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词）清华大学校园讲解队解说词：提前分享 [复制链接]

一、著名景点部分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雕塑位于新水利馆前方的草坪上，是2002年水利系建系50周年之际，由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学长和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学长在内的水利系65届校友共同赠送给母校的纪念雕塑。
   《论语》中“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雕塑的左边部分象征坚硬的山石，右边部分代表柔和的流水；智者反应敏捷，又思想活跃，就像流水一样富于变化；仁者安于义理，仁慈宽容，就像山峦一样安定稳重。这就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座雕塑的由来。

荷塘月色（荒岛）：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让清华园中的一方荷塘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池塘之一。近春园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原名熙春园，与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和春熙院一起形成了北京西郊苑囿“圆明五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近春园被分成了两部分，东边叫熙春园，西边还叫近春园。
这里曾经是咸丰皇帝做皇子时生活的地方，咸丰当了皇帝后，把熙春园更名为“清华园”，并进行了部分扩建，咸丰亲笔题写的园匾还保留至今。1860年，同治时期的清政府拆掉近春园，得到的石料准备用来重修圆明三园，近春园因此遭破坏，沦为“荒岛”。1979年，“荒岛”得到了修复，并被改建为一处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胜迹。园内除晗亭、吴晗塑像外，还建造了假山、瀑布、草坪和鱼池；“临漪榭”依照遗址内原有同名建筑仿制；东山上建有荷塘月色亭，亭内的朱自清手迹挺拔、清秀，见字如见其人。到了盛夏，园中红莲依依、荷叶田田，秀色不败，蔚为壮观。1987年，学校在整修近春园的过程中发掘出少量当年的石窗和石门券，于是将它们作为史迹，陈列于草坪之旁。

主楼:
主楼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主楼落成于1966年5月，建筑总面积近8万平方米，由清华师生自主设计。主楼由“西主楼”、“东主楼”和“中央主楼”三部分组成，以四个“过街楼”联成一个整体。主楼的设计方案模仿了莫斯科大学主教学楼的造型特征，整个建筑气势雄伟，浑然一体，是清华园中规模最宏大的建筑群，充分体现了清华师生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气魄。
  主楼在教学、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为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及其所属的自动化系、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软件学院，以及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的所在地。同时，主楼也是学校举办重大活动、接待重要来宾的主要场所。各国学术大师，政界、商界领袖，如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等，都曾在中央主楼发表演讲。

西区体育馆：
清华第一个体育馆——西区体育馆，位于校园西北部，清华第一个运动场——西大操场的西侧，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
西区体育馆分为前馆和后馆两部分。前馆建于1916-1919年，由墨菲设计，泰来洋行施工，外表采用西方古典形式，馆前有陶立克式花岗岩柱廊；后馆建于1931-1932年，建筑设施与前馆巧妙相接，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前后馆总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前馆初建时，被称为“罗斯福纪念馆”，馆外柱廊内还曾嵌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头像和纪念碑文，解放后被作为国耻残迹彻底清除。前馆建成后，馆内有篮球场、手球场、80码悬空跑道以及各种运动器械；此外还有暖气、热气干燥设备；特别是附设的室内游泳池，实行池水水源消毒，十分清洁卫生。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高校中是仅有的，甚至在美国大学中也不多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华体育馆曾是中国最先进的健身房，这点足以让清华人引以为自豪。
清华素有重视体育的传统。说起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王国维先生。早在1906年，王国维先生发表文章，提出教育必须德、智、美并行，使学生达到真善美的境界，此外再加上体育，学生才能成为完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个理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周诒春心中生根开花。6年后，周诒春出任清华副校长，立即确定德智体“三育并进”。每天下午4点到5点，在体育部主任舒美科指挥下，学校会把图书馆、教室、宿舍统统锁起来，迫使学生们去操场或体育馆例行锻炼。
在清华，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得到伸张，体育课不及格，不能毕业。学校还规定，所有学生必须通过5项体育指标并通过游泳考试才能出国，任何人不得违例。大文豪闻一多和梁实秋都曾在这个室内游泳池里遇到难题。他们翻江倒海，使出浑身的力气，努力向彼岸靠近。正是这种传统使清华成为整个华北地区体育最强的高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甚至西南联大时期也没有间断。

西区体育馆在清华体育运动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1919年体育馆建馆伊始，学校即开始正规的体育课教学，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一直是清华师生室内体育活动和比赛的重要场所。作为清华体育运动发展的摇篮，它曾汇聚着我国体育界的精萃，如我国体育先驱马约翰、曹霖生、郝更生以及李剑秋、夏翔等都曾在此长期执教，为祖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体魄健全的人才，其中不乏体育运动的佼佼者。192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清华学生孙立人、邓健飞所在的中国篮球队获得冠军，作为主力队员的孙立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区体育馆还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之紧密相连。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5月5日，清华学校（1911年，为了消灭帝制时代留给清华的遗迹，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办学方针依然照搬美国）学生在体育馆前召开全校大会，高呼“收复失地”、“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并决定6日起罢课。5月9日学生们又在体育馆内举行“国耻纪念会”，宣誓“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会后在西大操场焚烧了校内的日货。
“一二·九”运动期间，体育馆曾做过保护进步学生的“掩体”。1935年12月，为反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清华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并积极参与了北平学联组织的游行请愿、罢课、南下宣传等行动。1936年2月29日，数千名国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了清华园，疯狂逮捕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全校同学绝大多数躲藏在体育馆内。军警进校时，发现全校竟是“空城”一座，几经周折才发现体育馆内有人，于是同学们团结一致，同军警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
抗战期间，日军的铁蹄踏遍了整个北平城，清华园也未能幸免。体育馆遭到严重破坏，前馆被日军作为马厩，后馆又改成大伙房，馆内特制地板全部被毁坏，运动器械都被拆毁弃之室外。1946年清华复校后，因财力不足，只对体育馆进行了简单的修整，勉强可用。直到解放以后经过大力修复，体育馆才恢复原貌，重新成为全校师生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清华体育馆曾一度成为毛泽东主席冬季游泳的场所。建国伊始，主席日理万机，无暇体育锻炼，身体状况令人堪忧，身边工作人员进行了多种尝试，发现游泳对主席的身体健康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当时中南海只有一个露天游泳池，秋冬季节不适合主席游泳，遍寻北京城，只有清华大学拥有一个安全、清洁、供暖设备齐全的室内游泳池。于是1954年10月以后，毛主席就不定期地在中午12点多或晚上11点以后，“秘密地”来到清华体育馆游泳。这样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冬天，直到后来中南海修了室内游泳池为止。
西区体育馆历经了80多个春秋寒暑，她既有着辉煌的过去，又见证了清华历史的沧桑。如今她已不再年轻，且年久失修，从内部结构及设施看，西区体育馆已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要求，同东区现代化的体育馆相比甚至显得陈旧简朴。可喜的是，根据学校建设规划，西区体育馆将改建为清华大学教工活动中心，同时供教学使用。改建后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羽毛球活动场地，下层为保龄球运动场地；扩展前、后馆之间的南北向甬道，使前、后馆连接成为一个矩形，以充分利用占地面积，扩大健身场所。
我们相信，不管历史怎样变迁，她作为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一，作为清华体育运动发展摇篮的地位将永载史册。

