国正处于全民娱乐时代，触目都是各类选秀节目，但几乎没有关于当代诗歌。诗歌本来的属性就是小众的，不太可能借助于大众传媒。如果要做，也只能是那种类似于古典音乐欣赏栏目，是精神贵族的沙龙式节目。
诗歌的黄金时代：健康人性需要正常释放
1980年代被称作是现代诗的“黄金年代”，我也经历过这个年代，应该说影响深远。1980年，那时我正好上大三。我们开始初次知道和读到民国年代的中国新诗，才发现我们从小在文革中熟悉的那些红色诗歌，根本不是诗歌的源头和正途。那时国门也初开，外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派也开始涌入，我们惊讶地看见了纯正的新诗和各种流派以及表现方法。对于青春的抒情必须来说，我们几乎是顿时卷入了那种写作和模仿之中。每天狂热地阅读和写作，缔结民间诗歌社团，参加各种诗歌交流活动，主办地下诗刊……这一切，使我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浪漫而叛逆，抒情且唯美，对语言有着本能的敏感和热爱，开始用诗人毒辣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形成“黄金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仿佛文艺复兴那样的大时代必然到来。一切被压抑被扭曲的健康人性，都需要正常释放。前三十年被严酷打压和埋没的才子，都会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脱颖而出。苦难和反思，乃至质疑，都会扑面而来。这些都是诗歌的重要元素，诗人在抨击黑暗和解放人性方面，天然要领先于其他文体。
80年代，我也是个狂热的诗人，并组织了“剥枣”诗社。因为我们是在八月成立的诗社，诗经有句诗叫“八月剥枣”，剥是扑打的意思，也就是收获的季节，于是取名剥枣。我早在80年代就曾经说过，旧体诗和现代诗，虽然都是诗歌，但是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不仅是格式格律不一样，甚至在写作题材和对象方面，都会有各自的独有领域。因此这两者根本无法分别优劣，完全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也就是说，彼此是不能翻译的，翻译成新诗的旧体诗，什么价值都没有了。把新诗翻译成旧体，也基本不能或者完全不是那种味道。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新诗最鼎盛的时代，前无古人，后至少暂时无那个时代。
那时几乎整整一代中青年人，都坠入了诗歌狂潮。即使不写的，也爱读。全国诗歌社团几万个，各种文学刊物办的诗歌班，学员累计至少总数突破几百万。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当然不正常，一个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多诗人。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狂热的时代，崛起了真正的诗群。可以说，今天诗坛上活跃的多数诗人，都是那个年代诞生的。新诗的经典之作，也多是那个年代的成果。因此不能说是虚假繁荣，应该视为是积压之后的爆发，但这不是正常的，也因此后来多数人退出了诗歌圈。至于未来，凡是号召要做大做强的什么，都与诗歌无关，因为其精神本质，是反诗歌的。
诗歌的本质：一切不自由的领域都没有诗意
“诗意”被经常用来描绘人或事物的美好，在我看来，“诗意”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诗意生活，西方哲学家的“诗意的栖居”，各自都有所指。我所理解的诗意，自由是第一本质。一切不自由的领域，都没有诗意。诗意是与真善美同源的，是与人性同体的，诗意是极权的敌人。诗性无国别，语言有特色。如果诗歌走上这样一种钦命的道路，那就是诗歌的死亡。
诗意的栖居，是指人在大地上的自由存在。诗意的作用，是给人类示范一种更高更美的境界，在那里，人才可能超凡脱俗与神俱在。诗意无处不在，即便在最黑暗的监狱，最残酷的绞刑架边，都有诗意的存在。重要的是你能否高蹈于尘海之上，真正洞见和体验那种诗意。
我的散文随笔写作也得益于早年的诗人经历。如果说音乐是一切艺术的最高极致，那诗歌就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诗歌语言和感觉的训练，毫无疑问会使得一个人获得神秘的语感。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那他写其他文体的时候，肯定在语言运用上得天独厚。
我的作品中“江湖”是个关键词，江湖当然是一种标志性的诗意存在。庄子是中国诗性哲学的开山鼻祖，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赋予了其完美的诗意，是自由和叛逆的载体。中国古典诗歌，太多抒写这种江湖情怀和精神世界的。江湖是诗人的摇篮和封地，庙堂是诗歌的坟墓。
野夫，本名郑世平，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大陆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