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不要搞拆迁？我觉得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城市要发展，肯定需要进行拆迁工程，这是毋庸置疑的。拆迁其实本身没什么问题，甚至强制拆迁也没什么问题，但在拆迁之前，你一定要跟被拆迁者经过平等、自由、无碍的协商（包括公共项目也是如此），达成协议——之后你就可以凭这份协议出动推土机了。
你要问，达不成协议怎么办？难道一个“民心工程”就卡在几个钉子户那里？我的回答是，达不成协议就上法庭，用法律解决。虽然我比较倾向于中国的法律（特别是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方面）近似于厕纸的观点，但没有办法，大家都只能走这一条道路。
你又问了，到法庭打官司耗费巨大，“民心工程”工期有限，几个钉子户的出现让“民心工程”建设成本增加了许多，实在太可恨了。我的回答是，的确，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办事，成本会大大增加；毕竟，依靠警棍和推土机，简单快捷，效率惊人，成本无疑是最小的一种。唯一的坏处就是失去公平。一个不讲公平只讲效率的社会难称和谐社会吧？
你还问了，针对几个钉子户，我们难道不可以进行投票表决吗？比如，同一个拆迁片区的居民投票，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居民投票通过，就进行拆迁；否则，就不拆迁，又体现了民主原则，又实现了高效率（比与每一户居民谈判，比到法庭一审二审打官司都高多了），岂不公平哉？
我的回答是：不对。民主投票原则不是万金油，它有自己适用的范围，即公域（公共政策领域）。西谚云：公域要民主，私域要自由，如果在私域进行民主，势必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有1000元存款，那么，我们能不能进行投票表决，将你的钱拿出来平分了呢？显然不能。同理，同一拆迁区的其他居民，也不能投票表决钉子户的私有房产——否则，这就是多数人暴政。
城市不是今日才有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妨看看北宋是怎样进行拆迁的。
开封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皇宫太逼仄太寒碜了。宋仁宗寻思着，要把皇宫扩建一下。就派人去和皇宫北面的居民协商。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堂堂一国之君想找臣民要一块地皮，进行公益性基础工程建设，拉动GDP增长，居然还要跟他们商量，让人大跌眼镜。
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拆迁户们拒绝了来自皇宫的拆迁协商。无论给多少钱他们都不愿意搬走。事情就这样僵持住了。按照常理，接下来就应该是官府发布强制拆迁公告，聘请拆迁高手，浩浩荡荡地跟在推土机后面开进拆迁现场。但是这一幕没有发生，宋仁宗退步了。于是北宋就有了有史以来最小的皇宫，仅仅相当于一个节度使的府邸。
到了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开封又搞了一次拆迁。这一次是开封的外城向外拓展，要占用120户民房。为此，开封府推官祖无颇起草了中国第一部拆迁补偿条例，并获得了宋神宗的签字批准。根据条例规定，政府对拆迁户进行实物安置和货币补偿。
一份祖无颇写给宋神宗的报告显示，经过与拆迁户的协商，后者大部分同意货币补偿的方式。于是这年六月，开封府拆迁户120家，获得补偿“二万六百贯”，平均每户能领171贯。
171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按照当时的物价标准，可以在开封购买11间房子。这样的补偿标准，拆迁户们高兴都来不及，根本就犯不着抱一个煤气罐站在自家楼顶。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北宋是典型的“国穷民富”，民间比较富庶，而官家财政拮据，所以，他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拿出很多钱来安置拆迁户。更多是采取实物安置的办法，在另外一个地方划定一块地盘，让拆迁户自己盖房子，并从官田里划出等量的耕地来，交给拆迁户。这种安置方式较为省钱，但有时候拆迁户的生活水准会有所下降。这一点，就算拆迁户不喊冤，皇帝也是心知肚明。
宋太宗曾多次想扩建皇宫，可一看施工图纸，就不好意思签字。他说过一句名言，“内城偏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意思是说，内城太狭窄，应该扩建。可一旦要扩建，就会迫使老百姓搬家，我又实在不忍心。
“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大道理咱就不说了，扪心自问一下，政府官员在面对拆迁户的时候，有几个能够有这样的恻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