综合体育馆：
综合体育馆是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庄惟敏教授等人设计，为迎接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建设。这座现代化的体育馆，整个造型似一只飞起的橄榄球，体现了建筑美感与运动精神的完美结合。
馆内中央比赛大厅是球类、体操等运动项目的国际比赛标准场地，其灯光设备可满足国际比赛和现场电视转播的要求。体育馆内还设有裁判室、检录室、运动员休息室、和兴奋剂检验室等多种功能用房。在2008北京奥运及残奥会期间，综合体育馆被采用为篮球等项目的训练场馆。
综合体育馆也是学校举办大型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包括开学典礼、一二九大合唱、新年电影晚会、各种大型晚会和重要演讲，成为学生活动的重要场所。

游泳馆：
清华大学游泳馆为2001年大运会而建，建成于2001年4月，位于清华大学东北区主楼中轴线上，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庄惟敏、叶菁等人设计。
游泳馆主体建筑钢网架大跨度铝镁合金屋面，配以双曲面玻璃幕墙，颇显简洁、轻
盈。游泳馆的铝屋面板44米跨上一块板，连接形式 为咬接，不加一颗铆钉。这是为解决华北地区昼夜温差大，屋顶容易渗水的问题而专门设计的。双曲面玻璃幕墙的采用在北京还是第一例。游泳馆外观以米黄色为基调，西侧竖立3块面积20余平方米的咖啡色墙体，绘有写意的水波纹，象征建筑的主体。
游泳馆总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拥有标准的游泳池、跳水池、3米跳板、10米跳台，以及1208个观众席位，内部设施全部达到国际比赛场馆要求。
整座建筑的设计遵循绿色环保理念，馆内装修材料及辅料全部采用环保产品，游泳池池水可以达到饮用水标准。在2008北京奥运及残奥会期间，游泳馆成为游泳、跳水、水球的训练场馆。平时主要向学生开放，用于体育教学和训练。

气象台：
清华气象台建成于1931年5月，是清华理学院的重要设施之一，原-属地学系。气象学原-为地学系下的一科，因为按照规定要有实习，最初在校园西北隅（今气象台附近）设有气象园进行实测。为了安置测风仪和观察气象，1929年秋，学校投资三万三千余元修建了此座气象台。黄厦千先生曾撰文解释了建设气象台的初衷，“盖因空气为地球三大境界之一，完备之地学系不可不有气象学程。空言气象而无实测以助研究，又难免流于理化无实验、工艺无实习之弊也。”
气象台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呈八角形，台的内部直径计２４英尺，高五层，内有螺旋钢梯，每层各１５英尺，最下一层建于土山内，是当时校园最高的建筑。
气象台内设测气压、风、温湿度、降水量等的仪器，后又添置了赤道望远镜等当时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气象台建成后，曾积累了大量的气象观测资料，在“西南联大”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气象系被并入北京大学，气象台长期弃置不用。
1997年开始，学科尚不完善的清华大学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开始改变“无法无天”（法律和天文）的局面。随着天体物理学科的一步步建成，气象台也得到了她现在的名字：清华大学天文台。
新天文台的外观由建筑系关肇邺院士修复设计，在天文圆顶下面、原气象台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层，加上白色八角形的外观，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同时还在新天文台的可转动的圆顶中安装了一台40cm的天文望远镜，用作天文教学，普及天文知识时使用。经过改造，破旧不堪的气象台重新焕发了光彩。

二校门：
二校门是早期清华大学的主校门，是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门楣上书刻有清末大学士那桐的手迹“清华园”三个大字。因1933年至1934年间校园扩建有了新的大门后，这座最早的校门就被称之为“二校门”了。它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台湾的新竹清华也有同样的建筑模型。作为清华象征的二校门，见证了清华大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飞跃；它历春夏秋冬，经风吹雨打，默默地迎来送往每一位清华人。它不仅仅是清华园的鲜明标志，更是长期以来清华人勤奋求实、荣辱不惊之品格的象征。“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毁，后恢复重建。

自清亭：
朱自清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诗人和散文学家。1925年应聘至清华执教，先后任国文系教授、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生活清贫却注重气节，被毛泽东称颂为“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学术上，他勤奋严谨，散文《背影》、《荷塘月色》等，至今脍炙人口。
1978年朱自清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学校重修原有的“迤东亭”，并命名为“自清亭”。很多人误以为朱先生的《荷塘月色》即亦源于自清亭所在地，其实不然。《荷塘月色》的原址是在近春园环池的西北角。现在近春园东山建有“荷塘月色亭”作为纪念。

图书馆：
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物之一，现藏书400余万册。曾经过前后共三次建设，时间跨度七十余年，建筑面积也由最初的2114㎡增加至现在的25700 ㎡。
清华大学图书馆分为老馆与新馆两部分，而老馆又由旧馆和扩建部分组成。旧馆1919年建成，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H. K.Murphy)设计，是清华学校四大建筑之一。扩建部为1931年建成，其面积相当于第一部分的3倍。扩建部分与旧馆成45°在西北角衔接，沿用与旧馆相同的材料、相同的建筑风格，用一个外观高耸、内部装修华丽的门厅将旧馆与扩建部分联系起来。
新馆于1991年由建筑学院关肇邺院士设计，关先生为使新馆在风格上与老馆协调，外墙使用与清华园老建筑一致的红砖、灰瓦，细节做了适当处理；为了求得同老馆在主题形象上的呼应，新馆在几个入口处的大片玻璃墙外设置了独立的圆拱门，而不重复老馆大量的拱窗。新馆大门外嵌有“逸夫馆”字样，是因为在其建造经费中，包括邵逸夫先生的捐资。新馆设计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并被评为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积淀下浓厚人文气息。钱钟书当年立下了“扫平清华图书馆”的雄心壮志，而曹禺先生在这里写下了话剧名作《雷雨》。
目前，图书馆有宽敞明亮的阅览室16个，设置阅览座位2000余个，每周开放时间84小时，实行开放式借阅一体化服务，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和学习环境。图书馆为学校校园网的三个核心交换结点之一，有良好的网络应用环境。普通阅览室配备了大量的网络端口和计算机终端，大部分公共区域都可以无线上网。读者在这里可以很方便地查询馆藏信息、使用各类专业数据库等。
紧随着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清华大学图书馆正向着建设研究型、数字化和开放文明的现代化图书馆的目标不断前进。

科学馆：
清华大学科学馆位于大礼堂西南，与同方部遥相对应，是清华早期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之一。科学馆始建于1917年4月，落成于1919年9月。由公顺记（KungSung Kee）承建，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H. K. Murphy) 设计。
科学馆主体为三层建筑，总面积约3550平方米。门额上镌有铁铸的汉文“科学”和英文“SCIENCEBVILDING”（英文古体拼写），端庄古朴，精雕的梁柱、恢宏的穹拱等欧式古典建筑的元素尽含其中。建馆之初，这里是学校理科教学和实验的场所，馆内设备相当先进，开辟有设备齐全的大小教室、声光热力电全套的物理实验设备，以及测量、生物、化学实验设备。楼下设有巨型风机，可使全楼空气流畅。从1926年物理系建系，特别是1929年清华理学院建院以后，直到1999年新理学大楼建成，科学馆一直被作为物理系馆。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理学院院长，人称“科学馆主”）、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等都曾在这里设帐讲学。从这里走出了如钱三强、王竹溪、钱伟长、林家翘这样一些杰出的物理学家，还有“中国近代航空先行者”华凤翔，中国火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梁守磐，“中国卫星的头号功臣”赵九章，“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长二捆火箭总设计师王德臣，我国杰出的探空火箭专家杨南生；新中国原子科学技术的奠基者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两弹元勋”邓稼先，原子能领域的带头人汪德熙、朱光亚、周光召、唐孝威、王承书、曹本熹、胡仁宇等。在1999年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9位是清华物理系的本科毕业生。
日寇占领北平时，清华园成为他们的伤兵医院，科学馆建筑和馆内宝贵的仪器遭到严重毁坏和散失。十年动乱期间，科学馆曾被当作武斗据点，遭到严重破坏，它的整个顶盖被燃烧弹彻底烧毁了，后经修复，基本保持原貌。如今，完好如初的科学馆已作为杨振宁和林家翘两教授回国工作后创建的两个研究中心（即高等研究中心）及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的科研办公基地

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是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物，位于二校门北面的大草坪东边，属德国古典风格，在清华建校初期兴建的第一批校舍中，清华学堂大楼被称为“一院”或“一院大楼”。



清华学堂始建于1909年，完工于1916年，总面积约4650㎡。大门外正额端书“清华学堂”四字，上下款分别属“宣统辛亥”，“那桐”。那桐是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选清华园为校址就是经他批准的。
清华学堂大楼分西部、东部两期建成。其西部建于1909～1911年，学校同期兴建的还有二院、三院、同方部等一批建筑。待这批建筑基本竣工后，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26？）日在清华园开学，这就是清华历史的开端。
清华学堂大楼西部建成后成为高等科学生的教室，东部建成后曾是高等科毕业班的学生宿舍，所以历史上也称“高等科”。高等科宿舍的设施相当华丽舒适，在当时已经配备了打蜡地板、双层拉窗、暖气炉、抽水马桶等。当时清华学校的学生在毕业留洋前，已可以预先领略一下西方的生活方式。1925年起，曹云祥校长执掌校政时，学校在这里增设“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在这里会聚，培养学生分别研究中国文、史、哲诸学，也因此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的教学、行政等领导机构基本都设在清华学堂大楼里。解放初期，学堂西部仍是校领导机关（校委会）所在地，东部的一部分曾用作中共清华党总支的办公室。五十年代以后，梁思成为主任的清华建筑系迁入此楼，清华学堂大楼成为建筑系专用系馆。十年动乱期间，该楼险遭毁灭之灾，门窗地板被拆的破烂不堪，1977年以后，学校大力修复。目前，清华学堂大楼是学校研究生院、教务处、科技处、注册中心等机构的办公场所。今年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百年校庆，清华学堂正在修缮之中。2010年11月13日凌晨1时，老清华学堂修缮工地起火，五十分钟之后大火被有效控制，凌晨3时许，大火被完全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过火面积达800㎡，万幸主要是清华学堂二期扩建部分，一期建筑部分幸免于难，主体结构和主要里面均未受损。火灾起因正在调查之中。

同方部：
同方部是清华最早的礼堂，是一栋单层灰砖墙、红瓦坡顶、欧式风格的矮楼。“同方部”的名字，并非伴随着楼房建筑的完成就开始有的。建校初期它被当作礼堂用，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年的8月27日被作为祭祀孔子的地方。1923年学校成立“德育指导部”，该建筑才有了“同方部”（英文名SocialCenter）的名字，作为课外训育活动的场所。关于“同方部”的涵义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由于当年“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生而设，并无专业，“同方部”可能是今日的“基础课部”之意。更普遍的则认为，“同方”两字源于《礼记•儒行》中：“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方”作“道义”、“法则”解，“同方部”就是“志同道合者相聚的地方”。  
1914年，当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给清华学生做了题为《君子》的演讲。梁先生援引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用来激励学生刻苦学习、修身成才。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校训，成为一种清华精神的象征。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时，清华文学会在同方部举行追悼大会，闻一多、朱自清等出席并作了讲演。闻一多称赞鲁迅“除了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因此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也正是在同方部，1948年7月，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朱自清在《挽闻一多先生》中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刻画出了闻一多民主斗士的光辉形象。而不久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时，清华人又在同方部同心哀悼这位令人尊敬的一代文学家。

日晷：
位于大礼堂前大草坪南端的古典计时器——日晷，是1920（庚申）级同学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礼物。它可供同学们上下课守时的参考，同时亦含有惜阴、即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意思。据当时主持其事的庚申级校友华凤翔回忆，上部的日晷盘由美国数学教员海晏士（Heinz）依照北京经纬度绘制，委托北京著名景泰蓝厂老天利以银胎珐琅烧成。其晷底座用汉白玉请工匠在校内雕作而成。并四面刻文，为二中二洋。其正面（南面）中文“庚申级立”，背面（北面）英文为Class1920。一侧中文“行胜于言”，另一侧为“行胜于言”的拉丁译文“Facta NonVerba”。中文请庚申级同学邹宗彦之兄邹宗善书（邹宗善为南开大学生，曾与周恩来总理同学），外文由华凤翔学长书写。现在看到的日晷座已是修补过的，而日晷盘则是后来新作的，清华七十周年校庆时方与校友们再次见面。
1920级是清华学校时期优秀的毕业级之一，著名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化学家曾昭抡、陈可忠，植物学家张景钺、革命烈士陈三才均出自这个年级。
如今日晷已成为清华园中一处重要景点，游人如织，人们喜欢在日晷旁留影纪念。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周围秀丽的风景，日晷传奇般的经历、优美的造型，更因为日晷上镌刻的“行胜于言”四字，道出了清华校风的一大特色——“实干”。

西校门：
清华大学的西校门是清华大学最重要的交通出行通道，它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区圆明园东路，与圆明园只有一街之隔。西校门高大雄伟，两头威武雄壮的石狮忠实地守护着大门，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清华大学校名篆刻在西门正额上方。每逢节日，门前鲜花簇拥，门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清华校门原在现在的二校门处，1933年清华扩建西院住宅的同时，修建了新的学校大门，即现在的西门。“一二·九”运动期间，军警屡次想进校捣乱，均被门警阻于门外，并郑重声明：“非经校长允许，任何人不得擅入校园”。
1948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也随之解放。18日，在西校门的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爱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同学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护学校秩序。”

近春园：
近春园始建于清康熙时代，前身是康熙“熙春园”的中心地带，之后成为是清咸丰皇帝的旧居。熙春园曾为皇家园林，它的豪华和神秘令世人神往。后来康熙将园赐与其四子咸丰皇帝，被割成东西两园，西园保留原名，东园则叫近春园。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近春园也遭破坏，园内所有房屋被化为灰烬。但但凡盛夏，仍可见红莲依依、荷叶田田，园景秀色不败蔚为壮观。1911年春，清华学堂重拾兴教振国之道，在废墟上创办清华大学，两年后，近春园并入校园，统称清华园。
近春园又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的原址。1927年仲夏，住在附近的朱自清先生感于世变，夜不能寐，走出家门到这一带散步，以其精妙的构思和生花之笔写下了名文《荷塘月色》，为古址增添了新的文化韵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让近春园名扬天下。近春园园志上写着：“水木清华，为一时之繁囿胜地。”东山上建有“荷塘月色”亭，亭内有朱自清手迹，挺拔清秀、见字如见人。
近春园在遭英法联军破坏后，沦为“荒岛”，前后达一百二十余年，解放后经过大规模改建，焕发出了新的风采，“荒岛”才被修复。

大礼堂：
大礼堂坐落在校园西区的中心地带，与二校门隔大草坪相望，是一座罗马式与希腊式的混合建筑，在形式上模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礼堂。圆顶铜门，蔚蓝穹顶，门前四根汉白玉大石柱，粗可二人合抱，高达两丈。建筑外表虽未加任何雕琢，但庄严雄伟，一直被清华师生视为自己坚定、朴实、不屈不挠性格的像征。大礼堂始建于1917年9月，建成于1920年3月，建筑面积1840平方米，座位1200个，是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群的核心，当时与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一起被称为校园的“四大建筑”。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标志以大礼堂的造型结合阿拉伯数字“100”同构而成，并辅以阿拉伯数字“1911-2011”。标志上方礼堂圆顶的造型，标志中间三角形的拱沿呈金字塔形，标志的色彩也源自大礼堂建筑的砖红色。标志体现了清华大学百年学府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浓厚的人文精神，凸显了清华大学喜迎百年华诞的主题。

工字厅：
工字厅原名工字殿，是建校前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恰似一工字，故得名，现在泛指以工字殿为主体的整座古式院落。。始建于1762年，以它为主体的一组清代皇室园林即是最早的“清华园”，距今已有近250年的历史，其大门正额悬有咸丰皇帝亲书的“清华园”匾额。工字厅共有房屋100余间，总建筑面积约2750平方米，院内曲廊迂回，勾连成一座座独立的小套院，形成这组建筑的主要特色。
工字厅是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最早的行政办公场所和教职员宿舍，“学务处”所学务处负责肄业馆生源的考选等事务，考生入学通知就张示在工字厅前的布告栏。学务处撤销后便成为学校的行政管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前厅东屋（现在称东厅）很长时间内作音乐室用。西厅为教师阅报室，后厅则经常有重要外宾驻足。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邀请访华时就曾在此下榻半月有余。1949年后至今，这里成为学校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校长办公室等校机关各部办公室的所在地，对内外接待室、会议室也设于此，是学校主要的对外窗口。

水木清华：
水木清华是清华园内最引人入胜的一处胜景，地处工字厅后门外，清华园的名字即来源于此，被称作清华园“园中之园”。“水木清华”源出晋人谢混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囤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句，形容园林里池水花木清幽美丽。
水木清华的景观设计者独具匠心，用山林环拢着一泓碧水，山水之间掩映着两座典雅的古亭，其中一亭中就悬挂着清华校徽的那座钟。它的主体景观是工字厅后面的一个荷塘，荷塘之畔垂杨山水之中掩映着一幢秀雅的古建筑，常与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相比。荷花池是清华园水系两湖一河之一（水木清华荷花池、近春园荷塘和万泉河）。荷塘南侧的古建本为工字厅的后厦，为“水木清华”的正廊，正额“水木清华”四字，庄美挺秀，正中朱柱上悬有清道光进士，咸、同、光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撰书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197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30周年，把近春园荷花池边的古亭改名为“自清亭”，并于水木清华荷塘北侧树立朱自清教授的汉白玉塑像。但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所称的荷塘并非水木清华的荷塘，而是清华园中另一景近春园的荷花池。

二、院（系）馆部分

机械工程系：
机械工程系是清华工学院初建时设立的三个系之一，成立于1932年夏天。机械工程与电机工程系、土木工程系一起，并称为清华工科的三大“老母鸡”学科，经历多次分化改组，“孵化”衍生出多个机械类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本着严谨求实、自强不息的精神，机械工程系为国家建设、科技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制造业的发展和国家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热能工程系：
   机械工程馆现在是热能工程系的所在地，位于二校门东侧，于1935年春天建成，门额为国民党元老吴敬恒篆题。馆内设有热力工程实验室，堪称当时国内设备最完备的实验室。
   热能工程系的前身是清华大学1932年设立的机械工程学系原动力工程组。1952年单独成立动力机械系，1978年更名为热能工程系。热能工程系以造就高质量人才为宗旨，有重视教学、优质育人的光荣传统，设有“能源动力系统及自动化”（原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明理楼(法学院楼)
明理楼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所在地。整座大楼既富有现代气息，也融合了古典的罗马式风格。正面八根高10米，直径1.1米的大理石门廊立柱，象征着法律的至高无上；楼顶的方圆造型，寓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门前不设弧形车道，任何人都需拾级而上才能进入大厅，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明理”则取其“深明义理，伸张正义”之意。
清华大学的法学教育和法律院系经历了很长的历史。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在中国的近现代法律和外交事务及法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著名法官梅汝璈，中国国际法学的代表王铁崖等。

新土木馆+旧土木馆
清华大学土木馆（何善衡楼）由香港何善衡慈善基金会捐资兴建，于1998年10月落成。何善衡楼建筑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由教学楼和大型结构实验室组成，其中大型结构实验室是国内外最大的一流结构实验室之一。
老土木工程馆位于二校门附近，早在1922年即已建成。馆名传为蔡元培先生题写。
清华土木工程系始建于1926年，最初名为“工程系”，1929年改称土木工程系，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系科之一。2000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土木工程系和水利水电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土木水利学院，同时在建筑管理专业的基础上组建了建设管理系。

中意清华环境节能楼
中意清华环境节能楼，由意大利政府和中国科技部共同建设，是一座融绿色、生态、环保、节能理念于一体的智能化教学科研办公楼。该楼由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马利奥·古奇内拉设计，是一座高40米的退台式C型建筑，总建筑面积为2万平方米。该楼是“绿色建筑”的典范，通过科学的整体设计，集成应用了多种国际上先进的节能技术及绿色材料，充分体现了绿色建筑的理念 。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源于1928年清华大学设立的土木工程学系卫生工程组。在我国环境工程学科的奠基人――陶葆楷先生的带领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环境学科逐步发展壮大。1977年建立全国第一个环境工程专业，1984年成立环境工程系。
陶葆楷是我国环境工程教育事业的先驱者和创始人之一，为我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

理学院：
历史：清华理学院创建于1929年，创始院长是我国现代科教事业创始人之一、杰出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1952年院系大调整，理学院各系被调整到外校，清华理科建设停滞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1978年后，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清华大学先后成立了应用数学系、现代应用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四个理科系。经国家教委批准，1985年正式恢复重建清华大学理学院，聘请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兼任理学院院长，标志着清华大学理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外1997 年6 月 2 日成立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为名誉主任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2002 年 8 月 30 日成立了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教授为名誉主任的清华大学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为创建国际知名的学术研究中心，造就杰出的理科人才和学术大师，迈出了新的步伐。
理学院建院的几十年中，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以物理系为例，1999年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4位曾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其中9位是清华物理系培养的本科生，他们是：王淦昌、彭桓武、王大珩、钱三强、赵九章、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还有一位郭永怀也是物理系校友，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兼研究生）。
建筑：理学院建成时是校园中面积最大、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理学院区建筑各有特色：理学院楼整体布局采用西洋古典建筑样式，具有连续室外拱形门洞长廊、U字形的造型；生物学馆前象征“生命”的DNA螺旋雕刻；物理系与数学系之间的衔接窗体；数理化三楼环抱的下沉式广场；还有遥相呼应的同为八角形的伟伦馆(生命科学楼)门楼与气象台，共同构成了理学院区独特的学术风格。
趣闻：借高研中心成立的“东风”，“清华大学数理（数学-物理学）基础科学班” 于1998年夏应运而生，每年从全国高考生和校内刚入学的非理科本科新生中招收50名左右对理科特别有兴趣的学子，实施强化数理基础的专项教学计划，培养有志献身数学和自然科学事业的优秀人才。自2003年起，开设了“化生（化学-生物学）基础科学班”，每年招收30名学生。有人戏称为基科班为清华的“诺贝尔班”

文科楼：
文北楼（亦称“社科楼”），位于校园中心区的北部，西傍洨河，南与第四教学楼毗邻，北面一路之隔与新航空馆俯仰相视。高7层，混合框架结构，1987年建成。总建筑面积3076平方米。文北楼初建成的时候称文科楼，当时人文学院的院机关、资料室和大部分办公室都在楼内。后来清华人文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文科楼同现在的文南楼、文西楼一起改名为文北楼。文科楼的设计匠心独运：回转的室外楼梯增加了建筑的“动感”，并受到了良好的装饰效果；浅红色的外部装饰点缀以白色拱形装饰，使得这座中高层建筑显得更加清秀挺拔，被称为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文北楼的设计者贺卫平先生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中心主任。
文北楼还有个奇怪的名字，叫做松山金炯珠楼。原因在于：文北楼在1987年建成，而在韩国友人金炯珠先生慷慨捐资的情况下，于2004年3月20日起开始动工改建，数月之后，文北楼终于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成为了今日美丽典雅的松山金炯珠楼。松山金炯珠楼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历史系师生的办公及科研条件。经过这番改建，历史系新增了多个明窗几净的现代化办公室及科研室、会议室；原来拥挤不堪的历史系资料室也不见了，代之而出的是一个整洁漂亮、设备先进齐全的现代型资料室（包括钟普洋地方志库、钱穆文库、冯友兰文库、古籍阅览室等）

材料系：
材料系新建系馆设在清华大学技术科学楼（逸夫技术科学楼），占有7000平方米的教学与科研基地。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建于1988年，由原工程物理系材料物理教研组，原机械工程系金属材料教研组和化学工程系无机非金属材料教研组组建而成。1997年，以材料系为主，并联合化工系、物理系、核研院、机械系和化学系等有关院系的研究力量，成立了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材料系目前只设一个本科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含材料物理、金属物理、无机非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等5个学科培养方向，在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核燃料循环与材料等专业上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该系教师中有院士4人。系内设有先进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材料科学研究领域曾取得过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并获得多项国家科学技术大奖。

美术学院：
历史：1999年11月20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5年11月，清华美院教学楼落成，美术学院从东三环中路迁进了清华校园。
建筑：清华美院教学楼是由美国帕金斯·威尔建筑事务所设计，集教学、科研、行政办公、学生生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建筑。
清华美院教学楼以“璞玉”为设计理念，极具艺术气息和现代感。这栋现代建筑整体上保持了一种沉静的气质，运用了现代建筑的设计手法，形成了丰富而生动的空间形式。
建筑形式的灵感来自于一块“打开的璞玉”。“璞玉”有着以下寓意：建筑的外表，也就是建筑的外墙以及建筑所形成的外部空间是朴素的；而其内部则是最为精彩的师生的创作活动。“璞玉”坚实的外壳契合主楼及其周边建筑的肌理特征，“玉”以其大气、圆润等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本质，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美院最核心的内涵。“打开”二字是基于对美院教学楼和美术馆两部分不可分割性的思考，机动车道要从二者之间穿过。
建筑的主立面（北立面）设计和总平面布局，充分考虑从清华大学东门进入的人流、车流以及来自中央主楼方向人流的视觉感受，既有简洁明快的工艺美感，又体现亲切、近人的校园建筑特色。
趣闻：清华美术学院教授吴冠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设计者之一，也是2008年残疾人奥运会吉祥物“福牛乐乐”的设计者。

工物馆：
历史：工物馆最初是为在我校大力开展原子科学和核技术教学与研究而建，在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核工业战略决策的大背景下，工程物理系于1956年10月成立，首任系主任为何东昌。
1955年到1964年十年间，邓稼先、王淦昌等一批科学家隐姓埋名，深入戈壁荒漠数十年，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压力，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他们的名字将被永远镌刻在史册上。这十年之间，两千多名学生从工程物理系毕业了。他们有的到了原子弹爆炸的马兰基地，亲眼目睹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有的到了西北核所、九院，成为国防事业的生力军，为原子弹的设计制造添砖加瓦。
建筑：分两个时期建成，前期工程完成于1957—1958年，建筑面积12171平方米，先用作工程物理系系馆，后期工程完成于1986-1989年，建筑面积4350平方米，先用作化学工程系系馆。两者皆属“框混”结构，前者高4层，设计者殷一和；后期工程高7层，设计者徐金华。2008年11月18日上午，清华大学“新工物馆--刘卿楼”落成。
趣闻：前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是工程物理系的第一批学生。
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1970年毕业后也曾留系任教多年。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教授，1982年毕业于工程物理系，1998年曾担任工程物理系核技术研究所所长。
1964年工物人建成了一座游泳池式核反应堆，这是中国首批建造的核反应堆之一，同时还建成了一座零功率反应堆及相应的一系列实验室，取名“实验化工厂”，简称“200＃”（现在的核研院所在），当时工物系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亲身参与了建设过程，王大中校长其时研究生毕业一年，也加入了挥锹铲土的大军。
1964年秋，戈壁滩上冲天升起一朵蘑菇云，宣示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第一颗氢弹试验，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核技术被公认已进入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

水利系：
水利水电工程是清华大学最有历史的传统学科之一，前身可追溯到1929年设立的土木工程系水利组。1952年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1988年更名为水利水电工程系。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紧随时代前进的步伐，紧密结合国家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紧密依靠学校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的强大优势，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毕业生中人才辈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5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国家级设计大师5人，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胡锦涛同志是本系1965届系友。
2002年建系50周年之际，由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学长和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学长在内的水利系65届校友在新水利馆前面立起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纪念雕塑，就是水利系文化取向的充分体现。

电子系：
电子工程系位于清华大学东主楼，现有使用面积7760平方米。它的前身是1932年设立的电机工程系的电讯组，于1952年秋建系，始称无线电工程系，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电机系电讯组合并而成。1956年改名为无线电电子学系。1970年系主体南迁四川绵阳，建立清华大学绵阳分校。1979年迁回北京，仍称无线电电子学系，1986年改名电子工程系至今。
  电子工程系原有二个本科专业，即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从2005年起，为了适应学科的快速发展和宽口径培养的需要，这二个专业被合并为电子信息科学大类。本系每年招收本科生10个班，约300人。现设有6个博士和硕士点，每年招收博士生约80名，硕士生约170名，另外还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招生。除全日制学生外，从1996年起，在企业、研究所和重点部门中招收工程硕士生。目前，我系在校本科生1020人，硕士研究生477人，博士研究生421人。我系现有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二个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31人。
电子工程系的发展得益于一支优秀的老中青结合的教师队伍。目前形成的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力量的教师队伍，秉承着我系勇于创业、团结协作、默默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形成了电子系的学风和优良传统。电子工程系现有教职工136名，其中二院院士2名，教授54名，副教授38名，博士生导师43名。

计算机系：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成立于1958年，是国内早期成立的计算机专业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为我国教学、科研综合实力最强的计算机系，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几个数字是我系在国内地位的有力佐证：1996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在由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持的全国计算机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在国内首批获得按一级学科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资格；2002年，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全国计算机学科评估中，我系在总共4个分项指标中，3项(学术队伍、人才培养、学术声誉)在全国排名第一。2006年，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全国计算机学科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清华计算机系以满分100分排名第一。2007年，我国首次设立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我系被批准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此外，根据我国现有的学位制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共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三个二级学科，我系的这三个二级学科也全部是全国重点二级学科。
清华的计算机特色在于其体系结构和智能工程方面。起初学校有《计算机系统结构》和《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现已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国家重点学科（后者属自动化一级学科）。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已发展成为国内教学、科研综合实力最强，影响力大的计算机系，在中国的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6年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的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中，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在全国排名第一。

建筑馆：
建筑馆位于东区主楼前广场东南侧，与经管学院大楼隔路相峙，1995年建成，框架结构，5层，总建筑面积15820平方米，设计者胡绍学、卢连生等。其主要部分供建筑学院使用，我校建筑设计研究院、继续教育学院和电化教育中心等单位也在其内办公。
建筑馆外型朴素无华，内部空间则力求变化，做法考究，这是设计者的重要思想，也是人们进入建筑馆就能首先感受到的突出印象。门厅空间紧凑，南北两侧连接较高的展览厅，各有白色大理石饰面的楼梯通向二层，黑灰色花岗岩地面，白色墙壁，特别是南北墙上两隔壁龛各嵌有一座汉白玉雕刻的古典柱式：北面为中国宋代木结构形式的标准柱式，南面为希腊“爱奥尼克”标准柱式。这些室内装饰使整个门厅显示出艺术文化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位，这也是建筑馆内最吸引人的所在。
建筑馆一楼正中为140座位的国际学术报告厅--“王泽生报告厅”，配有电动升降银幕、长焦距幻灯及投射设备、红外线接收的同声传译设备等，其两侧是贵宾接待室和会议室；二楼为院资料室；三楼为院图书馆；四楼为美术教室。
建筑馆南翼为教室、实验室、计算机房和办公室等，走廊宽敞，墙面装有木质展板，顶栅设有定向投射式照明灯，专为经常性展示本院师生的作品和作业，是师生们最喜爱的教学、科研交流园地。
建筑学院的前身是老清华的建筑系，创建于1946年10月，是由梁思成教授一手促成。但建系时正逢梁赴美考察建筑教育(1947年8月返校)，故系主任一职暂由吴柳生代理。第一学期所聘教师均未到校，故只有助教吴良镛一人来校筹划系务。1947年暑期后，全系始有教师8人：教授梁思成、刘致平；专任讲师莫宗江(后升副教授)、李宗津；助教吴良镛、胡允敬、汪国瑜、朱畅中。建筑系为我国培养出整整一代建筑人才，其中包括张锦秋、周干峙、傅熹年、关肇邺等多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的建筑学院设有建筑系和城市规划系，拥有2名院士：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工程院院士关肇邺。
建筑馆北翼为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和电化教育中心所在地。清华继续教育学院创立于1985年，是全国第一所继续教育学院。建院十多年来，面向经济建设，适应社会需求，接受国家部委、地方委托，举办进修班、培训班近千个，培训学员近五万人次，为国家管理部门干部如院长、总工程师、司局长等开办高级研讨班三十多个，学员近万人；接受国际机构资助和支持的国际合作研讨班四十余个，二百余名国外专家来校与国内专家共同讲授继续教育课程。学校近期又创办了“远程教育系统”，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本校教育资源优势，面向企业和地区，大力发展高质量、高层次的继续教育，进一步提高办学效益。
清华电化教育中心于1979年9月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当时设于第一教学楼，有摄像、录像、显微录像、特技、编辑器、电影幻灯转录器、文件传送器等三十余种主要设备；闭路电视系统可同时容纳六百余名学生收看5套教学节目。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从场馆到设备，原址已远远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在建筑馆的设计方案中，即擘画有电教中心的面积，随着该馆的建成，“电教中心”也终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条件。
建筑馆又称梁(王求)琚楼，是为了纪念香港企业家梁(王求)琚先生及其女公子王梁洁华女士的慷慨资助的义举；国际学术报告厅又称“王泽生报告厅”，是为了纪念梁氏父女二次捐资以提高报告大厅的装修水平。王泽生建筑师(已故)是王梁洁华女士的夫婿。梁(王求)琚先生曾被清华授予名誉博士称号。

经管伟伦楼：
经管学院伟伦楼位于东区主楼前南北干道北首西侧，与建筑馆-梁?琚楼相对，北楼正墙上镌刻着中国国务院总理兼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朱?基题写的“经济管理学院”院名。该楼占地72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170平方米，平面外形近似为“工”字，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内设国际学术报告厅、案例教学教室、图书情报中心、语音实验室、管理信息系统实验室等。每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都有专用办公室，这在清华目前是独一无二的。报告厅位于南楼东侧，与中楼、北楼东部合转围成一个“U”字形小广场，广场上覆“无盖网架”，形成一“灰空间”，成为师生室外活动的良好场所。全楼采用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最高5层，外墙采用浅色面砖，门窗皆为铝合金框，为全校首座全楼光缆联网的教学、办公楼。设计者胡绍学、隋力。
伟伦大楼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于1995年开工奠基，1997年5月落成。总投资4000万元，由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恒生银行董事长、清华大学名誉博士利国伟先生捐赠了2000万元港币、1500万元人民币，冠名伟伦楼。　

化学馆与何添楼：
化学馆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所在地。化学馆曾是国内重要的化学中心，被公认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三个中心之一。
清华大学化学新馆---何添楼，位于校园西部理学院教学区，西面通过连廊与（老）化学馆相接。工程平面布局为东西方向的“凹”字形，地下一层，地上四层，建筑面积6998平方米。外墙为红色清水砖，立面风格简洁大方，与周边建筑既统一协调又有自身特色。楼内设有办公室、实验室、仪器室、会议室、学生活动室、休息厅等。纪念。何添楼为化学新馆与老化学馆东端相连，于2003年10月动工，2004年12月落成，占地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00平方米。，乃香港资深银行家及企业家何添博士捐资1700万港元（清华注资1800万人民币）兴建。大楼冠名为“何添楼”。
清华大学化学系始建于1926年，在新中国成立时，已成为国内高校中师资力量最为雄厚、学术水平最高的化学系之一。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发展一度中断。为了适应清华大学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需要复系。1978年在化工系恢复招收“物理化学与仪器分析”专业的理科学生，1980年化工系更名为化学与化学工程系，1985年11月化学系正式恢复建立。化学系于1990年建立物理化学博士点，2000年获化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1年设立化学博士后流动站。化学系的科研方向不仅涵盖了现代化学的各主要领域，而且也包括了21世纪化学发展的最新生长点。
发明了侯氏制碱法的侯德榜先生就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
化学系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员工94人，其中两院院士3人，长江特聘教授6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0人，同时还聘请了国内外十多位著名学者担任化学系的双聘教授、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化学系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目前一批高水平的中青年教师已成为化学系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不仅都具有博士学位，而且大都有在国外大学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化学系每年还招收博士后50多人。  
目前，清华大学化学系在校学生500多人，其中本科生290多人。

核研院：
核研院“101大厅”清华核研院的中心建筑，是清华大学屏蔽实验反应堆的所在地。
清华核研院现全称“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位于主校园之外--京北燕山脚下昌平县虎峪村。因其“屏蔽试验反应堆”最初在校内基建项目的编号为200，故校内又通称之为“200号”。
清华核研院于1958年开始筹划，1960年动工兴建，1962年定名为“试验化工厂”，1979年更名为“核能技术研究所”，1990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再改为现名。
清华“屏蔽试验反应堆”是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调试建成的核反应堆。在建堆过程中，几经波折困苦，终于在1964年国庆前夕建成，并临界启动一次成功，与此同时，还于同年9月建成了“零功率反应堆”。反应堆建成后，在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从70年代末开始，核研院调整了研究方向，即从搞核工程、国防科研的单一性研究所，变成以核为主、面向国民经济许多领域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所。改制后的核研院，坚持科研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向着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与开发基地的目标不断前进。
核反应堆工程与安全专家、清华前校长王大中院士就来自于核能研究院。由王大中主持领导的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工程，于1986年3月开始兴建，1989年11月建成并临界启动一次成功。该堆是世界上第一座投入运行的“一体化自然循环壳式供热堆”，是世界上第一座采用新型水力驱动控制棒的反应堆。
核研院不仅是科研基地，也是人才培养基地。现有9个博士学位授予点，11个硕士学位授予点，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从1982年至2004年，该院共授予626名研究生硕士学位，112名研究生博士学位。近年来，核研院还面向全国为在职干部和技术人员举办现代科学技术短训班，促进知识更新。

生物馆（生科院大楼一）：
该馆为清华大学生科院（09年9月已撤销生科系建制，改为了生科院）的教学大楼。在清华气象台的南部，是一座座南朝北的西洋古典风格的建筑，由中国建筑师杨廷宝设计。
1926年秋 清华大学生物系正式成立，由植物学家钱崇澍任系主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知名的生物学家。
1930年夏建成生物学馆，并正式成立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公开招收研究生。
在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期，委托杨廷宝先生主持了校园的规划设计，就在这同时，规划和设计了生物馆、气象台、图书馆扩建等建筑。杨廷宝先生对清华园内的建筑历史和现状非常尊重，考虑到这些建筑的风格与特征，在新的建筑设计中，注意到了新建的建筑与原有建筑之间的相互统一与协调。生物馆的外型采用了西洋古典建筑的比例和构图手法，楼内设置有动、植物标本室，实验室以及教室等。平面采用了中间走廊小空间布置，北入口大台阶直接上二层，中央是大面积的陈列室与研究室，相对应的底层是阶梯教室，而三层的南面设计成为玻璃顶的温室，这在当时国内都是一个很新的创意。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合大学成立，清华与北大的生物系联合组成联大生物系，系主任为李继侗。
1946年5月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结束，清华师生于8～10月回到北平清华园。生物系在沦陷期间遭受重创。
随着1952年的全国教育系统院系大调整，清华生物系被并入了其它的学校，这座生物馆也改为它用，1970年这老生物馆曾经改做过清华的校医院。1952年至1984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生物系并入其他院校，生命科学在清华园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而此后的32年恰恰是世界生命科学研究取得最令人瞩目进展的32年。1984年6月清华决定恢复并重建生物系，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7年搬到了重新整修一新的老生物馆。1999年在这座老馆的对面的万泉河畔，又落成了新建的系馆，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而“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医药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等依然还设在老的生物馆内。
历经32年的沉寂之后，清华大学生物系于1984年恢复建系，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简称生物系。在全体师生员工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之下，清华生物系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已发展成为我国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力的生物科学与技术教学和科研基地之一。
2009年9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正式成立,简称生命学院,同时撤消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建制。
目前，生科院现有在校本科生588人，分为22个班，生物科学和临床医学两个专业。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430余人，分属于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学两个学科。
目前，生物系拥有一支颇具影响的、团结精干的师资队伍。在全国生物学一级学科评估中，清华生物系师资队伍建设名列全国第一位。近年来，生物系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提高，出版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教材及中英文专著，先后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十几项、授权发明专利五十多项。2004年孟安明教授和陈晔光教授研究组合作在《Science》杂志发表研究论文，实现了生物系国际顶尖论文“零”的突破；2005年饶子和院士实验室又在《Cell》杂志上发表1篇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论文。
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施一公和荣获全球最佳青年科学家奖的时松海是众多优秀毕业生中的杰出代表。

1929 年建立 生物学馆

生命科学与工程馆（生科院大楼二）：
生命科学与工程馆是清华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所属的有关研究所和实验室。其平面布局形似一“口”字与一“L”字相连（俯瞰恰似一“巳”字），形成一方、一扁两个庭院。
生命科学与工程馆－伟伦馆又称伟伦馆。设计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教授关肇邺。
伟伦馆坐落于总占地面积108亩的理科建筑群的中心地带，即理学院楼以南，学生文化活动中心以西，南与生物馆隔河相望，清澈的万泉河水从它的南面蜿蜒流过。主入口门厅的八角形五层塔楼，与耸立于西面绿色丘山上的八角形气象台东西呼应。理科楼群的南面就是风景秀丽的近春园，在清华园占地和绿化面积最大的理科楼群将是校园内又一引人注目的景点，而伟伦馆恰似环抱在“山青水秀”的优雅环境之中。
清华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12月，是以生物系的研究机构为主要基础，由当时分散在全校8个系的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有机磷化学教育部开放实验室、国家医药总局清华大学医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生物化工研究所等有关研究单位统一组织起来的，充分发挥了我校理工结合及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综合优势，逐步形成了有特色的重点学科和科研主攻方向。

伟伦馆 1999年建立

9003大楼：
“精仪系馆”眼下既是“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所在地，又是“机械工程学院”所在地。
精仪系馆位于清华校园的东南部，四层框架结构，设计者费麟。
机械工程是我校最早建立的学科之一，1932年就成立了机械工程学系，40年代后期，其学生人数曾居全校工科系之首。解放后，随着院系调整和学科发展，机械制造、精密仪器、汽车等专业不断完善。现在的机械工程学院成立于1996年1月，院长为金国藩院士，下设三个系——机械工程系、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汽车工程系，还拥有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及研究所等。机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和源动力，现代机械工程要求多学科联合和交叉。因此，本源于一体的3个系合建为一个学院，正是适应了经济、科技发展的趋势。光学仪器及应用光学专家金国藩教授来自该系。机械学院现由机械工程系、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热能工程系、汽车工程系和工业工程系等五个系组成。
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始建立于1932年，其前身为成立于1932年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为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十年代初又调整为精密仪器与机械系，八十年代更名为现今的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
   目前我系有院士3人，外籍院士1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4人，在职教授49人，副教授54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8人。

三、人物部分

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清华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王国维
　　（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他中过秀才，早年学习英、日文，研究哲学、文学受到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文艺思想的影响，其成果在我国近代文化学术事业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换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过了同时代学者的。
    他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他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他因参与戊戌变法而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底，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1920年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于文、史、哲诸方面多有著述。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但他与康有为迥然不同。如果把康有为的书法比作大海的潮音，那麽梁启超的书法就是山涧的清泉。康有为追求的是一种雄强博大的风格，而梁启超的书法所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平和恬静的格调。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文学家在梁实秋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1890年－－1969年），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次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任。   1941年底香港沦陷，闭门治学。1942年7月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到成都，执教燕京大学。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20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在20年代的清华园，人们说“教授中的教授”，那就是陈寅恪。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然后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关于他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精深与博大：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
  
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清华四大导师中的另一位大学者是赵元任。江苏五进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常人也许很难想象，这位“中国语言学之父”，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28岁竟被美国康乃尔大学聘为物理讲师。29岁时，他回到清华，担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30岁时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33岁时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
　　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14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O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和《离别歌》亦译《天长地久》等歌曲，是为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赵元任最后一次出国是在1938年，以后便定居美国，入美籍。从1939年起，历任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1939-1941）、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1941-1946）、美国海外语言特训班中文主任（1943-1944）、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1946-1947）。从1947年起，专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1965年退休，任该校离职教授至逝世。1981年回国探视，北京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这样，他一生任教职63年，这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据说，他的耳朵可以辨别各种语言。在一星期以内，他就可以学会一种语言，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1920年，哲学家罗素（英）来清华参观讲学，赵元任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和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当地的方言翻译。亲友们都鼓励他向语言方面深造，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1921年6月，他与杨步伟医生结婚后，便一同出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1922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矗1925年回国后，他在清华担任课程有方音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等，并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1922年至1848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14种，论文21篇，1948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奥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50年代后期，他曾在台北作“语言问题”的系统讲演，系统地讲了语言学以及同语言学有关的各项基本问题，讲述了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心得和结晶，讲稿汇集成书，并已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还灌制了许多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省方言的录音唱片，就有2000多张。
　　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特别是出国定居以后，他有机会遍游欧美各地，了解和学习各国各地的语言现象，简直到了广通博达的地步。他讲古今汉语和各地方言，能够用上述随便哪个国家的古语和方言举例作比较。他操各国语音同他说汉语“国语”和方言一样细致入微。有一次，他在索邦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赵元任是清华校友中屡见的那种博通人才之一。他的知识面和文才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他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以内。他的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梅贻琦
生平简介
　梅贻琦，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53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中华民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国和台湾，并在台湾新竹恢复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往事略集
▲梅贻琦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之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列主义，也不大赞同当时的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与酒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教育思想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在那篇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的文章中，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德育观念
梅贻琦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31—1948）。梅先生的教育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这是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和蔡先生一样，梅先生也是把德育作为五育之首的。
在德育中，梅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他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先生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以教师的高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先生和蔡先生一样也强调人格与爱国。他对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先生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先生说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认为这是人格培养的重要手段，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
群育则是梅先生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梅先生所述群己间的辩证法，是对集体主义精神的有力弘扬。
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学生“服务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一个“群育”。对于这种提法，梅贻琦显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蒋南翔

1913-1988江苏宜兴人
1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是“一·二九”(1935)运动领导人之一
后在上海、北平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哈尔滨市教育局局长，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校长。
1949年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9岁1952年起历任清华大学校长到1966年
1977年后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
总评他的一生，献给了青年工作和教育事业，他无愧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教育规律
蒋南翔是在我国即将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来到清华大学的，学校面临由政治运动转入以教学改革为中心的新时期。他强调学校工作要服从全国的大局，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蒋南翔在办学中始终坚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注意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他十分重视对师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兼任哲学教研组主任，亲自给教师和学生讲授哲学课。他经常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帮助大家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形势。教师、学生通过报告不仅了解了形势，也学习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
蒋南翔看到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发生了相当普遍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及时地发表文章，指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对于学校苏联专家提出的办学意见，他也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有的接受，有的没有采纳。他的这种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始终坚持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
蒋南翔十分重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1955年他亲自介绍刘仙洲教授入党，他为此专门写了文章《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反响。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教授一批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清华大学学术水平越高的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高，他们为青年教师和学生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榜样。
蒋南翔到清华担任校长时，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已成定局，他十分惋惜把清华大学的理工科分了家。他非常重视新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1955年他向周恩来总理、陈毅同志和教育部提出要在清华、北大举办原子能科学技术等一批高技术专业，得到批准，为此他率团到苏联考察。此后，从1956年到1958年清华大学陆续创办了一批高技术系科，如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自动